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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传奇》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是一部研究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短篇小说集，《谢小娥传》更是被编入正史《新唐书》。我们在唐传奇各篇章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与儒释道相关的内容。笔者尝试从儒释道角度出发，分析讨论谢小娥复仇过程中的行为、意识及旁人态度，以揭示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影响，批评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的束缚与压迫，导致谢小娥最终无法自我真正解放而遁入空门。
【关键词】《唐传奇》；谢小娥；儒释道；女性困境与出路
【中国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181-03
【本文著录格式】童忠美.论《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与出路——以《谢小娥传》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181-183.
引言
“始有意为小说”[1]的《唐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诚然，《唐传奇》中大量女性主人公的出现并非偶然，实则唐代（618-907）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地位相对提高和改善的艺术再现。唐初盛期，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在位）实施“贞观之治”为盛世唐朝奠定了基础，此时国力空前繁荣，社会安定，佛道盛行，儒教弱化，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但到了唐中期继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社会动荡，封建统治阶级强化儒教的纲常伦理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女性被各种封建伦理纲常束缚，地位亦随之下降。《谢小娥传》即由李公佐著于唐中期的元和（805-820）年间，据真人真事演绎的以“侠女复仇”为题材的传奇文。收录于《太平广记》卷四九一，同时收录于正史《新唐书·列女传》卷二O五，名《段居贞妻传》。《唐传奇》中女性角色甚多，出身、职业、境遇等各不相同。笔者取《谢小娥传》为例探讨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与出路，考虑有三：第一，故事发生时代背景为唐中期，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第二，《唐传奇》众多女性中，谢小娥出身商贾之家，受过教育，聪慧坚强，且个人自主意识已觉醒，人物形象及思想皆较正面；第三，小说被编入正史《新唐书》。我们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女性传文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主流社会对女性理想人格的期待和设定，是较为典型的研究材料。本论文亦会穿插讨论《唐传奇》中其他女性做比较，以凸显《谢小娥传》在《唐传奇》中的典型性和特别之处。
在唐传奇的各篇章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与儒释道相关的内容，笔者尝试从儒释道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配合作品时代社会背景分析讨论谢小娥复仇过程中的行为、意识及旁人态度，以揭示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影响，批评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最终无法自我解放而遁入空门。
有关“唐传奇女性议题”研究现状，较多学者从女性形象入手，分析她们的性格特征以及爱情婚姻与社会价值观；也有从社会根源即封建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上探讨唐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分析她们的身份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近年来，有学者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解析唐代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及其悲剧性，亦有学者在分析谢小娥困境成因时提出如下观点：封建法制力量的软 弱、苍白；封建神学思想对女性的残害；从作者李公佐对“贞节”的特别强调，论证当时崇尚贞节者匮乏的现象。[2]然笔者认为，谢小娥为其父及夫复仇是受儒家《孝经》、“三纲五常”的影响，儒家要求女性的各种规范才是造成困境的主因。至于作者对“贞节”的强调，笔者认为是作者出于迎合当时统治阶层的意志，宣扬“烈女的旌表”。更有学者提出“佛与果报说”，认为谢小娥复仇动机是出于佛教“善恶有报”，复仇后皈依佛门是为圆其因果。[3]笔者以为佛教是导人向善，而非以恶惩恶，而谢小娥复仇后皈依佛门，只是唐代女性出路之一。
