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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学界对世界书局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对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生产尚存偏见。朱联保先生《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是目前世界书局研究中最杈威也最完整的回忆文献。但该文对通俗文学几乎不提。该手稿原名《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写于1962年，完成后历经三次发表：“63版”“87版”“02版”。其中，以“87版”最翔实可靠。但“87版”对世界书局优缺点的评价彼此抵牾。手稿详细记载了朱联保与审稿人周予同和李清悚关于稿件修订意见的对话，梳理这些对话流露的态度，可以厘清“87版”评价自相抵牾的根源，以此反观对世界书局通俗文学出版的认识偏狭，可以重新认识世界书局通俗文学出版的价值，从而更全面客观地评价世界书局在民国文化生产中的贡献及地位。
关键词：世界书局;通俗文学;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文学生产
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三大书局，世界书局在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在市场中求生存的民营书局，通俗文学出版是其最有活力、最具特色的文化生产活动之一，也是世界书局对民国文化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近年来，学界对世界书局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对其通俗文学生产尚存偏见。在文学界与出版界的观念中，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始终是其不可抹杀的“缺点”，是“软肋”。近年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开掘，史观发生变革，不足仍然非常明显——以精英视角来肯定世界书局的文学出版，①将通俗文学出版视为“低层次”。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相关研究中，沈知方的市场眼光、读者意识、运作策略、用人之道、选题意识及其对文学史书写的贡献，早已得到充分肯定——他诚所谓“掌握市场脉动，与读者互通声息”的“能人”②。自1921年世界书局成立，到1934年沈氏离任，通俗文学出版始终朝气蓬勃。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世界书局通俗文学出版在出版史和文学史评价中的如上“偏见”，从何种路径厘清“偏见”产生的根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还原朱联保先生写作此文的真实态度，呈现世界书局历史评价复杂之所在，离事实的真相更近一步，才能相对理性地评价世界书局的出版史地位和贡献，
朱联保先生在世界书局服务近三十年，亲历世界书局的盛衰。因此，他发表于《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的《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成为目前世界书局出版研究中最权威也最完整的回忆文献。研究者对世界书局的臧否，多以此为依据。该文对沈氏主政时段的出版概貌以及诸多出版活动都有较全面、详细且客观的评述，唯独对其最精彩的通俗文学出版有所回避。笔者以为，关于世界书局历史定位及其评价，如何认识其通俗文学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关隘。而朱联保该文对于通俗文学出版的态度，实际上深刻影响并遮蔽了世界书局在民国文化生产中的炫目光芒。
一
《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手稿原名《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③，写于1962年，完成后历经三次发表：最早发表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发表时题名《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以下简称“63版”），内部发行。1987年，《出版史料》第2期重新刊登，更名为《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以下简称“87版”）。2002年，26卷本《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23卷“文化卷”收录此文，题名为《回忆上海世界书局》（以下简称“02版”）。
三次发表的内容大不相同。最后一节——“对世界书局总的看法”在各版本中差异突出。“63版”发表了手稿的“大部分”，无优缺点评价。“87版”“将旧文略加修正”，增加了此部分。“02版”与“63版”相似，完全没有这一节。总体来看，“63版”与“02版”对原稿改动较大，错讹较多，“87版”对手稿给予极大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原稿结构几无变化。手稿共分26个部分，“87版”刊登了25个部分，只有第一部分“前言”作为小标题删去，内容得到完整保留。二是原文删节的部分得到相对完整地呈现。与手稿相比，“87版”经过十分细致的修订。“63版”由原稿的30，000字删减到16，000字，内容调整很大，如“早期工作人员的来源”中的人员名录、“提高稿酬收买长篇通俗小说稿件”中关于稿酬的说明、“与世界书局有关的编辑著作人”、“教科书送审的内幕和竞争”中关于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用书的调查统计数据、“教科书的页数”、“创用接连的标点符号”等，几乎整段删除，“87版”这些内容得到翔实恢复。三是进一步补充了手稿原有内容。除最后一部分优缺点评价外，“87版”还增加了“教科书的页数和版式的革新”，“附录”中香港印制《英汉四用辞典》、“由商业性书局转变为官僚资本企业”中关于世界书局的股本组成等。四是对原文不清楚、有讹误的内容进行修订。如手稿中提及沈知方1898年在“余姚某书坊”，“87版”明确为“玉海楼书坊”;原稿中世界书局早期每次招考练习生的人数为“十人左右”，“87版”修订为“十人至二十人”，人员名单也有些许变化——“邱仲和”被删除，增加了“郑川谷、赵麟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02版”几与“63版”相同，尤为突出的是题目改为《回忆上海世界书局》，全文由26个部分删减合并为20个部分，像“创用接连的标点符号”等重要内容竟全文删除。“63版”有时代原因，但“02版”并未修订，无论对史实的考订还是对著作人成果的客观呈现都非常草率，令人遗憾。
