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二战后，西方社会陷入信仰危机，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流行的哲学流派，杜拉斯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中出发步入文坛。她的作品中流露出对人生而孤独的绝望，但是又极力通过选择与承担责任来证实自身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这种存在的焦虑感正是二战后一大部分人的精神写照，这也反映了杜拉斯对时代气息的敏锐把握。
【关键词】：选择;承担;自我;世界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宗教信仰便趋于解体，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心中还寄存着另一个类似上帝的偶像——对理性的信仰。两次世界大战后，上帝彻底死了，伴随着对传统信念的怀疑和幻灭感，人们在信仰和科学方面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人们生活在一种孤独、绝望和迷惘的痛苦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以及人的存在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所深切关注的问题。在文学领域，法国荒诞派戏剧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存在的不可理喻和荒诞性，而在哲学领域，则出现了一种反思的潮流，人们试图通过严肃的理论，在精神的虚空中建立起一种情感，从现实世界出发审视人的存在。正如德勒兹所说：“战争胜利时，我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的角落里。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犬狗涌向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万幸的是，我们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这真是后院吹来的一阵清风……在索尔本大学的一切可能性中，他是唯一给与我们力量以承受重新开始的新秩序的人。萨特从未停止成为这样的人。他不是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但他是一股新鲜空气、一股清风，甚至当他从‘花神’咖啡馆走来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个仅仅改变知识界处境的知识分子。”[1]杜拉斯便是在这种气氛中步入文坛，正如她所说：“我曾生活在存在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我呼吸过这种哲学思潮的空气。……”[2]
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没有名字的人物“他”与“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代表的并非某一具体的人，也并非某一群体的人，而是一种无身份的人的状态。这种零度的命名方式体现出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心灵没有归宿，只能在飘荡中充满绝望地寻求支撑点。这种无法停泊的意识正是一种失去信仰的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无法确定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也无法对现实世界的某一人或物或群体做出自己的判断。信仰的危机存在于每一个有意识的人的身上。而所谓信仰，就是人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在自身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为自己找到一种希冀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寻找是出于人自身的缺陷，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不满足，摆脱困境则是人们确立信仰的出发点。杜拉斯创作的出发点也如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孤立而绝望，但在这绝望之中又蕴含着反抗的希望，《劳儿之劫》中的劳尔·V·斯坦因便是如此。
在试图与世界建立一种联系的过程中，人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意向。这时人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意识可以从现实世界中挣扎出来，并且同时从过去挣脱出来。即便在萨特看来，一个自为的人，他面临存在的选择是不得不去选择的荒谬性，这种荒谬性使得一切理性都变成偶然的存在，但是，一旦人被抛到世界上来，他便要对自己的一切负担责任，个人生而自由，选择是存在的印证，人在选择中不断超越自身，并希求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人并非孤立的人，而是同世界的命运连为一体的生命单位，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做选择，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么他的行动便与他人相关，个人的自由总是介入到现实的世界中。人的自由决定了他不可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因此，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通过承担责任，人使得自身得以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人通过一种意向性的选择使得自身以及外在世界获得意义，这种选择是自我自由追求的结果。在《劳儿之劫》中，劳儿在俘获塔佳娜的情人以后，却选择离开，她的逃跑即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便是劳儿意识到了背叛只是外在世界的现象，而无法弥合的创伤才是内心的症结所在。这样，通过自己的选择，劳儿重新造就了一个自己，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经说的，精神应该把自己变为一匹骆驼以承受自由的重担，然后把自己變成一头狮子来反对神甚至责任，使自己自由，繼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婴儿来获得一个新的存在。“人为了要自我认识，必须要自我造就，而为了要真实地自我造就，就必须进行自我认识。每一种认识就意味着行动。所以，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某种理想，这种理想表达于生活的某种方式中，而这种方式的证实与实施又是在他对外界的行动中进行的。”[3]劳儿的行动便是通过重构创伤性的情景来获得心灵的平衡，但是她对塔佳娜情人的放弃又是对自我行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性的行为正表达了劳儿对自身存在的认识：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背叛并不能靠另一场背叛得到消解。由此，她承担了自己行动的责任：回到麦田里沉睡，从逃避的状态中回到现实的存在中，这样的选择赋予了她的行动以意义：在一场看似逃避的事件中，她从虚幻的世界回到了自身的存在。
上帝代表了一种完美的境界，是人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在失去上帝以后，人意识到永恒的完美并不存在，科技的发达也没有让人实现幸福的目标，因此，人无所凭依，只有通过自我的行动来解救自己。上帝并不存在使人们失去了赖以判断的价值标准，而被抛入尘世的人，生来便对这荒谬的世界怀有“恶心”感，这正是人的焦虑：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所适从。这种焦虑存在于人所有的选择之前，可以说，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焦虑，也就是为达到自在与自为的统一而产生的不适应感。这对于二战后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普遍性的写照，对于人类当下的生存状况依然有着准确的适用性。杜拉斯总是善于将其作品的人物置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环境中，劳儿如此，《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也是如此，《广场》中的“他”与“她”也是如此。这种孤独的存在正是杜拉斯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体察：日益发达的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绝望、迷惘和孤独，二战后的思想震荡尤其考验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自我与外界之间，确立怎样的关系才可以使人的心灵得以栖息，萨特的回答是选择与责任，杜拉斯的回答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德勒兹.与克莱尔·巴尔耸的对话[M].弗拉玛里瓮出版社，1978.转引自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
[2][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徐和瑾译.杜拉斯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07.
[3]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7.