一、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
（一）从外部社会环境分析
《谢小娥传》的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后的唐中期元和年间，此时的唐王朝一改初盛唐时期的繁荣安定局面，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繁导致国力渐衰、社会动荡、盗匪横行。此时期的唐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可见一斑，反映在文学史上便出现了大量描述女性穷困至极与痛苦心情的贫女诗和传奇作品。
谢小娥“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4]她虽幼年丧母，但家境富裕，丈夫“负气重义”，生活也算美满幸福。不料，“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她自己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动荡的社会导致盗匪猖獗，给谢小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父及夫皆托梦给她十二字谜，但小娥并未选择报官帮其捉拿凶手而决定自行复仇。这和《贾人妻》中的贾人之妻具有相似经历，贾人妻亦未选择报官而是伺机等待十年之久才得以手刃杀夫仇家，凸显出唐中期封建法制力量的薄弱与苍白，百姓人身财产得不到保障。《庐江冯媪传》中，冯媪原本是小乡吏之妻，丈夫死后便被赶出家族，又逢旱灾，流离失所，风餐露宿，在死亡边缘挣扎。正如学者郑显文提出：
妇女在政治上居于从属，无参与国家管理和接受教育之权利；在经济上是不完全的民事经济法律主体，无受田资格，财产继承和交易受法律限制；在生活中无婚姻自主权及离婚权，人身权处处不平等，是天灾人祸时首当其冲的弱势群体。[5]
中晚唐时期社会治安的混乱、法制力量的薄弱苍白和女性法律地位的低下是造成唐代女性困境成因之一。
（二）从儒释道角度分析
唐王朝是儒释道三教同时大盛行的时期，汪辟疆在《唐人小说》中说到：“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6]从中可知，宗教思想早已渗透至社会各阶层，唐代女性亦不例外。
首先我们从儒教角度试分析。《韩非子·忠孝》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7]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女性生存体系，更是儒教各种伦理规范的实施地。从《列女传》到《女戒》《女则》，儒家伦理体系对女性的约束越来越具体化。在封建男权社会，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谢小娥在得知凶手是申兰、申春后，“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8]儒教的《孝经》和“夫为妻纲”的伦理教化让孤苦无助的落难女子谢小娥发誓为其父及夫復仇。一个弱女子要在乱世中仅凭一己之力复仇谈何容易，期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小娥便为男子服，拥保于江湖间。”[9]小娥女扮男装到处寻找仇家，面对仇家她必须“心愤貌顺”，隐忍两年余，一旦复仇时机来临，她便毫不犹豫地“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悉擒就戮”。[10]对于丧父及夫又成功为其复仇的谢小娥来说，就着唐代开放的女性再嫁观念，她完全可以选择再嫁，过寻常日子，但小娥选择“誓心不嫁”。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11]小娥作为一位唐代女性，被儒家伦理“三从四德”束缚，她唯有通过对“贞”与“节”的坚守，才可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和庇护。 《庐江冯媪传》中，冯媪“穷寡无子，为乡民所贱弃”。[12]她作为一个丧夫且无子嗣的老妇人，被宗族抛弃，为乡民所不容，只得四处漂泊。冯媪虽然摆脱了宗族和家庭的男权压制而重获自由，可她逃不过整个封建体制对她的压迫，且文中未提及她有任何反抗，相较于谢小娥，冯媪的困境更是深渊。另一女性角色董江亡妻，她英年早逝，丈夫再娶新人，真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李公佐通过女鬼的哀哭，曲折反映出唐代女性在夫权、父权压迫下的痛苦和悲哀。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但“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13]更是典型的男性霸权主义。虽说唐代女性为了更好的生存，主动采取一些自觉行动，但她们身处封建男权社会，被各种儒教封建伦理所束缚，依然困境重重。
