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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长征”娱乐化
陆高峰
媒体应该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宣传好长征。塑造好长征。弘扬好长征的精神。给后代一个关于长征的真实的“镜像”，而不是一个琐碎的、扭曲的，甚至是娱乐的、无聊的“镜像”。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从年初开始，重走长征路的新闻就开始在媒体上热闹起来，各种目的的“重走长征路”活动更是如火如荼——“‘驴友’重走长征路”、“网上重‘走’长征路”、“长征路上看交通”、“某某集团‘重走长征路’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自驾车重走长征路”、“重走红军长征路，宣传公共图书馆服务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教育台也要重走‘长征路’”、“‘学生军’重走长征路”、“娃娃(某市警备区幼儿园的21名小朋友)重走‘长征路’”、“双胞胎兄妹向往长征路”……“重走长征路”在一些人眼里显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装。甚至成了一个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塑造企业和产品形象、提升收视率、吸引眼球、增加收入、提高效益的难得“机遇”。
在红军的历史上，仅中央红军的长征就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共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时，有近10万之众。而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人数不满8000人，在被称为最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一次就减员5万人。因此。长征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红军长征中经历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如今正被那些怀着各种功利目的“重走长征路”和那些拿“重走长征路”来吸引眼球、提供娱乐谈资的媒体淡化扭曲了。使读者不是在通过阅读和收看报道来体味长征的的艰辛，孕育奋发的力量，而是在各种工具化、琐碎化、娱乐化的“重走长征”活动和报道中来“消费”长征、“享受”长征，如此有违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真实目的的做法，实在是一种悲哀。
对于长征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在纪念长征70周年的大好时机，媒体应该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宣传好长征，塑造好长征，弘扬好长征的精神，给后代一个关于长征的真实的“镜像”，而不是一个琐碎的、扭曲的，甚至是娱乐的、无聊的“镜像”。
腐败的“艺术”
于丽萍
贪官腐败还有“艺术”吗?有的。否则。昨天做贪官，今天被查处。岂不短命?为生存发展而“适应形势”，贪官也就讲究起“艺术”来了。
“曲线”艺术。就是不亲手贪污受贿，而是默认、支持老婆子女去办“大事”，自己在背后暗箱操作，赃款赃物等不义之财不沾自己的手，而让老婆子女去巧取豪夺。这样，自己仍然是个“正人君子”，可以继续大做反腐倡廉报告，可以大拍胸脯赌咒发誓自己不贪一分钱，可以在事发后推得一干二净。原浙江省宁波市季书记许运鸿就是一例。他老婆儿子出面，帮人家解决不该解决的独立融资资格问题、劣质大楼高价出售问题、贷款借款问题，自己在背后出力促成此事，让老婆儿子受贿索贿近700万元。你看，这“曲线”艺术何等高明!
“装廉”艺术。就是装出一副清官廉吏的样子来，设法给人以清廉的假相，将其腐败的真相隐蔽着。他们一方面大肆聚敛不义之财，另一方面又装得很“穷”，从不一掷千金、铺张奢靡、显山露水，穿普通服装，吃普通饭菜，行无专车，居无豪宅，一副工农干部作派，还千方百计捞取各种“光环”以作掩盖。原鞍钢废钢处处长赵忠升就是这样的人。他受贿、倒卖废钢材非法所得共计1100多万元，但他不嗜烟酒，不打麻将，不去舞场，经常穿着一身中山装，有时还穿纳底鞋，居然还是相当一级的“廉政标兵”。你看，这“装廉”艺术何等高超!
