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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引导基金发展迅速，在深化投融资改革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广深两市经济体量虽大致相同，但其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的偏好却有着一定的差异。文章从“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基金运作的四个环节出发，归结出两市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类型，分析出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广州政府引导基金为风险保守型，表现为规模小且管理分散化，注重监管管控;深圳政府引导基金为风险进取型，表现为规模大且投资范围广，注重创新模式。广深两市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政府机制、受托管理公司、文化环境及金融市场等因素造成的。文章丰富了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类型的相关研究，并尝试对其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广州政府引导基金;深圳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类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4.047
1 引言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将社会资金引向特定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自2008年始，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各级政府成立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了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主，投向初创及成长期企业的阶段。截至2019年，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总额超11万亿元。但随着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的态度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问题：部分政府相关管理者出于政绩考虑，害怕承担风险和问责，对风险持保守态度;但亦有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应当支持高风险长期投入的高科技产业，承担风险并允许亏损的发生，对风险持进取态度。各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偏好类型为何异同，对待风险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都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发展背景相近的广州和深圳进行比较，通过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中“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环节进行考察分析，归结出广深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分别为风险保守型以及风险进取型，并探究两地风险偏好的差异及原因。
2 广深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模式比较
2.1 风险保守型运作模式：广州市政府引导基金
广州在2010年便积极顺应国家发展规划，成立了一支规模达2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最早发展引导基金的城市之一。自2015年起国家进一步鼓励引导基金发展，政府引導基金资金规模及投资范围逐步扩大，广州在市级层面已形成涵盖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根据融资中国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广州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25万，累计设立124支子基金，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分布在1-100亿元之间。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为广州发展新趋势，新出台的政策明确，广州将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都市现代农业”五大产业为主导，携手大湾区城市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广州市协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行动计划》。。保持产业领先地位，促进产业转型提质，应对新科技革命发展大势，这些都离不开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
2.1.1 募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多由政府财政资金出资成立，规模小且较为分散。资金多源于财政出资，最早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国资背景的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存量基金作为引导基金的投入资金（王桂林，2010）[1]。广州投入资金最多的三支政府引导基金是规模为100亿元的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50亿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这都远远小于规模为1000亿元的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总体而言，广州政府引导基金呈现“小而精”的特点，各政府引导基金资金规模小且分散多个引导基金内，以达到风险分散化的目的。详见表1。
2.1.2 投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群投资略显保守，单个基金投资方向专业化。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群以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为投资重点，如红土科信基金投资方向为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具成长潜力的产业领域。投资方向更加贴近产业升级以及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资金投入多集中于高新产业，较少投入到未知的新产业领域，以回避投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各政府引导基金多设立在政府的职能部门下，以完成具体的政策目标，使得单个基金投资方向更显专业化。如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的主管单位为广州市科技局，其重点投资方向为科技创新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各政府部门职能与各引导基金投资方向形成逐一对应的关系，从而加大对基金的投资方向风险管控力度。广州市政府引导基金结构见图1。
2.1.3 管理环节
政府管控力度强，投后监管体系完备。日常管理上，主要分为政府和母基金受托管理公司两个层面。政府层面，遵循“谁设立，谁管理，谁代行政府出资人职责”的原则，由市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报市政府申请设立并负责相关管理工作，负责前端的政策制定，后端的绩效评估管理等多项事务，以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监管，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发生的风险。部分政府引导基金还对子基金管理团队提出了出资不低于子基金规模5%的要求，高于深圳市1%的标准。以通过提高受托方的出资比例减少委托方面临的道德风险（Jensen和Meckling，1976）。投后管理上，广州注重引导基金绩效评估机制和市场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如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就针对子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运行情况等方面建立十二项标准并就最终评价结果优劣制定不同管理费用标准，还将监管中发现的出具虚假证明材料，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人纳入政府投资基金信用监管体系进行管理，以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投向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减少受托管理机构基于利益导向的投资行为出现的风险，更好保障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效应的发挥。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职责见表2。
