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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平衡劳资供求
日前，上海的一些企业在招工时发现，不少应聘的农民工，一改以往急于与招聘企业敲定劳动关系的态度，对工作开始变得观望和“挑剔”起来。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与职工在劳资关系上没有达成一致。沪上很多企业也由此面临“用工荒”的难题。
笔者从上海市总工会获悉，引起企业出现“用工荒”的因素有很多，而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实行集体协商制度，则能有效地正确把握企业与职工之间利益关系平衡。
市总工会表示，集体协商机制，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三方协同、多方支持、企业和职工积极参与的集体协商工作格局。以劳动报酬为重点，围绕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劳动定额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开展集体协商。
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尤其是一些代加工企业，本身利润就不高，工种又复杂，能做到集体协商范围全覆盖的还有困难，但是，在企业利润与职工收入发生失衡时，企业采取集体协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制定出双方均有益的举措，才是有效缓解矛盾的办法。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表示，出现“用工荒”，是因为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的，而推进集体协商制度是促进社会调整劳动关系的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农民工返乡后不愿意、不及时返回原城市，造成部分农民工密集的企业出现“用工荒”，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收益的不平衡。工人对收入不满意了，肯定就会想到离开。
企业与员工双方在劳资法框架下，通过双方之间的集体协商制，使得双方利益都得到满足，达到供求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低成本的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一些大型企业将厂区、产地直接设置在一些低成本的二线城市，并且在福利待遇上开出的条件已与大城市不相上下。虽然上海有着高收入的特点，但因城市生活成本在逐渐增长，这样对比下，能完全吸引住农民工的优势在逐渐减退，企业通过集体协商，达到劳资供求平衡，才是缓解“用工荒”的根本。
浙江省：试水工资集体协商
“1月份工资加四成，同步提高各类补助和补贴……”这些天，绍兴宏铭制衣有限公司江西籍员工桂建文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条短消息。“我的工资原先在2500元－2800元之间，这样一来，相当于多了一千多元的红包。”桂建文说。
桂建文的这个红包，得益于“宏铭制衣”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直以来，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工人工资的多少，大都由企业老板“一口定价”。但去年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以及工人诉求的不断提高，浙江不少民企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纺织重镇绍兴柯桥，企业老板和普通员工经过集体协商后，确定工资工时工价，并写入集体合同，工人的工资在得到普遍上涨的同时，流失率也明显下降。
桂建文所在的“宏铭制衣”，是柯桥较早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之一。
根据“宏铭制衣”的工资协商制度：规定每道工序的工价由技术员、工会和一线职工代表三方协商，协商后的工价上墙公示。其中一线职工代表人数占协商人员的80％，使得一线工人在集体协商中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不仅是“宏铭制衣”，柯桥还有不少企业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缝制一条裤子有多少工钱?”“给衬衫上个领子有多少工钱?”这些以前由企业老板一个人决定的工价，逐步被集体协商取代。
在绍兴县丝绸印花定型厂，每个车间门口都有一堵职工“明白墙”。每天上班前，员工总会在“明白墙”前逗留一会儿，看一看昨天的产量，算一算挣得的工资。以前，“丝绸印花”职工的报酬是按天计算的，做多做少、做好做差基本是一个价。工价协商彻底改变了“大锅饭”现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公司产品合格率也提升到了98％以上。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不少企业的员工工资都得到了普遍提高。以“盛兴集团”为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后，该公司除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人员外，90％以上的一线操作工人和技术工，根据工种、职称的不同，每月均增加了200元－800元工资。公司为此每年增加了250多万元的工资支出。
虽然企业支出有所提高，但却稳定住了工人。尤其是今年普遍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下，在推进工价集体协商过程中，柯桥经济开发区辖区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职工流动率下降到10％以下。
去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要求。按照规划，从2011年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在所有建立工会的企业中，普遍开展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企业集体协商制度。
今年1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全面推广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从去年开始，浙江不少民企都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浙江各级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也构成了“核心经验”，并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各级工会的推动下，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初步形成：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工资集体协商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企业的，由企业代表和工会代表共同协商；一种是行业性的，比如服装、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由行业工会组织和雇主进行工资协商；一种是区域性的，如街道、社区等，由区域内的联合工会与企业共同协商。员工可以推选代表，和老板进行谈判。
如果老板不肯跟员工谈判，怎么办?在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经济委员会、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中强调，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制的企业，如果不肯和员工代表谈涨工资，将及时向企业发出“整改建议书”；对拒不整改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浙江目前已有近850万名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定工资。而在杭州，目前已建工会企业中80％以上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按照计划，这个数字2011年要达到85％以上，2012年达到90％以上。
江西省：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2月11日上午，大货车司机谭细林、江西煌上煌公司普通文员刘瑾受团江西省委邀请，与即将参加全省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面对面交流讨论。
“面对面”活动讨论会上，谭细林和刘瑾表达的想成为“城里人”的愿望朴素而令人动容：“我希望能够解决我的户口问题，然后在城里申请到一套廉租房。”“想让3岁的儿子以后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全家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目前，江西有659万进城务工农民，其中约 60％是新生代农民工。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收入在1000至1500元的占46.5％。”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梅亦在会上介绍，仅靠现有的政策和工资收入，江西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无法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他们在城乡之间徘徊往返，难以在实质上融入城市。