“公关”艺术。对下封官许愿，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对上阿谀奉承，钱物开道，买得“官心”；左右则称兄道弟，团团伙伙，显示“诚心”。这样，事发前下级“拥护”，上级“爱护”；事发后左右帮助辩护，上级加以保护。原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王新康就是个典型。他卖官鬻爵若干年，在滑县几乎是人人皆知的。这些年不断有人上访举报，可一概无用，他照样“稳坐钓鱼台”。上级每年对他的考察考核总是“优秀”，还一直把他列为“市级后备干部”。直到中纪委等部门批示下边查处王新康的问题，下边上报的审查结论仍然是“王新康没有问题，是个比较廉洁的干部”。你看，这“公关”艺术何等精湛!
此外，还有“分散”艺术——大家分赃，集体腐败，有罪分摊，避免掉脑袋；“隐藏”艺术——将不义之财或化整为零，或化名储蓄，或挖坑深埋，或夹墙藏金，或亲戚代存，或好友代管；“糊涂”艺术——事发后装疯卖傻，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死猪不怕开水烫”等等。
由贪官腐败的“艺术”，让人想到我国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两面人”。正面看“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可掀开脑后的风帽一看，却是一张“青面獠牙、鼠眼、鹰鼻、满脸横肉”的恶脸。虽是古典小说，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那些贪官污吏的综合艺术形象都是：正面看，满头“光环”．满口“清廉”，满身“正派”，确实是个“人样”；可掀开“风帽”一查，都是满腹赃物，满脑娼盗，满身病毒，实在是个恶鬼。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只要钱财迷了心窍，到头来总逃不过悲的结局。
当村民对书记拍桌子
李 辉
“草帽书记”黄成模，有一次到一个远近闻名的“告状村”与村民交谈时，反映问题的村民因情绪过于激动，竞把手中的矿泉水瓶拍在桌上，一瓶水溅到了黄成模的脸上和衣服上。周围有干部准备上去劝时，黄成模暗示让村民把情况说完。(见8月6日央视《焦点访谈》和8月6日人民网)
“草帽书记”说过一句质朴的话：“只有工作不到位的干部，没有不通情达理的群众。”从面对村民拍桌子如此宽厚包容中，我们看得出，“草帽书记”具备了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的品质。有了这种境界，“草帽书记”就能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有了这种信任，“草帽书记”植根于海南西部的热土，就能够成为一种时刻感触社情民意的“晴雨表”。
由村民对“草帽书记”拍桌子，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了另一个“明星书记”，他就是也担任过东方市市委书记的戚火贵。据媒体报道，刚到东方市时，“明星书记”骑自行车撞到了政法路上的一棵树。他竟然勃然大怒，扬言要将种这棵树的人抓起来处死，并立刻派人将附近的树全部砍光这才解恨。还有一次，“明星书记”在街上检查工作。一位老太婆无意中将一盆脏水泼在他的脚下，他厉声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老人不认识他，就说：“就算你是省长，也得原谅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太婆呀!”“明星书记”恶狠狠地说：“我就是省长，我要把你抓起来。”对人民群众的 态度问题，是党一贯高度重视的。可悲的是，正因为没有与群众甘苦与共的感情，只有横行霸道的官场作风，“明星书记”的政治生命才随着权力和贪放的膨胀而迅速破灭。
“千个标准万个标准，群众满意才是第一标准。”“草帽书记”黄成模，从百姓对他“拍桌子”到群众对他“拍巴掌”的巨大反差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只有与百姓结下深厚的鱼水之情，长期保持一颗执政为民的真挚之心，你才能经得起群众和时代的检验!
