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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罗敷到底为何种身份，目前主要有二说：一是“下层劳动人民之女”说;二是“贵家女子”说。显然两种观点剥离了秦罗敷整体之形象，未能将内在与外在相结合来合理看待秦罗敷之身份形象。因此本文从《诗经》兴象系统、原始高禖祭祀风俗、屈原《离骚》“美人不遇”的表达手法与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关系来判定秦罗敷乃是寄予了作者美好祈愿、具有同“香草美人”一般审美性的桑间候人女形象。
【关键词】 秦罗敷身份;候人女;香草美人;审美兴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021-03
《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佳作，其女主人公秦羅敷也得到了学界较大关注，但关于秦罗敷身份问题，学界争辩不休，而秦罗敷其实就是一个寄予了作者美好祈愿、具有同“香草美人”一般审美性的桑间候人女形象。
一、秦罗敷身份问题概述
关于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身份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主要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下层劳动人民之女说，像杨志学《〈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的身份问题》、朱久兵《贵妇还是民女——〈陌上桑〉中秦罗敷身份浅析》、张海明《浅谈〈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身份》;一是贵家女子说，像王增文《也谈〈陌上桑〉中的罗敷》、王丹丹、王玉洁的《略谈秦罗敷的身份及其采桑原因》、王晓祥《罗敷新议》等。但这两种说法对秦罗敷身份的理解均不够充分，不论是“下层劳动女子说”，还是“贵族女子说”，二者论证的矛盾点不外乎居所、衣饰、采桑用具及采桑地点、与使君之对话情况这几个方面，那么，要证明秦罗敷为贵族女子身份，除了《陌上桑》原文所呈现的明显的论据外，自然要论证秦罗敷并非为体现下层劳苦民众美好愿望与心声的代表;相应地，若要证明秦罗敷为农家女子身份，自然要解释为何诗歌《陌上桑》中秦罗敷为何居高楼，着华衣等。
但据持两种观点者，不论是论证秦罗敷为贵家女子还是下层劳动人家女子，虽都有各自道理，但都没有论述得十分充分。
除了以上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像陈如毅《秦罗敷盛装采桑探因》一文曾认为秦罗敷乃是赵地民间桑林高地祭祀的尸女，另外，冯和一《由“盛服”“候人”习俗到“候人而未得”的盛装罗敷》一文认为秦罗敷为“候人”女郎一说也是十分新颖，但在《陌上桑》一文中，秦罗敷的“候人”意义是否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并不能确定，更大可能是作者借此原始宗教祭祀之余绪来表达其他情感。由于这两说并非秦罗敷身份问题的主流之说，在此便不过多赘述。
二、受《诗经》采桑女兴象文化影响
长期以来，采桑女的形象备受学界关注，许多与之相关的诗歌也层出不穷，但在文学中最早出现采桑女意象的当属《诗经》，《诗经》时代的采桑女是情与美的化身，她寄托着女子的情思，彰显着女子的美貌，像“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384（《小雅 · 隰桑》）“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1]359（《小雅 · 桑扈》）“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1]154（《魏风 · 十亩之间》）男子倾慕会心之人，女子留恋君子谦谦，绵延悠长的情思弥漫在桑林间。
此在秦汉时期的诗歌中尤有体现，但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对“礼”要求得愈加严格，所以采桑女形象在情与美得统一中又添加了“礼”的文化内涵，采桑女的智慧与善良之美逐渐显现，在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中颇多类似的桑间女子，像《鲁秋洁妇》中的秋胡妻、《齐宿瘤女》中的宿瘤女等充满道德性的女子在文学作品中流传，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但是到了东汉末期，传统经学逐渐分崩离析，采桑女情与美的文化内涵复归，但相比先前“发乎情，止乎礼”的更纯粹的情与美，此时的采桑女保留了智慧与善良之内蕴，情感意味也变得更加浓厚。以上是采桑女兴象文化内涵的发展演变，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也必定会受到时代浪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其更适合归属于东汉末年采桑女情与美文化内涵复归的时段，“历史上直接继承、发展《诗经》优良传统的两汉乐府民歌”时段。[2]
《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传统对后世诗歌有很大影响，但这与其所存在的独特的审美特性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先秦时代诗、骚所显示并体认的‘诗言志’思想，不仅有着抒写‘政治’情志的内涵，而且还包含着‘缘情’作歌、‘吟咏情性’的自觉。”[3]所以《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首先呈现给人们的必然是其独特的审美特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先秦人逐步形成的以采桑女为女性美的审美观作用，使闺怨与文人失意产生共振效应，两者的撞击与遇合使文人们对采桑女这一兴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4]
