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见到河北省冀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长周全红时已近傍晚，他正要结束一天的工作。周全红乐呵呵地将记者迎进他的办公室，刚一落座，便指着办公桌上已经装满了大大小小烟头的烟灰缸对记者说：“这就是我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因为你的到来而去刻意整理。”
周全红的办公室有个特点，书多。床头上，电脑桌上，书柜里满满的都是，有的书柜都装不下了，只好在书柜上面放着，范围涵盖了法律、历史类、经济、心理学，甚至还有钱币古董的书。他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智商、高科技的犯罪在不断增多，我们在知识的广度、深度上不能落在犯罪分子后头，学习要有超前精神，不能说眼下用不着以后也用不上。”只要他出外办案，肯定会带回一大堆图书，分给全局的干警。随手抽出一本，都能看到他的批语、心得。
随时准备出发
在周全红的办公室里，一个黑色、手提、便携式的小型行李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周全红的同事说，这个包可不简单，对他至关重要。于是话题就从此开始。
《方圆》：您的办公室怎么还放了个行李包？
周全红：这个东西对我可是重要，是用来随时准备出发的。多年来，这个小行李包一直跟随我办案，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如今把它带在身边已经是一种习惯。
《方圆》：听说这个行李包在您办案的时候，曾经起到过关键作用。里面都装了什么？
周全红：别看我这个行李包很小，里面可是应有尽有。出差用的洗漱用具，随时可更换的衣物，还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急需的药物，类似百宝箱。由于高强度加班加点，我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常备了不少的药，方便随时取用。所以，我这个行李包在办案的时候，确实作用有别于其他的行李包。它体现着我们反贪人的工作状态。
《方圆》：反贪人是什么工作状态？
周全红：一旦有了案子就要时刻准备出发。
《方圆》：在办案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周全红：对于反贪工作，困难什么时候都有。如何克服并战胜困难，却能体现出一个人对反贪工作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我常常对干警说：干反贪工作必须有强烈的正义感。比如，2008年冀州某村的群众向上反映一个村支书的经济问题，因为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引发常年、大规模的上访。反贪局为此主动请缨，要求查办该案，并组成办案组驻村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我们证实该村村支书的涉案金额只有一万余元，但确实已经构成犯罪，最终被判了两年半。如果当时我们不采取驻村调查，只是按照一般程序处理此案，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结果，那个村子将乱成一锅粥。所以，在基层，案子虽小，但往往影响很大。
《方圆》：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案件？
周全红：当然有。2007年，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某局长故意伤害他人，该案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影响很大，社会上更是议论纷纷。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我觉得这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背后肯定有隐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注重刑事案件的侦破，那么势必会漏掉更大，甚至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不仅仅是我，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考验。因为，我知道，那背后隐藏的是更凶险的对手。怎么办？没有选择，只能冲锋陷阵。因为我干的是这个。
于是，我果断地与干警以介入刑事案件作为掩护，顺藤摸瓜，深入调查案件背后的线索，通过秘密的初查和严密的取证，获得了该局有关领导贪污的第一手证据。接下去，首先控制了该局的财务会计，以其为突破口，成功查办了以该局长为主犯，包括两个副局长和一个财务会计在内通过私设小金库，大肆贪污国家专项资金的贪污窝案。
小案子不一定好办
《方圆》：据我所知，在您办的案子中，有不少上级院交办的案件，例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吴庆五案、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张俊元案等，这些大案在您侦办过程中又呈现出什么特点？是上级交办的专案好办还是本地案件好办？
周全红：这要说说我的反贪经历了。自1993年到检察院工作，我已经从事反贪工作17年，今年42岁了。先后担任经济犯罪侦查科科长、反贪局副局长（2000年至2007年借调参加纪委专案），2007年9月回本单位工作后任局长、副检察长等职务。
我的感觉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不能单纯地说专案难办。相比来说大案件注重安全，小案件更注重效果。上级交办的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官阶高、影响大，但案情基本确定，因为是上级交办，作为侦查人员所需要做的就是突破犯罪嫌疑人，取得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连起整个证据链条。总的来说就是：初查精确、立案准确、结案正确。尤其注意不要出现办案安全问题，如果一旦出事，影响那将是巨大的。我们的反贪干警，由于外地办案，调查难，取证难，并且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是上级交办的案件，我们除了办案侦查取证，其他的都不用操心。这是办大案的好处。
