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非就写出一系列研究鲁迅作品的论文，至现在，林非已出版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鲁迅传》（合著）《鲁迅和中国文化》《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等大量的学术著作，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作为原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对鲁迅的研究持续了近60年。
　　在陈荒煤的鼓励下写出《鲁迅传》
　　1931年，林非出生在江苏海门。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初中毕业进入上海吴淞中学读高中。在这里，林非读了很多鲁迅、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却因说真话得罪了三青团（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当时与他一块儿读进步书籍的一位同窗好友，因为其父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长，得知林非已被列入“黑名单”，就悄悄告诉了林非，让他多注意。林非索性离开上海渡江北上参加了革命，之后又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了渡江战役。1951年，林非作为调干生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基于早已认真研读过两遍《鲁迅全集》，林非在文研所写出第一篇论文《论〈狂人日记〉》，见解新鲜而深刻独到，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篇文章经唐弢先生阅审，发表于1962年2月的《文学评论》，这是林非研究鲁迅的首发之作。此后，他先后发表《鲁迅小说的人物创作》《论〈阿Q正传〉》《论鲁迅的小说》等文章。1977年，林非完成了他第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夏天，在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工作中，主持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同时担任纪念委员会的秘书长，林非负责学术组的事务，筹划全国上百位著名学者参加的研讨会。有一次，陈荒煤在走廊上看见林非。陈荒煤问：“为了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你们考虑过没有，还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
　　林非说：“除了已经上报的三部学术专著之外，还发动大家多写一些论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着眼于提高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准……”
　　“你们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工作吗？”他默默地望着林非，和蔼地笑了。
　　林非无法回答这突然的询问，说：“没有。”
　　陈荒煤说：“应该赶写一部言简意赅的鲁迅传，让更多的人准确地了解鲁迅，这既是最有意义的纪念，也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啊！”
　　回忆起这段往事，林非依然觉得温暖。陈荒煤是找来他写的文章后，才确定让他写鲁迅传的。“除荒煤之外，从来还没有哪一位领导，是在阅读了我的著作之后，再布置和指点我去从事研究工作的。”
　　就在纪念鲁迅百年诞辰活动上，成立了鲁迅学会，这是“文革”后第一个成立，也是规格最高的学会。名誉会长是宋庆龄、邓颖超，会长是林默涵，林非担任副会长。同年底，林非和刘再复合作完成了《鲁迅传》，以文学笔法，不仅追求其研究价值，更注重通俗性和形象性，记录了鲁迅一生的各个侧面，丰厚有力地凸显了鲁迅的人格、思想、艺术和学识。尤为可贵的是，让鲁迅作为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抒写出他真实的成功和失败、喜悦和痛苦、愤怒和热爱、憧憬和绝望，完整而准确地展示了鲁迅光辉的一生。
　　回望三十多年前出版的《鲁迅传》，林非认为，由于当年是匆促赶出的急就章，因此还显得比较粗糙，在历史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两个方面，还开拓不够，不少地方应该提炼得更精致和概括一些。
　　林非还认为，对于鲁迅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独特贡献，应该在研究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基础上，作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为此，林非将鲁迅与同时代的人物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各种反封建思想的人物进行比较，还把视野扩大到了中西方人的自觉与精神解放历程的历史比较，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指出鲁迅的局限性，使鲁迅具有了更为科学的历史定位。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林非于1978年动笔，写出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
　　林非说，撰写《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三条思想线索之间的起伏变化，以及鲁迅唯物史观见解的不断递进，突破与替代瞿秋白概括鲁迅思想发展的那个公式。这种符合实际且显得更为丰盈的说法，引起学术界不少朋友的兴趣，也许是在意料之中的。
　　鲁迅研究专家张永泉于1983年致林非的一封信里说道：“时隔二十年，我还是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年坐在阅览室里读您的《论〈狂人日记〉》的情景。那服人的论辩，动人的诗情，融哲理与形象于一体的语言，曾使我激动不已。那以后，凡是您的大作，我必找来学习。《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我圈圈点点，不知读了多少遍。”
　　“不免油滑”的利与弊