2.1.4 退出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完善。退出时间方面，广州政府引导基金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0年，针对不同退出时间下的转让价格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在3年内按原价退出，3～5年内收取较低利息，5年后以同股同权方式退出，以鼓励政府引导基金在子基金存在一定浮盈的时候退出，让利给社会资本，减少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挤出风险。基金清算方面，广州要求在参股创投企业发生破产清算时，享有优先清偿权，以最大程度控制引导基金的资产风险，保证政府出资的本金安全。同时广州还鼓励科技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退出渠道。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更好地实现退出提供保障，减少政府引导基金退出不畅的风险。 2.2 风险进取型运作模式：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基金，截至2018年12月，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深圳市引导基金”）子基金总认缴规模逾3300亿元，共审核通过131支子基金设立方案。政府将大力发展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不断完善各个环节，在创业投资对外开放、完善境外投资功能方面扩大创业投资对外开放，提高创业投资行业国际化水平，从而为深圳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深圳市鼓励创业投资机构的被投企业通过上市等多种方式拓宽退出渠道，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对本市创业投资机构所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其注册在深圳且拟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给予相应奖励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国政府网;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市金融办关于《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解读。。
2.2.1 募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多由市政府财政资金出资成立，深圳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较大且较为集中。“千亿级别”的深圳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基金，其由市财政资金出资1000亿，包括民生事业300亿元，创新创业200亿元，新兴产业200亿元，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引导基金100亿元。据《2019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超八成政府基金规模仅仅在100亿元内。同时政府引导基金也表现为资金集中程度高，深圳市政府出资主要集中于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其余基金规模较小。相比于广州政府引导基金，其资金在规模以及集中程度都十分显著，能够承担资金规模大且集中所带来的管理风险。
2.2.2 投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群范围涵盖多个产业，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从整体来看，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领域主要包括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民生事业发展产业领域;子基金类型主要以创新创业类、新兴产业发展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类为主。除了上述比较传统的投资防线，深圳不断开拓新的投资领地，如设立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该基金投资于媒体、互联网、科技等相关的内容、技术、渠道等，以及与前述领域相关的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基金既可支持传统媒体间的重组，也可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媒体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积极寻求新合作模式，设立深汕基础设施引导基金，加快合作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速度，全力助推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新的投资方向和合作模型表明，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敢于接受投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2.2.3 管理环节
决策权下放，风险包容度更高。日常管理上，深圳简化政府直接监管流程，委托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全面负责母基金层面的管理，母基金管理团队分享深创投的市场化管理和激励机制。同时成立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引导基金出资工作。通过深圳市财政局和深创投共同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对深创投的管理工作做出相关的政府性管理要求及指导以实现间接监管。接受政府引导基金运作过程政府失灵出现可能性增大的风险，利用深创投丰富的创投管理经验及相关人才资源，提高引导基金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对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激励约束机制由行政化转变为市场化，有助于吸引高水平基金管理人才。投后管理上，深圳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容错和风险补偿机制。早在2015年成立之初，深圳就规定在子基金清算出现亏损时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投资方向为天使及初创期企业的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更是提出了最高承担40%投资亏损的条例
深圳市委书记：要包容天使投资失败，政府最高承担40%风险https：//www.sohu.com/a/424550993_260616。，体现了深圳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投向创业早期高科技型企业所存在风险的包容性。见表3。
2.2.4 退出环节
退出环节设置上，深圳相关制度的安排与广州相似。在此之外，深圳还是全国首个公布清退名单的城市。深圳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清理了25只子基金，涉及基金总规模达645.526亿元，收回引导基金承诺出资金额约140亿元，同时还缩减了12支子基金的规模。其中，深圳本土的创投领军人物深创投和高特佳集团旗下的子基金也都在被清理的范围之内，这体现了深圳市的资金使用态度，面临着引导基金受托管理公司申请数量减少的风险，但也有利于筛选到实力更强的基金管理公司，更好地發挥政府引导基金效用。
3 广州和深圳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广州和深圳发展背景相近，但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的态度却有着一定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基金运作的四个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3.1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政府机制不同
