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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合著的《传播学简史》是一部篇幅不长但极富特色的传播学历史著作，其涵盖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无论是内容的选择、组织方式，还是叙述、阐释上都具有鲜明特色：一方面表现出马特拉作为著名的批判学派传播学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立场，另一方面对传播学的美国“主流”观有所消解，以呈现全球视野下的传播学学科的源起与发展。此外，无论是从篇章的分配还是从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叙述上，都可以看出马特拉对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关注、忧虑和批判。
关键词：阿芒·马特拉；传播学史；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传播学的多学科历史谱系
1.拼图式的历史图景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描述“本书试图理清这个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和全球、个体和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①
作为一本学术发展史，马特拉们并不致力于呈现传播学科的连续的发展历史，而更侧重传播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如何成为研究对象、彼时不同学科的研究发展和提供给传播学的研究基础与条件、传播学与这些学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播话语产生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历史背景。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媒介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文化、历史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
因此马特拉所描述的传播学发展图景是拼图式的，他对传播学历史的描绘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认识，也不是针对传播学连续性的追溯，而是多元的、分散的视野，因此使得这种描述更为宏大和复杂。
2.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学术史的写作方法，马特拉说自己主要受到米歇尔·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影响，“从福柯那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谱系学方法，解构观点系统、挖掘它们的根源和谱系及其明显的联系、归属、互动框架，关注被忽略的来源。”②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特拉在材料组织及叙述时的选择，他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结构，而是把它们展现给我们，强调抓住原因和结果的多种关系和历史主体的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了解，他所理解的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其涵盖之广阔，其内容之繁杂，以及它又是如何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3.对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回答
在马特拉们的拼图中，关于传播在许多片段上均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的传播现象的研究分布在语言学、历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借助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解释，很多重要的传播研究发展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旗号下获得的。③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传播学常常对诸多学科概念和框架的借用，使得其作为一个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对此，马特拉认为“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关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陈卫星教授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代译序《马特拉的词与物》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更有明确的答案，“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地位，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类比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④
对于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传播学，在梳理了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后，马特拉对它的认识是“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一些都待开创。”于中国的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是引进才区区三十几年的舶来品，我们的传播学在新闻学基础上开始发展，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多效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沿袭使用既有理论，鲜有创新和新的发现。处在传播学西方中心体系下的边缘地位，我们一直在求索传播学本土化路径，马特拉的视角或许对我们思路的开拓有所助益。
二、批判视角：传播学背后的“控制”
马特拉从不讳言自己的批判立场，总体上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传播学简史》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鲜明风格。该书主体的7个章节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丰富、视野宽阔，但从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传播学发展背后“控制”的力量与“反控制”的反思。
1. 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
（1）人类整合与社会管理的工具
第一章“社会有机体”追溯传播学概念的起源。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整合因素的概念浮现。马特拉认为，“劳动分工”的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9世纪后半叶，以圣西门和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将社会视为网络和有机整体的观点使得信息流通被视为社会调节的信息系统。因而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之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在19世纪末得到普遍认可。
作者认为，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而此后延续至今的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的“发展”的历史观也正是源于此。
到19世纪末，社会物理学、随机分布理论、概率论等被应用于社会管理，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为必要的沟通理念提供了基础；社会心理学领域，西皮奥·西盖勒⑤与斯塔夫·勒庞共同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塔尔德的“模仿理论”、西美尔、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引发人们对传播互动的分析兴趣——使得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
（2）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工具