　　1984年4月，林非的《论〈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及历史意义》出版，对于鲁迅小说的体裁問题、所穿插的“油滑笔墨”问题、创作方法问题以及小说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等问题，提出了新颖而准确的结论，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第一章论《补天》中，林非指出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地位，是作为开拓古代题材的现代小说属于首创之作。“在《补天》出现之前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只有郭沫若写过古代题材的作品，然而那并不是小说创作，而是在新诗和历史剧领域的尝试……”然而，鲁迅在《补天》中，穿插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的丑行恶语的情节，这就直接涉及“油滑”笔墨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这个颇具争议的问题。“鲁迅对自己的创作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他认为这‘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认为‘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故事新编·序言》。）”
　　可是，为什么鲁迅后来创作《故事新编》的其他篇什当中却一再止不住要加倍地“油滑”，越发走上这条独特的道路呢？林非没有拘泥鲁迅对自己作品的严格要求，而是联系鲁迅的散文《朝花夕拾》以及诸如郭沫若同期历史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还对照鲁迅的“不免油滑”，“有一利必有一弊”之说，阐明这里的“利”就是鲁迅作为民主主义战士的责任感，是现实的战斗需要，闪烁着鲁迅对社会停滞状态批判的光芒。“加进现代社会细节的‘油滑之处’不能妨碍它作为历史小说的存在，却只能使它成为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比较特殊的历史小说。” 　　紧接着，林非在《奔月》的分析中，结合鲁迅所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时期和他个人的经历，透过对于羿的塑造，写出了既是作品人物，也是作者本人的孤独和寂寞。“如果他真的追上了嫦娥，是愤怒地用箭射她，还是依旧像往日那样爱抚她呢？这种来源于性格复杂性的合情合理的悬念，产生了耐人咀嚼的蕴藉和含蓄的力量，这正是现实主义艺术的长处。”此外，林非再一次评点“油滑”写法的利弊，点明其中蒙逢陷害羿，既是博考文献，也有随意点染之笔墨，那就是讥讽文人高长虹，但这里却将他攻击鲁迅的话语直接搬进小说的对话里去，“如果不太了解鲁迅详细的史传材料的话，这些话就显得怪诞和无法理解了。”林非说，这确实属于“油滑”之处的弊病了。
　　鲁迅说过，“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信）。但是，林非却逆向而论，认为《铸剑》也有“油滑之处”的，“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即指一再评说过的顾颉刚，还有宴之敖居然说出现代的文学语言。这些都属于顺手拈来，信笔成趣。但对此的否定抑或肯定的评语是相当谨慎委婉的，林非先点到其多少有点儿冲淡作品的肃穆的气氛，显得滑稽和荒诞，不能说是很恰当的笔墨。林非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对这种“油滑”发表不同的看法，但是鲁迅想使文学创作产生更大社会作用的意图是不能否定的。
　　林非指出，《故事新编》中，“油滑之处”的表现最为突出的，要推《理水》，其现代生活的情节占了重要篇幅。至此，鲁迅这种以“油滑”进行讽刺的写法，更趋于成熟。“鲁迅是要通过滑稽和怪诞的讽刺手法，跟读者达到一种会心的默契，提醒他们不要将古代和现代的生活现象混淆起来。这些带上了古代和现代生活不同特点的混合物，正是鲁迅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在这显得有些‘油滑’的插科打诨的艺术结晶中，讽刺了从古到今的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林非认为，这种被鲁迅自己称为“油滑”的笔墨，在世界短篇小说创作中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鲁迅的艺术独创性正是在这里表露了出来。
　　林非如此估评“油滑”笔墨，可谓全面、审慎，有利于历史小说的艺术创作既不失传统的范式，又有独特性地向前发展。在林非看来，鲁迅远远地超越了当时那种文化氛围的启蒙主义者，往往是显得十分寂寞和孤独的。可以说，鲁迅毕生都处于寂寞和孤独的精神境界中间。他说：“当今的中国不会再让鲁迅孤独和寂寞，当今的中国仍然需要鲁迅，鲁迅仍然是科学和文学启蒙主义的旗帜。”
　　《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学术朝气
　　很多人认为林非温文尔雅，其实内心刚强。因为爱说真话，他一生经历了很多挫折。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进一步拓展鲁迅研究，将鲁迅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2005年秋天，李敖在香港凤凰卫视有关鲁迅的四次讲演中以他惯有的“狂放”，对鲁迅进行了不顾事实的贬损。林非注意到后，很快在香港《香港作家》发表《李敖，信口雌黄说鲁迅》一文，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驳。他认为，必须要维护鲁迅，维护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无人可以替代的伟大鲁迅的形象，这是一个正直的、成就卓著的学者的责任感，学术良心至关重要。
　　回顾近60年研究鲁迅的心得，林非认为，自己非常在意把鲁迅主要的特点和长处表现出来，在鲁迅思想中重视人的个性。2007年，《鲁迅和中国文化》的撰写和出版，被古稀之年的林非视为自己鲁迅研究的最后冲刺，也是他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最终记号。这部学术著作阐述了作为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的鲁迅，创见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被学术界誉为当代鲁迅研究的一座“高峰”的著作，当代中青年鲁迅研究学者不易超越的不朽之作。
　　《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写到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封建。林非强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自始至终强调个性，和封建形态隔离。这是他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他不只在考证资料上，更主要在理论上研究鲁迅，强调鲁迅在五四时期启蒙的作用，对国民性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的启蒙。