三、受原始祭祀风俗模式余绪的影响
提到原始祭祀，不得不说的是颇具原始宗教祭祀气息的祭祀场所——桑林。桑为社树，又是社的代称。《礼记 · 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带以弓韣，授弓矢于高禖之前。”[5]733高禖乃古帝王求子所祭之神，显然此为祈求人丁兴旺之举。《周礼 · 地官 · 媒氏》亦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5]733鼓励男女在仲春之月相会谈情。《楚辞 · 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6]处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神圣气息，流行着人们敬畏的生殖崇拜之信仰。仲春之会中的青年男女，可以暂时超越在性爱方面的戒律和礼仪，自由地寻求爱侣，这为后世以“观桑”“候人”“拒邀”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历史根源，西周与春秋时期的《诗经》时代较多呈现的是桑女“候人”的情节，像“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1]68（《鄘风 · 桑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1]165（《唐风 · 绸缪》）“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1]176 （《秦风 · 车邻》）对良人殷切盼望，对故人的无限思量之情展现得恰到好处。 到了汉代，桑女“候人”“拒邀”的情节也很普遍，像冯和一《由“盛服”“候人”习俗到“候人而未得”的盛装罗敷》论述到的西汉刘向《列女传》中《鲁秋洁妇》、《齐宿瘤女》、《陈辩女》三篇对三女子“观桑、候人、拒邀”故事的铺陈，呈现出汉朝对上古时期桑林祭祀到周礼“男女之会”风俗的传承，此三篇中的女主人公一是均为疑似“无夫”之人;二是她们均于仲春之月至桑间观桑采桑，实为等候良人;三是她们均拒绝了男方的邀请。当然，此三篇均是以突出女子贞烈、妇德为目的的，汉初对儒家的敬崇使得文学作品中处处洋溢着道德感、伦理感，所以作者也指出了此三篇女主人公拒绝邀约也是以“贞拒”模式为主。但由此可以看出，女子桑间采桑，男女无媒邀约，后男子“被拒”“未得”的相会流程已经很是普遍，也很是得到文人的認可。
再来看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秦罗敷盛装行走于桑林间，引得“行者”“下担捋髭须”，“少年”“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7]显然是秦罗敷之美震慑了诸位旁观者，同时秦罗敷之美貌也惊艳了使君，引得使君前来相邀，但秦罗敷却借已有夫婿之言婉拒了使君，显然是“拒邀”之行止，所以《陌上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继了原始宗教祭祀中的一些内容。另外，认定《陌上桑》一文继承了原始祭祀之遗俗对于解释为什么秦罗敷身着盛装这一问题也有了很好的回答。神讲究衣着饰物，因此原始祭祀的祭品中少不了华丽贵重之物，如玉帛。《墨子 · 尚同》云：“其事鬼神也，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8]玉帛包括各种玉制礼器和皮帛，这是食物之外最常用的祭祀手段，在祭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帛，是丝织物的总称，是贵族用于御寒蔽体的生活资料。古代普通人仅能以葛麻为衣，帛在古代是极为珍贵的。正因为玉帛的稀罕与贵重，古代祭祀时常以玉帛为祭品。因此，祭祀之时，盛装出席代表的是对所祭神灵的敬重，那么《陌上桑》中秦罗敷盛装采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显然是对原始宗教祭祀风俗的承继。
四、受屈原《离骚》“香草美人”表达手法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受《诗经》影响所存在的审美意味已不必再讲，那么与《诗经》不同兴象系统的“香草美人”兴象对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有什么影响吗？“香草美人”兴象最初见于西汉王逸的《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9]后被屈原运用到《离骚》中，“香草美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的譬喻，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与高洁的人品，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或比况当世贤德，或喻指古代贤人，随文见意。美人的意象，被认为是比喻君王，“恐美人迟暮”，亦或是自喻。屈原是满怀抱负的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强大，人民安乐，但天不随人愿，他的美政思想仅靠他一人是无法成就的，因此屈原借“香草美人”这一兴象传统，以男女比喻君臣，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表达了他怀才不遇的满心郁闷。随着时间的推移，“香草美人”这一兴象系统慰藉了千千万万怀才不遇的的文人士子，借此宣泄着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隐秘的、内在的具有深刻情感的力量。