因此，朱联保先生《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以“87版”最为翔实，但“87版”也有明显不足——恰恰由于“87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这些不足对世界书局的认识和评价影响深远。
二
纵观“87版”，对世界书局的评价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缺点：一是批评世界书局“虽以提倡文化为号召，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二是批评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封建主义的书”，“在早期”很多都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读物”;三是“聘用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极少，因此世界书局的职工没有像商务、中华两个工会在革命斗争中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仅在大革命时，有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牺牲于闸北宝山路”;四是“最后几年落入官僚政客之手，以致董事、监察人中有反动人物”④。其中三项批评都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局限，今天看来，这三项并不能称之为“缺点”。书局的本质是企业，民营书局在市场中求生存，以盈利为目的无可厚非。至于“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读物”则值得商榷。“小市民低级趣味”是新文学以“精英”身份對市民趣味的带有歧视色彩的评价，喧嚣文坛几十载。“小市民”阶层的构成极其复杂，其趣味不是简单的“低级”所能概括，世界书局的出版物众多，也不能用“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第三点其实是指民国时期商务、中华曾发生过的影响极大的工人劳资纠纷，世界、大东之所以没有卷入其中，一方面与文化理想、出版群体的政治追求和商务、中华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商务、中华劳资双方对出版群体的革命诉求矛盾处理能力不足，更凸显了世界和大东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与理性。恰恰是并没有“轰轰烈烈”的行动，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世界书局的过人之处——在喧嚣的时代情绪中，没有政权做靠山，世界书局何以能够在政局混乱、经济不平衡以及受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并迅速成为商务、中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至于第四点官僚资本侵入的确是事实，但“反动人物”与否有待进一步考察，由于与本文所讨论问题关系不大，暂且搁置。 此外，仍有一个关键问题：朱联保先生在陈述时不动声色，为何偏在结尾处作如上评价？前后衔接显得生硬。事实上，手稿与“87版”的出入不难探究——经历了25年从身体到精神的“洗礼”，加之年龄与阅历的增长，看法不同势在必然。但由于手稿完成于1962年，与世界书局结束时间最近，且彼时朱联保先生年纪尚轻，手稿中的态度及认识更为真实且客观。而手稿处理过程中呈现出的诸多历史细节，对澄清朱联保先生的真实态度有极大帮助，也是我们了解世界书局真实面相的一面镜子、一种途径。
据档案文献所查，手稿于1962年12月1日交到编辑部，编辑部提出了两份处理意见：一是请李清悚审阅，至12月8日止。二是“连同李审意见及李审资料与文字整理后送周予同同志审查”，时间至1962年12月24日止。处理意见署名“王”⑤。这份材料，即上文所提由30，000字删到16，000字的稿件⑥。与“87版”不同，手稿“对世界书局总的看法”中的评价并未涉及优缺点——即便是“87版”，朱联保对世界书局的评价也颇多肯定（七条优点陈述非常详细，“缺点和错误”则只言片语，似乎形式上不得不为之），这一态度在1963年2月6日朱先生收到李和周意见后的答复中呈现得更为清楚：
沈知方在早期确以投机书起家，目的不在文化，我文中仅肯定他是一出版商人而已。但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否则（世界书局）不能成为较大书局之一。
他退出世界书局后的晚年时期，参加“道德会”，思想又落后了。⑦
李清悚的意见较为宽容，理由是“对那些事实不甚清楚”。周予同的意见则比较具体尖锐，尤其对朱联保肯定沈知方不甚满意：
朱文对沈知方不免有点涂脂抹粉之嫌，因在出版界，沈以出滑头书起家，目的不在文化，和商务、中华不能并谈。⑧