【关键词】：选择;承担;自我;世界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宗教信仰便趋于解体，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心中还寄存着另一个类似上帝的偶像——对理性的信仰。两次世界大战后，上帝彻底死了，伴随着对传统信念的怀疑和幻灭感，人们在信仰和科学方面遭受了更加严重的危机。人们生活在一种孤独、绝望和迷惘的痛苦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以及人的存在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所深切关注的问题。在文学领域，法国荒诞派戏剧向人们揭示了人类存在的不可理喻和荒诞性，而在哲学领域，则出现了一种反思的潮流，人们试图通过严肃的理论，在精神的虚空中建立起一种情感，从现实世界出发审视人的存在。正如德勒兹所说：“战争胜利时，我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的角落里。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像一群年轻的犬狗涌向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万幸的是，我们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这真是后院吹来的一阵清风……在索尔本大学的一切可能性中，他是唯一给与我们力量以承受重新开始的新秩序的人。萨特从未停止成为这样的人。他不是一种模式，一种方法，但他是一股新鲜空气、一股清风，甚至当他从‘花神’咖啡馆走来时也是如此，他是一个仅仅改变知识界处境的知识分子。”[1]杜拉斯便是在这种气氛中步入文坛，正如她所说：“我曾生活在存在主义的汪洋大海中，我呼吸过这种哲学思潮的空气。……”[2]
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没有名字的人物“他”与“她”，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代表的并非某一具体的人，也并非某一群体的人，而是一种无身份的人的状态。这种零度的命名方式体现出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心灵没有归宿，只能在飘荡中充满绝望地寻求支撑点。这种无法停泊的意识正是一种失去信仰的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无法确定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也无法对现实世界的某一人或物或群体做出自己的判断。信仰的危机存在于每一个有意识的人的身上。而所谓信仰，就是人试图通过一种方式在自身与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此来确定自己的位置，并为自己找到一种希冀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寻找是出于人自身的缺陷，人对自身存在的一种不满足，摆脱困境则是人们确立信仰的出发点。杜拉斯创作的出发点也如此，她作品中的人物孤立而绝望，但在这绝望之中又蕴含着反抗的希望，《劳儿之劫》中的劳尔·V·斯坦因便是如此。
在试图与世界建立一种联系的过程中，人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意向。这时人是自由的，因为他的意识可以从现实世界中挣扎出来，并且同时从过去挣脱出来。即便在萨特看来，一个自为的人，他面临存在的选择是不得不去选择的荒谬性，这种荒谬性使得一切理性都变成偶然的存在，但是，一旦人被抛到世界上来，他便要对自己的一切负担责任，个人生而自由，选择是存在的印证，人在选择中不断超越自身，并希求达到理想的目标。但是，人并非孤立的人，而是同世界的命运连为一体的生命单位，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做选择，即使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么他的行动便与他人相关，个人的自由总是介入到现实的世界中。人的自由决定了他不可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因此，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通过承担责任，人使得自身得以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人通过一种意向性的选择使得自身以及外在世界获得意义，这种选择是自我自由追求的结果。在《劳儿之劫》中，劳儿在俘获塔佳娜的情人以后，却选择离开，她的逃跑即是一种行动，这个行动的结果便是劳儿意识到了背叛只是外在世界的现象，而无法弥合的创伤才是内心的症结所在。这样，通过自己的选择，劳儿重新造就了一个自己，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经说的，精神应该把自己变为一匹骆驼以承受自由的重担，然后把自己變成一头狮子来反对神甚至责任，使自己自由，繼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婴儿来获得一个新的存在。“人为了要自我认识，必须要自我造就，而为了要真实地自我造就，就必须进行自我认识。每一种认识就意味着行动。所以，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某种理想，这种理想表达于生活的某种方式中，而这种方式的证实与实施又是在他对外界的行动中进行的。”[3]劳儿的行动便是通过重构创伤性的情景来获得心灵的平衡，但是她对塔佳娜情人的放弃又是对自我行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性的行为正表达了劳儿对自身存在的认识：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背叛并不能靠另一场背叛得到消解。由此，她承担了自己行动的责任：回到麦田里沉睡，从逃避的状态中回到现实的存在中，这样的选择赋予了她的行动以意义：在一场看似逃避的事件中，她从虚幻的世界回到了自身的存在。
上帝代表了一种完美的境界，是人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在失去上帝以后，人意识到永恒的完美并不存在，科技的发达也没有让人实现幸福的目标，因此，人无所凭依，只有通过自我的行动来解救自己。上帝并不存在使人们失去了赖以判断的价值标准，而被抛入尘世的人，生来便对这荒谬的世界怀有“恶心”感，这正是人的焦虑：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所适从。这种焦虑存在于人所有的选择之前，可以说，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焦虑，也就是为达到自在与自为的统一而产生的不适应感。这对于二战后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普遍性的写照，对于人类当下的生存状况依然有着准确的适用性。杜拉斯总是善于将其作品的人物置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环境中，劳儿如此，《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也是如此，《广场》中的“他”与“她”也是如此。这种孤独的存在正是杜拉斯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体察：日益发达的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绝望、迷惘和孤独，二战后的思想震荡尤其考验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自我与外界之间，确立怎样的关系才可以使人的心灵得以栖息，萨特的回答是选择与责任，杜拉斯的回答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德勒兹.与克莱尔·巴尔耸的对话[M].弗拉玛里瓮出版社，1978.转引自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
[2][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徐和瑾译.杜拉斯传[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07.
[3]杜小真.萨特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