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确乎是没有离开过“信”福，或者说，我一直生活在“信”福里。
　　从我有记忆起，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什么叫书信。那几年，曾被错划为右派的父亲，被隔离分居了。父母间中断了联系，我便成了传递书信的特殊邮差。自然，我也见证了书信的特别疗效：无论父亲抑或母亲，但凡展卷读完对方的书信，总是转忧为喜。一家分居，咫尺天涯，虽然苦痛，然而因为书信，终让我们获得了悲凉环境里一丝凄美的温暖。
　　家人之间书信往来最频繁的，大概要算是父母与外祖父、外祖母他们了。尽管两地只相差四五十里地，但汽车不通，乘船也得3个小时。于是乎，时间和距离，在那时成为了真实存在的阻隔。为解思念之愁，父母与外祖父、外祖母总是半月内有一次书信往来。外祖父、外祖母的来信内容，无非一些饮食起居的生活琐事，父母的回信也不过是家庭的近况而已。然而，在通讯业极不发达的年代，这般书信往来、互通有无，似乎比什么都珍贵。有一回，因老宅修建的事，母亲与小姨闹了矛盾，一段时间里大家不理不睬。可过后不久，母亲竟与小姨和好如初。正当我大惑不解之时，我翻到了最近外祖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外祖父写得颇为动人，记得其中就有“‘百花一树开，何必红脸来’，亲姐妹之间又有什么心结不可以解开的呢”这样的句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外祖父的信恰似春风化雨慰藉着母亲干涸的心。
　　外祖父曾是刘海粟大师的学生，任过中学美术教师。每每写信，他总是亲自研墨，并持小楷毛笔写信。有时，我读外祖父的来信，与其说是在读内容，倒不如说是在欣赏他那一手蝇头小楷的绝活。想起他与著名戏剧人物画大师关良先生曾是至交，生前多有书信往来。外祖父去世的次年，舅舅正是持着关良大师写给我外祖父的信件而受到了大师的亲切接见。大师感念与我外祖父几十年的友情，竟破了早就搁笔不画的例，当场为舅舅画了一幅。书信承载的友情之重之深，从中可见一斑。
　　浸润于这样的氛围，我也慢慢地学着写信。渐渐的，生活中我再也离不开写信。因为家庭困难，有年寒假，父亲介绍我去绍兴一家医院，给一位在食品厂打工而不慎轧伤了手的病患者做护理。除了提供洗衣、擦脸、刷牙齿、配药、订饭菜等护理服务，我也与其吃睡在一起。其时，尽管饭菜还不错，但因为病患者的脾气不好，加之护理时间长，到了晚上10点多，我便饥肠辘辘。此时，父亲来信询问护理情况，我便如实相告，信中免不了发点“做下人、看人脸色，还挨饿”这样的小牢骚。想不到，父亲立马回信，并从信中夹寄了3元钱。信中，父亲对我说：“让你去做护理，尽管有补贴家用的考虑，但也是出于接触社会、培养爱心的考量。你要端正心态，学会与病人交朋友，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次护理经历，你定会觉得值了。寄上3元钱，你可买些点心充饥。”收到信后，我热泪盈眶，为父亲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也为自己的狭隘自私而后悔。
　　随着通讯业的日益发达，尽管信来信往的少了，然而，于我则依然热情不减。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写作投稿。我的父亲已然写了60多年的稿子，至今发表了1000多万字的教育教学论文。上个世纪80年代，经常读编辑老师给父亲的来信，也让曾为中学教师的我拿起了写作的笔，且一写而不可收拾，尤其随着工作的调动，我渐渐从写作教育经验总结而为散文、杂文创作。每次投稿，我都会给熟悉和不熟悉的编辑老师写信。其实，即便是到了现在，我依然保留着给编辑老师写信的习惯——尽管稿子可以通过伊妹儿邮去，但信还得老老实实用钢笔写。于是，写信、发信、等信、回信，几乎占据了我业余生活核心精神活动的近半。
　　而今，书信文化呈现出一种消逝的趋势，过去的信笺变成了今天的电子邮件、短信、微信。我们固然有权利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欢乐、幸福与成果，但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让中国传统的书信文化得以光大发扬。诚如一位作家所言：“书信文化消逝，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守得住文明价值而以新的文化形式妥善相迎，就会变成好事。”
　　（摘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