政府行政规划上，广州作为省会城市，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上交给中央，另一部分亦要下拨给省内其他城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将会有更多的财政留成，相比于广州，深圳相应地有更多积极的财政政策运作空间。政府角色定位上，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经济更有信心，更加强调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也就是政府当好“守夜人”，然后让市场自发调节。这基于其本身已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且相信企业在良好的市场导向下，能够实现更好地发展。广州市政府则更注重发挥自身统筹作用以及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因此政府管控程度相较于深圳会更高，风险偏好更受政府管控影响。
3.2 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公司差异
广深两市虽均选择国资企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但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公司相较于深创投而言，成立时间更晚，且对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局限于广州地区，管理经验较少。而深创投在创投领域表现优异，截至2020年8月底，深创投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44个，累计投资金额约536亿元，其中170家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321个项目已退出（含IPO）。在政府引导基金领域，深创投参与了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多个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管理经验丰富。深圳依托深创投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工作，参与政府引导基金相关政策制定，拥有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以及风险接受能力。 3.3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差异
广深两市在文化环境上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两市的风险偏好类型，这是因为文化环境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王澎，2016）。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一直是我国改革的“试验田”、开放的“窗口”，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2019年8月，中央发布支持深圳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意见。2020年，深圳又成为我国数字货币四大先行示范区之一。由此可见，深圳开拓创新，先行试点的氛围比较浓烈。著名学者霍夫斯泰德发现，类似深圳这样“不确定性规避意识”极低的文化群体，往往具有强大的繁衍和重组能力，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反应”使深圳成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新兴城市（中共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2020）。因此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有着敢担风险敢试错，乘风破浪的创新精神。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发源地，文化根底源远流长，则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相较于深圳缺乏开放与竞争意识，更显保守。
3.4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广州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市场与深圳相比并不发达，票据贴现业务方面发展程度不高，保费收入和保险公司的资产亦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可见，广州的金融市场规模总体偏小，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杨建辉，2019）。同时，广州的金融交易平台以区域性交易平台为主，缺乏全国性的交易平台，与深圳市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相比，其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再者，广州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程度也较低，截至2020年2月，广州拥有110家A股上市公司，位居全国第五，深圳拥有301家上市公司，位居全国第二。综上，广州金融市场相比于深圳发展相对落后，相关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这对两市的风险偏好类型亦有一定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政府引导基金的“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环节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广州和深圳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的不同类型，将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分别为风险保守型和风险进取型。两种风险偏好类型都能给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带来不同方面的益处。风险保守型发展能更好把握基金发展情况，加强对基金的管控，减少财政资金风险;风险进取型发展有利于引导基金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好发挥引导效用。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应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当的风险应对态度。除此之外，也需加强对风险的管控。管理上，建立完善的引导基金风险监管体系，加强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加大引导基金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退出上，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拓宽引导基金的退出渠道。相关单位应及时对引导基金的相关数据进行披露，接受政府自身监管以外的市场监督，在提高引导基金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加强引导基金风险防范管理。
参考文献：
[1]王桂林.广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模式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10.
[2]杜朝运，黄丹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比较考察——以深圳和重庆为例[J].发展研究，2019（5）：21-26.
[3]何杰，彭兴庭. 政府引导基金运行中存在的三大矛盾五大风险[N].证券时报纸，2017-08-11（A10）.
[4]郏紫卉. 政府引导基金财政风险研究[D].北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
[5]融中财经.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梳理——深圳篇[EB/OL].[2019-12-17].https：//www.sohu.com/a/360933272_413933.html.
[6]融中財经.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梳理——广州篇[EB/OL].[2019-12-24].https：//www.sohu.com/a/362436084_413933.html.
[7]杨建辉.广州金融服务体系发展与水平评价研究[J].城市观察，2019（4）：57-65.