“涂脂抹粉”之语十分不客气，但朱的回复比较委婉，对周予同评价沈早期“目的不在文化”做出让步之后，朱坚持“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今天回溯，朱先生的意见是客观的。商务与中华草创初期均以逐利为主。陈叔通就曾回忆：“商务早期经营方针，不过是搞搞印刷出几本书，为的是图利，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便因势利导，引导到发展文化的路上，从而成为出版企业。”⑨不难看出，后人对商务的肯定，多是对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后的评价，但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世界书局以民办资本起家，聚拢资本必是创业之初的当务之急。其与商务印书馆资本的原始积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商务以印刷品为主营业务，世界书局则以文学出版积累资本。二者本无明确的可比性。而且，世界书局草创时期境遇堪忧——出版物市场早已被商务和中华占据了大半江山，沈氏果断选择二者并未关注或不屑放低姿态的市民读者市场，以错位竞争布局文学出版，无可厚非。世界后来能与商务、中华并论，足以说明其生存策略之灵活，势头之强劲。世界对民国文化的贡献，应该毫无疑问。问题的症结在于，前人的比较是否公平，该以何种史观进入？因此，对沈氏的评价，朱的理由是充分且客观的。周予同也承认“世界出版物，对文化有点功劳可说的，照我看只有三项”：“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用原版加句读、页码出版的一套国学书”以及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显然，作为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周予同先生的意见深刻影响了朱联保对世界书局的认知，以至于25年后，朱联保仍以周先生的意见为圭臬。这一方面说明，在特殊时期，朱联保对自己的判断缺乏自信，在史学“大家”面前“底气不足”，这种“底气不足”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朱25年后行文中的自相抵牾，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即便对世界书局颇有微词的周予同，对其成绩也未全盘否定。并且，对世界书局明知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不易赚钱”而且“可能要赔本”仍然坚持的做法，周还肯定其“需要一点文化眼光和气魄”。
窥一斑而见全豹，由于时代原因，“63版”明显有意识形态和人为介入的痕迹。手稿中流露出的诸多主观倾向，周予同和李清悚持不同意见。李清悚曾善意提醒周：“其中有根据朱君个人观点来分析而列的意见，是代表其个人的看法，虽然未必为书局的全豹分析后的确意，但文史资料对这方面是不做要求的。”⑩但周的身份为“专家”和“权威”，对沈氏的评价?，对于李清悚对世界书局的保留意见，常有“揭露还不够”等语，带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并且，周氏在结尾处举李未提及“李石曾曾和后妻林素珊有一段丑史”来印证李“揭露”之不足，理由是“林我见过一面，简直像一个妖怪，可笑之至”——以对方私事的个人好恶影响价值判断，语含饥讽，显然有失史家风范。或许由于“仅供参考”，且“请勿外传”，所以才呈现了一种不经意的情绪真实。但这份“不经意”，却使我们得以一窥周予同先生史识形成之原因，若非档案留存，恐很难厘清朱先生在陈述相关史实时为何呈现出反复言说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整体来看，周先生的审查意见比李清悚更专业、具体、细致。但他对世界书局历史事实的遮蔽并使之未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时代局限，尽管在个人情感上，朱先生对世界书局和沈知方的文化出版策略有诸多偏袒?，但遗憾的是，“87版”中朱本人的真实意见并未得到自由展示。照理，“87版”时值思想解放的春天，意识形态的桎梏已经打开，文中仍有诸如“它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虽以提倡文化为号召，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谓“缺点和错误”的评价，与手稿中答复周予同時“目的不在文化”，“但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等语颇多抵牾，令人反思。或许，25年，对于世界书局的认知，朱先生对周乃至时代的“洗脑”，已经接纳为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相信”，这种“相信”，甚至左右并遮蔽了朱氏本人最真实的情感、理性，乃至判断。也或许，仅仅出于一种偶然。?
那么，朱联保先生的真实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从个人情感而言，无论对世界书局，还是沈知方，朱联保都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在中华书局做了四年练习生后，作为元老，在世界书局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1921年，朱联保就由沈氏的得力助手贺润生介绍进入世界书局，直至其1950年被合并改造，亲历世界的兴衰荣辱。以民国时期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二十九年服务于同一家书局，若没有深切的事业和情感认同，在民国书局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朱联保何以如此忠诚？而朱与沈氏之间，也不仅仅是小职员与资本家的关系。朱办事勤勉、负责、认真，是世界书局的中坚，沈知方对朱联保也确有知遇之恩。世界经济艰难时期，朱联保曾个人筹备开办大华书局，筹备期事务繁忙，影响工作，为保证书局顺利开张，朱曾向沈提出辞职。沈未允，并让朱将多方筹募的二万元退还各方，由世界为其出资，名义上使大华书局作为世界书局的附属单位，公开支持朱联保搞副业和“创收”。此其一。其二，沈知方对出版社的经营运作也提供了大量经验。大华成立之初，朱联保将乡村师范教育读本作为出版重心，沈认为二万元的资本，“其无前途，何待预卜？”?朱联保称这“确是经验之谈”。而且，沈还承诺朱在还清世界的二万元后，其余由朱个人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沈对朱完全是仗义帮扶，不含丝毫牟利色彩。至于世界后来欠大华三万元引得朱略有不满的故实，是陆高谊、李石曾时期的事情，与沈氏无关。因此，对沈知方的评价，从个人情感而言，朱会充满知遇之感激，以及对沈氏出版运营才能的由衷钦佩，即便他想撇开个人情感尽量中立，想来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87版”评价世界的优点时侃侃而谈，举例述理翔实可靠，细致、贴切、自然，令人意犹未尽，批评例证却十分不充分，简单、生硬而局促，捉襟见肘。其实这样的抵牾恰恰呈现了民办书局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期中生存境遇之艰难以及书局生存策略之灵活。 结语
