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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元货泉”属珍稀币种，在一般钱币图谱中很少见载，仅见华光普先生的《中国古钱大集》（甲）第220页刊有一拓样，注曰属“后铸”，即晚于王莽“货泉”，标四级。另见孙仲汇先生《古钱币图解》一书第143页也刊有一枚“太元货泉”拓样，标一级珍罕。细观之，这两枚非为同一版式，尤其钱文“元”字上书写迥异，可见至少有两种“太元货泉”。
如果说“太元货泉”属年号钱，历史上以“太元”为年号的已知者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张俊执政时期（公元341—375年），都城为今甘肃张掖。另一个是差不多与十六国同期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也就是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都城建康（今南京）。钱界认为后者铸“太元货泉”可能性较大，但史料未载，多认为两晋未铸钱。其版别式样是否就是孙仲汇先生书中所载拓样的那种，不敢定论。华氏图谱中所刊那枚非为司马曜原铸之品，它来自1981年内蒙林西县新城子镇出土的那枚“太元货泉”拓样，应为北方契丹人建国前或早期仿铸中原国家货币的一种改范钱。
幸笔者手中也持有两枚同一版式的“太元货泉”，其一为铜质，直径23.2毫米，厚0.8毫米，穿7.3毫米，重2.12克，老生坑；另一为银质合背钱，直径23.5毫米，厚1.2毫米，穿7毫米，重3.71克，传世品，包浆极为自然老旧（见图1、图2）。从钱文风貌上看，与华光普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近。在由苏晔、李菊合著的《古币纵横》一书中，载有三品不同形制和钱文风貌的“太元货泉”拓样，其中一枚与华光普书中所载之品相同，而另一枚则与孙仲汇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同，唯第三枚似为小平大样，钱文为粗体字，“太”字第一笔左挑，钱文书写异于另两品。仅上述而言，第一枚和第二枚拓样哪一枚是属东晋孝武帝所铸之品，无法定论。该书作者还分析了第一枚所示“太元货泉”，说“太”字楷书带隶，“元”字为行书带隶。不过，笔者认为，无论往什么体上靠，论其行、楷、隶都有些勉强，还不如说是北方契丹人的俗写较为恰当，因为它并非是中原国家所铸之品，而是契丹人所铸的改范钱。另如苏在《古钱探趣》一书第62页所刊的一枚直径约21毫米，圆穿，穿径约10毫米，正背均为四出文的“太元货泉”，文字形制都很特别，属性不详。
为弄清“太元货泉”的来龙去脉，笔者翻阅了辽金钱币学者李卫先生所著《辽金钱币》一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11），书中第22页附有一枚“太元货泉”实物图录及拓样，它与华光普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同，也同笔者本文所示之品相同。李卫先生对“太元货泉”等钱币有这样一段论述：契丹早期，为了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内部需求，曾仿造过多种中原地区不同国家的钱币，如“大泉五铢”、“常平五铢”、“永通泉货”、“永隆通宝”、“开元通宝”以及“太元货泉”改范钱，这些仿品和改范钱，虽然都使用了他国的货币名称，但材质和风格都有所变化，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们都多出土于辽国故地，当为契丹人所造无疑。这就说明，契丹人在建国前和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不仅铸过本国的非年号钱，如“开丹圣宝”、“大丹重宝”、“通行泉货”等，而且还仿铸了别国不同时期的钱币。但就目前所见，时至今日，千年沧桑，这种契丹人的仿品改范钱，从数量和品种上来说都已非常罕少，成为珍稀之品。
此外，在李卫《辽金钱币》一书中，还介绍了辽金窖藏发现的中原各国各个时期不少钱币，其中不乏有很多珍品，但就是未见有像苏《古钱探趣》一书所载的两品“太元货泉”和孙仲汇《古钱币图解》一书所载的那品“太元货泉”钱。这三种“太元货泉”钱原物何在，又来自何方，确实是个谜。
至于契丹人所铸“太元货泉”改范钱，其中有银质钱的出现非属偶见。辽是一个富银的国度，它境内有四大银矿，再加上中原岁负和战争掠夺，辽铸银质钱和使用银饰远超过中原各国。辽钱中有不少合背钱，而金朝却很少见，这些银质钱（还见有一定数量的金质钱），不参与流通，多作为纪念、赏赐、祭祀之用，为富人所占有。
这里，最后还要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如认为“太元货泉”（非改范钱）属两晋之物，通常认为两晋未铸钱，至少西晋五十年间未铸钱，而是恰用魏“五铢”小钱。东晋十一帝百余年间（公元317—420年），仅见东晋初年，元帝司马睿时在吴兴郡，由掌管兵权的王敦手下的参军沈充铸过一种薄小的“五铢”钱，“铢”字简为“朱”，俗称“沈郎五铢”，后世比较好区分。但东晋大量使用的还是东吴时的旧钱。有一点很值得疑虑的是，即在太元年号之前的穆帝司马聃永和年间（公元345—361年）即王羲之所书《兰亭序》年代，以及太元年号之后的安帝德宗义熙年间（公元379—418年）均未见有铸钱记载和实物。所以说，把“太元货泉”归为东晋司马曜所铸，也仅仅是因为他用过太元年号而已。与此不同的是，十六国时期的前凉曾铸过“凉造新泉”既见史载，也有实物。前凉政权存在三十年（公元345—376年），张俊也用过太元年号，他是否铸过“太元货泉”却未见史载。因此说，契丹这枚太元货泉改范钱，究竟是仿谁的？苏晔、孙仲汇书中所示共三种太元货泉不同版别，又是谁铸的？都是一个谜团，留给后人去考证吧。（责编：丁丑）