[8]中共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深圳创新成长的文化基因[J].人民论坛，2020（24）：62-63.
[9]王澎.城市文化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J].商，2016（6）：197.
[10]JENSEN MICHAEL C，MECKLING WILLIAM 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4）：305-360.
[基金项目]第十七届“挑战杯”校级培育重点立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作者简介]李嘉如，女，汉族，广东佛山人，就读于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曹雨欣，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就读于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关键词]广州政府引导基金;深圳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类型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4.047
1 引言
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将社会资金引向特定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自2008年始，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各级政府成立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了以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主，投向初创及成长期企业的阶段。截至2019年，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总额超11万亿元。但随着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的态度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问题：部分政府相关管理者出于政绩考虑，害怕承担风险和问责，对风险持保守态度;但亦有认为政府引导基金应当支持高风险长期投入的高科技产业，承担风险并允许亏损的发生，对风险持进取态度。各政府引导基金的风险偏好类型为何异同，对待风险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都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发展背景相近的广州和深圳进行比较，通过对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模式中“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环节进行考察分析，归结出广深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分别为风险保守型以及风险进取型，并探究两地风险偏好的差异及原因。
2 广深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模式比较
2.1 风险保守型运作模式：广州市政府引导基金
广州在2010年便积极顺应国家发展规划，成立了一支规模达2亿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最早发展引导基金的城市之一。自2015年起国家进一步鼓励引导基金发展，政府引導基金资金规模及投资范围逐步扩大，广州在市级层面已形成涵盖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根据融资中国数据，截至2019年12月，广州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25万，累计设立124支子基金，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分布在1-100亿元之间。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为广州发展新趋势，新出台的政策明确，广州将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都市现代农业”五大产业为主导，携手大湾区城市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广州市协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行动计划》。。保持产业领先地位，促进产业转型提质，应对新科技革命发展大势，这些都离不开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
2.1.1 募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多由政府财政资金出资成立，规模小且较为分散。资金多源于财政出资，最早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国资背景的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存量基金作为引导基金的投入资金（王桂林，2010）[1]。广州投入资金最多的三支政府引导基金是规模为100亿元的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基金，50亿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这都远远小于规模为1000亿元的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总体而言，广州政府引导基金呈现“小而精”的特点，各政府引导基金资金规模小且分散多个引导基金内，以达到风险分散化的目的。详见表1。
2.1.2 投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群投资略显保守，单个基金投资方向专业化。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群以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为投资重点，如红土科信基金投资方向为电子信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具成长潜力的产业领域。投资方向更加贴近产业升级以及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资金投入多集中于高新产业，较少投入到未知的新产业领域，以回避投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各政府引导基金多设立在政府的职能部门下，以完成具体的政策目标，使得单个基金投资方向更显专业化。如广州市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基金的主管单位为广州市科技局，其重点投资方向为科技创新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各政府部门职能与各引导基金投资方向形成逐一对应的关系，从而加大对基金的投资方向风险管控力度。广州市政府引导基金结构见图1。
2.1.3 管理环节
政府管控力度强，投后监管体系完备。日常管理上，主要分为政府和母基金受托管理公司两个层面。政府层面，遵循“谁设立，谁管理，谁代行政府出资人职责”的原则，由市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报市政府申请设立并负责相关管理工作，负责前端的政策制定，后端的绩效评估管理等多项事务，以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直接监管，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发生的风险。部分政府引导基金还对子基金管理团队提出了出资不低于子基金规模5%的要求，高于深圳市1%的标准。以通过提高受托方的出资比例减少委托方面临的道德风险（Jensen和Meckling，1976）。投后管理上，广州注重引导基金绩效评估机制和市场信用监管体系的建设，如广州市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就针对子基金的投资，管理机构运行情况等方面建立十二项标准并就最终评价结果优劣制定不同管理费用标准，还将监管中发现的出具虚假证明材料，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的相关责任人纳入政府投资基金信用监管体系进行管理，以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投向及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减少受托管理机构基于利益导向的投资行为出现的风险，更好保障政府引导基金政策效应的发挥。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管理职责见表2。