基于这种省情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从去年6月起，团江西省委、民进江西省委联合成立了“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调研组，组织相关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工厂、企业、农村，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展开网络交流，与基层普通工人面对面访谈、与企业管理者座谈等方式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在南昌、九江、抚州、新余、萍乡等地发放调查问卷4700余份，问卷调查的唯一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各工业园区，以及城镇街道的旅馆、餐饮、美容美发、超市零售、汽车维修、制造加工等行业。
调研活动形成了一份内容翔实的《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在这份参阅建议稿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及成因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低收入、职业技能偏低、社会保障缺乏、职业规划欠缺、迫切的情感诉求和社会人文关怀不足等五个主要方面。
在讨论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厅局处室负责人，分别围绕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帮助解决他们进城后的住房问题、建立并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展技能培训及其子女受教育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等问题展开讨论。
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副巡视员李季仁认为，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并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权益。他说，没有规范的法制保障，这个群体的一切权益都很难保障。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难问题，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改办原主任黄鹤凌说，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城市户口，依照目前政策是申请不到城市廉租房的。他建议：“城市政府可以试行建设一批公共租赁房，只出租不出售，政府和企业共同补贴或购买，再以低价出租给他们居住。”
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梅亦说，在进行调研活动时，发现许多进城的打工妹根本没有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我的意识。省人保厅、民政厅、教育厅等部门的负责人则一致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加上国家对普通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的职业准入标准不明晰、不严格，有时候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往往会出现“没人来、请都不来”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代表任文君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明确的职业梦想，缺乏职业规划辅导，凭感性找工作、上班、辞职，自我监督不够，对自身认识不够理性。
省人大代表刘海涛建议，媒体应该高度关注、积极宣传和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定期设置相关新闻话题和宣传他们中的优秀典型，营造出人人关注、帮助他们并志愿为他们服务的浓厚、温暖的社会风气。
与会的江西省“青少年权益使者”、南昌市二十八中校长卢锡宏呼吁，城市里的各类公共资源，比如体育馆、科技馆、博物馆等应该向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免费开放；城市里优质的智力资源，包括专家学者、仁人志士、爱心企业家等，也应当定期为这一群体义务服务。
据悉，《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等相关建议，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上江西省“两会”。
日前，上海的一些企业在招工时发现，不少应聘的农民工，一改以往急于与招聘企业敲定劳动关系的态度，对工作开始变得观望和“挑剔”起来。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与职工在劳资关系上没有达成一致。沪上很多企业也由此面临“用工荒”的难题。
笔者从上海市总工会获悉，引起企业出现“用工荒”的因素有很多，而工资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实行集体协商制度，则能有效地正确把握企业与职工之间利益关系平衡。
市总工会表示，集体协商机制，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进、三方协同、多方支持、企业和职工积极参与的集体协商工作格局。以劳动报酬为重点，围绕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劳动定额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重大事项开展集体协商。
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尤其是一些代加工企业，本身利润就不高，工种又复杂，能做到集体协商范围全覆盖的还有困难，但是，在企业利润与职工收入发生失衡时，企业采取集体协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制定出双方均有益的举措，才是有效缓解矛盾的办法。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守钧表示，出现“用工荒”，是因为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的，而推进集体协商制度是促进社会调整劳动关系的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农民工返乡后不愿意、不及时返回原城市，造成部分农民工密集的企业出现“用工荒”，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收益的不平衡。工人对收入不满意了，肯定就会想到离开。
企业与员工双方在劳资法框架下，通过双方之间的集体协商制，使得双方利益都得到满足，达到供求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低成本的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一些大型企业将厂区、产地直接设置在一些低成本的二线城市，并且在福利待遇上开出的条件已与大城市不相上下。虽然上海有着高收入的特点，但因城市生活成本在逐渐增长，这样对比下，能完全吸引住农民工的优势在逐渐减退，企业通过集体协商，达到劳资供求平衡，才是缓解“用工荒”的根本。
浙江省：试水工资集体协商
“1月份工资加四成，同步提高各类补助和补贴……”这些天，绍兴宏铭制衣有限公司江西籍员工桂建文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条短消息。“我的工资原先在2500元－2800元之间，这样一来，相当于多了一千多元的红包。”桂建文说。
桂建文的这个红包，得益于“宏铭制衣”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直以来，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工人工资的多少，大都由企业老板“一口定价”。但去年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以及工人诉求的不断提高，浙江不少民企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纺织重镇绍兴柯桥，企业老板和普通员工经过集体协商后，确定工资工时工价，并写入集体合同，工人的工资在得到普遍上涨的同时，流失率也明显下降。
桂建文所在的“宏铭制衣”，是柯桥较早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之一。
根据“宏铭制衣”的工资协商制度：规定每道工序的工价由技术员、工会和一线职工代表三方协商，协商后的工价上墙公示。其中一线职工代表人数占协商人员的80％，使得一线工人在集体协商中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不仅是“宏铭制衣”，柯桥还有不少企业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缝制一条裤子有多少工钱?”“给衬衫上个领子有多少工钱?”这些以前由企业老板一个人决定的工价，逐步被集体协商取代。
