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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化
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而西方强势文化处处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十六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才能理解中国近代史，否则只是瞎子摸象，不能认识全局。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如此繁华？繁华的现象与全球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俗语还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说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苏州跟杭州，广义而言，就包括了整个江南。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十六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十六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打开了东西方的商品与文化交流，这个现象就发生在晚明，在嘉靖、隆庆、万历期间，发生很大的变动。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为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
◎昆曲盛世
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是晚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环境。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的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
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运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的。
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若说清朝盛世压制文化艺术的创新，昆曲怎么还能继续辉煌？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明朝初年，经历了战争兵燹与社会重建，政治控制与社会秩序抓得很紧，从官员到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洪武三十年《御制大明律》卷二十六，有“禁搬做杂剧”一条。
政府的禁令之中，很清楚地讲到“搬做杂剧、戏文”。这里说的杂剧，就是宋元以来的北杂剧传统，在明初依然兴盛，戏文则是从南方发展出来的戏曲形式，也称为南戏或传奇。北方杂剧，一般就是四折，一个主角唱到底，其他是配角；戏文则像连续剧，可以发展成几十折，由生净旦末丑穿插演出。不准戏曲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主要是为了尊崇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的形象，避免舞台演出亵渎了道德表率。其他的戏剧演出，只要是劝人行善，引导民众崇尚道德，遵循社会秩序，就不会禁止。
认识到戏剧演出对百姓的影响，主张藉着演出忠臣孝子故事，激发平民百姓的良知。这种对戏曲可以教化百姓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戏曲流布很广，成为老百姓普遍的娱乐方式。
从戏曲的发展来说，明朝是个重要的时期，南戏勃兴，逐渐取代了北杂剧，南戏的四大声腔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晚明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变迁上是个大转折的时代，也是了解全球经济文化重心转移到欧洲的关键时刻。
十九世纪的时候，中国落后了，西方强盛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接触的时候，突然，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劣势，变成一个弱势文化，而西方强势文化处处都比中国文化传统优越。这怎么发生的？我们若是把时间往前推，推到十六世纪，也就是从晚明时期，当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初次有了相当规模的直接接触，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强盛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才发生逆转。我们必须对晚明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对其后全世界发生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才能理解中国近代史，否则只是瞎子摸象，不能认识全局。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东南半壁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是怎么样的状况？为什么如此繁华？繁华的现象与全球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今天的俗语还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说的是明代中期以后的苏州跟杭州，广义而言，就包括了整个江南。
从全球的格局来讲，十六世纪是一个早期全球化的时期，出现了近代全球化过程的雏形。今天人们到江南古镇去观光，觉得诗情画意，古意盎然，其实晚明时期这些市镇的兴起与发展，是成片的，形成繁荣的城镇网络，也带动了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
十六世纪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通俗文化，促进了文娱活动与小说戏曲的昌盛。明代中期之后，虽然以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但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却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核心，带动周边的都市与城镇，发展成充满文化创意的“文化中心带”。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直接打开了东西方的商品与文化交流，这个现象就发生在晚明，在嘉靖、隆庆、万历期间，发生很大的变动。商业发达的地区，生活方式也转趋消费跟物质享受，影响文化、艺术、娱乐的蓬勃，要求多元多样的创新。
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虽然受到政局动荡及经济变动的影响，但审美追求所开拓的精神境界依然可以传承，艺术创造的成果可以历劫而重生。一旦在文化艺术上有所开创，并能蔚为风气，形成典范，则可传诸后世，形成传统，晚明文化的重大意义在此。当时所创作的文学、戏曲，以及各种各样艺术品在审美情趣上的成就，并不因明清易代的天翻地覆而消逝。
◎昆曲盛世
昆曲的兴盛即在晚明这个时期，而其繁盛的生命力可以跨越改朝换代的戕害与创伤，一直延续到乾嘉时期。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板桥杂记》这本书，余怀写的，性质与张岱忏情的《自为墓志铭》十分相近，主要写的是秦淮风月，给人一个感觉，是落拓文人的艳情文字，在国破家亡之际居然还怀想歌姬名妓的青楼风光。其实，余怀在晚年写《板桥杂记》，真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秦淮风月任情恣性的氛围，是晚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环境。余怀这个人也不是大家以为的情场浪子，而是有守有节的文化精英，是个君子固穷的明遗民，甚至参加过反清复明运动。余怀著作资料的大量散失，只有《板桥杂记》流通最广，使人误以为秦淮风月就是他唯一的生活行径。
近几年因为学者的努力，有两部搜集余怀著作的诗文集出版，一部是《余怀全集》，一部是《甲申集外十一种》，让我们了解明末清初的一些文人，有其志向，有其政治操守，甚至投身危险的复国运动，但最关心的还是文化传统与艺术追求，是他们经历的浮华世界，是繁华所造就的审美境界。在清朝高压统治下，他们暗地里从事反清复明的运动，同时却可以公开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赏心悦目的诗酒风流，以及千折百回、婉转动听的昆曲。我时常想，晚明昆曲的艺术追求，到了清代施行高压统治与文化钳制之时，仍然蓬勃发展，不是因为康雍乾三朝盛世的提倡，而是与这种缅怀故国的优越文化成就有关的。
昆曲是中国在舞台表演这个领域，艺术发展到巅峰的一种艺术形式，而这个艺术形式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从晚明到乾隆。或许有人问，已经到了清朝中叶了，昆曲还有其发展的生机，不是可以反驳康雍乾三代钳制文化的说法吗？若说清朝盛世压制文化艺术的创新，昆曲怎么还能继续辉煌？其实，这也容易回答，因为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不同，文化创意与艺术思维的时段很长，对一代人而言可以延续几十年，而且可以逆着外界环境的压力持续好几代，不像政治那样，说停就停。
昆曲兴起的社会背景，就是嘉靖万历年间社会富裕的环境。江南的文人雅士因富裕而有了闲情逸致，开始专注物欲享受的提升，追求审美品位的精致化。他们对戏曲发生兴趣，甚至投身戏曲创作，填词度曲，浸润在昆曲的柔靡艺术境界之中，通过伶工与演员的实践，结合了群体艺术心灵的追求与内化，才得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从感官享受转到精神提升的认知体会，为文化与艺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明朝初年，经历了战争兵燹与社会重建，政治控制与社会秩序抓得很紧，从官员到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洪武三十年《御制大明律》卷二十六，有“禁搬做杂剧”一条。
政府的禁令之中，很清楚地讲到“搬做杂剧、戏文”。这里说的杂剧，就是宋元以来的北杂剧传统，在明初依然兴盛，戏文则是从南方发展出来的戏曲形式，也称为南戏或传奇。北方杂剧，一般就是四折，一个主角唱到底，其他是配角；戏文则像连续剧，可以发展成几十折，由生净旦末丑穿插演出。不准戏曲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主要是为了尊崇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的形象，避免舞台演出亵渎了道德表率。其他的戏剧演出，只要是劝人行善，引导民众崇尚道德，遵循社会秩序，就不会禁止。
认识到戏剧演出对百姓的影响，主张藉着演出忠臣孝子故事，激发平民百姓的良知。这种对戏曲可以教化百姓的态度，也反映了当时戏曲流布很广，成为老百姓普遍的娱乐方式。
从戏曲的发展来说，明朝是个重要的时期，南戏勃兴，逐渐取代了北杂剧，南戏的四大声腔也得到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