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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1]一书中梳理了大小金川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结果。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战后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本文主要对书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部分进行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以实践为基础；社会矛盾
一、《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的主要内容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主要描写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帝攻打大小金川的战役。书中对战争的过程，以及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影响深远。乾隆皇帝在1747年至1749年、1771年至1776年两次对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大小金川土司发动战争，历史上称为“金川战争”。书中共分为六个章节，分阶段进行描写，层层递进，调理清晰。第一章，嘉绒藏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建制沿革。介绍了嘉绒地区藏族的分布、族称、族源，大小金川土司的地理位置……；第二章，金川之役前藏族地区的形势。对17、18世纪藏族地区的形势作了详细分析，具体介绍了嘉绒藏区以及周边的局势；前两章内容是对后面章节的铺垫，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写两次金川战争的全过程；第五章主要探究善后的措施及对金川地区的影响；最后一章分析金川战争对清王朝的影响。
二、《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的方法论
（一）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时间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毛泽东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在第二次攻打大小金川地区前，乾隆皇帝一直想以“以番治番”的政策来管理嘉绒藏族地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土司与革布什咱土司因结亲而构衅。大金川土司头人郎卡将女儿嫁给革布什咱土司色楞多敦布，并指使女儿控制革布什咱。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丹多民众又暗通大金川土司，夺取丹多。”[4]简言之，当时各土司之间相互间的明争暗斗非常严重，乾隆帝提倡的“以番治番”政策就是通过各土司之间的内部矛盾争斗，最终达到清廷对当地土司势力的钳制的目的。但多年的实践表明，“以番治番”政策并不能保证当地安宁、国家统一，因此需要坚决的纠正。从“以番治番”到决定出兵征缴这一政策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方法论。乾隆帝对嘉绒土司的治理理念在多年的实际运用中宣告失败，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金川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嘉绒地区各土司的斗争、蚕食，乾隆帝决心采用武力的方式平息动乱。治理方针政策的转变，充分印证了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永远有效，同时还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只有在实践中去论证，随着实践去不断发展才能掌握真正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的普遍性。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中的矛盾无处不在，且无时不有。《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将这一方法论体现的淋漓盡致。如：嘉绒藏区各土司为争夺土地、人口的争斗，土司之间的矛盾；清廷对嘉绒藏区金川地区多次派兵镇压，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乾隆皇帝与将领之间的矛盾；将领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充分体现了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社会矛盾贯穿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社会矛盾虽是普遍存在的，但每一个社会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研究社会矛盾必须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书中描写嘉绒藏区金川地区：“恶劣的气候和险峻的地势，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及后勤运输保障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金川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碉、卡，处处建有坚固的防御设施，可谓碉楼林立，易守难攻。”[5]地形崎岖，车马难入，清军攻打大小金川非常困难。乾隆多次派将派兵，总是以失败而归，证明在金川这个特殊的地区作战与在普通地区作战不同，多兵多将多物资也未必可以战胜。在第二次金川之役过程中，乾隆皇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乾隆帝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即大金川邻近土司与大金川矛盾激化，及时的分析各土司之间的矛盾，瓦解土司内部团结，同时利用舆论压力动摇对方军心。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效果显著，为之后阿桂挥师收复小金川铺平道路。可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大小金川之役，历时长、耗资大、规模大。大量的军费开支、征用大量夫役，给中央带来沉重负担，同是也使得老百信苦不堪言。对于嘉绒藏族地区人民更是如此，连年的战争使两金川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者提出：“清王朝正是从自身的政治统治出发，不惜牺牲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利益，以达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稳定的目的。”[6]评价一个事件的好坏，要以大多数的利益为出发点，公正的来评判。虽然此战劳民伤财，给金川地区造成毁灭性的迫害，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正如书中谈到的，“战争所换来的社会安定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7]金川战争后，清政府对嘉绒地区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结束了嘉绒地区长年战乱的局面，客观上说极大的促进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保证西藏和西南边疆的稳定，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均具有重要的影响。综上所述，运用马克思方法论分析对于广大的人民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战是利大于弊的。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的魅力还表现在史料与逻辑的完美结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歷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书中既没有把历史碎片化、否认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完全从逻辑出发去剪裁历史、用逻辑去统一历史，所有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史书典籍之上，力图从清政府、地区吐司……，多角度分析问题，因此《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对人们了解与研究这段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4]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5]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6]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7]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8]《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作者简介：李子君（1993—），女，汉族，硕士在读，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少数 民族史方向。
