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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的哲学内涵，其文化的生态特征培育了浓厚的生态自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中的生态自觉，强调了自然主体的优先地位。在生态文明时代，传统的“天地人”、“天人关系”应该让渡于“自然、社会、人”这样一种新的“天人关系”，在新的“天人关系”中，社会应该作为“他者”而存在，各种社会主体应该明确尊崇自然主体——自然、人。“自然、社会、人”这种认知格局不仅构成生态自觉理论的核心，也是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认知格局的核心。
[关键词]生态自觉；中国文象思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025-12
[作者简介]余建红（1968—），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象思维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graphic thinking， which is a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urtur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its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phasizes priority of natur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there should be a new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ith“nature， society and man”as its core. In that relationship， nature and man should be revered and society should exist as “otherness”. The cognitive pattern of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ory but also the core of the basic cognitive patter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graphic think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中国文象思维与生态自觉
比较中西文明的思维差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两者虽然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在哲学上是如此；但是，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却是经由两种文明各自的传统发展而来。如同有西方学者指出，直到19世纪，欧洲的哲学家都没有将视野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才促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直到当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优劣来区分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这种歧视性视角仍然大有市场。而西方以外的民族与国家在当今世界话语权中的尴尬地位也显示出，要实现文明的多元化及平等的沟通还任重道远。
通常我们会通过实践对比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更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更能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创造。其实，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困境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病诟，特别在生态文明中更加体现得明显，因而，美国哲学家福斯特就指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但他还仅是就社会层面所作的事实上的分析与推断，还存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不足，如果从哲学思维层面来分析，则这种反生态特征就更加深刻。
根据中国文象思维所揭示的人类思维数轴，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本来是无知无为的，按自然法则运行，我们把这一面命名为“自然的世界”；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按人类建立的法则运行，我们把这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两者是一种平行的、不能重合的关系。在人类思维数轴中，“自然的世界”处于空心的原点位置，体现在中西哲学史中，“自然的世界”即是道家的“无”，佛教的“空”，胡塞尔的“乌有”，萨特的“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而“人类的世界”是除原点之外的整个数轴。在“虚”、“实”关系上，“自然的世界”是“实”，而“人类的世界”是虚。在“虚象”与“实象”关系上，“实象”是隐而不露的，而举凡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一种“虚象”。①
我们发现，西方的逻辑思维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微妙的平行关系忽略或忽视了，而将这两者重合，认为人类面对的自然世界即是“客观世界”。然而，中国文明认为人类所反映的自然的世界不过是“自然的世界”的一种“象”，人类并不能直接通达到“自然的世界”，而只能通过一种媒介“象”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点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有类似的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存在”是隐而不露的，要通达“存在”，只能通过一种媒介“存在者”，因而任何“存在”都只是在“存在者”层面上的“存在”，而把人类这个能动的“存在者”称为“此在”。 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述非常艰涩，但是如果用中国文象思维去解释就非常容易理解。比如一棵“树”，当它在自然状态时，例如我们假设它是一头牛眼中的“树”，它是“实象”，也即是“自然的世界”，它是隐而不露的，是“无”、“乌有”。但当人类去命名它为“树”或“tree”时，它就从“无”变成了“有”。然而，这个“有”已经不是“实有”，它已经不是“树”了，因为它已经从“实象”变成了“虚象”。中国古代名学中有“白马非马”的命题，在中国文象思维理论里，就有了“马非马”这样一个命题，同理，“树非树”也成立。这就是慧能所谓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世上本无物，何处惹尘埃”其所揭示的佛理，亦即佛教之“空”性。其实，从认识论上说，佛教之“空”性的奥秘就在这里。从人类思维数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所谓的“成佛”实际上永远不能和“自然的世界”重合，而只能无限地接近“佛”。同样，在人类思维数轴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的世界”不仅可以被人类塑造成佛教的“佛”，也可以塑造成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还可以被塑造成“自由”、“自由意志”等理念，但它们永远看不见、摸不着，人类就这样永远只能仰望它，如同仰望夜空里的星辰。这些宗教上的信仰“实体”和哲学上的“虚无”、“乌有”、“无”等概念一样，都是指向“自然的世界”这样一种和“人类的世界”平行的“存在”。