2.1.4 退出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完善。退出时间方面，广州政府引导基金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0年，针对不同退出时间下的转让价格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在3年内按原价退出，3～5年内收取较低利息，5年后以同股同权方式退出，以鼓励政府引导基金在子基金存在一定浮盈的时候退出，让利给社会资本，减少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挤出风险。基金清算方面，广州要求在参股创投企业发生破产清算时，享有优先清偿权，以最大程度控制引导基金的资产风险，保证政府出资的本金安全。同时广州还鼓励科技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退出渠道。为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更好地实现退出提供保障，减少政府引导基金退出不畅的风险。 2.2 风险进取型运作模式：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基金，截至2018年12月，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深圳市引导基金”）子基金总认缴规模逾3300亿元，共审核通过131支子基金设立方案。政府将大力发展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不断完善各个环节，在创业投资对外开放、完善境外投资功能方面扩大创业投资对外开放，提高创业投资行业国际化水平，从而为深圳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深圳市鼓励创业投资机构的被投企业通过上市等多种方式拓宽退出渠道，探索设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对本市创业投资机构所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其注册在深圳且拟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给予相应奖励
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国政府网;深圳市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市金融办关于《深圳市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政策解读。。
2.2.1 募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多由市政府财政资金出资成立，深圳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较大且较为集中。“千亿级别”的深圳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是国内规模较大的基金，其由市财政资金出资1000亿，包括民生事业300亿元，创新创业200亿元，新兴产业200亿元，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引导基金100亿元。据《2019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超八成政府基金规模仅仅在100亿元内。同时政府引导基金也表现为资金集中程度高，深圳市政府出资主要集中于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其余基金规模较小。相比于广州政府引导基金，其资金在规模以及集中程度都十分显著，能够承担资金规模大且集中所带来的管理风险。
2.2.2 投资环节
政府引导基金群范围涵盖多个产业，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从整体来看，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领域主要包括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民生事业发展产业领域;子基金类型主要以创新创业类、新兴产业发展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发展类为主。除了上述比较传统的投资防线，深圳不断开拓新的投资领地，如设立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该基金投资于媒体、互联网、科技等相关的内容、技术、渠道等，以及与前述领域相关的新兴领域和交叉领域。基金既可支持传统媒体间的重组，也可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媒体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积极寻求新合作模式，设立深汕基础设施引导基金，加快合作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速度，全力助推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新的投资方向和合作模型表明，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敢于接受投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2.2.3 管理环节
决策权下放，风险包容度更高。日常管理上，深圳简化政府直接监管流程，委托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全面负责母基金层面的管理，母基金管理团队分享深创投的市场化管理和激励机制。同时成立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引导基金出资工作。通过深圳市财政局和深创投共同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对深创投的管理工作做出相关的政府性管理要求及指导以实现间接监管。接受政府引导基金运作过程政府失灵出现可能性增大的风险，利用深创投丰富的创投管理经验及相关人才资源，提高引导基金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降低运营管理成本和时间成本。对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激励约束机制由行政化转变为市场化，有助于吸引高水平基金管理人才。投后管理上，深圳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容错和风险补偿机制。早在2015年成立之初，深圳就规定在子基金清算出现亏损时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投资方向为天使及初创期企业的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更是提出了最高承担40%投资亏损的条例
深圳市委书记：要包容天使投资失败，政府最高承担40%风险https：//www.sohu.com/a/424550993_260616。，体现了深圳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投向创业早期高科技型企业所存在风险的包容性。见表3。
2.2.4 退出环节
退出环节设置上，深圳相关制度的安排与广州相似。在此之外，深圳还是全国首个公布清退名单的城市。深圳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清理了25只子基金，涉及基金总规模达645.526亿元，收回引导基金承诺出资金额约140亿元，同时还缩减了12支子基金的规模。其中，深圳本土的创投领军人物深创投和高特佳集团旗下的子基金也都在被清理的范围之内，这体现了深圳市的资金使用态度，面临着引导基金受托管理公司申请数量减少的风险，但也有利于筛选到实力更强的基金管理公司，更好地發挥政府引导基金效用。