可见，今天的世界书局仍是被遮蔽的。这种遮蔽，有历史、时代的局限，也有思想、认识的局限，更有人为的干预……在朱联保先生的史识影响下，在人们对通俗文学始终持“有色眼镜”评价的背景下，若想为世界书局正名，人们要么一言以蔽之，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世界书局和沈知方的确在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对“小市民”读者精神世界的影响、对通俗文学史的书写功莫大焉，①对其通俗文学生产避而不谈绝非上策。症结在于，不该用沈知方曾经出版了多少所谓“高层次”的出版物来肯定其文学贡献，而应该直视并客观呈现和评价既有的“存在”，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世界书局的文化生产，这才是对世界书局文化贡献的根本认同。
从《江湖奇侠传》到《春明外史》，从《快活》到《红杂志》《红玫瑰》，在沈知方主政时期，世界书局笼络了大批通俗文学作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通俗文学场域。在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世界书局发挥了非常充分的沟通与引领功能，沈知方诚所谓“掌握市场脉动”的“能人”，通过其多年身体力行的市场实践以及变幻莫测的商业运作策略，发挥媒介的传播效力，充分调动了文学活动的各方在文学中的效能，使文学不只是创作者的文学，更是读者的文学，惠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大众”：这是市场、媒体作用于文学之后带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变革，也是出版商在现代文学中最有意味的价值所在。因此，虽然出于谋利目的，但世界书局对通俗文学的策划、商业运作以及生产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俗文学全面向市场投诚，?书局与通俗文学的联姻，迅速地促成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它与电影公司一起，构成了“通俗小说创作‘升腾’之两翼”?。
以此来审视《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的手稿及其三次发表，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的真实态度，更可看到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建构中的地位。观照一斑，不难发现史观变革步履之艰难，更不难窥见，由于时代、政治诸因素的共同影响，公之于众的史料及其价值判断之可信度及可靠性存疑之必要。在使用时，不仅要确立“孤证不立”之史料观，多方搜求查证，更需在仔细梳理、辨析之后，选择性运用既有史识。与新文学不同，除了世界书局，包括早期的商务和中华，以及大东书局、广益书局等，对通俗文学出版历史现场的还原，除了当时的报刊以及档案文献中呈现的历史图景之外，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十分难觅，为多角度全方位深入通俗文学研究，厘清一些根本性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之时代久远，对当事人几无可能进行抢救性釆访，又造成了双重的遗失。这是由时代局限造成的历史性损失，更是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中期待突破的现实课题。
注释：
①彭丽熔在硕士论文中认为，世界书局是“被曲解的”，特别肯定了沈知方之于世界书局的地位和价值之重要。彭丽熔.世界书局文学出版情况研究（1917—1949）[D].华东师范大学，2009：15.
②王德威.文学的上海——一九三一[M]//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269-278.
③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J].出版史料，1987（2）：43.
④编辑待查，但据此可以判定李清悚和周予同均为审稿人，依文中编辑修改的字迹也不难判定。
⑤删除内容在手稿上得到了全部保留。
⑥朱联保.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⑦周予同对《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审读意见[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⑧陳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J].出版史料，1987（1）：5-6.
⑨李清悚.审查意见-1962年12月15日[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⑩除沈氏创办书局的动机外，周氏还有关于教科书竞争采用贿赂办法、是否与黄楚九合作创办世界日夜银行等具体问题的表态。
?比如周对沈氏推销教科书的手法颇有微词，朱则认为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并以事实说明这一事件“正说明商务、中华的垄断。实际上三家的推销方法都是不择手段的”;如对于沈与黄楚九日夜银行无关的澄清;再如对吴研因的肯定（“吴研因为人正派，我未曾说他受贿。对薛天汉等亦然。但稿酬较优，亦是事实。”）。
?之所以称“偶然”，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责任编辑在文章发表之前对朱先生的建言促成了“评价”的出现，甚至，是否由朱先生本人执笔，都应存疑。
?朱联保.业余出版工作的回忆[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石娟.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及商业运作[J].编辑之友，2013（8）：103-105.