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语言和象，一种是语言和逻辑，前者是中国的文象思维，后者是西方的逻辑思维。当我们用文象思维的有关概念去解构西方的逻辑思维时，我们发现，所谓的“逻各斯”其实也只是一种“虚象”，是人类认识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在西方文明里，它被形而上学成世界的基本结构和规则，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统统包含在“逻各斯”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内在结构中。因而，西方的逻辑思维认为，通过语言和逻各斯的结合就能够认识和反映世界，而且认识和反映的是纯粹的超验的客观的物理世界。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被放大了，人类的地位被抬高了，而所谓的“客观世界”、“物理世界”则被降低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实体”，而且所谓的“实体”不过是人类已经认识的或等待人类认识的“对象”而已，这就是造成西方文明主客对立的思维根源！
不仅如此，因为西方文明的认识论中存在一种绝对的主客对立和分裂关系，因此造就了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式逻辑观念，即一元论，认为世界是统一在物理、数学、化学等一系列关系中的整体，包括近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全息论，虽然它们讨论的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并充分尊重个体之间的联系，但其理论的前提仍然是“实体论”和“一元论”。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中认为，“多元论让事物真实地以个体形式或个别地存在。一元论认为总体形式或者集合单元的形式是唯一的合理的形式”。①尽管“实体论”和“一元论”在20世纪以来一直成为西方现象学、分析哲学所批判的对象，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强大的西方文明传统面前，还只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即便是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也还只是局限在自有的文明体系里，局限于西方文明的传统与现代阐释的固定场域，如哈贝马斯、韦伯等最后无一例外地将其哲学研究转向社会学领域。没有外来的活水，没有文明之间的互通，西方人文学术只能在哲学——人——社会这种哲学理想形式与路径之间，在“一元论”、“实体论”之间进行日益重复和日益精密的提炼和塑造，科技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加入只会增加固有语境的精细和细密，总体上无法改变西方文明“主客分离与割裂”的逻辑困境。
当然，进行中西文明与思维方式的比较的目的不是要贬低西方文明，两种思维方式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中国文象思维基于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在融合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天然的内在要求；而逻辑思维在解放人的创造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内在动力。这点在世界历史中已经是被实践证明和检验了的。在工业化之前，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国文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在工业化之后，西方后来居上，成为世界文明的引擎和动力。但是在几百年的工业化之后，面对生态危机，在后工业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的交替时刻，中国文象思维代表的中国文明充分吸收工业文明成果，通过改革开放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是通过牺牲环境的高昂代价换来的，因而，在中国经济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际，应该主动破解工业文明的逻辑困境，通过融合中西各自的文明优势，特别是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重新充分吸收中国文象思维的生态自觉的文明资源，进行合理建构，消除工业化的环境破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道路。
党的十八大鲜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这是意义深远的创造性举措。但是，生态文明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学术界目前在深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的路径选择上争论不休。如果不从文明源头上弄清中西文明各自内部的逻辑困境，仅仅自说自话，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仍然是一个应然的王国，会走出许多弯路。如果不从中西文明的双向融合与整合的路径选择中去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有可能面临空想社会主义的结局。
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中国文象思维从它自身的理论逻辑出发，必然会提出“生态自觉”的理论建构。
在人类思维历史中，原始人类的思维称之为“原始思维”或前语言逻辑思维，法国哲学家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通过一种叫做“互渗律”的表象关联原则来进行。“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集体表象是原始人类在一定社会组织形态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对事物进行认识总结的产物。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对此最好的解释如原始人类的祭祀、宗教、图腾等等。当语言文字成熟之后，集体表象中的大部分意义会进入其中。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语言文字通过国家功能得到发展和传播，从世界各大轴心文明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等资料来看，大约在公元前3000—5500年之际，四大文明古国相继进入了农业文明时期。在农业文明实践中，原始思维中的表象关联原则及互渗律经过发展进入语言和象交融的阶段。