延续19世纪末“发展”的观点，即社会科学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第二章“新大陆的经验主义”也发生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20世纪的前10年，承袭西美尔和塔尔德观点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社会的“分光镜”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其整个学派都到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1927年拉斯韦尔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的巧妙的“万能工具”。基于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约翰·B·华生开创的行为主义、俄国心理学家伊万·P·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和英国社会心理学先驱威廉·麦克杜格尔的简单冲动或本能揭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思想，一种“靶子观”竖立起来。 沿着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1937年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创办的《公众舆论季刊》标志着传播学这门新学科的创立。此时的传播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的、实用的、为回应社会实践需求，更直白地说多是研究赞助商对政府信息策略、公司广告战略或军队对战时宣传力的关系。⑥此时，传播学建立起5W模式、传播的功能理论和效果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工具制造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以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为己任，发展出一种工具实证主义。其研究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不是为了社会更加完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民主系统已经很完善了；战后麦肯锡主义盛行，使得试图发明或完善系统的想法都不安全。这使得拉扎斯菲尔德选择一种工具实证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其思想变化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科学界一种潜在趋势。
（3）系统的控制网络编织完整
第三章“信息理论”介绍了30-4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及它们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对传播学模式的转型推动；增加了反馈和系统的思想。
至此，我们可以对于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力量可以做简单的梳理：19世纪，传播作为神经网络成为社会整合和管理人群的必须而初现。当群体心理学给不经控制的群众贴上“群氓”标签使得控制取得合法性，此时的传播对象被视为靶子而宣传被认为具有强大效果。当各种功能主义范式的研究——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就编制的非常完整。
2. 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
然而“控制”从不可能密不透风。即使在19世纪末那个充满乌托邦话语和救赎技术幻想的时代，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反对将技术视为拯救社会的源泉的工具论，提出在技术理性飙升的环境中人类主观性缓慢变质的问题。
（1）美国：功能主义之外不同的声音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个体差异的存在产生沟通的需求，他们一方面屈从于标准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这种力量。
与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C·赖特·米尔斯的文化研究提出一种“另类传播学”，反对研究者局限于“验证琐碎问题或孤立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营与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社会集体利害之间的关系，重建了文化和权力、从属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帕洛阿尔托学派和跨文化传播者的研究努力摆脱孤立的传播模式而用一种持续的社会过程的传播概念来取代。
（2）结构主义：对传播制度控制的批判
在批判者眼中，媒介成为暴力符号，成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因此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从本质上同“测量文化”相区别。
接续前面三章零散提到的传播学研究中“反控制”的思想，从第四章开始作者集中于批判学者的部分。20世纪40年代，受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关注文化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甚至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哈贝马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创新地提出了解决方法应，即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并扩展到全社会。
不同于美国传播学的功能主义视角，批判学者们更多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如符号学者们以及法国学派，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重新开始强调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讨论机器和抽象的国家；福柯则讨论“机制”或“制度安排”，其著作帮助人们识别权力-传播的组织中的部署情况。
（3）从文本向受众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关系的结构理论和其他所有宏大解释系统一起开始衰落，结构主义受到批评，批评主要围绕着主体、社会行动者与受众的中介作用与社会角色等核心问题——文化研究者认为其对社会机能的简化和对主体的抹杀，忽略了活生生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解码。
文化研究在此时获得认同。20世纪60、70年代弗兰克·雷蒙·利维斯⑦反对媒介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应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以帮助个体在大众媒介的扩张中拯救自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其理论发展受到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如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互动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关于媒介意识形态作用及性质的研究，戴维·莫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心对女性再现”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将媒介研究从文本分析推向了受众分析。
马特拉在书的结尾指出，持续性线性进步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传播已经接管了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传播及其行动者的比较研究正在理论视野中消失。批判性研究的核心思想受到了乌托邦和替代性危机的冲击，新功利主义在传播研究中蔓延，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脱工具形象。
作者引用基勒斯·德勒斯⑧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控管社会”的时代，一种持久、高速且不断循环的技术控制机制正在增强。马特拉认为，“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虑及此处他提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问题的必要性。⑨（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Nicholas Rengger et al. Special Issu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34，Special Issue，January 2008：28.