?范伯群.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M]//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9-125.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6.
关键词：世界书局;通俗文学;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文学生产
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三大书局，世界书局在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家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在市场中求生存的民营书局，通俗文学出版是其最有活力、最具特色的文化生产活动之一，也是世界书局对民国文化史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近年来，学界对世界书局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对其通俗文学生产尚存偏见。在文学界与出版界的观念中，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始终是其不可抹杀的“缺点”，是“软肋”。近年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开掘，史观发生变革，不足仍然非常明显——以精英视角来肯定世界书局的文学出版，①将通俗文学出版视为“低层次”。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相关研究中，沈知方的市场眼光、读者意识、运作策略、用人之道、选题意识及其对文学史书写的贡献，早已得到充分肯定——他诚所谓“掌握市场脉动，与读者互通声息”的“能人”②。自1921年世界书局成立，到1934年沈氏离任，通俗文学出版始终朝气蓬勃。因此，如何客观认识世界书局通俗文学出版在出版史和文学史评价中的如上“偏见”，从何种路径厘清“偏见”产生的根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还原朱联保先生写作此文的真实态度，呈现世界书局历史评价复杂之所在，离事实的真相更近一步，才能相对理性地评价世界书局的出版史地位和贡献，
朱联保先生在世界书局服务近三十年，亲历世界书局的盛衰。因此，他发表于《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的《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成为目前世界书局出版研究中最权威也最完整的回忆文献。研究者对世界书局的臧否，多以此为依据。该文对沈氏主政时段的出版概貌以及诸多出版活动都有较全面、详细且客观的评述，唯独对其最精彩的通俗文学出版有所回避。笔者以为，关于世界书局历史定位及其评价，如何认识其通俗文学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关隘。而朱联保该文对于通俗文学出版的态度，实际上深刻影响并遮蔽了世界书局在民国文化生产中的炫目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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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手稿原名《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③，写于1962年，完成后历经三次发表：最早发表于1963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发表时题名《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以下简称“63版”），内部发行。1987年，《出版史料》第2期重新刊登，更名为《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以下简称“87版”）。2002年，26卷本《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23卷“文化卷”收录此文，题名为《回忆上海世界书局》（以下简称“02版”）。
三次发表的内容大不相同。最后一节——“对世界书局总的看法”在各版本中差异突出。“63版”发表了手稿的“大部分”，无优缺点评价。“87版”“将旧文略加修正”，增加了此部分。“02版”与“63版”相似，完全没有这一节。总体来看，“63版”与“02版”对原稿改动较大，错讹较多，“87版”对手稿给予极大尊重。这种尊重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原稿结构几无变化。手稿共分26个部分，“87版”刊登了25个部分，只有第一部分“前言”作为小标题删去，内容得到完整保留。二是原文删节的部分得到相对完整地呈现。与手稿相比，“87版”经过十分细致的修订。“63版”由原稿的30，000字删减到16，000字，内容调整很大，如“早期工作人员的来源”中的人员名录、“提高稿酬收买长篇通俗小说稿件”中关于稿酬的说明、“与世界书局有关的编辑著作人”、“教科书送审的内幕和竞争”中关于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用书的调查统计数据、“教科书的页数”、“创用接连的标点符号”等，几乎整段删除，“87版”这些内容得到翔实恢复。三是进一步补充了手稿原有内容。除最后一部分优缺点评价外，“87版”还增加了“教科书的页数和版式的革新”，“附录”中香港印制《英汉四用辞典》、“由商业性书局转变为官僚资本企业”中关于世界书局的股本组成等。四是对原文不清楚、有讹误的内容进行修订。如手稿中提及沈知方1898年在“余姚某书坊”，“87版”明确为“玉海楼书坊”;原稿中世界书局早期每次招考练习生的人数为“十人左右”，“87版”修订为“十人至二十人”，人员名单也有些许变化——“邱仲和”被删除，增加了“郑川谷、赵麟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02版”几与“63版”相同，尤为突出的是题目改为《回忆上海世界书局》，全文由26个部分删减合并为20个部分，像“创用接连的标点符号”等重要内容竟全文删除。“63版”有时代原因，但“02版”并未修订，无论对史实的考订还是对著作人成果的客观呈现都非常草率，令人遗憾。
