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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刺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蒋汪互动、汪氏命运，都具有转折意义。然而对于这一事件长达的69年的研究始终充满着谜团。本文作者从2004年春以来，与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大女婿何文杰多次进行讨论，反覆推敲当时的情形。
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通电，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两次到河内见汪精卫，带给他护照，劝他去欧洲；同时授意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氏夫妇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杰（又名何孟恒），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新泽西州养老。在河内刺汪事件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给笔者看过他写下的关于这次刺汪事件的详细记录。
采访主要由何文杰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作了统一处理：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高朗街25号与27号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包括最具权威性的三个版本，出入实在太大。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二位与汪氏夫妇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这一点非常关键：刺客确实是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二十七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王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答：是两个门。
高：房间格局和你们的起居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何文杰图中原标注为“二楼”，乃按照英式习惯。为了与别的史料说法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在叙述上作了相应调整，下同——高注）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媺姑（朱媺，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戚——高注）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孟济。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刚自香港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进来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答：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夜半惊魂
高：那天晚上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媺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媺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媺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媺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蹊跷的油漆店东主
高：刺客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迹象？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确实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什么迹象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四时以后才恢复办公。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告诉我说油漆匠要测量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油漆好。我出去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了好一会儿，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号和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扇是关着的，虽然从来不会上锁──平时门扇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刺客们只要往我们25号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而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刺客，说明他们知道左右两侧25号和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他究竟是否刺客中来侦察的，我并不能确定。而且马上就发生了刺杀事件，我们就无心去验证他的身份了。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前房，确切无误。我很怀疑他的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医院唧筒两面漏血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抗日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对我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刺客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可能继续伺机下手，怎样出入才能避过刺客的耳目呢？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
汪氏左膀右臂