接着我们从佛教角度试分析。 唐朝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一些佛教观念，比如“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六道”等得以宣扬，上佛寺参拜礼佛听经已然成为唐人的日常。《南柯太守传》中书：“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14]“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15]从中可窥佛事在民间的盛行。
在《谢小娥传》中，盗贼申兰、申春的下场亦应验了佛家的“因果报应”说。万事万物皆因缘起而生，小娥落难时曾受妙果寺尼净悟收留，并经瓦官寺僧齐物的辗转帮助下，得以解开十二字谜，为父及夫报仇雪恨。仇毕便“剪发披褐，访道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16]又“炼指跛足，誓求真如。……衣无絮帛，斋无盐酪”。[17]谢小娥历经磨难终报血仇的节行得到浔阳太守张公赏识，“为具其事上旌表”，她本可以选择如寻常女性般安度余生，但她选择了出家为尼，并遵循佛教自虐式的苦行僧修行法。佛教认为，五蕴为空，强调“人生之苦”，谢小娥深受佛教思想影响，“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她走出复仇的阴影，又踏入佛教的苦修行，失去追求快乐生活的意识。
最后我们从道教角度试分析。程毅中云：“在小说领域内，道教的影響却比佛教更大。”[18]道教发源于中国，在唐代被定位为国教。道教与儒家强调的“天命观”和佛教宣扬的“因果、业报”不同，他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可以通过修炼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崇教的风气反映在唐代文人士子所塑造的唐传奇女性中，便是“仙女”“侠女”的出现，例如：《郭翰》中的织女、《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聂隐娘》中的将女聂隐娘等。
《谢小娥传》中引导故事发生的“托梦示十二隐语”，虽说有其封建迷信成分，但在道教与民间信仰中，鬼神如有意思表示，可在人的梦中出现而嘱咐交代。篇中亦多处呈现道教法力高深的语句，如：“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19]“神道不昧，昭然可知。”[20]受道教的影响，谢小娥坚信既然上天安排高人解开字谜，必可复仇成功。复仇后，小娥多次提及“报恩德”，这是明显受《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所致。小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如同道教推崇的归隐山林、行踪不定的生活方式。虽然道教的阴阳互补观念给予古代女性一定的平等地位，但小娥带着“报恩”的思想负担，注定后半生将辛苦度过。
二、唐代女性的出路之一：遁入空门
谢小娥女扮男装深入仇家，以“心愤貌顺”的假象取得仇家的信赖，隐忍两年余，终获时机报得杀父及夫之大仇。谢小娥的所作所为可谓是“侠女”典范，她不仅报得自家一己之仇，更为行商江湖者铲除祸患。《唐传奇》中以“侠女”形象出现的比较典型的还有：柳珵的《上清传》、裴鉶的《聂隐娘》、袁郊的《红线》、薛用弱的《贾人妻》、孙光宪的《荆十三娘》和皇甫氏的《车中女子》，这些都是与《谢小娥传》同属中晚唐时期作品。刻画的侠女们虽然身份各异，她们或是江湖女子或是婢女或是将女或是商女，但她们的归宿却极为相似，归隐或不知所止。 七位侠女中唯小娥和上清形象是生活化的，故笔者以为分析上清和小娥较有现实意义。上清凭借其侠肝义胆和机智勇敢，向皇上申诉前宰相窦参的冤情，终得替其主平反，她的结局是：“后上清特敕丹书度为女道士， 终嫁为金忠义妻”。[21]上清的归宿是七位侠女中最为完满的，这得益于皇帝亲自为她主持公道，但我们从全局分析便可得出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和倾轧。再看谢小娥拒绝里中豪族的争相求聘，“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22]而后“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23]她选择了皈依佛门，云游南国。宋话本小说《错斩崔宁》中，刘大娘子王氏亦是将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经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终。但细观王氏皈依佛门的原因和方式与谢小娥相异，她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皈依佛门是出于赎罪而为之，方式上亦不同谢小娥的苦行僧式修行，只是捐赠钱财，朝夕看经念佛。
