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的血瘀症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也是目前中医药界获得的最高奖项。
　　
　　心脑血管疾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全世界每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高达1500万人。根据卫生部门统计,每12秒钟就有一个病人死于冠心病。
　　血管疾病的高患病率和死亡率让人感到恐惧。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在美国等国家,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上升。此时,中国的年轻医生陈可冀与著名老中医赵锡武、郭士魁一起,开始尝试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高血压和冠心病。
　　陈可冀说,我们身体是靠血管供应氧气,心脏需要冠状动脉来供给血液和氧气,冠状动脉如果堵了,心脏就会缺氧,导致人可能猝死。按照中医理论血瘀症的特点是:舌头暗紫、心痛、有出血,或者有紫斑等。冠心病按照中医的理解就是血瘀症,血管堵了就是血瘀了。
　　20世纪60年代,冠心病在我国还不是一种常见病。但是,国际发病趋势的恶化,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警惕。1970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陈可冀响应号召,用多年的临床诊断经验总结出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
　　陈可冀说,我的一篇有关中西医结合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文章,1983年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一直到现在,活血化淤治疗心血管病在中药界应用仍比较广泛。后来西医介入治疗用于冠心病比较多,如安支架,球囊扩张等。但西医的方法治疗后,还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血管再狭窄的情况。我首先提出用中医中药治疗血管再狭窄症状,后来经安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几家医院采用这种方法,治疗了几百例患者,证明活血化淤治疗确实可以减少病人血管再狭窄的状况。用活血化淤方法治疗心血管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用中医的经典理论套用西医治疗的病理分析,听起来确实合情合理,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毕竟这两者的理论依据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质疑面前,陈可冀没有放弃。
　　陈可冀说,我们碰到的最大挫折是大家对中西医结合的不理解,有一些人认为中西医结合中不中,西不西。但我认准了方向,就一定坚持下去,我认为在治疗中,中西医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影响。
　　1954年,毛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国家决定成立中医研究院,选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此时,刚从福建医学院毕业的陈可冀是一名校附属医院的住院大夫,是他从福建来到北京学习中医。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陈可冀说,我对中医的了解是一个空白,从西医转到中医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因为西医比较重视微观,中医比较重视宏观;西医重视局部病变,中医重视整体病变;中医喜欢用一些自然疗法:如针刺、中药等,西医一般采用一些化学药物或者手术等,中西医有很大的不同。
　　对中医毫不了解的陈可冀很幸运,到北京后,教授他中医知识的是赫赫有名的中医泰斗。
　　陈可冀说,一个是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专家冉雪峰,那时他已经78岁了。以后还跟过岳美中和周以民两位老中医。当时中医界有南冉北张之说,南是冉雪峰,北是张锡纯,他们都很有名气,临床经验很丰富,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中医的基本情况。第一,我知道中药里面有几部经典著作要很好地掌握: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第二,丰富了我的临床经验,我们诊室里经常有很多社会名流来看病,我接触到数以百计的苏联专家,每天跟着抄方子,临床见到很多病人,对我帮助很大。
　　年轻的陈可冀和这些六七十岁的中医老专家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隔阂,陈可冀说,跟岳老学习的时候,岳老快70岁了,我二三十岁,我非常尊重这些老大夫,我们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岳老诗写得非常好,他还教我怎么样写古诗。他很愿意教我,我也有决心学习好。
　　刚刚接触中医体系的陈可冀并没有因为跟随大师学习中医而抛弃之前所学的西医理论,相反,在大量的实践中他逐渐发现,西医的检查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医临床的不足。
　　陈可冀为病人做检查时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临床对病人用中医望、闻、问、切手段诊断时,同时还做一些西医的检查。比如病人患慢性气管炎,病情严重不严重,肺里是不是有锣音?他总要听一听,并建议老中医也采取这样的诊断方法。