3 广州和深圳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差异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广州和深圳发展背景相近，但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对待风险的态度却有着一定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基金运作的四个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3.1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政府机制不同
政府行政规划上，广州作为省会城市，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需上交给中央，另一部分亦要下拨给省内其他城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将会有更多的财政留成，相比于广州，深圳相应地有更多积极的财政政策运作空间。政府角色定位上，深圳市政府对市场经济更有信心，更加强调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也就是政府当好“守夜人”，然后让市场自发调节。这基于其本身已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且相信企业在良好的市场导向下，能够实现更好地发展。广州市政府则更注重发挥自身统筹作用以及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因此政府管控程度相较于深圳会更高，风险偏好更受政府管控影响。
3.2 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公司差异
广深两市虽均选择国资企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受托管理机构，但广州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公司相较于深创投而言，成立时间更晚，且对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局限于广州地区，管理经验较少。而深创投在创投领域表现优异，截至2020年8月底，深创投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44个，累计投资金额约536亿元，其中170家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321个项目已退出（含IPO）。在政府引导基金领域，深创投参与了中央，省，地市，县区四级多个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管理经验丰富。深圳依托深创投负责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工作，参与政府引导基金相关政策制定，拥有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以及风险接受能力。 3.3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差异
广深两市在文化环境上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两市的风险偏好类型，这是因为文化环境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力（王澎，2016）。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一直是我国改革的“试验田”、开放的“窗口”，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2019年8月，中央发布支持深圳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意见。2020年，深圳又成为我国数字货币四大先行示范区之一。由此可见，深圳开拓创新，先行试点的氛围比较浓烈。著名学者霍夫斯泰德发现，类似深圳这样“不确定性规避意识”极低的文化群体，往往具有强大的繁衍和重组能力，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反应”使深圳成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新兴城市（中共深圳市委党校课题组，2020）。因此深圳政府引导基金有着敢担风险敢试错，乘风破浪的创新精神。而广州作为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发源地，文化根底源远流长，则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相较于深圳缺乏开放与竞争意识，更显保守。
3.4 政府引导基金所在地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广州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市场与深圳相比并不发达，票据贴现业务方面发展程度不高，保费收入和保险公司的资产亦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可见，广州的金融市场规模总体偏小，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尚未形成（杨建辉，2019）。同时，广州的金融交易平台以区域性交易平台为主，缺乏全国性的交易平台，与深圳市的证券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相比，其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再者，广州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程度也较低，截至2020年2月，广州拥有110家A股上市公司，位居全国第五，深圳拥有301家上市公司，位居全国第二。综上，广州金融市场相比于深圳发展相对落后，相关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这对两市的风险偏好类型亦有一定影响。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政府引导基金的“募资，投资，管理，退出”四个环节进行对比分析，根据广州和深圳政府引导基金风险偏好的不同类型，将两市政府引导基金分别为风险保守型和风险进取型。两种风险偏好类型都能给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带来不同方面的益处。风险保守型发展能更好把握基金发展情况，加强对基金的管控，减少财政资金风险;风险进取型发展有利于引导基金市场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好发挥引导效用。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应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当的风险应对态度。除此之外，也需加强对风险的管控。管理上，建立完善的引导基金风险监管体系，加强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和完善，加大引导基金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退出上，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拓宽引导基金的退出渠道。相关单位应及时对引导基金的相关数据进行披露，接受政府自身监管以外的市场监督，在提高引导基金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加强引导基金风险防范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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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第十七届“挑战杯”校级培育重点立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作者简介]李嘉如，女，汉族，广东佛山人，就读于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曹雨欣，女，汉族，广东韶关人，就读于广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