　　从精神文化视角探索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了，而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使这一视角更为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梦阳认为，《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最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是，从深邃、丰厚的文化内蕴中发出对“人”的呼唤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发。“立人”是鲁迅自己独立思想的核心，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阐释与发挥是新时期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收获。同时，林非在中国鲁研史上第一次科学与理性地指出了鲁迅的历史局限性。他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指出，鲁迅早期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唯意志论思潮的影响，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对明中叶及黄宗羲以后的民主思想缺乏研究等等。像这样实事求是地为魯迅定位，不回避他的矛盾和局限，反而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达到深度契合。
　　“林非在鲁迅研究上之所以硕果累累，与他独到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学者蔡长青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研究鲁迅小说时，林非就开始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他的《鲁迅和中国文化》更是运用比较方法进行研究的杰出范例。在《鲁迅思想研究随笔》一文中，他主张“应该把鲁迅的思想，放在他所处的广阔的时代背景前面来进行观察”，“还应该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并且跟思想史上各种反封建的思想观点进行比较，从而阐明它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阐明它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和价值”。实际上，林非不仅仅把鲁迅的思想放在中国思想史上来观察，甚至还参照了西方思想史上的诸位先哲，这样更有助于对鲁迅的思想进行合理而准确的评价和定位。与许多学者的认识不同，林非一直强调鲁迅研究不是个人的事情，它是涉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事。在他看来，鲁迅研究的意义绝非停留在学术层面，其思想启蒙的意义更值得重视。
　　林非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日益提高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水准。一个会思索的民族才会产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所以鲁迅的思考、鲁迅剖析国民性的犀利的目光在今天仍然是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的，有些任务我们仍没有完成。从这点来讲，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具有无穷无尽的推动力的。 　　散文创作，把“心”交给读者
　　如果说鲁迅研究是林非倾注一生的学术脉络，那么散文则是他的另一条平行道。
　　林非最感人的是那些表现亲情、友情的作品，他用爱与真诚温暖着无数读者的心灵。他记叙了与师长、朋友的交往。冰心、刘大杰、陈翔鹤、方令孺、沙汀、荒煤、秦牧、王瑶、赵树理、吴伯箫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生动地从作品中走来，竹内实、许世旭、丸尾常喜等外国学者，张晓风、郑明娳、黄河浪等海外华人作家批评家跃然纸上。散文评论家李晓虹认为，在与文学界的前辈交往中，林非始终怀着一种尊重，但这是对才华和精神财富的珍视，对人格与思想魅力的敬重，与权力和名气无涉。正因为这样，作者每当想到恩师刘大杰时，便会由衷地钦佩他的讲课和过人的才智，而并不回避他晚年所做的违心之事，最终从蹂躏和践踏人们灵魂的时代找到缘由。正因为这样，作者才能在陈翔鹤这位老作家拿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得意之作时，说出自己的真话“不太喜欢”，但在翔老因为此文而受到自上而下的批判时，林先生却对他深深地鞠躬，在他即將遭受皮肉之苦时，又巧妙地保护他。
　　在2002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曾列入了林非的散文《话说知音》。林非在另一篇《渴望着追求更多的知音》的文章中说：“远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就追求着赤诚的友谊，盼望着在许多朋友之间，都能成为相互支撑和生死与共的知己，以及同声相应与击节赞叹的知音。”生活中林非的知音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作家肖凤。“他很内敛，理性，但是敏感、情感细腻。林非性格直爽，嘴对着心，一辈子不会拐弯抹角。”肖凤因此评价林非是“一根筋”。
　　学者、散文家王兆胜评价林非散文，认为其叙述方式表面看来比较传统，其实是颇具现代性的，这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而又充满自觉的现代思想意识的学人的一种现代表达。林非散文的叙述模式有其突出特点：一是把“心”交给读者，二是童心与智思的辉映成趣，三是有着同情心和美好的祝愿之歌。这种散文是有君子风度的，它显得特别亲切、自然、优雅和动人，从而与许多喜作高谈阔论、导师式宣讲的散文大为不同。
　　王兆胜说，散文的情感是当下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与许多人公开倡导散文情感的虚假和虚伪不同，林非强调散文情感的真实，并将之视为生命。林非散文的情感总体来说，始终坚持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但又有其独特的关系结构与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纯粹与包容、炽热与平淡、粗犷与细腻的辩证关系。细心体察林非散文的情感世界，可以感到作家心弦的律动与震颤，是一种美好呈现与知音之感的文学、人生书写。林非曾是一名军人，他年轻时扛过枪，渡过江，还打过仗，但后来却改弦更张读了大学，随后是全力以赴地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作家；林非一辈子以学术研究为主，但却又酷爱散文随笔创作；林非一面执着于鲁迅研究，一面又热爱散文研究。可以说，在林非身上充满着丰富性、多元性、矛盾性、辩证性与和谐性，这是理解其学问人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林非散文而言也是如此，粗犷与细腻虽是一对矛盾着的情感，但它们却鲜明、和谐地得以共存、共生、共长，成为各有春秋而又水乳交融的一个现象存在。