在绍兴县丝绸印花定型厂，每个车间门口都有一堵职工“明白墙”。每天上班前，员工总会在“明白墙”前逗留一会儿，看一看昨天的产量，算一算挣得的工资。以前，“丝绸印花”职工的报酬是按天计算的，做多做少、做好做差基本是一个价。工价协商彻底改变了“大锅饭”现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公司产品合格率也提升到了98％以上。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不少企业的员工工资都得到了普遍提高。以“盛兴集团”为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后，该公司除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人员外，90％以上的一线操作工人和技术工，根据工种、职称的不同，每月均增加了200元－800元工资。公司为此每年增加了250多万元的工资支出。
虽然企业支出有所提高，但却稳定住了工人。尤其是今年普遍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下，在推进工价集体协商过程中，柯桥经济开发区辖区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职工流动率下降到10％以下。
去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要求。按照规划，从2011年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在所有建立工会的企业中，普遍开展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企业集体协商制度。
今年1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全面推广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从去年开始，浙江不少民企都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浙江各级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也构成了“核心经验”，并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各级工会的推动下，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初步形成：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工资集体协商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企业的，由企业代表和工会代表共同协商；一种是行业性的，比如服装、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由行业工会组织和雇主进行工资协商；一种是区域性的，如街道、社区等，由区域内的联合工会与企业共同协商。员工可以推选代表，和老板进行谈判。
如果老板不肯跟员工谈判，怎么办?在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经济委员会、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中强调，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制的企业，如果不肯和员工代表谈涨工资，将及时向企业发出“整改建议书”；对拒不整改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浙江目前已有近850万名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定工资。而在杭州，目前已建工会企业中80％以上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按照计划，这个数字2011年要达到85％以上，2012年达到90％以上。
江西省：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2月11日上午，大货车司机谭细林、江西煌上煌公司普通文员刘瑾受团江西省委邀请，与即将参加全省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面对面交流讨论。
“面对面”活动讨论会上，谭细林和刘瑾表达的想成为“城里人”的愿望朴素而令人动容：“我希望能够解决我的户口问题，然后在城里申请到一套廉租房。”“想让3岁的儿子以后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全家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
“目前，江西有659万进城务工农民，其中约 60％是新生代农民工。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月工资收入在1000至1500元的占46.5％。”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梅亦在会上介绍，仅靠现有的政策和工资收入，江西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无法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他们在城乡之间徘徊往返，难以在实质上融入城市。
基于这种省情和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从去年6月起，团江西省委、民进江西省委联合成立了“江西省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调研组，组织相关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工厂、企业、农村，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展开网络交流，与基层普通工人面对面访谈、与企业管理者座谈等方式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在南昌、九江、抚州、新余、萍乡等地发放调查问卷4700余份，问卷调查的唯一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各工业园区，以及城镇街道的旅馆、餐饮、美容美发、超市零售、汽车维修、制造加工等行业。
调研活动形成了一份内容翔实的《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在这份参阅建议稿中，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及成因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低收入、职业技能偏低、社会保障缺乏、职业规划欠缺、迫切的情感诉求和社会人文关怀不足等五个主要方面。
在讨论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厅局处室负责人，分别围绕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帮助解决他们进城后的住房问题、建立并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展技能培训及其子女受教育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等问题展开讨论。
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副巡视员李季仁认为，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并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权益。他说，没有规范的法制保障，这个群体的一切权益都很难保障。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难问题，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改办原主任黄鹤凌说，新生代农民工都没有城市户口，依照目前政策是申请不到城市廉租房的。他建议：“城市政府可以试行建设一批公共租赁房，只出租不出售，政府和企业共同补贴或购买，再以低价出租给他们居住。”
团江西省委副书记梅亦说，在进行调研活动时，发现许多进城的打工妹根本没有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来提升自我的意识。省人保厅、民政厅、教育厅等部门的负责人则一致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加上国家对普通加工、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的职业准入标准不明晰、不严格，有时候政府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往往会出现“没人来、请都不来”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代表任文君说，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明确的职业梦想，缺乏职业规划辅导，凭感性找工作、上班、辞职，自我监督不够，对自身认识不够理性。
省人大代表刘海涛建议，媒体应该高度关注、积极宣传和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定期设置相关新闻话题和宣传他们中的优秀典型，营造出人人关注、帮助他们并志愿为他们服务的浓厚、温暖的社会风气。
与会的江西省“青少年权益使者”、南昌市二十八中校长卢锡宏呼吁，城市里的各类公共资源，比如体育馆、科技馆、博物馆等应该向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免费开放；城市里优质的智力资源，包括专家学者、仁人志士、爱心企业家等，也应当定期为这一群体义务服务。
据悉，《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建议》等相关建议，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上江西省“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