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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奶逝世那天正好是正月初一。时隔29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天，我被母亲颤抖的声音叫醒，呆立许久不敢哭;还记得那天，母亲与哥哥寸步不移守着奶奶身旁，哥哥还不时用镜子靠近奶奶的鼻，总希望奶奶奇迹般呼出气息;还记得那天，一家人为了全乡避讳不敢哭出声，直到初二大清早嚎啕大哭……
奶奶逝世那几天，我脑海一直萦绕着那首童谣：“月光光照厅堂，三岁孩童能唱歌，不是我娘教吾唱，是吾肚里能生歌;月光光照池塘，十二雅仔作新郎，丈娘莫厌女婿小，女婿自小有肚肠……”奶奶的床铺是在楼梯底下旮旯处的。我小时候经常躲在那里睡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奶奶把炮制的药酒倒在我的瘸脚上，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她哼着歌谣，教我学唱。
哥哥曾经对别人说，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奶奶。“文革”结束后，家里穷无力供给哥哥读高中，奶奶粜了番薯米换来五块钱寄给我哥。1979年，哥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那时“文不文武不武”的他倍受邻人鄙视，爹把他的书全部撕烂，大骂养个不成器的孩子。唯有奶奶对他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我哥到公社文化站当管理员。文笔出众的他不久又被公社招为办公室文秘书临时工。那些仇视我们家的大队干部、乡党害怕我哥“出仕”——毕竟他们对我们家做了太多亏心事，想方设法倾扎排挤他。有一回，爹背着酒醉的哥哥回家，我哥一进门便拉着我的手就嚷开了：“弟，要好好读书，不要像我这样耍狗似的被人玩。”那时才十岁的我远远地躲开了，看着奶奶噙着泪替他擦脸。1982年，我哥就到深圳学做生意，半年后挟着一屁股的债灰溜溜的回家。奶奶与母亲却没责备他一句，挨家挨户借钱替他还债。她们可遭到了不少的白眼呀。我小时候非常自卑、内向，大概因为家境的缘故，经常被人嘲弄，邻人曾对奶奶说：“你小孙子能有出息的话，我儿子给他提鞋。”奶奶没说什么，只告诉我一句话：“人要有志气。”这句话一直塞进我的心。当我迈进大学门坎时，奶奶已经走了七年。
奶奶逝世的前晚，是那年的除夕夜。一家人吃团圆饭时，奶奶手中的筷子丢了，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不祥的预兆。奶奶那晚睡得很沉、很香。奶奶走很安谧，面带微笑。村里人都说奶奶一生行善积德，才会无疾而终。奶奶一生救济过许多人，可后来那些人压根儿“不认识”她。母亲曾跟我说：过去家里经常有人找奶奶诉苦，奶奶心肠软，常送人东西，宁可自己睡破草席，也会让人拿走崭新的。
二
奶奶的命很苦。孩提时她生父早亡，她的继父是个抽鸦片烟的破落户。仅四岁的她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又被那户人家卖到千里之遥的长乐县，嫁个比她大十七岁的男人。奶奶生下母亲不久，她的男人就病逝了。寡母孤女苦熬着，奶奶到纱厂做苦工挣扎度日。当年日军占领长乐县城后经常冲入纱厂抢女人，奶奶只好逃回娘家，带着母亲再嫁我现在的爷爷，那时母亲只有五岁。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赤贫者，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给渔霸当长工。爷爷奶奶共同撑起一个温馨的家，省吃俭用，解放前夕就盖一幢木房厝，解放后又建起间石墙屋。奶奶没给爷爷留下骨肉，但两人相敬如宾。奶奶出殡那天，年逾耄岁的爷爷还执意要送奶奶一程。