　　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覃思
　　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盲目地去吹捧专制帝王，而是应该写出文字狱的历史真相，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彻底地反省和抛弃历史遗留的奴性主义痼疾，全面地增强民主的意识。针对当时的戏说之风流行，林非写下了多篇历史题材的散文，如《“太史简”和“董狐笔”》《询问司马迁》《浩气长存》《是谁杀害了岳飞？》等。
　　在学者秦弓看来，从鲁迅研究起步的学术生涯，使林非成了喜欢思索、长于分析的目光。“他不是像传统士人那样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像一些当代文人那样到古代题材中去猎奇或戏说，而是透过历史文献与古典文学深入思考封建专制的本质与历史发展的成本等重大问题。”秦弓指出，对封建专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态度与犀利的批判锋芒，这恐怕与林非作为鲁迅专家从鲁迅那里汲取的精神源泉有关，个中也熔铸进他对自己乃至几代人现代生存体验的深刻反思。
　　林非在《散文：我写故我在》写道：“人总是需要宣泄的，尤其是激情的人，受到现代文明熏陶因而强烈地感觉自己富有独立品格的人，就更迫切地想要倾诉自己丰盈和浩瀚的内心世界，叙述自己对于宇宙人生无穷无尽的印象，表达自己源于心灵中的爱或憎、赞美或讥讽、叹息或向往。”这种情绪融入了对历史的阅读与思考，以笔下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发展为线索，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进行观照与思考，给予历史生活以新的诠释，体现出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与追求，使作品获得更大的人生意蕴和延展活力。
　　在《读书心态录》一书中，林非从明朝历史的回顾说到了奴才心理，从《正气歌》说到了民族自尊、自由的可贵，从二十四史中读出了愚昧野蛮的封建文化氛围，从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讲到了理性和科学的巨大威力——他的散文穿行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文化与广阔时空中，既吸收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丰厚的文化营养，又承接了80年代中西文化交汇带来的文化财富，既反思传统文化，又呼唤现代新文化的重建；他渴望与古代那些心存高远、灵魂洁净的仁人志士对话，向着悠远的历史敞开心扉寻求知音。
　　作为林非的学生，李晓虹深切地体会到林非的历史文化散文与时下许多同类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庄严而亲切的“聊天室”，给这些遥想中的英雄注入血脉和生机，与他们对面而坐，侃侃而谈。在《询问司马迁》中，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地猜测着司马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他“好像就站立在我身旁。我充满兴趣地向他提出数不清的问题，等待着他睿智的答案……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不终结地询问和思索下去。”
　　林非以生命叩问和灵魂对接的方式，同这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探讨着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如何对待苦难、如何坚守“史德”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作出公允的结论。
　　再比如《浩气长存》中写到荆轲刺秦的故事，林非写道：“我多么想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跟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吟咏着“易水悲歌”，“心中竟然燃烧起一团熊熊的火焰，还立即向浑身蔓延开来，灼灼的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无法再安静地坐在方登上，对于抚摸着滚烫的胸脯，竟霍地站立起来，绕着桌子缓慢地移动脚步，还默默地昂起头颅，愤怒地睁着双眼，就像自己竟成了这不畏强暴和视死如归的壮士。”——而这种主体性的写作方式，这种对话姿态与感情的投入，使得读者在不经意中接受并产生共鸣。而他面对审美对象时强烈的问题意识，更使得他的作品长于思辨，显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作为中国散文界的重要人物，林非对中国20世纪散文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散文理论和散文史的研究开拓上。在林非之前，对于中国20世纪散文史的研究，仅停留在编年史的选本状态，如周作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二集》等，虽然钩沉出中国20世纪散文史的线索，但缺乏散文史识、史论、史评方面的总结，很难达到散文史学科的要求。针对这些问题，林非最早推出《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两部论著，由此带动了中国散文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林非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的演讲，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在此番演讲中，他首次明确把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分成四种样式，为后来的散文史研究理清了可供参照的科学依据。而他主持或为之作序的散文史研究著作更可谓洋洋大观，既重构了新了散文理论观念，更推动了20世纪的中国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中，最为重要的是思想境界的追求。正因超越了平常庸俗的人格，正因自由真诚的风骨，正因渊博的才识、丰厚的理论修养和现代意识，林非的散文创作才具有独特的精神意趣和文化个性，才显示出他独立思考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开阔包容的文化胸襟。如他在《平庸而又奇异的历程》一文中说：“在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忧患之后，我愈来愈变得乐观起来。眺望着生命的夕阳冉冉下降时，确实应该更豁达一点儿，更潇洒一点儿，更高兴一点儿。”
　　（作者宋庄系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