那么《诗经》中的采桑女兴象也是如此，《诗经》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既然汉乐府民歌直接承继了《诗经》，那么其更多地也是来描绘现实生活，所以笔者认为，汉乐府民歌受到《诗经》和《离骚》的双重影响从而外在地表现现实生活，内在地表达作者的心理感受。即东汉失意文人在选择兴象时可能更适于承接《诗经》中的意象，更多地受《诗经》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在表达失意情怀时，文人们可能更多地继承的是屈原《离骚》中的表现手法。
从文本内容出发来分析，《陌上桑》一文也并未流露出作者的忧虑与不安，而是同屈原《离骚》一样从“美人不遇”的情节来表达心理感受，秦罗敷在此就是作者心中存在的理想化美好的人物，但是最终却被婉拒，美好理想遭到破灭，那么作者心中这一完美的秦罗敷形象到底代表着什么，要从其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东汉末期，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百姓民不聊生，而作者在此时创造出秦罗敷这一虚拟的审美意象，不得不去猜测作者心中是向往美好、期盼美好的，因此秦罗敷在这里就是众劳苦大众心中美好理想生活的念想与期望，说其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并不为过，但要说其身份就是下层劳动人民之女，未免过于理想化了，秦罗敷只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理想化的审美意象，将其理解为下层劳动人民之女的身份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给秦罗敷冠上此身份，是下层劳苦大众所希望的，而不是秦罗敷本身的身份，因此不可混淆。
综上所述，准确来讲从其形象本身来讲，秦罗敷就是一个桑间候人女的形象，从作品鉴赏角度来讲，秦罗敷是寄托了作者美好祈愿的虚拟出来的同“香草美人”一类的审美意象，这样的秦罗敷才是一个外在与内在相统一的合理完整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储斌杰. 《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潘啸龙，蒋立甫.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张强.桑文化原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5]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朱越利.墨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9]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
王圆，女，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古代文学宋元明清研究方向。
【关键词】 秦罗敷身份;候人女;香草美人;审美兴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021-03
《陌上桑》是汉乐府民歌中的名篇佳作，其女主人公秦羅敷也得到了学界较大关注，但关于秦罗敷身份问题，学界争辩不休，而秦罗敷其实就是一个寄予了作者美好祈愿、具有同“香草美人”一般审美性的桑间候人女形象。
一、秦罗敷身份问题概述
关于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身份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主要存在两种说法：一是下层劳动人民之女说，像杨志学《〈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的身份问题》、朱久兵《贵妇还是民女——〈陌上桑〉中秦罗敷身份浅析》、张海明《浅谈〈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身份》;一是贵家女子说，像王增文《也谈〈陌上桑〉中的罗敷》、王丹丹、王玉洁的《略谈秦罗敷的身份及其采桑原因》、王晓祥《罗敷新议》等。但这两种说法对秦罗敷身份的理解均不够充分，不论是“下层劳动女子说”，还是“贵族女子说”，二者论证的矛盾点不外乎居所、衣饰、采桑用具及采桑地点、与使君之对话情况这几个方面，那么，要证明秦罗敷为贵族女子身份，除了《陌上桑》原文所呈现的明显的论据外，自然要论证秦罗敷并非为体现下层劳苦民众美好愿望与心声的代表;相应地，若要证明秦罗敷为农家女子身份，自然要解释为何诗歌《陌上桑》中秦罗敷为何居高楼，着华衣等。
但据持两种观点者，不论是论证秦罗敷为贵家女子还是下层劳动人家女子，虽都有各自道理，但都没有论述得十分充分。
除了以上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像陈如毅《秦罗敷盛装采桑探因》一文曾认为秦罗敷乃是赵地民间桑林高地祭祀的尸女，另外，冯和一《由“盛服”“候人”习俗到“候人而未得”的盛装罗敷》一文认为秦罗敷为“候人”女郎一说也是十分新颖，但在《陌上桑》一文中，秦罗敷的“候人”意义是否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并不能确定，更大可能是作者借此原始宗教祭祀之余绪来表达其他情感。由于这两说并非秦罗敷身份问题的主流之说，在此便不过多赘述。
二、受《诗经》采桑女兴象文化影响