祛尽权力方可谈“不可避免”
曹 林
正如脱下垄断外套方有资格谈“高收入合理合法”一样，对于收入差距，笔者也想说，只有在收入分配中祛尽权力干预因素。方有资格谈“收入差距不可避免”。
面对当下中国收入差距接近国际警戒线上限的现实，许多经济学家很是沉得住气，继易纲称炒作基尼系数会加重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之后，经济学家樊纲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差距拉大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差距也不可避免。(8月9日人民网)
显然，樊纲的“不可避免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隐含着一种启蒙和教训公众的意味：舆论别整天拿收入差距说事，收入低的人也别整天眼红那些收入高的，平均主义思想要改掉，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隐含的意思让我想起日前中电联为电力高薪所作的辩解：电力高收入合理合法，电力行业降薪是大锅饭情结在作怪。正如脱下垄断外套方有资格谈“高收入合理合法”一样，对于收入差距，笔者也想说，只有在收入分配中祛尽权力干预因素，方有资格谈“收入差距不可避免”。
老牌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早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地对待人们与试图使他们变得平等，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重大的区别——前者对应着的是市场经济，后者是计划经济。既然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我想，公众也就认同了“平等地对待人们”这一价值，市场就是一套“平等对待人们”的制度体系。既然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每个人因为身体条件、智力、环境、获得教育等方面又是有差别的，所以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这就是收入差距不可避免。我想，经过二十几年的市场启蒙和实践后，这种理念差不多已成为共识，即使底层也接受。前不久中青报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舆情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这说明公众是认同这种市场范畴中的收入差距的。
而舆论和公众又为何对收入差距充满怨愤呢?因为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中国当下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并非源于市场分配，典型如正遭到公众炮轰的垄断企业高薪——这些才是公众不平感的最大来源。可因为权力和市场导致的收入差距纠缠在一起，公众根本难以分辨，所以表面上看是反对所有收入差距，其实仅仅是反对权力，谁也不会去仇恨一个真正靠市场努力获得巨额财富的人，精英们不能低估公众的理性。
这种情况下，只有驱除了收入分配中的权力因素，方有资格谈差距不可避免——因为权力导致的差距是可以避免的，不先驯服权力，就无法分辨哪些差距是市场导致，哪些是垄断导致。只有先消除这种不合理，才有让公众接受“不可避免”的道义基础。
樊纲说：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差距也不可避免——为什么要用“即使”呢?如果先把贪污腐败消除了，收入差距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了。
陆高峰
媒体应该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宣传好长征。塑造好长征。弘扬好长征的精神。给后代一个关于长征的真实的“镜像”，而不是一个琐碎的、扭曲的，甚至是娱乐的、无聊的“镜像”。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从年初开始，重走长征路的新闻就开始在媒体上热闹起来，各种目的的“重走长征路”活动更是如火如荼——“‘驴友’重走长征路”、“网上重‘走’长征路”、“长征路上看交通”、“某某集团‘重走长征路’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自驾车重走长征路”、“重走红军长征路，宣传公共图书馆服务和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教育台也要重走‘长征路’”、“‘学生军’重走长征路”、“娃娃(某市警备区幼儿园的21名小朋友)重走‘长征路’”、“双胞胎兄妹向往长征路”……“重走长征路”在一些人眼里显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装。甚至成了一个宣传自己、炒作自己、塑造企业和产品形象、提升收视率、吸引眼球、增加收入、提高效益的难得“机遇”。
在红军的历史上，仅中央红军的长征就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雪山行程共2700里)，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草地行程共600里)，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时，有近10万之众。而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人数不满8000人，在被称为最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一次就减员5万人。因此。长征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红军长征中经历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如今正被那些怀着各种功利目的“重走长征路”和那些拿“重走长征路”来吸引眼球、提供娱乐谈资的媒体淡化扭曲了。使读者不是在通过阅读和收看报道来体味长征的的艰辛，孕育奋发的力量，而是在各种工具化、琐碎化、娱乐化的“重走长征”活动和报道中来“消费”长征、“享受”长征，如此有违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真实目的的做法，实在是一种悲哀。
对于长征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在纪念长征70周年的大好时机，媒体应该肩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宣传好长征，塑造好长征，弘扬好长征的精神，给后代一个关于长征的真实的“镜像”，而不是一个琐碎的、扭曲的，甚至是娱乐的、无聊的“镜像”。
腐败的“艺术”
于丽萍
贪官腐败还有“艺术”吗?有的。否则。昨天做贪官，今天被查处。岂不短命?为生存发展而“适应形势”，贪官也就讲究起“艺术”来了。
“曲线”艺术。就是不亲手贪污受贿，而是默认、支持老婆子女去办“大事”，自己在背后暗箱操作，赃款赃物等不义之财不沾自己的手，而让老婆子女去巧取豪夺。这样，自己仍然是个“正人君子”，可以继续大做反腐倡廉报告，可以大拍胸脯赌咒发誓自己不贪一分钱，可以在事发后推得一干二净。原浙江省宁波市季书记许运鸿就是一例。他老婆儿子出面，帮人家解决不该解决的独立融资资格问题、劣质大楼高价出售问题、贷款借款问题，自己在背后出力促成此事，让老婆儿子受贿索贿近700万元。你看，这“曲线”艺术何等高明!