奶奶嫁给爷爷时，长乐旧家还剩些资产，奶奶不取分文，留给族人。可是，奶奶闺蜜的老公却以“舅公”的名义到那边攫取家资。奶奶还一直蒙在鼓里。解放前，那人迫于生计，靠着奶奶长乐那边族人的关系（她第一任丈夫的胞弟是“福建海上保安第一总队”可门港驻军的司令），当个厦门国民党驻军的炊事员。解放后，那人因此被政府逮捕了，奶奶主动到政府去解释、保释那人，并替他开脱“罪名”。那时起，奶奶就冠以“地主婆”了。从此，厄运铺天盖地的冲向我们家。当地的族人、乡党、大队干部处处诬陷、落井下石，想把我们一家人从村里赶走。
奶奶一生做错两件事：一是从我爷爷胞弟那边抱养孩子;二是将房子借给爷爷胞弟住。
待我母亲成年后，奶奶便招我爹入赘为婿。可爷爷经不住他胞弟的怂恿，抱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侄儿。奶奶在他身上浪费了25年时光。不想养虎为患，养子却窜通其亲身父亲霸占爷爷财产。爷爷的两个胞弟借房藏枭心，不念兄嫂之恩，如待敌寇，大动干戈，强占两栋房屋。奶奶去找公社评理，而养子却到政府去讲那房权是他亲身父亲的。此等不尽事孝之心，令公社办事人员大为恼火，就对奶奶说：你儿子早死了，你还是抓好钱财防老吧。奶奶早就知道那养子虎狼之心，养子整天吵着要结婚，对奶奶动辄拳打脚踢。迫于无奈的奶奶将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养子，大概希望能“亲上加亲”，自己能得到善待。想不到，亲侄女待自己姑姑更是狠毒，索要高价聘金，蓄意欺骗钱财。奶奶只好借高利贷筹办养子婚事。养子结婚第二年，就跟他的亲生父亲殴打驱逐我们家。族人、外戚、乡党也参与驱逐行列，殴打、欺辱我们。我们家在悲风愁雨中度日。在他们眼里，我母亲不是爷爷的亲生女、我爹是入赘的，没有资格获得爷爷的家产。
也许人的记忆能被追溯到最早的，不是欢乐，而是痛苦。我能追溯到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年。爷爷的胞弟暴病而死，他的子孙们抬着棺材硬要从我们家穿堂而过。这种违反乡俗的恶事，乡党们居然不制止，甚至还帮闲助阵。奶奶用纤弱的身子挡住大门，硬被他们拉开;扯破嗓门，也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乡党们事后还讥嘲奶奶像个无赖疯婆。石墙房里被乡党们用土砖砌起一堵墙，我们被驱逐出去。我躲在楼梯口里，盯着那些人，居然没有哭。之后的那些“武斗”都依稀植在记忆深处——
我八岁那年再次眼睁睁看着一家老小被打得遍体鳞伤。奶奶与母亲被围在公社大门口殴打，奶奶那件血迹斑斑的衣服在她过世那天才焚烧掉;我和我爹被好心的邻居藏在阁楼上，从木板的缝隙间可以看到那些手持凶械的族人、外戚们探头探脑着。奶奶逝世的第二天，奶奶尸体停放在厅堂旁，爷爷的侄儿、族人们嚣张地冲入，想掀掉奶奶你。那是哥还是一介白丁，我还在念初一……
三
奶奶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厅堂旁八个春秋，直到她那两个孙子足以傲视乡里，族人乡党们不敢当面横眉竖目、村干部见面主动打声招呼时，便热热闹闹地送殡出棺入土为安。 20年前的奶奶灵柩出殡，家里请来道士设坛作解冤洗业蘸，忙了三天三夜。我三个昼夜没合上眼，偶尔坐在灵柩旁休憩片刻，看着道士们踏着罡步、唱着梵语，叙说地狱苦难时，我禁不住痛哭起来。
