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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葆洁45岁了，到了退役的年龄。在他最后一个赛季，得到了人生第九个金哨奖。
16年联赛，他的九个金哨成为中国裁判界的最高纪录。或许，很难有人会超越他了。那个叫陆俊的金哨曾经领先他，而现在身陷囹圄。更糟糕的是，绿茵场上的法官的形象也已随着中国足球的整体沉沦而几乎触底。
奔跑的小城少年
孙葆洁出生成长在山西榆次晋中地区，在他印象中，那是一个非常纯朴的小城。如果骑自行车，大约用半个小时就可以转完。从榆次到北京，在他少年时，坐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
“可是我们那里愿意出来的人很少。”孙葆洁说。多年之后，从北京体育学院（注：北京体育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北体）毕业的孙葆洁不愿留在北京，就想回山西工作，因为“想吃我妈做的面”。但父亲的坚持让孙葆洁进入了清华大学。
孙父是体育老师，曾经是解放初期华北队的守门员，也做足球裁判。因为父亲，孙葆洁六岁的时候就在太原看了人生第一场足球比赛，全国足球分区赛，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比赛。
受父亲的影响，孙葆洁觉得“扒拉那个球挺快乐”，当有机会进入业余体校训练时，初中一年级的孙葆洁选择了足球班。
在当时，进入体校意味着可能拥有一份好的生计——如果训练的好，可以直接进体工队，就算有工作了。
孙葆洁印象深刻的是体校田径班里的农村同学，“他们练得很拼命，像马一样”。
孙葆洁因为“能跑”被体校的教练选中。进体校之后，孙葆洁上午在榆次一中读书，下午就到体校训练，每次至少两个小时。
“能跑”也是父亲锻炼出来的。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让孙葆洁参加榆次市的元旦越野跑比赛，比赛属于当地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都是市长亲自去开发令枪。
起初，孙葆洁不愿意参加，经不住父亲的劝导才勉强同意。孙葆洁将自己走上体育之路归因于父亲的“精心设计”：“看似父亲的决定是不经意的，可是你看，我的哥哥、姐姐还有我，都练体育了。”说完，他严肃的国字脸上出现采访过程中少见的笑容。
父亲陪着他练习。孙葆洁回忆说，父亲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把车轱辘上拴一根粗些的红绳，利用红绳把周长算出来，孙葆洁数圈数，计算出一段大概3000米的距离，然后爷俩开练。
孙葆洁对于练习时的天气记忆犹新。“冷，特别特别冷。鼻涕留下来，结成冰，跑了一会儿，耳朵两边会出汗，都冻成了冰柱。”
这种记忆保存至今，冬天在清华的操场上跑过二十圈之后，耳朵两边结出细小冰晶时，他就会想起晋中小城暮色中那个不停奔跑的少年。
“我坚信不会有裁判员结着冰还在跑。”这是整个采访中，孙葆洁唯一一次夸赞自己。
四年级那次越野比赛，孙葆洁跑到中途不愿跑了，因为很多“大老爷们”噌噌地超过他。父亲的鼓励让他最终跑完了全程，进了前十八名。
在体校的足球队，他踢左边锋，球队拿过全山西体校的冠军。
左边锋，一个需要出众速度和反复冲刺能力的位置。当时他的百米速度是11秒8左右。
第一声哨响
孙葆洁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是在1982年，他18岁。那年，北体足球专业全国只招了11个学生。他们的老师是号称中国足球裁判界“鼻祖”的曹镜鉴。
曹镜鉴还有一个叫做陆俊的学生，比孙葆洁高四届。后来，这两个人几乎构成了中国足球“金哨”故事的全部，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
谦虚好学和爱憎分明，是大学时代的孙葆洁给人的主要印象。
他的大学同学，现上海体院足球教研室教师王勇川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同学，孙葆洁都很客气，很谦虚，“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孙葆洁经常去的地方是教室和图书馆。“葆洁的爱学是出了名的。他几乎整天都在学习，寝室里的闲聊也不太参与，”王勇川说，“孙葆洁的业余爱好就是看书，他去图书馆抢位置看书，每天晚上最晚一个回寝室，有的时候他回来，我们都睡了。”