如果说“太元货泉”属年号钱，历史上以“太元”为年号的已知者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张俊执政时期（公元341—375年），都城为今甘肃张掖。另一个是差不多与十六国同期的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也就是陶渊明所处的那个时代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都城建康（今南京）。钱界认为后者铸“太元货泉”可能性较大，但史料未载，多认为两晋未铸钱。其版别式样是否就是孙仲汇先生书中所载拓样的那种，不敢定论。华氏图谱中所刊那枚非为司马曜原铸之品，它来自1981年内蒙林西县新城子镇出土的那枚“太元货泉”拓样，应为北方契丹人建国前或早期仿铸中原国家货币的一种改范钱。
幸笔者手中也持有两枚同一版式的“太元货泉”，其一为铜质，直径23.2毫米，厚0.8毫米，穿7.3毫米，重2.12克，老生坑；另一为银质合背钱，直径23.5毫米，厚1.2毫米，穿7毫米，重3.71克，传世品，包浆极为自然老旧（见图1、图2）。从钱文风貌上看，与华光普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近。在由苏晔、李菊合著的《古币纵横》一书中，载有三品不同形制和钱文风貌的“太元货泉”拓样，其中一枚与华光普书中所载之品相同，而另一枚则与孙仲汇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同，唯第三枚似为小平大样，钱文为粗体字，“太”字第一笔左挑，钱文书写异于另两品。仅上述而言，第一枚和第二枚拓样哪一枚是属东晋孝武帝所铸之品，无法定论。该书作者还分析了第一枚所示“太元货泉”，说“太”字楷书带隶，“元”字为行书带隶。不过，笔者认为，无论往什么体上靠，论其行、楷、隶都有些勉强，还不如说是北方契丹人的俗写较为恰当，因为它并非是中原国家所铸之品，而是契丹人所铸的改范钱。另如苏在《古钱探趣》一书第62页所刊的一枚直径约21毫米，圆穿，穿径约10毫米，正背均为四出文的“太元货泉”，文字形制都很特别，属性不详。
为弄清“太元货泉”的来龙去脉，笔者翻阅了辽金钱币学者李卫先生所著《辽金钱币》一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11），书中第22页附有一枚“太元货泉”实物图录及拓样，它与华光普先生书中所载之品相同，也同笔者本文所示之品相同。李卫先生对“太元货泉”等钱币有这样一段论述：契丹早期，为了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内部需求，曾仿造过多种中原地区不同国家的钱币，如“大泉五铢”、“常平五铢”、“永通泉货”、“永隆通宝”、“开元通宝”以及“太元货泉”改范钱，这些仿品和改范钱，虽然都使用了他国的货币名称，但材质和风格都有所变化，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它们都多出土于辽国故地，当为契丹人所造无疑。这就说明，契丹人在建国前和建国初的一段时间里，不仅铸过本国的非年号钱，如“开丹圣宝”、“大丹重宝”、“通行泉货”等，而且还仿铸了别国不同时期的钱币。但就目前所见，时至今日，千年沧桑，这种契丹人的仿品改范钱，从数量和品种上来说都已非常罕少，成为珍稀之品。
此外，在李卫《辽金钱币》一书中，还介绍了辽金窖藏发现的中原各国各个时期不少钱币，其中不乏有很多珍品，但就是未见有像苏《古钱探趣》一书所载的两品“太元货泉”和孙仲汇《古钱币图解》一书所载的那品“太元货泉”钱。这三种“太元货泉”钱原物何在，又来自何方，确实是个谜。
至于契丹人所铸“太元货泉”改范钱，其中有银质钱的出现非属偶见。辽是一个富银的国度，它境内有四大银矿，再加上中原岁负和战争掠夺，辽铸银质钱和使用银饰远超过中原各国。辽钱中有不少合背钱，而金朝却很少见，这些银质钱（还见有一定数量的金质钱），不参与流通，多作为纪念、赏赐、祭祀之用，为富人所占有。
这里，最后还要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如认为“太元货泉”（非改范钱）属两晋之物，通常认为两晋未铸钱，至少西晋五十年间未铸钱，而是恰用魏“五铢”小钱。东晋十一帝百余年间（公元317—420年），仅见东晋初年，元帝司马睿时在吴兴郡，由掌管兵权的王敦手下的参军沈充铸过一种薄小的“五铢”钱，“铢”字简为“朱”，俗称“沈郎五铢”，后世比较好区分。但东晋大量使用的还是东吴时的旧钱。有一点很值得疑虑的是，即在太元年号之前的穆帝司马聃永和年间（公元345—361年）即王羲之所书《兰亭序》年代，以及太元年号之后的安帝德宗义熙年间（公元379—418年）均未见有铸钱记载和实物。所以说，把“太元货泉”归为东晋司马曜所铸，也仅仅是因为他用过太元年号而已。与此不同的是，十六国时期的前凉曾铸过“凉造新泉”既见史载，也有实物。前凉政权存在三十年（公元345—376年），张俊也用过太元年号，他是否铸过“太元货泉”却未见史载。因此说，契丹这枚太元货泉改范钱，究竟是仿谁的？苏晔、孙仲汇书中所示共三种太元货泉不同版别，又是谁铸的？都是一个谜团，留给后人去考证吧。（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