农业文明包括原始人类、氏族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社会形态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人类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其食物来源主要依赖自然的馈赠，主要生产活动是采集、驯养、耕种、渔猎，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阶段，生产活动的水平有所提高而已。因此，农业文明包涵的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农业文明孕育了人类最基本的文明密码。而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密码当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莫过于生态自觉。
二、农业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中分析说，克服西方17世纪以前的主体哲学的方法是在认知哲学中加上实践哲学，“认知主体形成有关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是以成效为取向的目的行为，以便在客观世界中生产出某些东西。之后，在认知与行为之间，教化过程的概念构成了一个中介。通过认知和行为这两种媒介，主体与客体进入了一个不断更新的格局当中，从此双方的形态就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②因此，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从这一原则出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力量。生产力的明显解放——包括所有生产工具的飞速进步，交通的巨大便利，会使一切旧的事物很快地走向历史之中，也就是说，社会的变革明显加快了，生产力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重组和更新。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却使得劳动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之间的循环被打断了。生产者再也不能从他的生产中得到享受，并同他自身发生了异化。”③而在一种规范的劳动模式中，生产者从劳动中不仅生产出了产品，而且在产品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工人在机器大生产的流水线上生产出产品，并得到一部分报酬，通常这种报酬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
哈贝马斯提到，为了实现劳动的规范性模式，浪漫主义者如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提出当代的改革运动向提倡手工劳动原型靠拢，因为，这样可以把社会劳动和创造性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我活动”模式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模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引述哈贝马斯的这段论述，目的是想说明，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必然会产生异化，由于劳动的异化而传导到整个社会的人的异化。当然，这种异化通过社会自身机制和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革新和创新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国家福利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在工业化条件中，社会的进步如果在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格局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这种社会也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单行道》（Einbahnstraβe）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Einbahnstrobe One Oimensional Man）所揭示的悖论——人的异化最终指向了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困境。①
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就能够在实践力量和占有内容之间达成一种统一。在农业文明中，劳动实践与人的统一性通过自然这一媒介而结合。这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要依赖自然，在生产过程中要依赖自然，在文化上也是和自然相统一的，而且社会的管理理念也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会制作陶器，而且产生了驯养、栽种等知识与技能；青铜的制造与使用让人类生产力大幅提高，从而帮助人类进入了奴隶制时代；铁器的使用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使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铁器时代过渡到14—16世纪的世界近代史开端，期间也经历了大约2000年。我们列举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生产力因素，并不是要说明生产力因素中的科技因素，尽管每次科技的提升都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作用于社会进步或变革。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科技的作用显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所谓体用之分，科技作为日用而在国家理念和文化理念处于“末”的位置，而“本”是农业，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念和国家理念都是基于农业这个核心。
以中国文明为例，《周易》早在夏朝时就已经存在，据说周易有三名：连山，归藏，周易。朱骏声说：“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周人首《乾》，故曰《周易》。”②关于《易》的创始人，古代有伏羲创易说，那是古史上的三皇五帝时期，虽然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已经说明上古的历史多是后人层叠上去的，在史家看来是伪史，但是，用人类学和文化符号学观点看来，古史只是一种文化符号，如燧人氏、神农氏等。根据现代的历史观念也可以证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由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也是如此。只不过，中国独特的史观文化造成了把一种一般性的进化过程集中于所谓“圣人”的发明与创造，即将一般性历史现象用一个虚构的神话人物集中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观念，就能理解上古史的人类学与文化符号学的重大意义，它决不能从中国历史的客观叙述中去除。除了伏羲创易说，还有文王演易说，即周文王将八卦以复卦重演的方式而增至六十四卦。