　　在临床实践中,陈可冀越来越感觉到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医有临床治疗方法,但是理论比较模糊。比如门诊治疗一些中风病人时,一些患者脑出血、一些脑梗塞、一些脑血管畸形后,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这就需要同时进行西医检查,这样才会诊断得更准确,治疗方法更正确,评价疗效也会更具体一些,中西医结合是很有必要的。
　　陈可冀认为,我们国家提出的中西医并重,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方针很正确。中国既有中医,也有西医,中西医两种体系可以互相补充。比如说脑血管病,中风后没有做CT,没有做核磁共振,就不知道到底是脑出血、脑梗塞、还是脑血管畸形?出血量多少?要不要做手术?所以需要有现代医学的科学诊断。
　　有人对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肿瘤这样的疾病持怀疑态度。陈可冀院士对于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一些比较重大的疾病有他独到的见解。陈可冀说,西医有很多杀死肿瘤的药,但是它也有毒性作用,西医对中晚期的肿瘤没有什么好办法,西医越杀肿瘤,病人死得越快。因为机体的正常细胞也受损害了,生活质量就更差了。这个时候如果用中医的办法,不是过度治疗,用中医办法病人带病可能活得更长一些。他认为,选择用什么方法治疗什么病症,这是一个战略思考的问题,在我们创新的时候要考虑这些。
　　在北京跟随中医大师的学习,让陈可冀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对新鲜事物永远充满热情的他在生活上却碰到了不小的问题。
　　陈可冀说,由于对北方气候和饮食方面的不习惯,他和妻子陈维养很难适应北方的生活。老伴在怀孕期间,曾两次出现胃出血,她坚持要调回南方,好长时间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我们4月份来北京,这里风沙特别厉害,天气很干燥,我有1个月时间老流鼻血。但是,我想,一个人的生命很短暂,我们一生中应该多做一点儿事情,把比生命长一点的东西留下来,用短的生命换取比生命更长的东西。所以我在学习、工作中都比较投入、执著。我认为,要事业成功首先要做好工作,成功是一个社会概念,让社会承认你,你就要对社会有所贡献。我性子很急,但是对病人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跟病人关系比较好。虽然工作、生活上有诸多不适应,最后慢慢都克服了。
　　陈可冀在进行大量临床诊断的同时,也注意收集一些中医诊疗案例。1956年初到北京的他,在北京故宫游玩时,发现玻璃柜里展有给康熙、慈禧、光绪、同治看病的档案,这些宝贵历史资料引起他极大的兴趣。陈可冀下决心要让这些宝贵资料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为整理这些档案资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81年,经过领导批准和有关部门的同意,他跟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开始整理故宫馆藏的三万多件医疗档案。在收集和整理的过程中,陈可冀发现,为皇家开的许多药方和诊断记录上详细地记载着皇帝的病情和治疗方法。他通过太医的诊断记录发现,光绪皇帝的死因并非像以前传说的花柳病,而是死于天花。同时陈可冀还整理出许多有趣的秘方。
　　陈可冀在发掘、整理、研究故宫档案中认识到,应该把里面一些好的方子继承下来。比如平安丹,曾是袁世凯奖励战士用的,他发现此药对头晕、晕车、晕船都有疗效,应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应用,要把宫廷医药还之于民,用到群众中间去。这方面做得还非常不够。陈可冀说,继承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工作,从1981年开始整理故宫的档案,到现在还没整理完。
　　有人说陈可冀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学西医的,把中医研究得这么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也有一些独创的东西。陈可冀说,做人要低调,做事要独到。独到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不能跟着随大流,一定要有创新的点,所以在对活血化淤的研究中,每个阶段都有新的要求、新的追求。
　　为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的发展,陈可冀在从事活血化淤研究的同时,还组织创建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以推进这方面工作的发展,并取得了成果。
　　从1996年到2008年12年间,陈可冀一直担任中国中西药学会会长之职,老伴是陈可冀最得力的助手,由她协助主编的《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被国际著名的医学文献索引收录。
　　陈可冀说,老伴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她非常支持我办杂志,杂志影响非常大。我们英文版是SCI—E,是国际医学文献索引的来源期刊,实际上是她在做。因为我工作很多顾不上,包括研究生有事都找她。
　　有了老伴的全力支持和帮助,陈可冀院士更加安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现在更多的是把精力用在中西医结合未来的发展上。他对我们国家中西医结合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一条很重要的发展途径,一定要重视。我们现在不仅要重视中医药自身发展的规律,还要注意团结各个学科的人,共同继承、发展、创新中医药。
　　79岁的陈可冀院士现在每天还在北京西苑医院上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办公室里整理临床档案,但一有时间他就会去病房看一看。做了几十年医生,他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些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