高：你称曾仲鸣为“十一姑丈”，他称汪精卫为“四哥”，他与汪家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答：你曾经写过文章澄清所谓“汪精卫绯闻”，介绍过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女杰方君瑛，曾仲鸣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我们是跟着方家的排行，叫他十一姑丈的。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上个世纪初汪精卫去日本留学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和六弟方声涛、七弟方声洞（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继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献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声濂的遗孀、他们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助到日本留学，也参加了同盟会。
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汪精卫在曾遇刺身亡之后，哀愤交加，写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其中叙述曾仲鸣在法国“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
高：我曾经查到过曾仲鸣的一些著述译作，有《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丛谈》，翻译《法国歌谣》、《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答：1925年他与方君璧一起回国，一起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曾仲鸣被任为秘书。从此以后他就参与政务了，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五大时当选连任。1931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1937年2月，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他是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在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如何？
答：出力甚多。《曾仲鸣先生行状》中，汪氏还说：“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然之毁誉，及其一身之生死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曾仲鸣视汪、陈夫妇亦师亦友，称汪精卫为“四哥”；汪精卫视他亦生亦友，称他为“十一弟”。本是这么一种关系，在这次事件中，他又是代自己而死，汪精卫心情自是大悲大恸。
高：你们当时分析刺客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呢？
答：刺客自然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多人持枪前来，直奔三楼，开枪就射，射了就走──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蒋介石派来特务，进行政治谋杀。
高：你们当时就作出了其意图是暗杀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判断吗？
答：是的，后来读当地报纸才知道，余鉴声、陈邦国、张奉义等三名刺客出去后不久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高：但是依据这一判断，最大的蹊跷就是：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
蒋介石的意图有多种可能，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无法自圆其说。或许，这就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来解谜了？如果放在当时的日寇侵华日急、中国危机加深、最高决策层中，“战”与“和”之争格外复杂和尖锐这个大背景中，来衡量蒋介石派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却刺杀了曾仲鸣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以不好做判断。不过，我们可以跟你讲讲我们当时随着汪氏夫妇离开重庆、经昆明来到河内的经历，那就说来话长了。H
附录：河内刺杀汪精卫事件经过的三个版本
其一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媺，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媺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媺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当时，四哥及四姐（即汪精卫夫妇）正在（自己的）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陈昌祖《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薛纪国译），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其二陈恭澍详细叙述当晚经过：
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邦国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因原文较长，限于篇幅，不便照录，以上只是复述。——高注）
其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记录：
“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
河内刺汪事件
幕后真相仍在混沌之中
■ 高伐林（美）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中的疑点，将前人已经指出的，和我听了两位老人的介绍新增加的，罗列一下，可真不少：
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戴笠十万火急地将他调来，亲自带着他到河内交代任务。其他王鲁翘等人，据称也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精干人马。戴笠叮咛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陈恭澍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虽奉命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件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从队伍组成看，这个班子完全是临时凑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他们在河内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戴笠后来派来一位名叫曹师昂的人，倒是有个法籍太太，但这对夫妇约见陈恭澍，似乎只是为了带给他两支手枪和子弹而已！戴笠交代陈与一位“特殊人物”单线联系，“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陈确实仰仗于他，被动地听由他居间打听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却一直摸不清此人的底细。