③ 同注释①，译者序。
④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M].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代译序
⑤ 西皮奥·西盖勒（1868-1913），意大利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群众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基本思想与勒庞非常相似，以至于二人一直就谁是原创而纠缠不清。
⑥ 同注释①，第21页。
⑦ 弗兰克·雷蒙·利维斯（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⑧ 吉勒斯·德勒斯（1925-1995），法国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⑨ 同注释①，第123页。
关键词：阿芒·马特拉；传播学史；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传播学的多学科历史谱系
1.拼图式的历史图景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描述“本书试图理清这个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和全球、个体和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①
作为一本学术发展史，马特拉们并不致力于呈现传播学科的连续的发展历史，而更侧重传播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里如何成为研究对象、彼时不同学科的研究发展和提供给传播学的研究基础与条件、传播学与这些学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播话语产生的政治、经济、技术等历史背景。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媒介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文化、历史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
因此马特拉所描述的传播学发展图景是拼图式的，他对传播学历史的描绘不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认识，也不是针对传播学连续性的追溯，而是多元的、分散的视野，因此使得这种描述更为宏大和复杂。
2.历史谱系学的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学术史的写作方法，马特拉说自己主要受到米歇尔·福柯的历史谱系学影响，“从福柯那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谱系学方法，解构观点系统、挖掘它们的根源和谱系及其明显的联系、归属、互动框架，关注被忽略的来源。”②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特拉在材料组织及叙述时的选择，他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结构，而是把它们展现给我们，强调抓住原因和结果的多种关系和历史主体的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了解，他所理解的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其涵盖之广阔，其内容之繁杂，以及它又是如何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3.对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回答
在马特拉们的拼图中，关于传播在许多片段上均有深入的研究。众多的传播现象的研究分布在语言学、历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并借助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解释，很多重要的传播研究发展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旗号下获得的。③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传播学常常对诸多学科概念和框架的借用，使得其作为一个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对此，马特拉认为“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关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陈卫星教授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的代译序《马特拉的词与物》一文中，就这一问题更有明确的答案，“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合法性地位，同时又推动传播学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类比来建构自己的学术自治地位”。④
对于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传播学，在梳理了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后，马特拉对它的认识是“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一些都待开创。”于中国的传播学而言，西方传播学是引进才区区三十几年的舶来品，我们的传播学在新闻学基础上开始发展，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多效仿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沿袭使用既有理论，鲜有创新和新的发现。处在传播学西方中心体系下的边缘地位，我们一直在求索传播学本土化路径，马特拉的视角或许对我们思路的开拓有所助益。
二、批判视角：传播学背后的“控制”
马特拉从不讳言自己的批判立场，总体上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传播学简史》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鲜明风格。该书主体的7个章节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内容丰富、视野宽阔，但从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传播学发展背后“控制”的力量与“反控制”的反思。
1. 以控制为动因建立起的“工具”传播学
（1）人类整合与社会管理的工具
第一章“社会有机体”追溯传播学概念的起源。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整合因素的概念浮现。马特拉认为，“劳动分工”的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9世纪后半叶，以圣西门和赫伯特·斯宾塞为代表将社会视为网络和有机整体的观点使得信息流通被视为社会调节的信息系统。因而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之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在19世纪末得到普遍认可。
作者认为，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而此后延续至今的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的“发展”的历史观也正是源于此。
到19世纪末，社会物理学、随机分布理论、概率论等被应用于社会管理，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为必要的沟通理念提供了基础；社会心理学领域，西皮奥·西盖勒⑤与斯塔夫·勒庞共同开创的群众心理学、塔尔德的“模仿理论”、西美尔、涂尔干等人的研究引发人们对传播互动的分析兴趣——使得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
（2）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工具