关键词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以实践为基础；社会矛盾
一、《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的主要内容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主要描写在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帝攻打大小金川的战役。书中对战争的过程，以及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影响深远。乾隆皇帝在1747年至1749年、1771年至1776年两次对四川西北部地区的大小金川土司发动战争，历史上称为“金川战争”。书中共分为六个章节，分阶段进行描写，层层递进，调理清晰。第一章，嘉绒藏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建制沿革。介绍了嘉绒地区藏族的分布、族称、族源，大小金川土司的地理位置……；第二章，金川之役前藏族地区的形势。对17、18世纪藏族地区的形势作了详细分析，具体介绍了嘉绒藏区以及周边的局势；前两章内容是对后面章节的铺垫，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写两次金川战争的全过程；第五章主要探究善后的措施及对金川地区的影响；最后一章分析金川战争对清王朝的影响。
二、《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的方法论
（一）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时间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毛泽东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在第二次攻打大小金川地区前，乾隆皇帝一直想以“以番治番”的政策来管理嘉绒藏族地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土司与革布什咱土司因结亲而构衅。大金川土司头人郎卡将女儿嫁给革布什咱土司色楞多敦布，并指使女儿控制革布什咱。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丹多民众又暗通大金川土司，夺取丹多。”[4]简言之，当时各土司之间相互间的明争暗斗非常严重，乾隆帝提倡的“以番治番”政策就是通过各土司之间的内部矛盾争斗，最终达到清廷对当地土司势力的钳制的目的。但多年的实践表明，“以番治番”政策并不能保证当地安宁、国家统一，因此需要坚决的纠正。从“以番治番”到决定出兵征缴这一政策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方法论。乾隆帝对嘉绒土司的治理理念在多年的实际运用中宣告失败，可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金川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化，嘉绒地区各土司的斗争、蚕食，乾隆帝决心采用武力的方式平息动乱。治理方针政策的转变，充分印证了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永无止境，人们在实践中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永远有效，同时还适用于全国各个地区，只有在实践中去论证，随着实践去不断发展才能掌握真正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
（二）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的普遍性。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中的矛盾无处不在，且无时不有。《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将这一方法论体现的淋漓盡致。如：嘉绒藏区各土司为争夺土地、人口的争斗，土司之间的矛盾；清廷对嘉绒藏区金川地区多次派兵镇压，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乾隆皇帝与将领之间的矛盾；将领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充分体现了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社会矛盾贯穿与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社会矛盾虽是普遍存在的，但每一个社会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研究社会矛盾必须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书中描写嘉绒藏区金川地区：“恶劣的气候和险峻的地势，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及后勤运输保障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金川人在悬崖峭壁上修建碉、卡，处处建有坚固的防御设施，可谓碉楼林立，易守难攻。”[5]地形崎岖，车马难入，清军攻打大小金川非常困难。乾隆多次派将派兵，总是以失败而归，证明在金川这个特殊的地区作战与在普通地区作战不同，多兵多将多物资也未必可以战胜。在第二次金川之役过程中，乾隆皇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乾隆帝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即大金川邻近土司与大金川矛盾激化，及时的分析各土司之间的矛盾，瓦解土司内部团结，同时利用舆论压力动摇对方军心。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效果显著，为之后阿桂挥师收复小金川铺平道路。可见，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大小金川之役，历时长、耗资大、规模大。大量的军费开支、征用大量夫役，给中央带来沉重负担，同是也使得老百信苦不堪言。对于嘉绒藏族地区人民更是如此，连年的战争使两金川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作者提出：“清王朝正是从自身的政治统治出发，不惜牺牲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利益，以达到多民族国家统一、稳定的目的。”[6]评价一个事件的好坏，要以大多数的利益为出发点，公正的来评判。虽然此战劳民伤财，给金川地区造成毁灭性的迫害，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国家。正如书中谈到的，“战争所换来的社会安定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7]金川战争后，清政府对嘉绒地区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结束了嘉绒地区长年战乱的局面，客观上说极大的促进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保证西藏和西南边疆的稳定，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均具有重要的影响。综上所述，运用马克思方法论分析对于广大的人民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战是利大于弊的。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的魅力还表现在史料与逻辑的完美结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歷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书中既没有把历史碎片化、否认历史发展规律，也没有完全从逻辑出发去剪裁历史、用逻辑去统一历史，所有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史书典籍之上，力图从清政府、地区吐司……，多角度分析问题，因此《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一书对人们了解与研究这段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4]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5]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6]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页。
[7]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8]《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作者简介：李子君（1993—），女，汉族，硕士在读，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少数 民族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