世人都说：好心人有好报。而善良的奶奶却在世人的欺凌中度过余生，在炼狱的苦难中尝遍人间辛酸苦辣。十年苦告状，何异于地狱煎熬？！
1970年，爷爷胞弟们强占那栋木房厝后，奶奶就拿着1951年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券，到公社要求出面处理民宅侵占的事。县法院、地区法院主持了公道，房屋所有权归属我爷爷。1980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个黄姓执法员来提审这旧案件，说是“文革”中的民事案件需要重审。
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当年奶奶与黄姓执法员针锋相对的故事。我不禁为我的奶奶——一位不畏强权的农村妇女而喝彩。黄某在审案时突然问奶奶：“你有没给干部礼送？”奶奶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们家很困难，没有东西送干部。”黄某满脸不屑说道：“你家困难，衣服穿这么好？”奶奶不亢不卑回答道：“俗语有‘穷家未穷路’说法，今日到衙门穿件像样的衣服，应该不为过吧。”接着，奶奶反诘道：“你是一个办案干部，有没有收人家礼物呢？”此言大概击中黄某软肋，他顿时火冒三丈，厉声喝叱。
1980年之后，奶奶和母亲又开始走上艰难的申诉之路。记得那年母亲把我寄在我爹老家几天，就和奶奶一道去省城告状。母亲将我送走前，还特意煮碗麦粥给我吃。麦粥拌上好多红糖，好甜。
许多年后，母亲还告诉我当年寒冬腊月她母女俩背着破棉絮静坐在省人民法院门口的事。省人民法院领导气恼得很，叫门卫把包裹破棉絮扔到门外。母女俩只好在法院门口铺着破棉絮，背着背取暖，向那些围观的人们诉说一切。省人民法院便打电话通知派出所，要以扰民治安为由拘留她们。当公安人员听到奶奶的哭诉后，默默地走开了……那些天，母女俩一天只吃一碗鼎边糊充饥，默默地坐在法院大门口，希望能打动那些铁石心肠的官僚们。
后来，奶奶只好学着戏曲上“身背黄状拦青天”事了。如果是1981、1982年在省委门口站岗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看到：两位风尘仆仆的农村妇人，身披黄布，突然向从大院里开出的高级轿车跪下。奶奶与母亲两回拦下轿车，车里人接下“黄状”之后又打道回折回院里。“法院审理此案的确有错，可笔在那边，我们只能提些建议也无能为力。”当年的省人大负责人亲自接见，告诉奶奶的只有这句话。
奶奶和母亲只好向省政府司法厅申诉。但是，每次申诉书都被省政府司法厅拒绝。后来，奶奶打听到省政府司法厅某申姓负责人与公社副书记是表亲戚，翻案之事也是申姓领导在背后作祟。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可怜这对母女，便给奶奶通行书，奶奶和母亲才有机会见到申某人。那人一听到奶奶报上申述人姓名，就气汹汹地踱到内室，拿起电话大声嚷道：“以后有看到林xx（爷爷的名讳）的名字，不准进来。”奶奶听得清楚，指着他骂道：“共产党的天是被你们这些人染黑了！”
四
奶奶病倒了，身体经受不住十年炼狱般的痛苦。家里没钱了，奶奶的病就这样耽搁医治了，年仅十四岁的大姐因家里的告状急需用钱被母亲匆匆定了亲，聘金全都拿去告状，可怜的大姐因没有丰盛的嫁妆，被夫家瞧不起，生病后延误治疗而亡。1987年奶奶逝世三个月后，大姐也走了。她陪伴苦命的奶奶。每逢清明节，有眼疾的妈妈哭完奶奶后又蹒跚到山上的姐姐墓前哭喊。
奶奶认命了，可母亲仍坚信共产党的天是青的。1982年母亲揣着借来的100元钱上京告状去。一切都是徒劳的。当100元钱花完后只能靠着乞讨卖张火车票，忍着几昼夜的饥寒回家……十年后，哥哥到北京读研究生生时，也过高级人民法院查询。“民事案件在‘文革’后非常时期里，当时明知有错，但还是顺着省人民法院判决的，毕竟那时这类案件太多了。”案件出乎意料的简单。
