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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是一篇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揭露了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本文以“扰”字为切入点，对文本的主旨及深层意蕴作了深入的分析挖掘。
【关键词】繁政扰民 利之所驱 动其根本
《种树郭橐驼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作品名为“传”，实则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揭露了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在教学时，要让学生接受这一主题（或者说寓意）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许多学生看来，官吏入乡宣读政令，召集百姓，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不是干扰又是什么呢？理解能力稍强的学生，则会联系文中的“他植者”种树时“爱之太恩，忧之太勤”等表现，认为官府颁布的政令繁多，关怀过度，当然是“扰民”了。
学生接受“繁政扰民”的主旨，是不是就理解了呢？非也，不过是学生在“养人”上贴上“养树”的标签罢了，并没有真正理解“扰”之本质。为什么“扰”，怎么“扰”，怎么就叫“扰”？官府下令催促、勉励、监督百姓耕植，希望百姓早些抽丝纺线，关心他们子女的养育问题，甚至关心到百姓家中的一鸡一豚，可谓关怀备至，何错之有？要说关怀过度，又似乎是官吏职责所在，义务所驱，何以“好心办坏事”？百姓又为何“不识好人心”？再有，烦令就扰民吗？利国利民的政令谁嫌多了？至少百姓不会。既然如此，百姓的生活是受到怎样一种政令的干扰呢？官府颁布政令的动机是什么？在教学时，我尝试用这些问题提问学生，学生几乎答不上来。而学生对这些问题，几乎想都没去想，就直奔主题“繁政扰民”，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理解文章的主旨和感受到文章的现实主义力量，以及作者改革弊政的迫切愿望。我以为，教师只有引导学生认识扰之实质，方能让学生体会民之不堪，充分领悟文章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
一、扰——利之所驱
可以说，官吏扰民，是受自身利益驱使，并非真正体恤民情，关怀百姓。这一点，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中的“种树”之目的不难看出。
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各地官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人民的盘剥，于是“通律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赋税如山，百姓不堪重负，正如柳宗元《捕蛇者说》所言：“苛政猛于虎也”。加之当时的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的局面。百姓凭仅有的一点土地，除了要交纳正常的绢票外，还要承担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的各种杂税。百姓起早贪黑地劳作，更多是为了完成纳税的任务，有的农民全部的收入也不够纳税，只好铤而走险，捕蛇抵税。这就是柳宗元当时创作《种树郭橐驼传》的社会背景。
由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看出，各级官吏“扰民”的行为，实则是“征税”的行径，是催促下层人民拼命、卖命从事农业生产，让农民能够保质保量完成纳税，以实现自己的升官发财梦的丑陋行径。
再看文中雇用郭橐驼的两类人，一类是长安豪商人家，一类是卖果者，他们迎取雇养郭橐驼，都有明确的利益驱使，前者为了观游，后者为了营利。枝叶硕茂，才能一观；“早实以蕃”，方能营利。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他们置木之天性于不顾，看似养树，实则是“用树”、“扰树”。柳宗元设事喻理，以“他植者扰树”寓“长人者扰民”，婉约而多讽，形象而深刻，揭示了封建吏治的弊端。
二、扰——动其根本
如果说，“利之所驱”是扰之动机的话，那么“动其根本”就是扰之后果，不然，怎么解释催促百姓勤于生产是“扰民”？因为百姓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不管官吏来不来催促，用什么方式催促，自己的赋税依旧分文不减，抗争也无济于事。官吏入乡喊话，虽说是利益驱使，但催促百姓生产，帮助他们早日完成“铁定”的任务，又怎么说是“扰民”呢？不是“助民纳税”的行为吗？农民只有纳完赋税，才可能脱贫，这不正如时下一些官吏深入基层给百姓“送温暖”，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作为极其相似吗？只是动机不同而已，但表现形式却大同小异，官吏此举何错之有？百姓怎么就不领情？
究其原因，就是官差、烦令已经动摇了百姓生存之根本——农业生产。正如种树中的“他植者”，对树木成长“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其种树方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像郭橐驼那样种树，一旦种好，就“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也未必可取，人尚且会夭折，何况是无人管理的树，种树自然应该是取二者之优点，顺护结合，方能枝繁叶茂。但作者又为什么扬郭抑他？就是因为郭橐驼种树时所讲究的“本舒”“培平”“土故”“筑密”，全是“固其根本”的技术要领，这是树之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前提。而其他的种树人，无论是“拳根、易土”之辈，还是“反是者”，抑或是“爪其肤，摇其本”的人，在种树方法上都是舍本逐末，“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里直言“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并由此推及到治国安民的层面，也是在强调“治民如种树”，须“固其根本”。而当时百姓的生存之本，即农业生产。
不要说在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就是在今天，农民的生存之本还是农业。试想，在当时，农民食不裹腹，还要承受苛酷的赋税，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安心致力于农业生产，农民只有物质上有了保障，才能有心顾及官吏的“精神抚慰”，也难怪百姓会对官吏的“催促”心生抵触甚至厌恶。而事实上，执政者并不了解百姓此刻最需要的是休生养息、安心生产，却“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严重耽误了农民劳作的时间，影响了农民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古之孟子在论及农业生产时就强调“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足见影响农业生产，实则是就是阻碍农民生命线的延展，当然就是“扰民”了。