“足球场上打架，孙葆洁肯定不是去惹事、去挑衅别人的，可是他的标准很坚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会因为是同学就改变自己的立场。”他的一位大学同学说。
孙葆洁在那时候就不热衷于圈子。“他大学里面朋友圈子不是很大，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
可这个大部分时候沉默的山西青年，却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发出了第一声响亮的“哨响”。
1984年，20岁的孙葆洁得到了去西安做足协杯赛裁判的机会。这是个纪录，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哪个裁判能在20岁就吹全国成年比赛。
第一次出场，孙葆洁至今记得的两件事。
一是粮票。他是带着从学校换出来的20斤全国粮票去西安的，到了西安，交上粮票才可以吃饭。十七八天的赛期，他吹了三场比赛，最后得到了几块钱的补助。
二是蚊香。裁判们被安排住在大通铺，时值五月底，已经有了蚊子。有个裁判买了盘蚊香放在枕头旁，第二天他就起不来了，中毒了。孙葆洁因为离蚊香远，才没什么事。
大学毕业后，孙葆洁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师工作，1992年被正式评为国家级裁判，成为通过考试考取国家级裁判的最后一批人；1994年，甲A联赛开始，做过两年助理裁判之后，孙葆洁就成为主裁，一年之后，他又被国际足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2001年，做了4年主裁的孙葆洁拿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金哨。
孙葆洁被认为是裁判界一颗新星，为人瞩目。可是当时中国足坛最亮的光芒属于另外一个同样从北体走出来的“金哨”。
不同的“金哨”
那位“金哨”叫做陆俊。在孙葆洁拿到第一个金哨前，陆俊已经拿了5个。
当年的陆俊一度被“奉若神明”。陆俊任中国足协裁委会委员期间，对于有争议的判罚一言九鼎。赛后裁委会分析录像，只要陆俊说这个判罚没问题，那么这名裁判就可以继续执法，否则就被“内部处罚”。甚至一度年轻裁判评国际级，都要通过陆俊的审核。
这让陆俊对于自己非常自信，甚至有些骄纵。一位已经退休的足协官员说：“陆俊执法的气质好，但是风度不够，给人的印象是文化素质不高。他培养年轻裁判时，说话很大胆很狂妄，什么话都敢讲；对参加培训的年轻裁判，想说谁就说谁，有时甚至骂骂咧咧。”
孙葆洁则是截然不同。一位年轻裁判说，“孙老师很谦和，做事也非常低调。他培训裁判员讲案例时，都是用探讨的口气。而陆老师不同，他这人比较狂，意大利名哨科里纳执法有问题，他也敢嘲笑。另外他经常说，参与国际足联指派的执法时一定是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裁判员的装备和待遇也都是最顶级的。感觉他们两个人价值观完全不同。”
孙葆洁和陆俊的不和是足球圈内人尽皆知的秘密。一个流传在足球圈的故事说，一次高级裁判学习班，陆俊与孙葆洁在一个判例上出现相反意见，孙葆洁在教室内据理力争，惹得陆俊很不爽，随口就一句国骂。“你凭什么骂人？”孙葆洁质问陆俊。“骂你？我还抽你呢！”说着，竟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的及时阻拦，才制止一触即发的冲突。
据说，在此之后，孙葆洁和陆俊再无往来。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及陆俊，孙葆洁的语速变慢，语气有些不大情愿，只是说：“我和他没有接触，他比我（年龄）大很多了。”
他们共同的一位老师曾经对媒体谈过两人的不同：“孙葆洁和陆俊的性格完全相反，葆洁内向，陆俊外向。陆俊来自北京，足球基础扎实；孙葆洁来自山西，足球根底薄弱，田径项目突出。但从后来看，孙葆洁一直比陆俊要努力，业务也扎实。”
这似乎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
孙葆洁的大学同学王勇川说：“裁判业务学习的时候，孙葆洁和陆俊都属于北京组，他们见面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陆俊那批人都是会后搞个聚会、应酬啊，葆洁就骑个自行车回清华了。”
孙葆洁不想进入那个圈子。他说：“我知道有人说我很孤僻。我们都是简简单单的人，合不来就少来往。”