因此，朱联保先生《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以“87版”最为翔实，但“87版”也有明显不足——恰恰由于“87版”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这些不足对世界书局的认识和评价影响深远。
二
纵观“87版”，对世界书局的评价特别引人注意，尤其是缺点：一是批评世界书局“虽以提倡文化为号召，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二是批评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封建主义的书”，“在早期”很多都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读物”;三是“聘用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极少，因此世界书局的职工没有像商务、中华两个工会在革命斗争中有轰轰烈烈的行动”，却“仅在大革命时，有一部分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牺牲于闸北宝山路”;四是“最后几年落入官僚政客之手，以致董事、监察人中有反动人物”④。其中三项批评都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局限，今天看来，这三项并不能称之为“缺点”。书局的本质是企业，民营书局在市场中求生存，以盈利为目的无可厚非。至于“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读物”则值得商榷。“小市民低级趣味”是新文学以“精英”身份對市民趣味的带有歧视色彩的评价，喧嚣文坛几十载。“小市民”阶层的构成极其复杂，其趣味不是简单的“低级”所能概括，世界书局的出版物众多，也不能用“封建主义”一言以蔽之。第三点其实是指民国时期商务、中华曾发生过的影响极大的工人劳资纠纷，世界、大东之所以没有卷入其中，一方面与文化理想、出版群体的政治追求和商务、中华的差异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商务、中华劳资双方对出版群体的革命诉求矛盾处理能力不足，更凸显了世界和大东处理此类问题的成熟与理性。恰恰是并没有“轰轰烈烈”的行动，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世界书局的过人之处——在喧嚣的时代情绪中，没有政权做靠山，世界书局何以能够在政局混乱、经济不平衡以及受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夹缝中顽强生存下来并迅速成为商务、中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至于第四点官僚资本侵入的确是事实，但“反动人物”与否有待进一步考察，由于与本文所讨论问题关系不大，暂且搁置。 此外，仍有一个关键问题：朱联保先生在陈述时不动声色，为何偏在结尾处作如上评价？前后衔接显得生硬。事实上，手稿与“87版”的出入不难探究——经历了25年从身体到精神的“洗礼”，加之年龄与阅历的增长，看法不同势在必然。但由于手稿完成于1962年，与世界书局结束时间最近，且彼时朱联保先生年纪尚轻，手稿中的态度及认识更为真实且客观。而手稿处理过程中呈现出的诸多历史细节，对澄清朱联保先生的真实态度有极大帮助，也是我们了解世界书局真实面相的一面镜子、一种途径。
据档案文献所查，手稿于1962年12月1日交到编辑部，编辑部提出了两份处理意见：一是请李清悚审阅，至12月8日止。二是“连同李审意见及李审资料与文字整理后送周予同同志审查”，时间至1962年12月24日止。处理意见署名“王”⑤。这份材料，即上文所提由30，000字删到16，000字的稿件⑥。与“87版”不同，手稿“对世界书局总的看法”中的评价并未涉及优缺点——即便是“87版”，朱联保对世界书局的评价也颇多肯定（七条优点陈述非常详细，“缺点和错误”则只言片语，似乎形式上不得不为之），这一态度在1963年2月6日朱先生收到李和周意见后的答复中呈现得更为清楚：
沈知方在早期确以投机书起家，目的不在文化，我文中仅肯定他是一出版商人而已。但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否则（世界书局）不能成为较大书局之一。
他退出世界书局后的晚年时期，参加“道德会”，思想又落后了。⑦
李清悚的意见较为宽容，理由是“对那些事实不甚清楚”。周予同的意见则比较具体尖锐，尤其对朱联保肯定沈知方不甚满意：
朱文对沈知方不免有点涂脂抹粉之嫌，因在出版界，沈以出滑头书起家，目的不在文化，和商务、中华不能并谈。⑧
“涂脂抹粉”之语十分不客气，但朱的回复比较委婉，对周予同评价沈早期“目的不在文化”做出让步之后，朱坚持“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今天回溯，朱先生的意见是客观的。商务与中华草创初期均以逐利为主。陈叔通就曾回忆：“商务早期经营方针，不过是搞搞印刷出几本书，为的是图利，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便因势利导，引导到发展文化的路上，从而成为出版企业。”⑨不难看出，后人对商务的肯定，多是对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后的评价，但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世界书局以民办资本起家，聚拢资本必是创业之初的当务之急。其与商务印书馆资本的原始积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商务以印刷品为主营业务，世界书局则以文学出版积累资本。