延续19世纪末“发展”的观点，即社会科学可以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第二章“新大陆的经验主义”也发生在这样的思潮背景下。20世纪的前10年，承袭西美尔和塔尔德观点的“芝加哥学派”将城市视为社会的“分光镜”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其整个学派都到受到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1927年拉斯韦尔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传播方法被视为“政府管理舆论”不可或缺的经济的巧妙的“万能工具”。基于勒庞的群众心理学、约翰·B·华生开创的行为主义、俄国心理学家伊万·P·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和英国社会心理学先驱威廉·麦克杜格尔的简单冲动或本能揭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思想，一种“靶子观”竖立起来。 沿着拉斯韦尔的宣传研究，1937年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创办的《公众舆论季刊》标志着传播学这门新学科的创立。此时的传播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的、实用的、为回应社会实践需求，更直白地说多是研究赞助商对政府信息策略、公司广告战略或军队对战时宣传力的关系。⑥此时，传播学建立起5W模式、传播的功能理论和效果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工具制造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以提供实用的可操作的评估工具为己任，发展出一种工具实证主义。其研究的背景是：当时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思潮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不是为了社会更加完善，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有民主系统已经很完善了；战后麦肯锡主义盛行，使得试图发明或完善系统的想法都不安全。这使得拉扎斯菲尔德选择一种工具实证以从政治和经济中抽离出来，其思想变化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科学界一种潜在趋势。
（3）系统的控制网络编织完整
第三章“信息理论”介绍了30-40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及它们对传播研究的影响，对传播学模式的转型推动；增加了反馈和系统的思想。
至此，我们可以对于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力量可以做简单的梳理：19世纪，传播作为神经网络成为社会整合和管理人群的必须而初现。当群体心理学给不经控制的群众贴上“群氓”标签使得控制取得合法性，此时的传播对象被视为靶子而宣传被认为具有强大效果。当各种功能主义范式的研究——宣传、广告、管理、选举、技术推广等取得了主流地位，这张系统的社会“控制”网络就编制的非常完整。
2. 对传播和传播学发展背后的“控制”的批判
然而“控制”从不可能密不透风。即使在19世纪末那个充满乌托邦话语和救赎技术幻想的时代，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家塞缪尔·巴特勒反对将技术视为拯救社会的源泉的工具论，提出在技术理性飙升的环境中人类主观性缓慢变质的问题。
（1）美国：功能主义之外不同的声音
实证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考察都市人格的两面性时认识到，媒介一方面充当解放的力量，能够深化个体的经验；同时也制造肤浅的社会关系，并造成社会的分化。个体差异的存在产生沟通的需求，他们一方面屈从于标准化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努力挣脱这种力量。
与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C·赖特·米尔斯的文化研究提出一种“另类传播学”，反对研究者局限于“验证琐碎问题或孤立的因果关系”，他的研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营与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社会集体利害之间的关系，重建了文化和权力、从属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帕洛阿尔托学派和跨文化传播者的研究努力摆脱孤立的传播模式而用一种持续的社会过程的传播概念来取代。
（2）结构主义：对传播制度控制的批判
在批判者眼中，媒介成为暴力符号，成为权力和统治的工具。因此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从本质上同“测量文化”相区别。
接续前面三章零散提到的传播学研究中“反控制”的思想，从第四章开始作者集中于批判学者的部分。20世纪40年代，受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们关注文化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文化工业的权力扩大会导致社会异化和文化枯竭；技术理性把言语、思想甚至人与社会简化为单向度，哈贝马斯延续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还创新地提出了解决方法应，即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并扩展到全社会。
不同于美国传播学的功能主义视角，批判学者们更多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如符号学者们以及法国学派，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重新开始强调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讨论机器和抽象的国家；福柯则讨论“机制”或“制度安排”，其著作帮助人们识别权力-传播的组织中的部署情况。
（3）从文本向受众的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关系的结构理论和其他所有宏大解释系统一起开始衰落，结构主义受到批评，批评主要围绕着主体、社会行动者与受众的中介作用与社会角色等核心问题——文化研究者认为其对社会机能的简化和对主体的抹杀，忽略了活生生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解码。
文化研究在此时获得认同。20世纪60、70年代弗兰克·雷蒙·利维斯⑦反对媒介在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中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认为应通过教育提高人们的媒介素养以帮助个体在大众媒介的扩张中拯救自身。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其理论发展受到的多方面影响因素，如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互动理论，霍尔的《编码，解码》中关于媒介意识形态作用及性质的研究，戴维·莫利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心对女性再现”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他们将媒介研究从文本分析推向了受众分析。
马特拉在书的结尾指出，持续性线性进步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传播已经接管了一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传播及其行动者的比较研究正在理论视野中消失。批判性研究的核心思想受到了乌托邦和替代性危机的冲击，新功利主义在传播研究中蔓延，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脱工具形象。
作者引用基勒斯·德勒斯⑧的观点，后者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控管社会”的时代，一种持久、高速且不断循环的技术控制机制正在增强。马特拉认为，“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虑及此处他提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问题的必要性。⑨（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注解：
① [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Nicholas Rengger et al. Special Issu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34，Special Issue，January 2008：28.
③ 同注释①，译者序。
④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M].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代译序
⑤ 西皮奥·西盖勒（1868-1913），意大利社会学家，犯罪学家，群众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许多基本思想与勒庞非常相似，以至于二人一直就谁是原创而纠缠不清。
⑥ 同注释①，第21页。
⑦ 弗兰克·雷蒙·利维斯（1895-1978），20世纪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⑧ 吉勒斯·德勒斯（1925-1995），法国反理性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⑨ 同注释①，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