窃以为，只有通过以上两方面来探究繁政扰民的本质，才能真正感受到《种树郭橐驼传》扑面而来的现实主义力量，才能体会到柳宗元在遭遇一贬再贬后仍呼吁不止的改革心声，不然，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寓言而已。
作者单位：福建省德化第一中学。
【关键词】繁政扰民 利之所驱 动其根本
《种树郭橐驼传》是柳宗元早年在长安任职时期的作品，作品名为“传”，实则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揭露了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在教学时，要让学生接受这一主题（或者说寓意）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许多学生看来，官吏入乡宣读政令，召集百姓，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不是干扰又是什么呢？理解能力稍强的学生，则会联系文中的“他植者”种树时“爱之太恩，忧之太勤”等表现，认为官府颁布的政令繁多，关怀过度，当然是“扰民”了。
学生接受“繁政扰民”的主旨，是不是就理解了呢？非也，不过是学生在“养人”上贴上“养树”的标签罢了，并没有真正理解“扰”之本质。为什么“扰”，怎么“扰”，怎么就叫“扰”？官府下令催促、勉励、监督百姓耕植，希望百姓早些抽丝纺线，关心他们子女的养育问题，甚至关心到百姓家中的一鸡一豚，可谓关怀备至，何错之有？要说关怀过度，又似乎是官吏职责所在，义务所驱，何以“好心办坏事”？百姓又为何“不识好人心”？再有，烦令就扰民吗？利国利民的政令谁嫌多了？至少百姓不会。既然如此，百姓的生活是受到怎样一种政令的干扰呢？官府颁布政令的动机是什么？在教学时，我尝试用这些问题提问学生，学生几乎答不上来。而学生对这些问题，几乎想都没去想，就直奔主题“繁政扰民”，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理解文章的主旨和感受到文章的现实主义力量，以及作者改革弊政的迫切愿望。我以为，教师只有引导学生认识扰之实质，方能让学生体会民之不堪，充分领悟文章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
一、扰——利之所驱
可以说，官吏扰民，是受自身利益驱使，并非真正体恤民情，关怀百姓。这一点，由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中的“种树”之目的不难看出。
据《旧唐书·食货志》载，各地官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人民的盘剥，于是“通律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赋税如山，百姓不堪重负，正如柳宗元《捕蛇者说》所言：“苛政猛于虎也”。加之当时的豪强地主兼并掠夺土地日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的局面。百姓凭仅有的一点土地，除了要交纳正常的绢票外，还要承担地方军政长官摊派下来的的各种杂税。百姓起早贪黑地劳作，更多是为了完成纳税的任务，有的农民全部的收入也不够纳税，只好铤而走险，捕蛇抵税。这就是柳宗元当时创作《种树郭橐驼传》的社会背景。
由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看出，各级官吏“扰民”的行为，实则是“征税”的行径，是催促下层人民拼命、卖命从事农业生产，让农民能够保质保量完成纳税，以实现自己的升官发财梦的丑陋行径。
再看文中雇用郭橐驼的两类人，一类是长安豪商人家，一类是卖果者，他们迎取雇养郭橐驼，都有明确的利益驱使，前者为了观游，后者为了营利。枝叶硕茂，才能一观；“早实以蕃”，方能营利。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他们置木之天性于不顾，看似养树，实则是“用树”、“扰树”。柳宗元设事喻理，以“他植者扰树”寓“长人者扰民”，婉约而多讽，形象而深刻，揭示了封建吏治的弊端。
二、扰——动其根本
如果说，“利之所驱”是扰之动机的话，那么“动其根本”就是扰之后果，不然，怎么解释催促百姓勤于生产是“扰民”？因为百姓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不管官吏来不来催促，用什么方式催促，自己的赋税依旧分文不减，抗争也无济于事。官吏入乡喊话，虽说是利益驱使，但催促百姓生产，帮助他们早日完成“铁定”的任务，又怎么说是“扰民”呢？不是“助民纳税”的行为吗？农民只有纳完赋税，才可能脱贫，这不正如时下一些官吏深入基层给百姓“送温暖”，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作为极其相似吗？只是动机不同而已，但表现形式却大同小异，官吏此举何错之有？百姓怎么就不领情？
究其原因，就是官差、烦令已经动摇了百姓生存之根本——农业生产。正如种树中的“他植者”，对树木成长“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其种树方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像郭橐驼那样种树，一旦种好，就“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也未必可取，人尚且会夭折，何况是无人管理的树，种树自然应该是取二者之优点，顺护结合，方能枝繁叶茂。但作者又为什么扬郭抑他？就是因为郭橐驼种树时所讲究的“本舒”“培平”“土故”“筑密”，全是“固其根本”的技术要领，这是树之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前提。而其他的种树人，无论是“拳根、易土”之辈，还是“反是者”，抑或是“爪其肤，摇其本”的人，在种树方法上都是舍本逐末，“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里直言“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并由此推及到治国安民的层面，也是在强调“治民如种树”，须“固其根本”。而当时百姓的生存之本，即农业生产。
不要说在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就是在今天，农民的生存之本还是农业。试想，在当时，农民食不裹腹，还要承受苛酷的赋税，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安心致力于农业生产，农民只有物质上有了保障，才能有心顾及官吏的“精神抚慰”，也难怪百姓会对官吏的“催促”心生抵触甚至厌恶。而事实上，执政者并不了解百姓此刻最需要的是休生养息、安心生产，却“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严重耽误了农民劳作的时间，影响了农民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古之孟子在论及农业生产时就强调“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足见影响农业生产，实则是就是阻碍农民生命线的延展，当然就是“扰民”了。
窃以为，只有通过以上两方面来探究繁政扰民的本质，才能真正感受到《种树郭橐驼传》扑面而来的现实主义力量，才能体会到柳宗元在遭遇一贬再贬后仍呼吁不止的改革心声，不然，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寓言而已。
作者单位：福建省德化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