二者本无明确的可比性。而且，世界书局草创时期境遇堪忧——出版物市场早已被商务和中华占据了大半江山，沈氏果断选择二者并未关注或不屑放低姿态的市民读者市场，以错位竞争布局文学出版，无可厚非。世界后来能与商务、中华并论，足以说明其生存策略之灵活，势头之强劲。世界对民国文化的贡献，应该毫无疑问。问题的症结在于，前人的比较是否公平，该以何种史观进入？因此，对沈氏的评价，朱的理由是充分且客观的。周予同也承认“世界出版物，对文化有点功劳可说的，照我看只有三项”：“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用原版加句读、页码出版的一套国学书”以及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显然，作为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周予同先生的意见深刻影响了朱联保对世界书局的认知，以至于25年后，朱联保仍以周先生的意见为圭臬。这一方面说明，在特殊时期，朱联保对自己的判断缺乏自信，在史学“大家”面前“底气不足”，这种“底气不足”的直接后果，导致了朱25年后行文中的自相抵牾，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但是，即便对世界书局颇有微词的周予同，对其成绩也未全盘否定。并且，对世界书局明知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不易赚钱”而且“可能要赔本”仍然坚持的做法，周还肯定其“需要一点文化眼光和气魄”。
窥一斑而见全豹，由于时代原因，“63版”明显有意识形态和人为介入的痕迹。手稿中流露出的诸多主观倾向，周予同和李清悚持不同意见。李清悚曾善意提醒周：“其中有根据朱君个人观点来分析而列的意见，是代表其个人的看法，虽然未必为书局的全豹分析后的确意，但文史资料对这方面是不做要求的。”⑩但周的身份为“专家”和“权威”，对沈氏的评价?，对于李清悚对世界书局的保留意见，常有“揭露还不够”等语，带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并且，周氏在结尾处举李未提及“李石曾曾和后妻林素珊有一段丑史”来印证李“揭露”之不足，理由是“林我见过一面，简直像一个妖怪，可笑之至”——以对方私事的个人好恶影响价值判断，语含饥讽，显然有失史家风范。或许由于“仅供参考”，且“请勿外传”，所以才呈现了一种不经意的情绪真实。但这份“不经意”，却使我们得以一窥周予同先生史识形成之原因，若非档案留存，恐很难厘清朱先生在陈述相关史实时为何呈现出反复言说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当然，不可否认，整体来看，周先生的审查意见比李清悚更专业、具体、细致。但他对世界书局历史事实的遮蔽并使之未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时代局限，尽管在个人情感上，朱先生对世界书局和沈知方的文化出版策略有诸多偏袒?，但遗憾的是，“87版”中朱本人的真实意见并未得到自由展示。照理，“87版”时值思想解放的春天，意识形态的桎梏已经打开，文中仍有诸如“它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虽以提倡文化为号召，本质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谓“缺点和错误”的评价，与手稿中答复周予同時“目的不在文化”，“但他在中期则有上进心”等语颇多抵牾，令人反思。或许，25年，对于世界书局的认知，朱先生对周乃至时代的“洗脑”，已经接纳为一种习惯、一种无意识、一种“相信”，这种“相信”，甚至左右并遮蔽了朱氏本人最真实的情感、理性，乃至判断。也或许，仅仅出于一种偶然。?
那么，朱联保先生的真实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从个人情感而言，无论对世界书局，还是沈知方，朱联保都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在中华书局做了四年练习生后，作为元老，在世界书局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1921年，朱联保就由沈氏的得力助手贺润生介绍进入世界书局，直至其1950年被合并改造，亲历世界的兴衰荣辱。以民国时期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二十九年服务于同一家书局，若没有深切的事业和情感认同，在民国书局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朱联保何以如此忠诚？而朱与沈氏之间，也不仅仅是小职员与资本家的关系。朱办事勤勉、负责、认真，是世界书局的中坚，沈知方对朱联保也确有知遇之恩。世界经济艰难时期，朱联保曾个人筹备开办大华书局，筹备期事务繁忙，影响工作，为保证书局顺利开张，朱曾向沈提出辞职。沈未允，并让朱将多方筹募的二万元退还各方，由世界为其出资，名义上使大华书局作为世界书局的附属单位，公开支持朱联保搞副业和“创收”。此其一。其二，沈知方对出版社的经营运作也提供了大量经验。大华成立之初，朱联保将乡村师范教育读本作为出版重心，沈认为二万元的资本，“其无前途，何待预卜？”?朱联保称这“确是经验之谈”。而且，沈还承诺朱在还清世界的二万元后，其余由朱个人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沈对朱完全是仗义帮扶，不含丝毫牟利色彩。至于世界后来欠大华三万元引得朱略有不满的故实，是陆高谊、李石曾时期的事情，与沈氏无关。因此，对沈知方的评价，从个人情感而言，朱会充满知遇之感激，以及对沈氏出版运营才能的由衷钦佩，即便他想撇开个人情感尽量中立，想来并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87版”评价世界的优点时侃侃而谈，举例述理翔实可靠，细致、贴切、自然，令人意犹未尽，批评例证却十分不充分，简单、生硬而局促，捉襟见肘。其实这样的抵牾恰恰呈现了民办书局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转型期中生存境遇之艰难以及书局生存策略之灵活。 结语