相对于儒教的“纲常伦理”约束，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使女性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唐人理想人格中除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和道家与道合一的圣人人格外，又增加了成佛的理想，即追求佛家觉行圆满的佛陀人格”。[24]谢小娥一生受制于儒释道三教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她必须守贞节，遵伦理，尽孝道，报恩德，或许皈依佛门是谢小娥最合适的出路。
三、结语
《唐传奇》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虽然她们的出身、职业、性格、境遇等各不相同，但她们的生存状况都带有一定的悲剧性。本文以《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为主要分析对象，配合《唐传奇》中其他女性角色加以补充论述，以凸显谢小娥形象对研究唐中期女性困境和出路的特别之处。谢小娥的故事发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亦是儒释道三教同时大发展时期，谢小娥的形象是生活化的，是作者据真人真事演绎的故事文本。谢小娥的故事同时被编入正史《新唐书》，是较为典型的研究材料。
本文主要从唐中期的外部社会环境和儒释道三教角度分析唐代女性的困境，虽说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和改善，部分女性的个人意识已觉醒，但是社会的动荡、封建男权专制的压迫、儒教伦理规范的约束、佛教“人生之苦”的主张、道教“报恩德”的观念，使谢小娥的一生始终处于困境中。即使复仇后，她依然选择皈依佛门，选择佛家苦行僧式的修行。在封建传统男权社会，古代女性有意识反抗，即使反抗成功也未得合适的出路，对谢小娥来说，也许遁入空门皈依佛教是最合适的出路。
《唐传奇》是一部研究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短篇小说集，《唐传奇》的男性作家们对他们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整体上是呈肯定态度的，有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女性能力的尊重，但身处男权社会的男性作家们是很难接受女性比男性强的现实，故唐传奇中的女性鲜有功成名就者。我们在研究《唐传奇》中女性出路时，有必要考虑到唐代男性作家的男权视角。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
[2]周承銘.略论〈谢小娥传〉的思想价值[J].石油大学学报，1992（2）：66-69.
[3]熊灿.〈谢小娥传〉文本探秘[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3）：43-50.
[4][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2][23]袁闾琨，薛洪绩.唐宋传奇总集·唐五代（上）[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郑显文.律令制下唐代妇女的法律地位[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3）：34.
[6]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陈瑛，许启贤主编.中国伦理大辞典[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18]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余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24]胡海桃.唐代女性理想人格研究——以两《唐书》为中心的考察[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作者简介：童忠美（197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中国文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专题。
【关键词】《唐传奇》；谢小娥；儒释道；女性困境与出路
【中国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1-181-03
【本文著录格式】童忠美.论《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与出路——以《谢小娥传》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1）：181-183.
引言