可在中国足球的环境下，拒绝融入圈子、独善其身并非易事。一位退休的老裁判曾经感叹；“在中国足球界，做比赛、收黑钱是行业潜规则，甲A时代就是这样，中超时代只能更坏。当然也有不拿钱的，但很少很少，或者就是比赛被队员或俱乐部交易了，裁判就是个摆设。”
王勇川在上海体院工作，和上海足协的人比较熟悉。在足球圈内，找到与裁判相熟的人帮忙说几句好话是普遍的现象，王勇川说，上海市足协从来没托他找过孙葆洁。“他们知道葆洁的性格，当然也知道我的性格。”
“他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别的人或许感觉这样很没有意思，可是葆洁不这样想，他对我说，他对于自己的状况很满足了。”
声名不佳的中国足协前掌门阎世铎的一番话，却颇让人赞成：“如果一个人说孙葆洁执法和为人公正，很可能是偏见；如果所有的俱乐部都这么说，那么他的公正毋庸置疑！”
国际压力
当然，孙葆洁在足球世界里也会受到伤害。
1990年代，孙葆洁去石家庄执法一场比赛。比赛结束，在回休息室的路上，一个球迷从看台上探出身子来，指着孙葆洁大骂。孙葆洁想冲上去和他理论，身后有人推了他一把，说，葆洁，走走。回到休息室后，孙葆洁逐渐冷静下来。
“那一瞬间，离得太近了，我都能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孙葆洁回忆，“我非常感激那个推了我一把的人，这教会了我怎么样去理智地处理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是理智也无法平复的情感。2001年，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和当时广州吉利的老板李书福向中国足协提供了一份包括8名裁判在内的所谓“黑哨”名单。当时，足协掌门阎世铎声称要一查到底，但后来不了了之。虽然之后宋卫平公开表态，孙葆洁是唯一没收黑钱的裁判。但在这场风波结束前，媒体透露孙葆洁位列其中。一谈到这段往事，孙葆洁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怒目圆睁，两道浓眉挑起，高声说，“我几年来坚持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不需要怀疑……妈的，混蛋！”
大约过了一分钟，他恢复了平静，语气和缓，“我非常抱歉，刚才我好像另外一个人。”
其实，还有一些时刻，孙葆洁面对的压力要更为复杂。
2009年的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孙葆洁作为主裁判要带领中国的裁判团队，吹罚朝鲜主场对伊朗的比赛。当时的情形是：如果朝鲜获胜，就直接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如果朝鲜输球或打平，伊朗还有出线的希望。之前，伊朗刚与中国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赛后伊朗公开宣称，希望中国裁判别像那场比赛那样偏袒。孙葆洁清楚，“实际上就是施加压力”。
这并非他要面临的全部：在孙葆洁他们动身去朝鲜之前，中国正面临是否投赞成票支持安理会制裁伊朗；朝鲜方面则将本场比赛认定为绝对不能输的一场比赛。
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突然到宾馆来看望孙葆洁他们。寒暄之后，文化参赞告诉孙葆洁他们，朝鲜的体育官员昨天拜访了他们，“我们很为难”。后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有20多人到现场看球，而整个大使馆一共才40多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比赛结束，双方0:0战平，均保持出线希望。
孙葆洁他们第二天回国，文化参赞和三秘亲自到机场送行，告诉他们，双方都非常满意中国裁判的公正执法，“如果你们对于伊朗不公，也不行啊！你们在下面，我们心里紧张得已经不行了。”
后来，中国驻朝鲜大使发感谢函给国家体育总局、清华大学和他本人，赞扬孙葆洁和伙伴们的执法能力。现在，这张感谢函被珍藏在孙葆洁家里的抽屉里。
“你只要公平地做比赛就是最大的爱国。”孙葆洁说
超过200场中甲，超过260场中超和甲A，超过100场国际比赛，亚冠半决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执法了1000多场比赛的孙葆洁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裁判里面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位地方体育局足管中心主任这样评价即将退役的孙葆洁：“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正气。遗憾的是，他退役了，但也没办法。”