20年前奶奶出殡时，我爹摔碗喊“起棺”，哥哥和我猛地跪扑在地，满腹辛酸顿化泪挥。我也赤着脚，一瘸一拐地送您上山。
奶奶逝世那天正好是正月初一。时隔29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天，我被母亲颤抖的声音叫醒，呆立许久不敢哭;还记得那天，母亲与哥哥寸步不移守着奶奶身旁，哥哥还不时用镜子靠近奶奶的鼻，总希望奶奶奇迹般呼出气息;还记得那天，一家人为了全乡避讳不敢哭出声，直到初二大清早嚎啕大哭……
奶奶逝世那几天，我脑海一直萦绕着那首童谣：“月光光照厅堂，三岁孩童能唱歌，不是我娘教吾唱，是吾肚里能生歌;月光光照池塘，十二雅仔作新郎，丈娘莫厌女婿小，女婿自小有肚肠……”奶奶的床铺是在楼梯底下旮旯处的。我小时候经常躲在那里睡觉。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奶奶把炮制的药酒倒在我的瘸脚上，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她哼着歌谣，教我学唱。
哥哥曾经对别人说，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奶奶。“文革”结束后，家里穷无力供给哥哥读高中，奶奶粜了番薯米换来五块钱寄给我哥。1979年，哥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那时“文不文武不武”的他倍受邻人鄙视，爹把他的书全部撕烂，大骂养个不成器的孩子。唯有奶奶对他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后来，我哥到公社文化站当管理员。文笔出众的他不久又被公社招为办公室文秘书临时工。那些仇视我们家的大队干部、乡党害怕我哥“出仕”——毕竟他们对我们家做了太多亏心事，想方设法倾扎排挤他。有一回，爹背着酒醉的哥哥回家，我哥一进门便拉着我的手就嚷开了：“弟，要好好读书，不要像我这样耍狗似的被人玩。”那时才十岁的我远远地躲开了，看着奶奶噙着泪替他擦脸。1982年，我哥就到深圳学做生意，半年后挟着一屁股的债灰溜溜的回家。奶奶与母亲却没责备他一句，挨家挨户借钱替他还债。她们可遭到了不少的白眼呀。我小时候非常自卑、内向，大概因为家境的缘故，经常被人嘲弄，邻人曾对奶奶说：“你小孙子能有出息的话，我儿子给他提鞋。”奶奶没说什么，只告诉我一句话：“人要有志气。”这句话一直塞进我的心。当我迈进大学门坎时，奶奶已经走了七年。
奶奶逝世的前晚，是那年的除夕夜。一家人吃团圆饭时，奶奶手中的筷子丢了，我们却不知道这是不祥的预兆。奶奶那晚睡得很沉、很香。奶奶走很安谧，面带微笑。村里人都说奶奶一生行善积德，才会无疾而终。奶奶一生救济过许多人，可后来那些人压根儿“不认识”她。母亲曾跟我说：过去家里经常有人找奶奶诉苦，奶奶心肠软，常送人东西，宁可自己睡破草席，也会让人拿走崭新的。
二
奶奶的命很苦。孩提时她生父早亡，她的继父是个抽鸦片烟的破落户。仅四岁的她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又被那户人家卖到千里之遥的长乐县，嫁个比她大十七岁的男人。奶奶生下母亲不久，她的男人就病逝了。寡母孤女苦熬着，奶奶到纱厂做苦工挣扎度日。当年日军占领长乐县城后经常冲入纱厂抢女人，奶奶只好逃回娘家，带着母亲再嫁我现在的爷爷，那时母亲只有五岁。
爷爷是个地地道道的赤贫者，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给渔霸当长工。爷爷奶奶共同撑起一个温馨的家，省吃俭用，解放前夕就盖一幢木房厝，解放后又建起间石墙屋。奶奶没给爷爷留下骨肉，但两人相敬如宾。奶奶出殡那天，年逾耄岁的爷爷还执意要送奶奶一程。