“始有意为小说”[1]的《唐传奇》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诚然，《唐传奇》中大量女性主人公的出现并非偶然，实则唐代（618-907）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地位相对提高和改善的艺术再现。唐初盛期，唐太宗（李世民，598-649，626-649在位）实施“贞观之治”为盛世唐朝奠定了基础，此时国力空前繁荣，社会安定，佛道盛行，儒教弱化，女性的地位相对较高。但到了唐中期继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社会动荡，封建统治阶级强化儒教的纲常伦理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女性被各种封建伦理纲常束缚，地位亦随之下降。《谢小娥传》即由李公佐著于唐中期的元和（805-820）年间，据真人真事演绎的以“侠女复仇”为题材的传奇文。收录于《太平广记》卷四九一，同时收录于正史《新唐书·列女传》卷二O五，名《段居贞妻传》。《唐传奇》中女性角色甚多，出身、职业、境遇等各不相同。笔者取《谢小娥传》为例探讨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与出路，考虑有三：第一，故事发生时代背景为唐中期，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第二，《唐传奇》众多女性中，谢小娥出身商贾之家，受过教育，聪慧坚强，且个人自主意识已觉醒，人物形象及思想皆较正面；第三，小说被编入正史《新唐书》。我们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女性传文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主流社会对女性理想人格的期待和设定，是较为典型的研究材料。本论文亦会穿插讨论《唐传奇》中其他女性做比较，以凸显《谢小娥传》在《唐传奇》中的典型性和特别之处。
在唐传奇的各篇章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与儒释道相关的内容，笔者尝试从儒释道角度出发，通过文本细读配合作品时代社会背景分析讨论谢小娥复仇过程中的行为、意识及旁人态度，以揭示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影响，批评儒释道三教对唐代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最终无法自我解放而遁入空门。
有关“唐传奇女性议题”研究现状，较多学者从女性形象入手，分析她们的性格特征以及爱情婚姻与社会价值观；也有从社会根源即封建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传统观念上探讨唐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分析她们的身份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近年来，有学者运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解析唐代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及其悲剧性，亦有学者在分析谢小娥困境成因时提出如下观点：封建法制力量的软 弱、苍白；封建神学思想对女性的残害；从作者李公佐对“贞节”的特别强调，论证当时崇尚贞节者匮乏的现象。[2]然笔者认为，谢小娥为其父及夫复仇是受儒家《孝经》、“三纲五常”的影响，儒家要求女性的各种规范才是造成困境的主因。至于作者对“贞节”的强调，笔者认为是作者出于迎合当时统治阶层的意志，宣扬“烈女的旌表”。更有学者提出“佛与果报说”，认为谢小娥复仇动机是出于佛教“善恶有报”，复仇后皈依佛门是为圆其因果。[3]笔者以为佛教是导人向善，而非以恶惩恶，而谢小娥复仇后皈依佛门，只是唐代女性出路之一。
一、唐传奇中女性的困境
（一）从外部社会环境分析
《谢小娥传》的故事发生于安史之乱后的唐中期元和年间，此时的唐王朝一改初盛唐时期的繁荣安定局面，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繁导致国力渐衰、社会动荡、盗匪横行。此时期的唐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可见一斑，反映在文学史上便出现了大量描述女性穷困至极与痛苦心情的贫女诗和传奇作品。
谢小娥“生八岁丧母，嫁历阳侠士段居贞。……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4]她虽幼年丧母，但家境富裕，丈夫“负气重义”，生活也算美满幸福。不料，“父与夫俱为盗所杀，尽掠金帛”，她自己亦“伤胸折足、漂流水中”。动荡的社会导致盗匪猖獗，给谢小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父及夫皆托梦给她十二字谜，但小娥并未选择报官帮其捉拿凶手而决定自行复仇。这和《贾人妻》中的贾人之妻具有相似经历，贾人妻亦未选择报官而是伺机等待十年之久才得以手刃杀夫仇家，凸显出唐中期封建法制力量的薄弱与苍白，百姓人身财产得不到保障。《庐江冯媪传》中，冯媪原本是小乡吏之妻，丈夫死后便被赶出家族，又逢旱灾，流离失所，风餐露宿，在死亡边缘挣扎。正如学者郑显文提出：
妇女在政治上居于从属，无参与国家管理和接受教育之权利；在经济上是不完全的民事经济法律主体，无受田资格，财产继承和交易受法律限制；在生活中无婚姻自主权及离婚权，人身权处处不平等，是天灾人祸时首当其冲的弱势群体。[5]