孙葆洁则说：“社会永远对这种正直和光明的东西是赞赏的，不管在什么环境。”
16年联赛，他的九个金哨成为中国裁判界的最高纪录。或许，很难有人会超越他了。那个叫陆俊的金哨曾经领先他，而现在身陷囹圄。更糟糕的是，绿茵场上的法官的形象也已随着中国足球的整体沉沦而几乎触底。
奔跑的小城少年
孙葆洁出生成长在山西榆次晋中地区，在他印象中，那是一个非常纯朴的小城。如果骑自行车，大约用半个小时就可以转完。从榆次到北京，在他少年时，坐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
“可是我们那里愿意出来的人很少。”孙葆洁说。多年之后，从北京体育学院（注：北京体育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北体）毕业的孙葆洁不愿留在北京，就想回山西工作，因为“想吃我妈做的面”。但父亲的坚持让孙葆洁进入了清华大学。
孙父是体育老师，曾经是解放初期华北队的守门员，也做足球裁判。因为父亲，孙葆洁六岁的时候就在太原看了人生第一场足球比赛，全国足球分区赛，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比赛。
受父亲的影响，孙葆洁觉得“扒拉那个球挺快乐”，当有机会进入业余体校训练时，初中一年级的孙葆洁选择了足球班。
在当时，进入体校意味着可能拥有一份好的生计——如果训练的好，可以直接进体工队，就算有工作了。
孙葆洁印象深刻的是体校田径班里的农村同学，“他们练得很拼命，像马一样”。
孙葆洁因为“能跑”被体校的教练选中。进体校之后，孙葆洁上午在榆次一中读书，下午就到体校训练，每次至少两个小时。
“能跑”也是父亲锻炼出来的。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让孙葆洁参加榆次市的元旦越野跑比赛，比赛属于当地一年一度的“体育盛会”，都是市长亲自去开发令枪。
起初，孙葆洁不愿意参加，经不住父亲的劝导才勉强同意。孙葆洁将自己走上体育之路归因于父亲的“精心设计”：“看似父亲的决定是不经意的，可是你看，我的哥哥、姐姐还有我，都练体育了。”说完，他严肃的国字脸上出现采访过程中少见的笑容。
父亲陪着他练习。孙葆洁回忆说，父亲借来了一辆自行车，把车轱辘上拴一根粗些的红绳，利用红绳把周长算出来，孙葆洁数圈数，计算出一段大概3000米的距离，然后爷俩开练。
孙葆洁对于练习时的天气记忆犹新。“冷，特别特别冷。鼻涕留下来，结成冰，跑了一会儿，耳朵两边会出汗，都冻成了冰柱。”
这种记忆保存至今，冬天在清华的操场上跑过二十圈之后，耳朵两边结出细小冰晶时，他就会想起晋中小城暮色中那个不停奔跑的少年。
“我坚信不会有裁判员结着冰还在跑。”这是整个采访中，孙葆洁唯一一次夸赞自己。
四年级那次越野比赛，孙葆洁跑到中途不愿跑了，因为很多“大老爷们”噌噌地超过他。父亲的鼓励让他最终跑完了全程，进了前十八名。
在体校的足球队，他踢左边锋，球队拿过全山西体校的冠军。
左边锋，一个需要出众速度和反复冲刺能力的位置。当时他的百米速度是11秒8左右。
第一声哨响
孙葆洁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是在1982年，他18岁。那年，北体足球专业全国只招了11个学生。他们的老师是号称中国足球裁判界“鼻祖”的曹镜鉴。
曹镜鉴还有一个叫做陆俊的学生，比孙葆洁高四届。后来，这两个人几乎构成了中国足球“金哨”故事的全部，只不过方向截然相反。
谦虚好学和爱憎分明，是大学时代的孙葆洁给人的主要印象。
他的大学同学，现上海体院足球教研室教师王勇川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同学，孙葆洁都很客气，很谦虚，“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孙葆洁经常去的地方是教室和图书馆。“葆洁的爱学是出了名的。他几乎整天都在学习，寝室里的闲聊也不太参与，”王勇川说，“孙葆洁的业余爱好就是看书，他去图书馆抢位置看书，每天晚上最晚一个回寝室，有的时候他回来，我们都睡了。”
“足球场上打架，孙葆洁肯定不是去惹事、去挑衅别人的，可是他的标准很坚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会因为是同学就改变自己的立场。”他的一位大学同学说。