《方圆》：查办冀州当地的职务犯罪案件又是什么情况？
周全红：在我们冀州当地，职务犯罪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阶层，虽然案值小，但由于地方的各个单位、部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案件涉及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那么案件就會更复杂。这样，办案既要注意法律效果更要注意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需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前两年我们查办了我市的一个服务中心单位受贿一案。该服务中心在明知国家已于2001年取消了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该怎么收还怎么收。在我们查办时，涉及到的单位和人很多，所以说情的，打电话、托关系的非常多。我们一方面要办案取证，一方面还要克服种种阻挠因素，协调各种关系，本来脉络挺清楚的案件，变得复杂了。但是我们也有办法，那就是案前求稳、案中求快、取证求实、措施求适。把前期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在立案后快速突破，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一步固定完善好证据，并且采取合适的强制措施。
如果说专案的特点是案情复杂的话，那本地案件的特点就是人情复杂了。所以说大案子不一定难办，小案子不一定好办。
反贪还需平常心
《方圆》：作为反贪局长，您眼里什么最重要？
周全红：反贪办案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反贪局长要讲究用人艺术、发挥团队的最大潜能。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我注重要求干警认真、细心，一定要把严谨负责的心态贯彻办案的全过程，每一次讯问、每一次取证、每一份笔录都要认真对待。
每次办案之前，我们反贪局都会组织全体办案人员分析案情、制定好方案、安排好人员，就放手让下面人去干，这个时候，我通常会说：办案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并且从思考中找到办法。
《方圆》：从您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您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是这样的吗？
周全红：可以这样说。但我更觉得我是一个具有平常心的人。平常心在反贪工作中也必不可少。在人们的印象中，反贪这个名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威严感，如果我们自身再非常看重这些而不去柔性地化解，那么，我们将成为一个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群体。这是我们干反贪的大忌，也是我们反贪人的悲哀。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在办案中，能不板着脸我绝不板着脸。但和同事们交流案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却经常能争吵到不能再继续，之后互相冷静，再思考，再讨论，以达到我们办案最佳的效果。
责任编辑：张羽
周全红的办公室有个特点，书多。床头上，电脑桌上，书柜里满满的都是，有的书柜都装不下了，只好在书柜上面放着，范围涵盖了法律、历史类、经济、心理学，甚至还有钱币古董的书。他解释：“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智商、高科技的犯罪在不断增多，我们在知识的广度、深度上不能落在犯罪分子后头，学习要有超前精神，不能说眼下用不着以后也用不上。”只要他出外办案，肯定会带回一大堆图书，分给全局的干警。随手抽出一本，都能看到他的批语、心得。
随时准备出发
在周全红的办公室里，一个黑色、手提、便携式的小型行李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周全红的同事说，这个包可不简单，对他至关重要。于是话题就从此开始。
《方圆》：您的办公室怎么还放了个行李包？
周全红：这个东西对我可是重要，是用来随时准备出发的。多年来，这个小行李包一直跟随我办案，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如今把它带在身边已经是一种习惯。
《方圆》：听说这个行李包在您办案的时候，曾经起到过关键作用。里面都装了什么？
周全红：别看我这个行李包很小，里面可是应有尽有。出差用的洗漱用具，随时可更换的衣物，还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急需的药物，类似百宝箱。由于高强度加班加点，我患有高血压、胃溃疡，常备了不少的药，方便随时取用。所以，我这个行李包在办案的时候，确实作用有别于其他的行李包。它体现着我们反贪人的工作状态。
《方圆》：反贪人是什么工作状态？
周全红：一旦有了案子就要时刻准备出发。
《方圆》：在办案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周全红：对于反贪工作，困难什么时候都有。如何克服并战胜困难，却能体现出一个人对反贪工作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我常常对干警说：干反贪工作必须有强烈的正义感。比如，2008年冀州某村的群众向上反映一个村支书的经济问题，因为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引发常年、大规模的上访。反贪局为此主动请缨，要求查办该案，并组成办案组驻村调查。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我们证实该村村支书的涉案金额只有一万余元，但确实已经构成犯罪，最终被判了两年半。如果当时我们不采取驻村调查，只是按照一般程序处理此案，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结果，那个村子将乱成一锅粥。所以，在基层，案子虽小，但往往影响很大。