“装廉”艺术。就是装出一副清官廉吏的样子来，设法给人以清廉的假相，将其腐败的真相隐蔽着。他们一方面大肆聚敛不义之财，另一方面又装得很“穷”，从不一掷千金、铺张奢靡、显山露水，穿普通服装，吃普通饭菜，行无专车，居无豪宅，一副工农干部作派，还千方百计捞取各种“光环”以作掩盖。原鞍钢废钢处处长赵忠升就是这样的人。他受贿、倒卖废钢材非法所得共计1100多万元，但他不嗜烟酒，不打麻将，不去舞场，经常穿着一身中山装，有时还穿纳底鞋，居然还是相当一级的“廉政标兵”。你看，这“装廉”艺术何等高超!
“公关”艺术。对下封官许愿，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对上阿谀奉承，钱物开道，买得“官心”；左右则称兄道弟，团团伙伙，显示“诚心”。这样，事发前下级“拥护”，上级“爱护”；事发后左右帮助辩护，上级加以保护。原河南省滑县县委书记王新康就是个典型。他卖官鬻爵若干年，在滑县几乎是人人皆知的。这些年不断有人上访举报，可一概无用，他照样“稳坐钓鱼台”。上级每年对他的考察考核总是“优秀”，还一直把他列为“市级后备干部”。直到中纪委等部门批示下边查处王新康的问题，下边上报的审查结论仍然是“王新康没有问题，是个比较廉洁的干部”。你看，这“公关”艺术何等精湛!
此外，还有“分散”艺术——大家分赃，集体腐败，有罪分摊，避免掉脑袋；“隐藏”艺术——将不义之财或化整为零，或化名储蓄，或挖坑深埋，或夹墙藏金，或亲戚代存，或好友代管；“糊涂”艺术——事发后装疯卖傻，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死猪不怕开水烫”等等。
由贪官腐败的“艺术”，让人想到我国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两面人”。正面看“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可掀开脑后的风帽一看，却是一张“青面獠牙、鼠眼、鹰鼻、满脸横肉”的恶脸。虽是古典小说，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那些贪官污吏的综合艺术形象都是：正面看，满头“光环”．满口“清廉”，满身“正派”，确实是个“人样”；可掀开“风帽”一查，都是满腹赃物，满脑娼盗，满身病毒，实在是个恶鬼。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只要钱财迷了心窍，到头来总逃不过悲的结局。
当村民对书记拍桌子
李 辉
“草帽书记”黄成模，有一次到一个远近闻名的“告状村”与村民交谈时，反映问题的村民因情绪过于激动，竞把手中的矿泉水瓶拍在桌上，一瓶水溅到了黄成模的脸上和衣服上。周围有干部准备上去劝时，黄成模暗示让村民把情况说完。(见8月6日央视《焦点访谈》和8月6日人民网)
“草帽书记”说过一句质朴的话：“只有工作不到位的干部，没有不通情达理的群众。”从面对村民拍桌子如此宽厚包容中，我们看得出，“草帽书记”具备了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的品质。有了这种境界，“草帽书记”就能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有了这种信任，“草帽书记”植根于海南西部的热土，就能够成为一种时刻感触社情民意的“晴雨表”。
由村民对“草帽书记”拍桌子，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了另一个“明星书记”，他就是也担任过东方市市委书记的戚火贵。据媒体报道，刚到东方市时，“明星书记”骑自行车撞到了政法路上的一棵树。他竟然勃然大怒，扬言要将种这棵树的人抓起来处死，并立刻派人将附近的树全部砍光这才解恨。还有一次，“明星书记”在街上检查工作。一位老太婆无意中将一盆脏水泼在他的脚下，他厉声质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老人不认识他，就说：“就算你是省长，也得原谅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太婆呀!”“明星书记”恶狠狠地说：“我就是省长，我要把你抓起来。”对人民群众的 态度问题，是党一贯高度重视的。可悲的是，正因为没有与群众甘苦与共的感情，只有横行霸道的官场作风，“明星书记”的政治生命才随着权力和贪放的膨胀而迅速破灭。