奶奶嫁给爷爷时，长乐旧家还剩些资产，奶奶不取分文，留给族人。可是，奶奶闺蜜的老公却以“舅公”的名义到那边攫取家资。奶奶还一直蒙在鼓里。解放前，那人迫于生计，靠着奶奶长乐那边族人的关系（她第一任丈夫的胞弟是“福建海上保安第一总队”可门港驻军的司令），当个厦门国民党驻军的炊事员。解放后，那人因此被政府逮捕了，奶奶主动到政府去解释、保释那人，并替他开脱“罪名”。那时起，奶奶就冠以“地主婆”了。从此，厄运铺天盖地的冲向我们家。当地的族人、乡党、大队干部处处诬陷、落井下石，想把我们一家人从村里赶走。
奶奶一生做错两件事：一是从我爷爷胞弟那边抱养孩子;二是将房子借给爷爷胞弟住。
待我母亲成年后，奶奶便招我爹入赘为婿。可爷爷经不住他胞弟的怂恿，抱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侄儿。奶奶在他身上浪费了25年时光。不想养虎为患，养子却窜通其亲身父亲霸占爷爷财产。爷爷的两个胞弟借房藏枭心，不念兄嫂之恩，如待敌寇，大动干戈，强占两栋房屋。奶奶去找公社评理，而养子却到政府去讲那房权是他亲身父亲的。此等不尽事孝之心，令公社办事人员大为恼火，就对奶奶说：你儿子早死了，你还是抓好钱财防老吧。奶奶早就知道那养子虎狼之心，养子整天吵着要结婚，对奶奶动辄拳打脚踢。迫于无奈的奶奶将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了养子，大概希望能“亲上加亲”，自己能得到善待。想不到，亲侄女待自己姑姑更是狠毒，索要高价聘金，蓄意欺骗钱财。奶奶只好借高利贷筹办养子婚事。养子结婚第二年，就跟他的亲生父亲殴打驱逐我们家。族人、外戚、乡党也参与驱逐行列，殴打、欺辱我们。我们家在悲风愁雨中度日。在他们眼里，我母亲不是爷爷的亲生女、我爹是入赘的，没有资格获得爷爷的家产。
也许人的记忆能被追溯到最早的，不是欢乐，而是痛苦。我能追溯到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年。爷爷的胞弟暴病而死，他的子孙们抬着棺材硬要从我们家穿堂而过。这种违反乡俗的恶事，乡党们居然不制止，甚至还帮闲助阵。奶奶用纤弱的身子挡住大门，硬被他们拉开;扯破嗓门，也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乡党们事后还讥嘲奶奶像个无赖疯婆。石墙房里被乡党们用土砖砌起一堵墙，我们被驱逐出去。我躲在楼梯口里，盯着那些人，居然没有哭。之后的那些“武斗”都依稀植在记忆深处——
我八岁那年再次眼睁睁看着一家老小被打得遍体鳞伤。奶奶与母亲被围在公社大门口殴打，奶奶那件血迹斑斑的衣服在她过世那天才焚烧掉;我和我爹被好心的邻居藏在阁楼上，从木板的缝隙间可以看到那些手持凶械的族人、外戚们探头探脑着。奶奶逝世的第二天，奶奶尸体停放在厅堂旁，爷爷的侄儿、族人们嚣张地冲入，想掀掉奶奶你。那是哥还是一介白丁，我还在念初一……
三
奶奶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厅堂旁八个春秋，直到她那两个孙子足以傲视乡里，族人乡党们不敢当面横眉竖目、村干部见面主动打声招呼时，便热热闹闹地送殡出棺入土为安。 20年前的奶奶灵柩出殡，家里请来道士设坛作解冤洗业蘸，忙了三天三夜。我三个昼夜没合上眼，偶尔坐在灵柩旁休憩片刻，看着道士们踏着罡步、唱着梵语，叙说地狱苦难时，我禁不住痛哭起来。
世人都说：好心人有好报。而善良的奶奶却在世人的欺凌中度过余生，在炼狱的苦难中尝遍人间辛酸苦辣。十年苦告状，何异于地狱煎熬？！