孙葆洁在那时候就不热衷于圈子。“他大学里面朋友圈子不是很大，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
可这个大部分时候沉默的山西青年，却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发出了第一声响亮的“哨响”。
1984年，20岁的孙葆洁得到了去西安做足协杯赛裁判的机会。这是个纪录，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哪个裁判能在20岁就吹全国成年比赛。
第一次出场，孙葆洁至今记得的两件事。
一是粮票。他是带着从学校换出来的20斤全国粮票去西安的，到了西安，交上粮票才可以吃饭。十七八天的赛期，他吹了三场比赛，最后得到了几块钱的补助。
二是蚊香。裁判们被安排住在大通铺，时值五月底，已经有了蚊子。有个裁判买了盘蚊香放在枕头旁，第二天他就起不来了，中毒了。孙葆洁因为离蚊香远，才没什么事。
大学毕业后，孙葆洁到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师工作，1992年被正式评为国家级裁判，成为通过考试考取国家级裁判的最后一批人；1994年，甲A联赛开始，做过两年助理裁判之后，孙葆洁就成为主裁，一年之后，他又被国际足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2001年，做了4年主裁的孙葆洁拿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金哨。
孙葆洁被认为是裁判界一颗新星，为人瞩目。可是当时中国足坛最亮的光芒属于另外一个同样从北体走出来的“金哨”。
不同的“金哨”
那位“金哨”叫做陆俊。在孙葆洁拿到第一个金哨前，陆俊已经拿了5个。
当年的陆俊一度被“奉若神明”。陆俊任中国足协裁委会委员期间，对于有争议的判罚一言九鼎。赛后裁委会分析录像，只要陆俊说这个判罚没问题，那么这名裁判就可以继续执法，否则就被“内部处罚”。甚至一度年轻裁判评国际级，都要通过陆俊的审核。
这让陆俊对于自己非常自信，甚至有些骄纵。一位已经退休的足协官员说：“陆俊执法的气质好，但是风度不够，给人的印象是文化素质不高。他培养年轻裁判时，说话很大胆很狂妄，什么话都敢讲；对参加培训的年轻裁判，想说谁就说谁，有时甚至骂骂咧咧。”
孙葆洁则是截然不同。一位年轻裁判说，“孙老师很谦和，做事也非常低调。他培训裁判员讲案例时，都是用探讨的口气。而陆老师不同，他这人比较狂，意大利名哨科里纳执法有问题，他也敢嘲笑。另外他经常说，参与国际足联指派的执法时一定是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裁判员的装备和待遇也都是最顶级的。感觉他们两个人价值观完全不同。”
孙葆洁和陆俊的不和是足球圈内人尽皆知的秘密。一个流传在足球圈的故事说，一次高级裁判学习班，陆俊与孙葆洁在一个判例上出现相反意见，孙葆洁在教室内据理力争，惹得陆俊很不爽，随口就一句国骂。“你凭什么骂人？”孙葆洁质问陆俊。“骂你？我还抽你呢！”说着，竟冲出座位，直奔孙葆洁而来。其他裁判的及时阻拦，才制止一触即发的冲突。
据说，在此之后，孙葆洁和陆俊再无往来。
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及陆俊，孙葆洁的语速变慢，语气有些不大情愿，只是说：“我和他没有接触，他比我（年龄）大很多了。”
他们共同的一位老师曾经对媒体谈过两人的不同：“孙葆洁和陆俊的性格完全相反，葆洁内向，陆俊外向。陆俊来自北京，足球基础扎实；孙葆洁来自山西，足球根底薄弱，田径项目突出。但从后来看，孙葆洁一直比陆俊要努力，业务也扎实。”
这似乎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
孙葆洁的大学同学王勇川说：“裁判业务学习的时候，孙葆洁和陆俊都属于北京组，他们见面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陆俊那批人都是会后搞个聚会、应酬啊，葆洁就骑个自行车回清华了。”
孙葆洁不想进入那个圈子。他说：“我知道有人说我很孤僻。我们都是简简单单的人，合不来就少来往。”
可在中国足球的环境下，拒绝融入圈子、独善其身并非易事。一位退休的老裁判曾经感叹；“在中国足球界，做比赛、收黑钱是行业潜规则，甲A时代就是这样，中超时代只能更坏。当然也有不拿钱的，但很少很少，或者就是比赛被队员或俱乐部交易了，裁判就是个摆设。”