中晚唐时期社会治安的混乱、法制力量的薄弱苍白和女性法律地位的低下是造成唐代女性困境成因之一。
（二）从儒释道角度分析
唐王朝是儒释道三教同时大盛行的时期，汪辟疆在《唐人小说》中说到：“唐时佛道思想，遍布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6]从中可知，宗教思想早已渗透至社会各阶层，唐代女性亦不例外。
首先我们从儒教角度试分析。《韩非子·忠孝》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7]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女性生存体系，更是儒教各种伦理规范的实施地。从《列女传》到《女戒》《女则》，儒家伦理体系对女性的约束越来越具体化。在封建男权社会，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谢小娥在得知凶手是申兰、申春后，“誓将访杀二贼，以复其冤”。[8]儒教的《孝经》和“夫为妻纲”的伦理教化让孤苦无助的落难女子谢小娥发誓为其父及夫復仇。一个弱女子要在乱世中仅凭一己之力复仇谈何容易，期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小娥便为男子服，拥保于江湖间。”[9]小娥女扮男装到处寻找仇家，面对仇家她必须“心愤貌顺”，隐忍两年余，一旦复仇时机来临，她便毫不犹豫地“潜锁春于内，抽佩刀，先断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悉擒就戮”。[10]对于丧父及夫又成功为其复仇的谢小娥来说，就着唐代开放的女性再嫁观念，她完全可以选择再嫁，过寻常日子，但小娥选择“誓心不嫁”。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11]小娥作为一位唐代女性，被儒家伦理“三从四德”束缚，她唯有通过对“贞”与“节”的坚守，才可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和庇护。 《庐江冯媪传》中，冯媪“穷寡无子，为乡民所贱弃”。[12]她作为一个丧夫且无子嗣的老妇人，被宗族抛弃，为乡民所不容，只得四处漂泊。冯媪虽然摆脱了宗族和家庭的男权压制而重获自由，可她逃不过整个封建体制对她的压迫，且文中未提及她有任何反抗，相较于谢小娥，冯媪的困境更是深渊。另一女性角色董江亡妻，她英年早逝，丈夫再娶新人，真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李公佐通过女鬼的哀哭，曲折反映出唐代女性在夫权、父权压迫下的痛苦和悲哀。元稹《莺莺传》中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但“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13]更是典型的男性霸权主义。虽说唐代女性为了更好的生存，主动采取一些自觉行动，但她们身处封建男权社会，被各种儒教封建伦理所束缚，依然困境重重。
接着我们从佛教角度试分析。 唐朝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一些佛教观念，比如“因果报应”“业报”“轮回”“六道”等得以宣扬，上佛寺参拜礼佛听经已然成为唐人的日常。《南柯太守传》中书：“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14]“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15]从中可窥佛事在民间的盛行。
在《谢小娥传》中，盗贼申兰、申春的下场亦应验了佛家的“因果报应”说。万事万物皆因缘起而生，小娥落难时曾受妙果寺尼净悟收留，并经瓦官寺僧齐物的辗转帮助下，得以解开十二字谜，为父及夫报仇雪恨。仇毕便“剪发披褐，访道牛头山，师事大士尼蒋律师。娥志坚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16]又“炼指跛足，誓求真如。……衣无絮帛，斋无盐酪”。[17]谢小娥历经磨难终报血仇的节行得到浔阳太守张公赏识，“为具其事上旌表”，她本可以选择如寻常女性般安度余生，但她选择了出家为尼，并遵循佛教自虐式的苦行僧修行法。佛教认为，五蕴为空，强调“人生之苦”，谢小娥深受佛教思想影响，“非律仪禅理，口无所言”，她走出复仇的阴影，又踏入佛教的苦修行，失去追求快乐生活的意识。
最后我们从道教角度试分析。程毅中云：“在小说领域内，道教的影響却比佛教更大。”[18]道教发源于中国，在唐代被定位为国教。道教与儒家强调的“天命观”和佛教宣扬的“因果、业报”不同，他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可以通过修炼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崇教的风气反映在唐代文人士子所塑造的唐传奇女性中，便是“仙女”“侠女”的出现，例如：《郭翰》中的织女、《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聂隐娘》中的将女聂隐娘等。
