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朱大可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
　　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用以自卫的符号,以便在审核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进行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个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的前沿。跟《露莎的路》使用化名的小说笔法截然不同,《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样式。
　　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本人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在1973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之远。这一历史细节,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在1973年到1977年期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做姚念媛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家的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著名的英文翻译家方平,76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的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里曾经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发表于《收获》杂志)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叙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密友大头展开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母亲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份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的家属之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她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的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乎有些共同的话题。但到了1977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1966年到1967年之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一片恐怖中。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她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她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本人)、郑念的妹妹姚念贻(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是难以索解的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自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左翼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在文革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最后变得心灰意冷。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1984》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文革时期极端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