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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败现象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营造一个公正、廉洁、高效、和谐的社会，这既是我国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使命，也是法律工作者急需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从职务犯罪的定义、根源、危害、特征及其表象分析入手，就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和研究，希望能对深化职务犯罪的研究和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职务犯罪；危害；预防控制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1]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职务犯罪，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有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一、职务犯罪的根源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腐败活动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而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一)从微观上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素质低。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工作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
二是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大多没有牢固树立秉公执法的思想理念，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自觉履行职责、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
三是特权思想严重。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领导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是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工作上安于现状，缺少调查研究；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对干部利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行动上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对违纪违法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
五是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六是价值观念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2]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二)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根源。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经受不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封建特权思想及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理想道德价值观破灭，贪图安逸享受奢侈等腐朽堕落思想滋生，致使利用职权违法犯罪。
二是政治根源。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尚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大量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还很严重；以权压法、以权抗法、以严代法等现象还是一些领导的习惯性做法，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政治根源。
三是经济根源。不规范的经济行为、经济观念、经济体制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经济根源。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及其表象
从特征上来看：一是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或以“集体研究”乱发奖金，或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或名为借实则挪用，或收受贿赂，幕后交易等；二是犯罪结果具有损公肥私性，大凡职务犯罪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三是犯罪行业分布具有广泛性，目前已涉及每一个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人，连教育、医疗等部门也成了高发区。四是犯罪年龄已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从“59岁现象”到“39岁现象”，不满29岁犯罪的人群也呈强劲增长之势。五是职务犯罪人员高层化，省部级、地市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增多，且犯罪金额巨大，都在百万元以上，甚至高达千万元、亿元。六是职务犯罪具有对政权的危害性，综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政党如果在政治上极端腐败，那么它必将灭亡。
从表象上来看：一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二是侵犯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益，违法办事。三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办事，违背“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
三、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造成的危害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为严重，腐败问题已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后果。职务犯罪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治上，它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破坏政治稳定。
二是在经济上，它制造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三是在思想上，它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四、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职务犯罪复杂多样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我们应根据其具体特征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对策。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强化思想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建设，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和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要讲实效，又要有声势，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道德观。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社会控制。”[3]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强化监督机制，健全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以监督保廉，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目前，我国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对掌握着各级和各部门单位最高权力的党政“一把手”，由谁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没有明确的规定，更缺乏经常有效的具体监督措施，导致对他们的监督“失控”，违法违纪的比例上升。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来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要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切实发挥对同级党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作用；加强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要完善权力的外部体系监督，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强化法制建设，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以法护廉，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惩戒、监督等方面的法规，使之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让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职务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职务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政治和经济上要给予职务犯罪分子沉重的打击，使其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职务犯罪分子。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本人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是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4]，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国家工作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注释：
[1] 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2] 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3]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关键词：职务犯罪；危害；预防控制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1]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职务犯罪，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就其性质而言，有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一、职务犯罪的根源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腐败活动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对经济建设和政局稳定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而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
(一)从微观上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政治素质低。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工作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
二是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大多没有牢固树立秉公执法的思想理念，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自觉履行职责、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
三是特权思想严重。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领导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是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不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工作上安于现状，缺少调查研究；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对干部利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行动上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对违纪违法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
五是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六是价值观念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2]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二)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根源。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经受不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封建特权思想及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理想道德价值观破灭，贪图安逸享受奢侈等腐朽堕落思想滋生，致使利用职权违法犯罪。
二是政治根源。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尚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大量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还很严重；以权压法、以权抗法、以严代法等现象还是一些领导的习惯性做法，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政治根源。
三是经济根源。不规范的经济行为、经济观念、经济体制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经济根源。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及其表象
从特征上来看：一是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或以“集体研究”乱发奖金，或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或名为借实则挪用，或收受贿赂，幕后交易等；二是犯罪结果具有损公肥私性，大凡职务犯罪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三是犯罪行业分布具有广泛性，目前已涉及每一个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人，连教育、医疗等部门也成了高发区。四是犯罪年龄已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从“59岁现象”到“39岁现象”，不满29岁犯罪的人群也呈强劲增长之势。五是职务犯罪人员高层化，省部级、地市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增多，且犯罪金额巨大，都在百万元以上，甚至高达千万元、亿元。六是职务犯罪具有对政权的危害性，综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政党如果在政治上极端腐败，那么它必将灭亡。
从表象上来看：一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二是侵犯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益，违法办事。三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办事，违背“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
三、职务犯罪的危害
职务犯罪造成的危害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为严重，腐败问题已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后果。职务犯罪的危害，其严重程度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政治上，它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制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破坏政治稳定。
二是在经济上，它制造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三是在思想上，它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四、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是手段，预防是目的。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职务犯罪复杂多样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我们应根据其具体特征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对策。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强化思想建设，加强党性教育，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建设，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和教育方法的多样性，既要讲实效，又要有声势，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道德观。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社会控制。”[3]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以下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强化监督机制，健全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以监督保廉，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目前，我国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对掌握着各级和各部门单位最高权力的党政“一把手”，由谁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没有明确的规定，更缺乏经常有效的具体监督措施，导致对他们的监督“失控”，违法违纪的比例上升。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制度，来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要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切实发挥对同级党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作用；加强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要完善权力的外部体系监督，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强化法制建设，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以法护廉，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职务犯罪预防、惩戒、监督等方面的法规，使之形成一套比较完善和规范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规体系，让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在职务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职务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在政治和经济上要给予职务犯罪分子沉重的打击，使其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职务犯罪分子。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本人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方面，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是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4]，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国家工作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注释：
[1] 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2] 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3]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