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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戴克明原名戴道奎，按红安的话说，两个人是共爹（大别山人将爷爷称为爹）的兄弟。参加革命十年后，二位堂兄弟因不在一个部队，见了面竟然不相识。这种一门双虎将、兄弟两将军的现象，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戴克林少将
在众多的开国将领中，戴克林将军是一位传奇式的“大怪人”。他的脑袋布满伤疤，却是公认的聪明过人；他指挥作战喜欢喝水，一喝水就有妙计打败敌军；他爱笑爱唱歌，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和平的家园，他都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和前进的勇气。
戴克林原本有12个哥哥姐姐，但先后都病死、饿死，他便成了独子，是父母心里的“宝”。这个戴家的宝贝独子喜欢听说书，最喜欢听革命故事，12岁就在本村的童子团当上了大队长。每次看到村里扛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的农民自卫军，他就特别羡慕。
1929年，16岁的戴克林带着父母的牵挂，离家参加了红军，成了不折不扣的“红小鬼”，从此走上了烽火征程。
刚参加红军的戴克林年纪太小，只能担任通讯员、警卫员这样的工作。1930年12月和1931年4月，先后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次反“围剿”后，戴克林成长为红军战士，在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4团特务连任班长，参加黄安战役。
1935年5月，戴克林任红九军第27师第80团连指导员、连长，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最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共2.2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蒋介石指使“马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
1937年过完年没多久，在与“马军”的一次战斗中，戴克林左脚被子弹打穿，与部队失去联系。脚伤使戴克林行动艰难，但他还是坚持着，一心一意要回到红军队伍。他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翻了几座山，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山里开辟空地，捡些枯枝枯叶，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一两天吃不上东西，饿得皮包骨头。
等脚伤好了，戴克林就下山找队伍。山下“马军”很多，戴克林白天躲进附近的小山洞，天黑后才悄悄出来赶路。他凭着星星辨别方向，沿着长城往东走。就这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戴克林终于找到了部队，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春天，中央决定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抽调40余人去前线参加新四军工作，其中就包括还没毕业的戴克林。
1940年，在新“江抗”（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上，戴克林被任命为新。江抗”第一支队支队长。会议还没结束，日军就来进犯。刚被任命的支队长戴克林连乔装所用的长袍、礼帽都来不及脱下，就跑到阵地上，自我介绍说：“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然后爬上房顶用望远镜看，发现日军在公路上成纵队冲过来。他调来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亲自带头打。机枪一响，步枪跟着开火，把敌人打蒙了。不久二支队前来增援，共同击退了日军。
这一仗在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一带影响很大，重振了“江抗”军威，鼓舞了东路人民的抗战热情。
1950年，戴克林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0军59师师长，率领59师第一批跨过了鸭绿江。过江后，戴克林立即接到命令要定时赶往长津湖地区，却路遇海拔2000多米的牙得岭挡道。戴克林和战士们忍受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背着枪，攀着铁轨爬了一整夜，排除万难，及时赶到目的地投入长津湖战役，将美军陆战一师截为三段。之后，59师奉命坚守死鹰岭阵地阻敌南逃。
一位美军中校回忆这场逃亡时说：“海军陆战队用了近4天的时间，走了20公里的路。这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的怀抱里逃出来的挣扎。这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4年，戴克林晋升为少将军衔。
戴克明少将
戴克明，1915年6月出生，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乡人。原名戴道奎，绰号“戴蛮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戴克明生于贫农家庭，1929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红25军排长、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兼光山县便衣队大队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新四军第4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8团政委、鄂豫军区潢川军分区4团政委、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中原突围时，指挥8团抢渡襄河，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8团被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包围，他身先士卒，率全团杀出重围，到豫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受到纵队通电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戴克明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副政委。1964年，戴克明晋升为少将军衔。