1970年，爷爷胞弟们强占那栋木房厝后，奶奶就拿着1951年政府颁发的土地证券，到公社要求出面处理民宅侵占的事。县法院、地区法院主持了公道，房屋所有权归属我爷爷。1980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派个黄姓执法员来提审这旧案件，说是“文革”中的民事案件需要重审。
许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当年奶奶与黄姓执法员针锋相对的故事。我不禁为我的奶奶——一位不畏强权的农村妇女而喝彩。黄某在审案时突然问奶奶：“你有没给干部礼送？”奶奶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们家很困难，没有东西送干部。”黄某满脸不屑说道：“你家困难，衣服穿这么好？”奶奶不亢不卑回答道：“俗语有‘穷家未穷路’说法，今日到衙门穿件像样的衣服，应该不为过吧。”接着，奶奶反诘道：“你是一个办案干部，有没有收人家礼物呢？”此言大概击中黄某软肋，他顿时火冒三丈，厉声喝叱。
1980年之后，奶奶和母亲又开始走上艰难的申诉之路。记得那年母亲把我寄在我爹老家几天，就和奶奶一道去省城告状。母亲将我送走前，还特意煮碗麦粥给我吃。麦粥拌上好多红糖，好甜。
许多年后，母亲还告诉我当年寒冬腊月她母女俩背着破棉絮静坐在省人民法院门口的事。省人民法院领导气恼得很，叫门卫把包裹破棉絮扔到门外。母女俩只好在法院门口铺着破棉絮，背着背取暖，向那些围观的人们诉说一切。省人民法院便打电话通知派出所，要以扰民治安为由拘留她们。当公安人员听到奶奶的哭诉后，默默地走开了……那些天，母女俩一天只吃一碗鼎边糊充饥，默默地坐在法院大门口，希望能打动那些铁石心肠的官僚们。
后来，奶奶只好学着戏曲上“身背黄状拦青天”事了。如果是1981、1982年在省委门口站岗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看到：两位风尘仆仆的农村妇人，身披黄布，突然向从大院里开出的高级轿车跪下。奶奶与母亲两回拦下轿车，车里人接下“黄状”之后又打道回折回院里。“法院审理此案的确有错，可笔在那边，我们只能提些建议也无能为力。”当年的省人大负责人亲自接见，告诉奶奶的只有这句话。
奶奶和母亲只好向省政府司法厅申诉。但是，每次申诉书都被省政府司法厅拒绝。后来，奶奶打听到省政府司法厅某申姓负责人与公社副书记是表亲戚，翻案之事也是申姓领导在背后作祟。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可怜这对母女，便给奶奶通行书，奶奶和母亲才有机会见到申某人。那人一听到奶奶报上申述人姓名，就气汹汹地踱到内室，拿起电话大声嚷道：“以后有看到林xx（爷爷的名讳）的名字，不准进来。”奶奶听得清楚，指着他骂道：“共产党的天是被你们这些人染黑了！”
四
奶奶病倒了，身体经受不住十年炼狱般的痛苦。家里没钱了，奶奶的病就这样耽搁医治了，年仅十四岁的大姐因家里的告状急需用钱被母亲匆匆定了亲，聘金全都拿去告状，可怜的大姐因没有丰盛的嫁妆，被夫家瞧不起，生病后延误治疗而亡。1987年奶奶逝世三个月后，大姐也走了。她陪伴苦命的奶奶。每逢清明节，有眼疾的妈妈哭完奶奶后又蹒跚到山上的姐姐墓前哭喊。
奶奶认命了，可母亲仍坚信共产党的天是青的。1982年母亲揣着借来的100元钱上京告状去。一切都是徒劳的。当100元钱花完后只能靠着乞讨卖张火车票，忍着几昼夜的饥寒回家……十年后，哥哥到北京读研究生生时，也过高级人民法院查询。“民事案件在‘文革’后非常时期里，当时明知有错，但还是顺着省人民法院判决的，毕竟那时这类案件太多了。”案件出乎意料的简单。
20年前奶奶出殡时，我爹摔碗喊“起棺”，哥哥和我猛地跪扑在地，满腹辛酸顿化泪挥。我也赤着脚，一瘸一拐地送您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