从装备看，特务们的配备，虽然一方面“由各路运来大批枪械弹药”，似乎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只临时买下一辆半旧的两门福特小车作代步工具，侦查器械上更是“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汪精卫住所门前不便停留，所以无法近观；又不准备望远镜，从而也无法远望。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却一直弄不清里面除了汪、陈夫妇，究竟住了什么人，住了多少人，谁主谁宾，几男几女，什么起居规律、进出惯例……都是两眼一抹黑。
从工作态度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从陈恭澍到小喽罗，吊儿郎当，敷衍了事。陈自称他在门前来去多次，对汪氏一家住的是25与27号两侧却一无所知，导致最后大摆乌龙；陈恭澍说只放了两次枪，后一次才三响（即王鲁翘射床下之人三枪）；但何文杰、汪文惺亲耳听到的则是“噼啪连声”，送到医院去的曾仲鸣身上中弹无数，方君璧都挨了四枪，特务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尤其是有两个人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是行动组成员的唐英杰，陈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派到天津时就“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却将侦查刺杀目标的方位这一攸关成败的关键任务交给他，只安排他一人两次秘密登上屋顶去查看室内。此人对陈汇报时一口咬定：“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夜里开着灯的还是（27号）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汪精卫）就住在三楼。”这就最后钉死了行动组的错误指向。
还不仅如此。在戴笠于1939年3月19日凌晨下达了“制裁令”之后，陈恭澍要布置任务，到处找不着这个唐英杰。“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儿了？
还有一个名叫魏春风的，可算行动组的“编外成员”，也是神出鬼没。说起来是陈恭澍他们通过那个“特殊人物”徐先生转弯抹角认识的，但是魏在这么短时间内以其“鬼灵精”，“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难得的是，他既处处为行动组效力，又极为知趣，有求必应，“无求不问”；他那个“风致嫣然”的女友也帮忙极多，女友又有一个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陈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动前往汪宅，遇到两个越南便衣警察，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像从天上掉下来，立即用钱收买了警察。陈恭澍写道：“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据陈恭澍说，戴笠自从元月份将他带到河内时呆了两天，再也没有来过，只靠电报发令遥控。但是别的资料上提到戴笠后来不仅来过，还不只一次。陈自己在回忆录上，也不得不举出两件“有凭有据”的实例，承认不敢说戴笠肯定没有再来过河内。但问题是：戴笠既然来了河内，却不召见负责监视汪氏、随时准备动手的项目负责人陈恭澍，似乎全然顾不上奉最高统帅之命除掉汪精卫之事──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陈恭澍将刺汪这么一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奉调回重庆时，他声称是已经作好“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思想准备的。此前，对于跟踪跟丢了对象，他都说过所受处分可能是“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刺汪失败，他却照样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何以蒋氏、戴氏如此赏罚不明？
1938年12月，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因为在对日方略上与蒋介石意见不一，率家人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来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通电，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
1939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两次到河内见汪精卫，带给他护照，劝他去欧洲；同时授意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的刺杀案，导致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饮弹身亡，而汪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氏夫妇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文杰（又名何孟恒），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新泽西州养老。在河内刺汪事件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给笔者看过他写下的关于这次刺汪事件的详细记录。
采访主要由何文杰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作了统一处理：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高朗街25号与27号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包括最具权威性的三个版本，出入实在太大。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二位与汪氏夫妇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这一点非常关键：刺客确实是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二十七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王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答：是两个门。