兄弟都是将军
1939年7月，戴克明作为新四军四支队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到后，戴克明与新四军三支队一位名叫戴克林的侦察参谋分在了一间房子里居住。他内心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位同志的名字与自己只有一字之差？巧！这个世界上的事还真是巧，但接下来的事就更“巧”了。
戴克明进屋后，戴克林已经住进来了，双方在打过一声招呼后，都相互打量起对方，也许在戴克林的心里同样也感到奇怪。这时，戴克林主动地给戴克明递了一支烟，拉开了话匣子：“伙计，听你的口音，我们好像还是湖北老乡啊！”
“是啊，这么说你也是湖北人了？”戴克明顿时觉得双方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是啊，湖北黄安的，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去了川陕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戴克林感慨道。
“哦？那你是黄安哪个地方的人？”戴克明更加惊奇了。
“紫云区檀树乡戴家塘村，唉！别提了，全家人当年被国民党基本上杀光了，有一个小堂弟被我带出来参加革命，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上……”戴克林显然被戴克明的问话激起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你是道驹哥哥吗？”戴克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道奎兄弟！”戴克林上前一把抱住了弟弟。
戴克明原名戴道奎，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按红安的话说，两个人是共爹（大别山人将爷爷称为爹）的兄弟。大革命失败后，戴家由于参加革命的人多，家里的妇孺老幼被国民党杀了一大半，戴克明与母亲侥幸逃得性命后，四处流浪，1929年才回到故乡，不久，已经参加红军的戴克林回乡时，将戴克明从家中带出来参加革命。可自从戴克明到黄安县委参加工作后，近10年的时间，二位堂兄弟因不在一个部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0年中，兄弟二人都分别更名为克林、克明，相隔干山万水的兄弟，更改的名字竟也如此接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亲情的感应。
另外，戴克林不仅和戴克明将军是堂兄弟.他和程启文少将还是表兄弟。戴克林的母亲和程启文的父亲是亲兄妹。上世纪50年代，程启文、戴克林、戴克明三人同在军事学院相会，在老表的提议下，还合了一张影。
（据《发现》、《开国将帅》）
戴克林少将
在众多的开国将领中，戴克林将军是一位传奇式的“大怪人”。他的脑袋布满伤疤，却是公认的聪明过人；他指挥作战喜欢喝水，一喝水就有妙计打败敌军；他爱笑爱唱歌，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和平的家园，他都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和前进的勇气。
戴克林原本有12个哥哥姐姐，但先后都病死、饿死，他便成了独子，是父母心里的“宝”。这个戴家的宝贝独子喜欢听说书，最喜欢听革命故事，12岁就在本村的童子团当上了大队长。每次看到村里扛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的农民自卫军，他就特别羡慕。
1929年，16岁的戴克林带着父母的牵挂，离家参加了红军，成了不折不扣的“红小鬼”，从此走上了烽火征程。
刚参加红军的戴克林年纪太小，只能担任通讯员、警卫员这样的工作。1930年12月和1931年4月，先后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次反“围剿”后，戴克林成长为红军战士，在红四方面军第12师第34团特务连任班长，参加黄安战役。
1935年5月，戴克林任红九军第27师第80团连指导员、连长，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最终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共2.2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蒋介石指使“马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
1937年过完年没多久，在与“马军”的一次战斗中，戴克林左脚被子弹打穿，与部队失去联系。脚伤使戴克林行动艰难，但他还是坚持着，一心一意要回到红军队伍。他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翻了几座山，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山里开辟空地，捡些枯枝枯叶，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一两天吃不上东西，饿得皮包骨头。
等脚伤好了，戴克林就下山找队伍。山下“马军”很多，戴克林白天躲进附近的小山洞，天黑后才悄悄出来赶路。他凭着星星辨别方向，沿着长城往东走。就这样，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戴克林终于找到了部队，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春天，中央决定在“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抽调40余人去前线参加新四军工作，其中就包括还没毕业的戴克林。