《方圆》：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案件？
周全红：当然有。2007年，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某局长故意伤害他人，该案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影响很大，社会上更是议论纷纷。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我觉得这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件，背后肯定有隐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只注重刑事案件的侦破，那么势必会漏掉更大，甚至更多的犯罪嫌疑人。不仅仅是我，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考验。因为，我知道，那背后隐藏的是更凶险的对手。怎么办？没有选择，只能冲锋陷阵。因为我干的是这个。
于是，我果断地与干警以介入刑事案件作为掩护，顺藤摸瓜，深入调查案件背后的线索，通过秘密的初查和严密的取证，获得了该局有关领导贪污的第一手证据。接下去，首先控制了该局的财务会计，以其为突破口，成功查办了以该局长为主犯，包括两个副局长和一个财务会计在内通过私设小金库，大肆贪污国家专项资金的贪污窝案。
小案子不一定好办
《方圆》：据我所知，在您办的案子中，有不少上级院交办的案件，例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吴庆五案、江苏省交通厅原厅长张俊元案等，这些大案在您侦办过程中又呈现出什么特点？是上级交办的专案好办还是本地案件好办？
周全红：这要说说我的反贪经历了。自1993年到检察院工作，我已经从事反贪工作17年，今年42岁了。先后担任经济犯罪侦查科科长、反贪局副局长（2000年至2007年借调参加纪委专案），2007年9月回本单位工作后任局长、副检察长等职务。
我的感觉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不能单纯地说专案难办。相比来说大案件注重安全，小案件更注重效果。上级交办的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官阶高、影响大，但案情基本确定，因为是上级交办，作为侦查人员所需要做的就是突破犯罪嫌疑人，取得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连起整个证据链条。总的来说就是：初查精确、立案准确、结案正确。尤其注意不要出现办案安全问题，如果一旦出事，影响那将是巨大的。我们的反贪干警，由于外地办案，调查难，取证难，并且影响很大。但是由于是上级交办的案件，我们除了办案侦查取证，其他的都不用操心。这是办大案的好处。
《方圆》：查办冀州当地的职务犯罪案件又是什么情况？
周全红：在我们冀州当地，职务犯罪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阶层，虽然案值小，但由于地方的各个单位、部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案件涉及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那么案件就會更复杂。这样，办案既要注意法律效果更要注意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需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前两年我们查办了我市的一个服务中心单位受贿一案。该服务中心在明知国家已于2001年取消了收取管理费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该怎么收还怎么收。在我们查办时，涉及到的单位和人很多，所以说情的，打电话、托关系的非常多。我们一方面要办案取证，一方面还要克服种种阻挠因素，协调各种关系，本来脉络挺清楚的案件，变得复杂了。但是我们也有办法，那就是案前求稳、案中求快、取证求实、措施求适。把前期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在立案后快速突破，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进一步固定完善好证据，并且采取合适的强制措施。
如果说专案的特点是案情复杂的话，那本地案件的特点就是人情复杂了。所以说大案子不一定难办，小案子不一定好办。
反贪还需平常心
《方圆》：作为反贪局长，您眼里什么最重要？
周全红：反贪办案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反贪局长要讲究用人艺术、发挥团队的最大潜能。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我注重要求干警认真、细心，一定要把严谨负责的心态贯彻办案的全过程，每一次讯问、每一次取证、每一份笔录都要认真对待。
每次办案之前，我们反贪局都会组织全体办案人员分析案情、制定好方案、安排好人员，就放手让下面人去干，这个时候，我通常会说：办案中要善于独立思考，并且从思考中找到办法。
《方圆》：从您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您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是这样的吗？
周全红：可以这样说。但我更觉得我是一个具有平常心的人。平常心在反贪工作中也必不可少。在人们的印象中，反贪这个名词，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威严感，如果我们自身再非常看重这些而不去柔性地化解，那么，我们将成为一个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群体。这是我们干反贪的大忌，也是我们反贪人的悲哀。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是在办案中，能不板着脸我绝不板着脸。但和同事们交流案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却经常能争吵到不能再继续，之后互相冷静，再思考，再讨论，以达到我们办案最佳的效果。
责任编辑：张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