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儿”的时代，甲乙见了面往往会有这样的对话：“你淘登到二胎指标了吗？”对方回答有或没有。所谓“淘登”，是东北方言，意思是“弄到”。不过这事不太好弄，需要找找关系，走走后门，必要时户主还绞尽脑汁上查祖宗三代五代，然后把民族一栏里的汉族改成某一个少数民族，那样就允许你生二胎了，否则不经指标允许超生了，你会受到严厉惩处，搞不好公职都丢了。上边定政策一向灵活，前边往往缀个“原则上”，有了“原则上”就可以有“原则下”，所以你如果找对了人，摸对了路，这“指标”就不再是死的而是活的了。现在，二胎指标又“放开”了，可对于一些普通家庭而言，孩子生多了实在养不起，所以大家兴趣不大，更别提去主动“淘登”三胎指标了。
　　 “指标”一词要用学术方法去解读，繁琐又枯燥，含义多多，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大好理解，有时候指标和目标还会意义重叠。比如第某个五年计划，既是目标又是指标。当年的“全民大炼钢铁”，“五年超英，十年赶美”都是有硬性指标的。但在生活里人们通常理解的“指标”这个词并不难，简单说就是规定的数量。谁规定的？当然是“上边”。计划经济时代，无处不“指标”，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印象深刻。吃饭有粗细粮定量指标，多一斤也没有;穿衣有布票定量指标，多一尺也不行;其他如酒肉菜蛋肥皂香皂洗衣粉之类，也都是少之又少的指标。总之，一切生活日用品无不用“指标”加以控制。为啥？缺货，物资不丰富也。
　　如今市场经济时代，各类产品特别是人们日用生活产品，丰富得让人眼花缭乱，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挑肥拣瘦，不知选什么好了。那么还要不要指标控制了？这分怎么说。重要的指标如GDP增长速度，还是要宏观控制一下的，增长过快不行，太慢了也不行，当快则快，当缓则缓，不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类“指标”分配，是对还是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要分站在什么角度来看问题。
　　 各级地方政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每年都要规划“民生工程”多少件实事，诸如改造多少危房，铺设多少巷路，修建多少公厕，解决多少就业岗位，都郑重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指标细作分解，要求相关部门必须按时按量完成，否则一票否决。这样的指标分配是惠及百姓，让人们更多分享改革红利，没人会反对，大家都欢欢喜喜举双手赞成。
　　 而其他一些行业或部门自定的一些“指标”到底靠谱不靠谱，需要认真捋一捋才能弄清楚。比如某部门要召开“重要会议”，要求所属单位参会人数必须达到多少多少。可这单位连打更带保洁的人员都算上也达不到上级的“指标”要求，就只好临时雇几个人去“开会”了。某岗位“公考”就一个指标，但可能有几千人报考竞争，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笔试第一的没考上，面试第一的却上位了。“指标”本身没有问题，可人们搞不清过程中有无暗箱操作而使“指标”蒙羞。
　　 依稀记得大约十年前广东东莞厚街召开“打黑除恶”工作动员会，会上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每個派出所年内要打掉一至二个涉黑恶势力团伙，每月要上报一至二条涉黑恶犯罪线索。当时的《南方都市报》就此事有过详细报道。这样定“指标”就很值得商榷。是不是每个派出所辖区内都存在黑恶势力？如果没有，怎么打掉，如何上报？这极容易造成下面脱离实际的弄虚作假。像20年前内蒙古呼格吉勒图那样的冤案，就不排除地方公安部门为急于完成上级规定时间内必须破案的硬性“指标”而造成无辜人被冤杀的因素。
　　 科学技术指标严密有序，一点都马虎不得。航天器的各零部件技术指标不能差毫厘，否则要出大事故。人文社科领域的各种指标，也不能脑袋一热就来个“规定”，弄不好也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