高：房间格局和你们的起居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何文杰图中原标注为“二楼”，乃按照英式习惯。为了与别的史料说法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在叙述上作了相应调整，下同——高注）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
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媺姑（朱媺，国民党已故元老朱执信的女儿，汪精卫的亲戚——高注）和曾仲鸣九岁的长子孟济。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和后面的小卧室，住的是汪家和陈家的晚辈亲戚：汪屺、雷庆、陈国琦和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父母（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刚自香港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进来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
答：刺客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夜半惊魂
高：那天晚上的事是怎么发生的？
答：3月20日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嗜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相对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媺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强忍着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媺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
我们是后来才谈起各人的遭遇，综合出一个事情的轮廓的。估计刺客约三、四人，从27号后园越墙进入，卫士戴芸生闻声出来看，就遭受枪击，弹中手臂；陈国星伏身汽车后面，也被扫射，水泥地面的碎片溅伤了他的胸部。刺客从底层的楼梯上二楼，国琦已经听到声音走出房门，正伸手把电灯熄灭，就被刺客的手电筒照射到，跟着就是一排枪。幸而只是洞穿右股，被迫退回房间。刺客继续登上三楼，那时十一姑丈和媺姑同时从前后两房间出现，见到刺客已经迫近，只得一起退进前面十一姑丈的房间。刚刚把房门锁上，刺客即已赶到，用利斧把房门劈开了一个洞，伸手进去开枪。这时朱媺刚好蜷缩在门侧的一个死角，避过了枪击，枪弹都射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身上了。事后刺客们仍循原路退走。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手无寸铁，所以他们来去之间绝未受到阻挡。他们离开的时候还留下胶鞋手套，和两排全未用过的子弹。
高：汪氏有卫士，难道没有自卫武器？
答：没有。当时法国殖民当局说，安南地方除了法国人，谁都不允许有枪，也谁都不可能有枪，所以我们的卫士也都没有自卫的枪。
蹊跷的油漆店东主
高：刺客们在这次行动之前，想必早就跟踪、监视你们和侦查你们，你们难道一点都没有发现？汪氏等人在河内曾经搬迁过数次，是否因为发现有任何可疑的异常迹象？
答：我们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手。在河内确实搬迁数次，都并不是因为担心人身安全。不过，事后回想，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
凶案发生的前一天，天气晴朗，有人提议到市郊的三桃去逛逛。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那天出外的人特别多，又赶上红河大桥进行修理，我们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有一部车子驶过来，走下一位法国人士，向我们出示证件声称是警局人员，劝我们不要到僻远的地方。他们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
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于是放弃了逛三桃的计划，掉头回家。
高：对，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写了这段经过，他们驾车追踪你们，是想伺机下手的。但是你们突然掉头返回了。还有什么迹象吗？
答：住在南洋一带的人都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午间天气实在太热，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午饭后大家都去午睡，一切工商政务，全部暂时休息，直至下午四时以后才恢复办公。我们住在河内，也都入乡随俗。记不得是前几天了，我正进入卧室准备歇息，家人叩门告诉我说油漆匠要测量施工面积──我们因为赶着迁入，所以内墙还没有油漆好。我出去一看，来人并不是工匠打扮，说的一口不纯正的国语，不过他自称是“油漆店东主”，我就让他进入我的卧室。他量了好一会儿，还要我带他进入楼里的每一个房间去。我回答他这是午睡时间，不能把一家人都吵醒，而且量了一间就可以以此为例，推算其余，再从外墙量度，计算一下就行了。我坚决拒绝，他只好悻悻地走了。这人的举动令我觉得突兀，不过过后也就不再放在心上。
高：这人的真实身份后来是否查清？
答：没有。不过我没有让他进入其余的房间是对的。而且那天晚上幸亏25号和27号两边中间相通的门扇是关着的，虽然从来不会上锁──平时门扇经常开着，如果那夜也开着，刺客们只要往我们25号这边看一眼，我们就完了！
高：我有一个疑问：那个可疑的“油漆店东主”进了你的卧房，而你的卧房是在25号的三楼，那么如果他是来侦查的刺客，说明他们知道左右两侧25号和27号都是汪氏的人在住。那么为什么后来刺客还是直奔27号那一侧，对25号这一侧完全不闻不问？
答：不知道，这确实很奇怪。他究竟是否刺客中来侦察的，我并不能确定。而且马上就发生了刺杀事件，我们就无心去验证他的身份了。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曾派手下人“蹂升屋顶”，用所谓“倒卷珠帘式”的身手查看过“目标人物”汪精卫住在27号三楼前房，确切无误。我很怀疑他的这一说法，因为爸爸连写文章都在自己卧室里，晚上不可能在27号的三楼前房出现。
医院唧筒两面漏血
高：请再接着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你们报警之后怎么样了？