长期以来，采桑女的形象备受学界关注，许多与之相关的诗歌也层出不穷，但在文学中最早出现采桑女意象的当属《诗经》，《诗经》时代的采桑女是情与美的化身，她寄托着女子的情思，彰显着女子的美貌，像“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384（《小雅 · 隰桑》）“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1]359（《小雅 · 桑扈》）“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1]154（《魏风 · 十亩之间》）男子倾慕会心之人，女子留恋君子谦谦，绵延悠长的情思弥漫在桑林间。
此在秦汉时期的诗歌中尤有体现，但随着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对“礼”要求得愈加严格，所以采桑女形象在情与美得统一中又添加了“礼”的文化内涵，采桑女的智慧与善良之美逐渐显现，在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中颇多类似的桑间女子，像《鲁秋洁妇》中的秋胡妻、《齐宿瘤女》中的宿瘤女等充满道德性的女子在文学作品中流传，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但是到了东汉末期，传统经学逐渐分崩离析，采桑女情与美的文化内涵复归，但相比先前“发乎情，止乎礼”的更纯粹的情与美，此时的采桑女保留了智慧与善良之内蕴，情感意味也变得更加浓厚。以上是采桑女兴象文化内涵的发展演变，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也必定会受到时代浪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其更适合归属于东汉末年采桑女情与美文化内涵复归的时段，“历史上直接继承、发展《诗经》优良传统的两汉乐府民歌”时段。[2]
《诗经》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传统对后世诗歌有很大影响，但这与其所存在的独特的审美特性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先秦时代诗、骚所显示并体认的‘诗言志’思想，不仅有着抒写‘政治’情志的内涵，而且还包含着‘缘情’作歌、‘吟咏情性’的自觉。”[3]所以《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首先呈现给人们的必然是其独特的审美特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先秦人逐步形成的以采桑女为女性美的审美观作用，使闺怨与文人失意产生共振效应，两者的撞击与遇合使文人们对采桑女这一兴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4]
三、受原始祭祀风俗模式余绪的影响
提到原始祭祀，不得不说的是颇具原始宗教祭祀气息的祭祀场所——桑林。桑为社树，又是社的代称。《礼记 · 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带以弓韣，授弓矢于高禖之前。”[5]733高禖乃古帝王求子所祭之神，显然此为祈求人丁兴旺之举。《周礼 · 地官 · 媒氏》亦道：“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5]733鼓励男女在仲春之月相会谈情。《楚辞 · 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6]处处弥漫着原始宗教的神圣气息，流行着人们敬畏的生殖崇拜之信仰。仲春之会中的青年男女，可以暂时超越在性爱方面的戒律和礼仪，自由地寻求爱侣，这为后世以“观桑”“候人”“拒邀”形式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历史根源，西周与春秋时期的《诗经》时代较多呈现的是桑女“候人”的情节，像“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1]68（《鄘风 · 桑中》）“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1]165（《唐风 · 绸缪》）“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1]176 （《秦风 · 车邻》）对良人殷切盼望，对故人的无限思量之情展现得恰到好处。 到了汉代，桑女“候人”“拒邀”的情节也很普遍，像冯和一《由“盛服”“候人”习俗到“候人而未得”的盛装罗敷》论述到的西汉刘向《列女传》中《鲁秋洁妇》、《齐宿瘤女》、《陈辩女》三篇对三女子“观桑、候人、拒邀”故事的铺陈，呈现出汉朝对上古时期桑林祭祀到周礼“男女之会”风俗的传承，此三篇中的女主人公一是均为疑似“无夫”之人;二是她们均于仲春之月至桑间观桑采桑，实为等候良人;三是她们均拒绝了男方的邀请。当然，此三篇均是以突出女子贞烈、妇德为目的的，汉初对儒家的敬崇使得文学作品中处处洋溢着道德感、伦理感，所以作者也指出了此三篇女主人公拒绝邀约也是以“贞拒”模式为主。但由此可以看出，女子桑间采桑，男女无媒邀约，后男子“被拒”“未得”的相会流程已经很是普遍，也很是得到文人的認可。