1940年，在新“江抗”（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第一次会议上，戴克林被任命为新。江抗”第一支队支队长。会议还没结束，日军就来进犯。刚被任命的支队长戴克林连乔装所用的长袍、礼帽都来不及脱下，就跑到阵地上，自我介绍说：“我是支队长，这个仗由我指挥！”然后爬上房顶用望远镜看，发现日军在公路上成纵队冲过来。他调来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亲自带头打。机枪一响，步枪跟着开火，把敌人打蒙了。不久二支队前来增援，共同击退了日军。
这一仗在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一带影响很大，重振了“江抗”军威，鼓舞了东路人民的抗战热情。
1950年，戴克林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0军59师师长，率领59师第一批跨过了鸭绿江。过江后，戴克林立即接到命令要定时赶往长津湖地区，却路遇海拔2000多米的牙得岭挡道。戴克林和战士们忍受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背着枪，攀着铁轨爬了一整夜，排除万难，及时赶到目的地投入长津湖战役，将美军陆战一师截为三段。之后，59师奉命坚守死鹰岭阵地阻敌南逃。
一位美军中校回忆这场逃亡时说：“海军陆战队用了近4天的时间，走了20公里的路。这不是一次漫步，而是从死神的怀抱里逃出来的挣扎。这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4年，戴克林晋升为少将军衔。
戴克明少将
戴克明，1915年6月出生，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乡人。原名戴道奎，绰号“戴蛮子”，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戴克明生于贫农家庭，1929年参加黄安县赤卫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红25军排长、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兼光山县便衣队大队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新四军第4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戴克明历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8团政委、鄂豫军区潢川军分区4团政委、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副司令员、洛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中原突围时，指挥8团抢渡襄河，为主力部队打开通道。8团被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包围，他身先士卒，率全团杀出重围，到豫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受到纵队通电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戴克明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副政委。1964年，戴克明晋升为少将军衔。
兄弟都是将军
1939年7月，戴克明作为新四军四支队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到后，戴克明与新四军三支队一位名叫戴克林的侦察参谋分在了一间房子里居住。他内心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位同志的名字与自己只有一字之差？巧！这个世界上的事还真是巧，但接下来的事就更“巧”了。
戴克明进屋后，戴克林已经住进来了，双方在打过一声招呼后，都相互打量起对方，也许在戴克林的心里同样也感到奇怪。这时，戴克林主动地给戴克明递了一支烟，拉开了话匣子：“伙计，听你的口音，我们好像还是湖北老乡啊！”
“是啊，这么说你也是湖北人了？”戴克明顿时觉得双方的关系又近了一层。
“是啊，湖北黄安的，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去了川陕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戴克林感慨道。
“哦？那你是黄安哪个地方的人？”戴克明更加惊奇了。
“紫云区檀树乡戴家塘村，唉！别提了，全家人当年被国民党基本上杀光了，有一个小堂弟被我带出来参加革命，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上……”戴克林显然被戴克明的问话激起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你是道驹哥哥吗？”戴克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道奎兄弟！”戴克林上前一把抱住了弟弟。
戴克明原名戴道奎，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按红安的话说，两个人是共爹（大别山人将爷爷称为爹）的兄弟。大革命失败后，戴家由于参加革命的人多，家里的妇孺老幼被国民党杀了一大半，戴克明与母亲侥幸逃得性命后，四处流浪，1929年才回到故乡，不久，已经参加红军的戴克林回乡时，将戴克明从家中带出来参加革命。可自从戴克明到黄安县委参加工作后，近10年的时间，二位堂兄弟因不在一个部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0年中，兄弟二人都分别更名为克林、克明，相隔干山万水的兄弟，更改的名字竟也如此接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亲情的感应。
另外，戴克林不仅和戴克明将军是堂兄弟.他和程启文少将还是表兄弟。戴克林的母亲和程启文的父亲是亲兄妹。上世纪50年代，程启文、戴克林、戴克明三人同在军事学院相会，在老表的提议下，还合了一张影。
（据《发现》、《开国将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