“千个标准万个标准，群众满意才是第一标准。”“草帽书记”黄成模，从百姓对他“拍桌子”到群众对他“拍巴掌”的巨大反差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启示：只有与百姓结下深厚的鱼水之情，长期保持一颗执政为民的真挚之心，你才能经得起群众和时代的检验!
祛尽权力方可谈“不可避免”
曹 林
正如脱下垄断外套方有资格谈“高收入合理合法”一样，对于收入差距，笔者也想说，只有在收入分配中祛尽权力干预因素。方有资格谈“收入差距不可避免”。
面对当下中国收入差距接近国际警戒线上限的现实，许多经济学家很是沉得住气，继易纲称炒作基尼系数会加重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之后，经济学家樊纲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又称“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差距拉大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差距也不可避免。(8月9日人民网)
显然，樊纲的“不可避免论”并非无的放矢，而是隐含着一种启蒙和教训公众的意味：舆论别整天拿收入差距说事，收入低的人也别整天眼红那些收入高的，平均主义思想要改掉，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隐含的意思让我想起日前中电联为电力高薪所作的辩解：电力高收入合理合法，电力行业降薪是大锅饭情结在作怪。正如脱下垄断外套方有资格谈“高收入合理合法”一样，对于收入差距，笔者也想说，只有在收入分配中祛尽权力干预因素，方有资格谈“收入差距不可避免”。
老牌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早就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平等地对待人们与试图使他们变得平等，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重大的区别——前者对应着的是市场经济，后者是计划经济。既然中国改革选择了市场经济，我想，公众也就认同了“平等地对待人们”这一价值，市场就是一套“平等对待人们”的制度体系。既然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而每个人因为身体条件、智力、环境、获得教育等方面又是有差别的，所以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这就是收入差距不可避免。我想，经过二十几年的市场启蒙和实践后，这种理念差不多已成为共识，即使底层也接受。前不久中青报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舆情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这说明公众是认同这种市场范畴中的收入差距的。
而舆论和公众又为何对收入差距充满怨愤呢?因为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中国当下的收入差距很大一部分并非源于市场分配，典型如正遭到公众炮轰的垄断企业高薪——这些才是公众不平感的最大来源。可因为权力和市场导致的收入差距纠缠在一起，公众根本难以分辨，所以表面上看是反对所有收入差距，其实仅仅是反对权力，谁也不会去仇恨一个真正靠市场努力获得巨额财富的人，精英们不能低估公众的理性。
这种情况下，只有驱除了收入分配中的权力因素，方有资格谈差距不可避免——因为权力导致的差距是可以避免的，不先驯服权力，就无法分辨哪些差距是市场导致，哪些是垄断导致。只有先消除这种不合理，才有让公众接受“不可避免”的道义基础。
樊纲说：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差距也不可避免——为什么要用“即使”呢?如果先把贪污腐败消除了，收入差距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