再来看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秦罗敷盛装行走于桑林间，引得“行者”“下担捋髭须”，“少年”“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7]显然是秦罗敷之美震慑了诸位旁观者，同时秦罗敷之美貌也惊艳了使君，引得使君前来相邀，但秦罗敷却借已有夫婿之言婉拒了使君，显然是“拒邀”之行止，所以《陌上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继了原始宗教祭祀中的一些内容。另外，认定《陌上桑》一文继承了原始祭祀之遗俗对于解释为什么秦罗敷身着盛装这一问题也有了很好的回答。神讲究衣着饰物，因此原始祭祀的祭品中少不了华丽贵重之物，如玉帛。《墨子 · 尚同》云：“其事鬼神也，圭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8]玉帛包括各种玉制礼器和皮帛，这是食物之外最常用的祭祀手段，在祭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帛，是丝织物的总称，是贵族用于御寒蔽体的生活资料。古代普通人仅能以葛麻为衣，帛在古代是极为珍贵的。正因为玉帛的稀罕与贵重，古代祭祀时常以玉帛为祭品。因此，祭祀之时，盛装出席代表的是对所祭神灵的敬重，那么《陌上桑》中秦罗敷盛装采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显然是对原始宗教祭祀风俗的承继。
四、受屈原《离骚》“香草美人”表达手法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受《诗经》影响所存在的审美意味已不必再讲，那么与《诗经》不同兴象系统的“香草美人”兴象对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有什么影响吗？“香草美人”兴象最初见于西汉王逸的《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9]后被屈原运用到《离骚》中，“香草美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的譬喻，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与高洁的人品，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香草或比况当世贤德，或喻指古代贤人，随文见意。美人的意象，被认为是比喻君王，“恐美人迟暮”，亦或是自喻。屈原是满怀抱负的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强大，人民安乐，但天不随人愿，他的美政思想仅靠他一人是无法成就的，因此屈原借“香草美人”这一兴象传统，以男女比喻君臣，以婚约比喻君臣遇合，表达了他怀才不遇的满心郁闷。随着时间的推移，“香草美人”这一兴象系统慰藉了千千万万怀才不遇的的文人士子，借此宣泄着自己的情感，这是一种隐秘的、内在的具有深刻情感的力量。
那么《诗经》中的采桑女兴象也是如此，《诗经》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既然汉乐府民歌直接承继了《诗经》，那么其更多地也是来描绘现实生活，所以笔者认为，汉乐府民歌受到《诗经》和《离骚》的双重影响从而外在地表现现实生活，内在地表达作者的心理感受。即东汉失意文人在选择兴象时可能更适于承接《诗经》中的意象，更多地受《诗经》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在表达失意情怀时，文人们可能更多地继承的是屈原《离骚》中的表现手法。
从文本内容出发来分析，《陌上桑》一文也并未流露出作者的忧虑与不安，而是同屈原《离骚》一样从“美人不遇”的情节来表达心理感受，秦罗敷在此就是作者心中存在的理想化美好的人物，但是最终却被婉拒，美好理想遭到破灭，那么作者心中这一完美的秦罗敷形象到底代表着什么，要从其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东汉末期，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百姓民不聊生，而作者在此时创造出秦罗敷这一虚拟的审美意象，不得不去猜测作者心中是向往美好、期盼美好的，因此秦罗敷在这里就是众劳苦大众心中美好理想生活的念想与期望，说其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并不为过，但要说其身份就是下层劳动人民之女，未免过于理想化了，秦罗敷只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理想化的审美意象，将其理解为下层劳动人民之女的身份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角度给秦罗敷冠上此身份，是下层劳苦大众所希望的，而不是秦罗敷本身的身份，因此不可混淆。
综上所述，准确来讲从其形象本身来讲，秦罗敷就是一个桑间候人女的形象，从作品鉴赏角度来讲，秦罗敷是寄托了作者美好祈愿的虚拟出来的同“香草美人”一类的审美意象，这样的秦罗敷才是一个外在与内在相统一的合理完整的形象。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储斌杰. 《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潘啸龙，蒋立甫.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张强.桑文化原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5]阮元等.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朱越利.墨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9]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
王圆，女，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古代文学宋元明清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