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的争议还将持续。
　　耿彦波毫无疑问是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的代表人物。虽然在其他城市，大拆大建屡见不鲜，只不过耿彦波的大拆大建更具有人文色彩。
　　两会期间，耿彦波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章，从内圣外王讲到曾国藩，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到《资治通鉴》，洋洋洒洒，显示了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人的内心自励。笔者相信，他对大同古文化的热爱并非虚妄，并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那块用来遮羞的文化破布。
　　遗憾的是，本质上，耿彦波主政时的大同依然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无法避免在改造过程中必然遭遇的资金难题，而几乎所有地方官员的对策都是经营城市，也即出售土地。耿彦波曾经说古城建设资金的筹措是政府贷款100亿元，自筹100亿元，中央和省转移支付50亿元，其余250亿元来自“经营城市”。
　　城市改造意味着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建设，对于主导者而言，面临三大挑战：当地民众利益能否得到保护、能否得到多数人尤其是有实力的人的支持；钱从何来，土地收入能否弥补巨大的缺口；新城建设过程中，能否如愿吸引到足够多的资金与人流。当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必然走上这条拆建、拆借之路，这条路有走成功的，如上海等大城市，也有失败的，如鄂尔多斯等中小城市。
　　耿彦波的古城建设工程预算高达500亿元，大同财政收入每年百亿元上下，土地出让收入不过40亿元左右，这是一笔怎么也算不过来的账，只能靠未来的收益与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来弥补。这时候如果能有大投资商在大同大笔出资，当地政府求之不得。各为其利，开发商与投资家与地方政府的结合紧密，一方收获利益，另一方收获GDP。
　　激烈的争议从今年2月8日开始，这一天，山西官方正式宣布，耿彦波调往太原任代市长。春节期间，很多大同市民聚集，以签名和举横幅等方式表达对耿彦波的感激与挽留。同时，也有被拆迁户在网络留言，痛陈耿彦波的强拆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支持他的人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办法是加快经济建设唯一可行的办法，质疑者不过是为一己私利，或者是在市场主导的臆想下书生谈兵。反对他的人认为，这不过是目前政府主导城镇化的通用模式，以透支未来的土地收入赢得眼前的声名与政绩，离任后留下的是大半未建成的复古新城，恐怕得还十年的债务。
　　笔者经常迎头遭遇这样的“精神分裂”，到中西部某些大拆大建的城市，市民们一方面担心债务增长、政绩工程，另外一方面，对于本地近几年取得的长足进展，对于恢宏的音乐厅、博物馆、高架路等面露得意之色。每次到中小城市，笔者都会痛感公共财政的遥不可及，都会感受到土地财政的根深蒂固。即使如某些人所希望的，城建支出由当地人大审批通过，但又有哪一项支出是当地人大通不过的？
　　国外也有这样的问题。最近《纽约时报》载文，指出纽约大学在现任校长主导下发展过快，在全球四处设立分校，使得一些教授拍案而起，他们决定联名提出不信任案，把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校长赶下台。
　　他们的努力未必能够成功，但起码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反映出自己的诉求——保证学校的质量与品牌。并且，他们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找到足够的支持者联名，如果学校的教师管理委员会议决通过投票决定，他们就能够让学校的发展路线改弦更张。
　　消除分裂的办法是程序正义，没有正当的程序，裂缝就会加大，最终不可收拾。有了正当的程序，失败的一方认输，让学校、地方在既定的路线上前行，就会进入正轨，各方都有了明确的预期，起码多数人选择的路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