答：警察和救伤车终于到了，我和妈妈（陈璧君）跟随着救伤车把十一姑丈他们两位和全部受伤的人送进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那所医院的一切就在当时也显得落后，人手缺乏，把情况最严重的十一姑丈送进手术室后，中了四枪的十一姑躺在担架床就没有人照料了，还是我们家人到处找来一张床单给她盖上。
十一姑丈胸部腹部中了许多枪，必须马上输血，可是医院却没有血液的贮备。抗日战事开始的时候，为了应变，我们都做过血型鉴定，现在用上了。十一姑丈和我都是B型，我立刻告诉医生，医生也来不及再作鉴定，就动手从我身上抽血给十一姑丈。他用的是一具古旧的复式唧筒，把血从供血者身上抽出，同时输进伤者的血管，可是这具唧筒毛病百出，两面俱漏，弄得淋漓满地。这时十一姑丈还轻轻地对我说：“阿杰，浪费你的血了。”
医生为他动了手术，切除了一尺多长的小肠，洞穿太多，无法缝补了。十一姑丈这时想到向来由他经管的一切，挣扎着叫人把国琦叫来，吩咐了几句，又叫人把支票簿拿来，要签一张空白支票，以防万一有急用而取不出钱来。他人已经非常虚弱，签了又签，才选了一张笔迹没有太走样的。
十一姑身中四枪，一枪穿过右胸，击碎一条筋骨然后从背后穿出；一枪穿过左膝盖，从膝下穿出；一枪洞穿右腿；另一枪擦过右胸。
爸爸来了电话，坚持要来医院看十一姑丈，这种时候，就连妈妈也无法阻止。但是刺客可能就在住所门外，他们还可能继续伺机下手，怎样出入才能避过刺客的耳目呢？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我与妈妈赶回寓所商量。一位在法国商店当经理的朋友阿兰，听说我们家出了事来探问，这时自告奋勇，提议由他驾他的车送爸爸到陆军医院，谅可避免特务的注意。于是我们上了他的车，爸爸在后座尽量伏低身体，我和妻子二人在两侧把他遮挡住，妈妈坐在前面司机旁座。打开大门车子一冲而出，虽然还是不少人探头探脑，总算没有人跟踪。
到了医院，十一姑丈的情形更困顿了。爸爸和他执手相看，记得十一姑丈说过一句：“国事有四哥（汪精卫），家事有十一妹（其妻方君璧），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们催爸爸不宜多留，他也知道多留无益，于是仍照来时的办法，由我夫妇两人送他坐阿兰的车回家，他一面拭着眼泪，一面为十一姑丈找出全套干净衣服让我带回医院备用。
十一姑丈于21日下午四时逝世。我跟随妈妈把噩耗透露给躺在另一病房的十一姑，十一姑含着泪说：“抗战的可以死，致力和平的也可以死。我们要把个人的死亡，换取国家民族的生存！”
汪氏左膀右臂
高：你称曾仲鸣为“十一姑丈”，他称汪精卫为“四哥”，他与汪家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
答：你曾经写过文章澄清所谓“汪精卫绯闻”，介绍过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的女杰方君瑛，曾仲鸣正是方君瑛的四嫂曾醒的十弟，他的夫人方君璧又是方君瑛的十一妹，我们是跟着方家的排行，叫他十一姑丈的。
汪家、曾家、方家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在上个世纪初汪精卫去日本留学时，最要好的几个同志，就是方君瑛、曾醒这几位。方君瑛和六弟方声涛、七弟方声洞（后在广州起义中牺牲，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及八妹方君笄，姐弟相继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献身反清革命。其四哥方声濂的遗孀、他们叫“四嫂”的曾醒，也受方君瑛襄助到日本留学，也参加了同盟会。
曾仲鸣在辛亥革命时才15岁，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做官，与陈璧君、方君瑛等八人同赴法国留学，曾仲鸣也是其中之一，在那里，汪精卫为了使他不致淡忘中国文化，曾经给他讲授过文、史。汪精卫在曾遇刺身亡之后，哀愤交加，写过一篇《曾仲鸣先生行状》，其中叙述曾仲鸣在法国“初治化学，兼治文学，先后在法国波铎大学获化学士，在里昂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复在里昂中法大学任秘书长之职”。
高：我曾经查到过曾仲鸣的一些著述译作，有《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论集》、《法国文学丛谈》，翻译《法国歌谣》、《法国短篇小说集》等。
答：1925年他与方君璧一起回国，一起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曾仲鸣被任为秘书。从此以后他就参与政务了，在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五大时当选连任。1931年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铁道部次长；1937年2月，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高：他是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在汪精卫“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如何？
答：出力甚多。《曾仲鸣先生行状》中，汪氏还说：“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以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然之毁誉，及其一身之生死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
曾仲鸣视汪、陈夫妇亦师亦友，称汪精卫为“四哥”；汪精卫视他亦生亦友，称他为“十一弟”。本是这么一种关系，在这次事件中，他又是代自己而死，汪精卫心情自是大悲大恸。
高：你们当时分析刺客是什么人、为何而来呢？
答：刺客自然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多人持枪前来，直奔三楼，开枪就射，射了就走──这就排除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就是蒋介石派来特务，进行政治谋杀。
高：你们当时就作出了其意图是暗杀汪精卫，曾仲鸣是被误杀的判断吗？
答：是的，后来读当地报纸才知道，余鉴声、陈邦国、张奉义等三名刺客出去后不久就被警察捕获，化名杨卫河、张亚东和袁伯勋，自称是小商人，激于爱国之心，愤而杀人。他们杀曾仲鸣并没有什么意义，目标应该就是汪精卫。
高：但是依据这一判断，最大的蹊跷就是：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派出多名得力杀手前往别国，潜伏多日，要暗杀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这绝对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任务，应该是志在必得。但是组织得一塌糊涂，破绽百出，行动的轻忽，与任务的重要，完全无法相对应。
蒋介石的意图有多种可能，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无法自圆其说。或许，这就必须从更大的范围来解谜了？如果放在当时的日寇侵华日急、中国危机加深、最高决策层中，“战”与“和”之争格外复杂和尖锐这个大背景中，来衡量蒋介石派特务到河内刺杀汪精卫未遂，却刺杀了曾仲鸣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并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所以不好做判断。不过，我们可以跟你讲讲我们当时随着汪氏夫妇离开重庆、经昆明来到河内的经历，那就说来话长了。H