可见，今天的世界书局仍是被遮蔽的。这种遮蔽，有历史、时代的局限，也有思想、认识的局限，更有人为的干预……在朱联保先生的史识影响下，在人们对通俗文学始终持“有色眼镜”评价的背景下，若想为世界书局正名，人们要么一言以蔽之，要么“环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世界书局和沈知方的确在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对“小市民”读者精神世界的影响、对通俗文学史的书写功莫大焉，①对其通俗文学生产避而不谈绝非上策。症结在于，不该用沈知方曾经出版了多少所谓“高层次”的出版物来肯定其文学贡献，而应该直视并客观呈现和评价既有的“存在”，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世界书局的文化生产，这才是对世界书局文化贡献的根本认同。
从《江湖奇侠传》到《春明外史》，从《快活》到《红杂志》《红玫瑰》，在沈知方主政时期，世界书局笼络了大批通俗文学作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通俗文学场域。在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世界书局发挥了非常充分的沟通与引领功能，沈知方诚所谓“掌握市场脉动”的“能人”，通过其多年身体力行的市场实践以及变幻莫测的商业运作策略，发挥媒介的传播效力，充分调动了文学活动的各方在文学中的效能，使文学不只是创作者的文学，更是读者的文学，惠及更普遍意义上的“大众”：这是市场、媒体作用于文学之后带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性变革，也是出版商在现代文学中最有意味的价值所在。因此，虽然出于谋利目的，但世界书局对通俗文学的策划、商业运作以及生产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20世纪20年代前后，通俗文学全面向市场投诚，?书局与通俗文学的联姻，迅速地促成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它与电影公司一起，构成了“通俗小说创作‘升腾’之两翼”?。
以此来审视《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的手稿及其三次发表，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朱的真实态度，更可看到世界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建构中的地位。观照一斑，不难发现史观变革步履之艰难，更不难窥见，由于时代、政治诸因素的共同影响，公之于众的史料及其价值判断之可信度及可靠性存疑之必要。在使用时，不仅要确立“孤证不立”之史料观，多方搜求查证，更需在仔细梳理、辨析之后，选择性运用既有史识。与新文学不同，除了世界书局，包括早期的商务和中华，以及大东书局、广益书局等，对通俗文学出版历史现场的还原，除了当时的报刊以及档案文献中呈现的历史图景之外，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十分难觅，为多角度全方位深入通俗文学研究，厘清一些根本性问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加之时代久远，对当事人几无可能进行抢救性釆访，又造成了双重的遗失。这是由时代局限造成的历史性损失，更是当代通俗文学研究者在研究中期待突破的现实课题。
注释：
①彭丽熔在硕士论文中认为，世界书局是“被曲解的”，特别肯定了沈知方之于世界书局的地位和价值之重要。彭丽熔.世界书局文学出版情况研究（1917—1949）[D].华东师范大学，2009：15.
②王德威.文学的上海——一九三一[M]//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269-278.
③朱联保.关于世界书局的回忆[J].出版史料，1987（2）：43.
④编辑待查，但据此可以判定李清悚和周予同均为审稿人，依文中编辑修改的字迹也不难判定。
⑤删除内容在手稿上得到了全部保留。
⑥朱联保.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⑦周予同对《在上海世界书局工作的回忆》审读意见[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⑧陳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J].出版史料，1987（1）：5-6.
⑨李清悚.审查意见-1962年12月15日[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⑩除沈氏创办书局的动机外，周氏还有关于教科书竞争采用贿赂办法、是否与黄楚九合作创办世界日夜银行等具体问题的表态。
?比如周对沈氏推销教科书的手法颇有微词，朱则认为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并以事实说明这一事件“正说明商务、中华的垄断。实际上三家的推销方法都是不择手段的”;如对于沈与黄楚九日夜银行无关的澄清;再如对吴研因的肯定（“吴研因为人正派，我未曾说他受贿。对薛天汉等亦然。但稿酬较优，亦是事实。”）。
?之所以称“偶然”，是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责任编辑在文章发表之前对朱先生的建言促成了“评价”的出现，甚至，是否由朱先生本人执笔，都应存疑。
?朱联保.业余出版工作的回忆[Z].上海档案馆，档案号：L1—1—289—199.
?石娟.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出版及商业运作[J].编辑之友，2013（8）：103-105.
?范伯群.1921—1923：中国雅俗文坛的分道扬镳与各得其所[M]//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09-125.
?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