王勇川在上海体院工作，和上海足协的人比较熟悉。在足球圈内，找到与裁判相熟的人帮忙说几句好话是普遍的现象，王勇川说，上海市足协从来没托他找过孙葆洁。“他们知道葆洁的性格，当然也知道我的性格。”
“他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别的人或许感觉这样很没有意思，可是葆洁不这样想，他对我说，他对于自己的状况很满足了。”
声名不佳的中国足协前掌门阎世铎的一番话，却颇让人赞成：“如果一个人说孙葆洁执法和为人公正，很可能是偏见；如果所有的俱乐部都这么说，那么他的公正毋庸置疑！”
国际压力
当然，孙葆洁在足球世界里也会受到伤害。
1990年代，孙葆洁去石家庄执法一场比赛。比赛结束，在回休息室的路上，一个球迷从看台上探出身子来，指着孙葆洁大骂。孙葆洁想冲上去和他理论，身后有人推了他一把，说，葆洁，走走。回到休息室后，孙葆洁逐渐冷静下来。
“那一瞬间，离得太近了，我都能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孙葆洁回忆，“我非常感激那个推了我一把的人，这教会了我怎么样去理智地处理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是理智也无法平复的情感。2001年，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和当时广州吉利的老板李书福向中国足协提供了一份包括8名裁判在内的所谓“黑哨”名单。当时，足协掌门阎世铎声称要一查到底，但后来不了了之。虽然之后宋卫平公开表态，孙葆洁是唯一没收黑钱的裁判。但在这场风波结束前，媒体透露孙葆洁位列其中。一谈到这段往事，孙葆洁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怒目圆睁，两道浓眉挑起，高声说，“我几年来坚持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不需要怀疑……妈的，混蛋！”
大约过了一分钟，他恢复了平静，语气和缓，“我非常抱歉，刚才我好像另外一个人。”
其实，还有一些时刻，孙葆洁面对的压力要更为复杂。
2009年的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孙葆洁作为主裁判要带领中国的裁判团队，吹罚朝鲜主场对伊朗的比赛。当时的情形是：如果朝鲜获胜，就直接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如果朝鲜输球或打平，伊朗还有出线的希望。之前，伊朗刚与中国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赛后伊朗公开宣称，希望中国裁判别像那场比赛那样偏袒。孙葆洁清楚，“实际上就是施加压力”。
这并非他要面临的全部：在孙葆洁他们动身去朝鲜之前，中国正面临是否投赞成票支持安理会制裁伊朗；朝鲜方面则将本场比赛认定为绝对不能输的一场比赛。
距离比赛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突然到宾馆来看望孙葆洁他们。寒暄之后，文化参赞告诉孙葆洁他们，朝鲜的体育官员昨天拜访了他们，“我们很为难”。后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有20多人到现场看球，而整个大使馆一共才40多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比赛结束，双方0:0战平，均保持出线希望。
孙葆洁他们第二天回国，文化参赞和三秘亲自到机场送行，告诉他们，双方都非常满意中国裁判的公正执法，“如果你们对于伊朗不公，也不行啊！你们在下面，我们心里紧张得已经不行了。”
后来，中国驻朝鲜大使发感谢函给国家体育总局、清华大学和他本人，赞扬孙葆洁和伙伴们的执法能力。现在，这张感谢函被珍藏在孙葆洁家里的抽屉里。
“你只要公平地做比赛就是最大的爱国。”孙葆洁说
超过200场中甲，超过260场中超和甲A，超过100场国际比赛，亚冠半决赛，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执法了1000多场比赛的孙葆洁已经成为中国足球裁判里面独一无二的人物。
一位地方体育局足管中心主任这样评价即将退役的孙葆洁：“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正气。遗憾的是，他退役了，但也没办法。”
孙葆洁则说：“社会永远对这种正直和光明的东西是赞赏的，不管在什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