《谢小娥传》中引导故事发生的“托梦示十二隐语”，虽说有其封建迷信成分，但在道教与民间信仰中，鬼神如有意思表示，可在人的梦中出现而嘱咐交代。篇中亦多处呈现道教法力高深的语句，如：“李君精悟玄鉴，皆符梦言。此乃天启其心，志将就矣。”[19]“神道不昧，昭然可知。”[20]受道教的影响，谢小娥坚信既然上天安排高人解开字谜，必可复仇成功。复仇后，小娥多次提及“报恩德”，这是明显受《老子道德经》的影响所致。小娥“告我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如同道教推崇的归隐山林、行踪不定的生活方式。虽然道教的阴阳互补观念给予古代女性一定的平等地位，但小娥带着“报恩”的思想负担，注定后半生将辛苦度过。
二、唐代女性的出路之一：遁入空门
谢小娥女扮男装深入仇家，以“心愤貌顺”的假象取得仇家的信赖，隐忍两年余，终获时机报得杀父及夫之大仇。谢小娥的所作所为可谓是“侠女”典范，她不仅报得自家一己之仇，更为行商江湖者铲除祸患。《唐传奇》中以“侠女”形象出现的比较典型的还有：柳珵的《上清传》、裴鉶的《聂隐娘》、袁郊的《红线》、薛用弱的《贾人妻》、孙光宪的《荆十三娘》和皇甫氏的《车中女子》，这些都是与《谢小娥传》同属中晚唐时期作品。刻画的侠女们虽然身份各异，她们或是江湖女子或是婢女或是将女或是商女，但她们的归宿却极为相似，归隐或不知所止。 七位侠女中唯小娥和上清形象是生活化的，故笔者以为分析上清和小娥较有现实意义。上清凭借其侠肝义胆和机智勇敢，向皇上申诉前宰相窦参的冤情，终得替其主平反，她的结局是：“后上清特敕丹书度为女道士， 终嫁为金忠义妻”。[21]上清的归宿是七位侠女中最为完满的，这得益于皇帝亲自为她主持公道，但我们从全局分析便可得出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和倾轧。再看谢小娥拒绝里中豪族的争相求聘，“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竟以小娥为法号，不忘本也”，[22]而后“归牛头山，扁舟泛淮，云游南国，不复再遇”。[23]她选择了皈依佛门，云游南国。宋话本小说《错斩崔宁》中，刘大娘子王氏亦是将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经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终。但细观王氏皈依佛门的原因和方式与谢小娥相异，她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皈依佛门是出于赎罪而为之，方式上亦不同谢小娥的苦行僧式修行，只是捐赠钱财，朝夕看经念佛。
相对于儒教的“纲常伦理”约束，佛教宣扬的“众生平等”使女性感受到被尊重被接纳。“唐人理想人格中除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和道家与道合一的圣人人格外，又增加了成佛的理想，即追求佛家觉行圆满的佛陀人格”。[24]谢小娥一生受制于儒释道三教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她必须守贞节，遵伦理，尽孝道，报恩德，或许皈依佛门是谢小娥最合适的出路。
三、结语
《唐传奇》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虽然她们的出身、职业、性格、境遇等各不相同，但她们的生存状况都带有一定的悲剧性。本文以《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为主要分析对象，配合《唐传奇》中其他女性角色加以补充论述，以凸显谢小娥形象对研究唐中期女性困境和出路的特别之处。谢小娥的故事发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亦是儒释道三教同时大发展时期，谢小娥的形象是生活化的，是作者据真人真事演绎的故事文本。谢小娥的故事同时被编入正史《新唐书》，是较为典型的研究材料。
本文主要从唐中期的外部社会环境和儒释道三教角度分析唐代女性的困境，虽说唐代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和改善，部分女性的个人意识已觉醒，但是社会的动荡、封建男权专制的压迫、儒教伦理规范的约束、佛教“人生之苦”的主张、道教“报恩德”的观念，使谢小娥的一生始终处于困境中。即使复仇后，她依然选择皈依佛门，选择佛家苦行僧式的修行。在封建传统男权社会，古代女性有意识反抗，即使反抗成功也未得合适的出路，对谢小娥来说，也许遁入空门皈依佛教是最合适的出路。
《唐传奇》是一部研究唐代女性生存状况的短篇小说集，《唐传奇》的男性作家们对他们笔下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整体上是呈肯定态度的，有对女性命运的同情，亦有对女性能力的尊重，但身处男权社会的男性作家们是很难接受女性比男性强的现实，故唐传奇中的女性鲜有功成名就者。我们在研究《唐传奇》中女性出路时，有必要考虑到唐代男性作家的男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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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童忠美（197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中国文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