附录：河内刺杀汪精卫事件经过的三个版本
其一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媺，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媺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媺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当时，四哥及四姐（即汪精卫夫妇）正在（自己的）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陈昌祖《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薛纪国译），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其二陈恭澍详细叙述当晚经过：
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邦国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博浪一击，误中副车”，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因原文较长，限于篇幅，不便照录，以上只是复述。——高注）
其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记录：
“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
河内刺汪事件
幕后真相仍在混沌之中
■ 高伐林（美）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中的疑点，将前人已经指出的，和我听了两位老人的介绍新增加的，罗列一下，可真不少：
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在戴笠手下地位不低，戴笠十万火急地将他调来，亲自带着他到河内交代任务。其他王鲁翘等人，据称也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精干人马。戴笠叮咛陈：“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然而，陈恭澍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虽奉命监视汪某的行动，并搜集有关汪派的活动，可是这两件事，我们一样都没有做到家”，“其最可笑的一件事，就连重庆派来与汪某洽谈的人是谁都不知道”；“更令人发噱的，是重庆来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脚之处，并和他直接见面与之接谈，而我们身负秘密任务奉命监视他的人，却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如果不是笔者道出，谁会相信！”
从队伍组成看，这个班子完全是临时凑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他们在河内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戴笠后来派来一位名叫曹师昂的人，倒是有个法籍太太，但这对夫妇约见陈恭澍，似乎只是为了带给他两支手枪和子弹而已！戴笠交代陈与一位“特殊人物”单线联系，“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咨请办理”。陈确实仰仗于他，被动地听由他居间打听和安排，在那段日子却一直摸不清此人的底细。
从装备看，特务们的配备，虽然一方面“由各路运来大批枪械弹药”，似乎十分重视；但另一方面，只临时买下一辆半旧的两门福特小车作代步工具，侦查器械上更是“连一架望远镜都没有准备”。汪精卫住所门前不便停留，所以无法近观；又不准备望远镜，从而也无法远望。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汪宅，却一直弄不清里面除了汪、陈夫妇，究竟住了什么人，住了多少人，谁主谁宾，几男几女，什么起居规律、进出惯例……都是两眼一抹黑。
从工作态度看，这么机密重大的任务，从陈恭澍到小喽罗，吊儿郎当，敷衍了事。陈自称他在门前来去多次，对汪氏一家住的是25与27号两侧却一无所知，导致最后大摆乌龙；陈恭澍说只放了两次枪，后一次才三响（即王鲁翘射床下之人三枪）；但何文杰、汪文惺亲耳听到的则是“噼啪连声”，送到医院去的曾仲鸣身上中弹无数，方君璧都挨了四枪，特务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尤其是有两个人让人疑窦丛生。一个是行动组成员的唐英杰，陈恭澍明明深知前此他被派到天津时就“不但没有什么表现，却闹了不少笑话”，却将侦查刺杀目标的方位这一攸关成败的关键任务交给他，只安排他一人两次秘密登上屋顶去查看室内。此人对陈汇报时一口咬定：“我在楼顶停留了很久”，“夜里开着灯的还是（27号）三楼的那一间，不会错，他（汪精卫）就住在三楼。”这就最后钉死了行动组的错误指向。
还不仅如此。在戴笠于1939年3月19日凌晨下达了“制裁令”之后，陈恭澍要布置任务，到处找不着这个唐英杰。“中午过后，唐英杰才回来。我责备他不该不报备就私自溜出去，他却说因为肚子痛出去买点药就回来的，不想走了好几家也没有买到，所以耽搁了。这分明是瞎话，可也无可奈何。”他究竟去哪儿了？
还有一个名叫魏春风的，可算行动组的“编外成员”，也是神出鬼没。说起来是陈恭澍他们通过那个“特殊人物”徐先生转弯抹角认识的，但是魏在这么短时间内以其“鬼灵精”，“成为我们在河内的方向盘、地理图般不可或缺的引导者”。难得的是，他既处处为行动组效力，又极为知趣，有求必应，“无求不问”；他那个“风致嫣然”的女友也帮忙极多，女友又有一个叔伯哥哥在警察局当密探，巧更巧在此人就被派在汪寓附近一带巡逻、守护。陈恭澍3月20日晚率部行动前往汪宅，遇到两个越南便衣警察，进退两难之际，魏春风像从天上掉下来，立即用钱收买了警察。陈恭澍写道：“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说也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据陈恭澍说，戴笠自从元月份将他带到河内时呆了两天，再也没有来过，只靠电报发令遥控。但是别的资料上提到戴笠后来不仅来过，还不只一次。陈自己在回忆录上，也不得不举出两件“有凭有据”的实例，承认不敢说戴笠肯定没有再来过河内。但问题是：戴笠既然来了河内，却不召见负责监视汪氏、随时准备动手的项目负责人陈恭澍，似乎全然顾不上奉最高统帅之命除掉汪精卫之事──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陈恭澍将刺汪这么一件重要任务办砸了锅，奉调回重庆时，他声称是已经作好“调回去交付军法审判”思想准备的。此前，对于跟踪跟丢了对象，他都说过所受处分可能是“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我们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刺汪失败，他却照样受到军统的信任重用。何以蒋氏、戴氏如此赏罚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