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明大变局》一书给我们莫大的启迪，在因应这种大变局时，中国人总能以包容、理性地胸襟来看待，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李鸿章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出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真实的历史情境，如果我们将时间再往前推移的话，这种变局在明末就开始悄然发生了。
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大变局》即在提醒人们放宽历史视野，重新认识晚明发生的巨变，思考对近代与当代的启示意义。他在书中思考了六个问题，并将这六个问题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在书中加以廓清：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江南市镇的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以及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
纵观世界历史，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称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们发挥他们的探险精神，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及通过东方的印度与中国的新航路，而这一世界性的变局正好处于中国的晚明时代，樊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展开讨论的。
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以及东西洋的交通咽喉马六甲、香料群岛，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接着获得澳门贸易许可，将中国市场卷入到全球的贸易网络之中。
正是由于这一变化，中国传统的海禁政策、朝贡贸易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樊先生这个观察是富有洞见的。在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到了晚明时期，遭遇世界性的“变局”，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以及贸易观念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与动摇，中国的贸易政策随之调整。从此一角度来看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美国亦是世界的一部分，应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双方的贸易往来，摒除贸易中心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偏见。
晚明江南的市镇经济在此一时期异常繁荣，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发展迅猛，以丝绸制造而成的绸缎，远销海外，大受欢迎。江南地区一直以来是经贸繁盛之地，商贾云集，富庶有余，正是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背景，晚明的江南地区却显得迥然不同。
在中西贸易上，江南地区以其特有的丝绸产业而在世界性的贸易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变局中能够单独支撑起来，实属不易。由此可见，中国独有的商品在世界性的贸易之中有着不可替代性，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并能借变局之时，顺势而上。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我们当吸纳此一经验，即生产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商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进而吸引世人的眼光。
随着贸易一起而来的，还有西方的传教士。正如樊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方人带来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以及测量学、水利学、解剖学等。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亦出现了非常多的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
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启用耶稣会士改进中国的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李之藻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打开了中国人的地理认知，使得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方以智在其书《物理小识》中引用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对五大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完全打破了传统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知识对中国传统的知识进行了冲击，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而是主动学习、吸纳西方的知识，纠正已有的偏见，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
在今天的世界，中西文明互鉴是一个大的趋势，走出文明冲突的思维，强调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共同应对世界性问题，化解世界性难题。
在思想文化上，樊先生指出，从明朝中叶起，王阳明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讲学风气盛行，“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的思潮”，在江南地区，文人结社之风亦一时蔚然。
比如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以及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复社。这些结社的诸人不仅关心学问，还关心时代、国家的前途。崇祯十一年（1638），几社诸人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借学问救国，当时的松江知府方岳贡说“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表示，发起复社乃是为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以学问切磋为基础，借此用于当世。晚明的颓势，激发了当时读书人的熱情，他们亲身参与时事，希望通过改造学问，来拯救国家。
一部《觉醒年代》正是焕发的这种精神，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经历千难万险，才终于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为中国寻找到新的出路，一部《长津湖》也彰显着这种精神，邱少云、杨根思等革命先烈为了保家卫国，抵御美国的侵略，最后牺牲在了朝鲜，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从樊树志的论述之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晚明变局的几个重要的层面，一是西方人的东来，将中国纳入到世界贸易系统之中;二是西方知识的东来，将中国纳入到世界知识系统之中;三是国运时势骤变，使得读书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将已有的学问挖掘出来，以经世致用。
《晚明大变局》一书给我们莫大的启迪，在因应这种大变局时，中国人总能以包容、理性地胸襟来看待，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过了晚明，过了近代到现代，今时今日，新冠疫情尚在肆虐之时，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加要坚定历史中积累的信念，从容应对此一变局。
李鸿章曾有一句著名的话“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道出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真实的历史情境，如果我们将时间再往前推移的话，这种变局在明末就开始悄然发生了。
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大变局》即在提醒人们放宽历史视野，重新认识晚明发生的巨变，思考对近代与当代的启示意义。他在书中思考了六个问题，并将这六个问题分为六个章节，分别在书中加以廓清：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江南市镇的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以及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
纵观世界历史，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称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们发挥他们的探险精神，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以及通过东方的印度与中国的新航路，而这一世界性的变局正好处于中国的晚明时代，樊先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展开讨论的。
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以及东西洋的交通咽喉马六甲、香料群岛，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接着获得澳门贸易许可，将中国市场卷入到全球的贸易网络之中。
正是由于这一变化，中国传统的海禁政策、朝贡贸易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樊先生这个观察是富有洞见的。在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到了晚明时期，遭遇世界性的“变局”，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以及贸易观念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与动摇，中国的贸易政策随之调整。从此一角度来看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美国亦是世界的一部分，应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双方的贸易往来，摒除贸易中心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偏见。
晚明江南的市镇经济在此一时期异常繁荣，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发展迅猛，以丝绸制造而成的绸缎，远销海外，大受欢迎。江南地区一直以来是经贸繁盛之地，商贾云集，富庶有余，正是基于大航海时代的背景，晚明的江南地区却显得迥然不同。
在中西贸易上，江南地区以其特有的丝绸产业而在世界性的贸易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变局中能够单独支撑起来，实属不易。由此可见，中国独有的商品在世界性的贸易之中有着不可替代性，有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并能借变局之时，顺势而上。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我们当吸纳此一经验，即生产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商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进而吸引世人的眼光。
随着贸易一起而来的，还有西方的传教士。正如樊先生指出的那样，“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方人带来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以及测量学、水利学、解剖学等。中国人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亦出现了非常多的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
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启用耶稣会士改进中国的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李之藻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打开了中国人的地理认知，使得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方以智在其书《物理小识》中引用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对五大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完全打破了传统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知识对中国传统的知识进行了冲击，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而是主动学习、吸纳西方的知识，纠正已有的偏见，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
在今天的世界，中西文明互鉴是一个大的趋势，走出文明冲突的思维，强调各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共同应对世界性问题，化解世界性难题。
在思想文化上，樊先生指出，从明朝中叶起，王阳明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讲学风气盛行，“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的思潮”，在江南地区，文人结社之风亦一时蔚然。
比如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以及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复社。这些结社的诸人不仅关心学问，还关心时代、国家的前途。崇祯十一年（1638），几社诸人编成了《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借学问救国，当时的松江知府方岳贡说“皆负韬世之才，怀救时之术”。复社的领袖人物张溥表示，发起复社乃是为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以学问切磋为基础，借此用于当世。晚明的颓势，激发了当时读书人的熱情，他们亲身参与时事，希望通过改造学问，来拯救国家。
一部《觉醒年代》正是焕发的这种精神，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经历千难万险，才终于找到了救国的良方，为中国寻找到新的出路，一部《长津湖》也彰显着这种精神，邱少云、杨根思等革命先烈为了保家卫国，抵御美国的侵略，最后牺牲在了朝鲜，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从樊树志的论述之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晚明变局的几个重要的层面，一是西方人的东来，将中国纳入到世界贸易系统之中;二是西方知识的东来，将中国纳入到世界知识系统之中;三是国运时势骤变，使得读书人开始了新的思考，将已有的学问挖掘出来，以经世致用。
《晚明大变局》一书给我们莫大的启迪，在因应这种大变局时，中国人总能以包容、理性地胸襟来看待，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过了晚明，过了近代到现代，今时今日，新冠疫情尚在肆虐之时，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加要坚定历史中积累的信念，从容应对此一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