《周易》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用卦来演绎“天道”和“人事”，关于“天道”，《乾》、《坤》两卦是总纲，《乾》代表天，同时代表阳、运动、刚健、男性、君、父等哲学内涵；而《坤》代表地，地顺承天，同时代表阴、静止、覆载、雌性、阴柔、母等哲学内涵。天地之元气结合，形成宇宙起源论中的“元气说”。《乾》、《坤》两卦总领了“自然”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自然”是最高准则与标准，与之相关的哲学标准“天地人三才”；伦理标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制作标准“法象天地”；审美标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①《系辞》成文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孔子的儒家学派主要以继承三代传统为主，而夏商周三代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至周代而臻于完善。
《周易》还奠定了“生生谓易”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说，天地自然创造滋养万物，宇宙自然处于生生不息之中。《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②大明是太阳，六位是天地加上春夏秋冬四季，这就是天道变化了。太阳以昼夜为终始，四季寒来暑往，不停更替，生生不息。《坤·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③地的元气是至善的，万物靠它生长，是顺受天道的。地广厚能覆载万物，含容广大，各种物类在其中都能畅达。天地之德在于资生资养万物，其中，天为主导，引导昼夜四季运行，地为顺承，包容广大，有至善之德。这就是“易道”，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易道”就是“天地之道”。
并且，“天地之道”或称“易道”还不仅如此，还应加上一种特殊的物类——“人”，因为，人是有创造性的，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在“生生”世界中，天、地、人构成最有创造力的物类，是谓“三才”，而在此三才结构中，古人认为“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是人地天的层级顺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类置于天地自然之下。人类参天法地，仰观俯察，从天地运行与万物交融中来把握“道”及“自然”，因而“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最高哲学标准——“自然”是从低一级的人地天演绎、抽象而成，这就是“观物取象”。那么，观物取象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时空观念，人所处的位置是怎样的位置？人所处的时间是怎样的秩序？古人的天地观念就是时空观念。这种时空观念很容易理解，人所处的位置在天和地之间，天（太阳）和地创造了万物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时间。其次是生存观念，人类与万物是一种什么关系？古人的生存观念就是“生生”观，是说人类与万物一样，在天地之间生长，天地赋予了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是法则观念，人与万物遵守什么样的法则？古人的法则观念就是法象天地。一切以天地为法，以自然为法，并以此来建立一种恒常秩序。
与“天道”相顺承的是“人道”，“人道”与“天道”的关系犹如“地”与“天”的关系。既然“天道”以自然为最高准则，那么“人道”也须如此。天道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人道也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比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是有等差的，这是基本的人伦准则，也是“法象天地”的当然结论。《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①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哲学基座就是天道和人道相结合的自然之道。这种哲学理念从夏代开始就被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此后历朝历代增益补充，形成体系完整的逻辑严密的文化体系。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文化，其体现了原生性的体用合一的生态自觉精神。
三、工业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经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追逐利润的本性可能会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尽管当前的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有相当普遍的认识。但是，我们应当区别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这两个概念，虽然这两者在历史层面上往往相提并论。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人类进步的象征，也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同样适合检验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例如，同样是解放生产力，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就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当然，从现实和实践层面看，社会主义如中国也在解放生产力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的巨大污染。这其中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当我们引进西方资金和西方制造业企业时，往往被迫引进一些低端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这种情况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充满隐喻的论文《公地悲剧》：“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场，可以预料到的是，每个牧民都努力利用这个公共福利喂养尽可能多的牛……（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每个牧民都在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他明确或者含蓄地、多少有意识地问：‘在我的牛群中再增加一头牛会给我带来什么效益呢？’……有理性的牧民会得出结论：唯一明智的值得他追求的事是为他的牧群增加一头又一头的牲畜……但是，这是每个共同享有这份公地的理性的牧民分别得的结论。悲剧就在这里，每个人都掉进了一个强迫他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畜群量的陷阱——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所有人们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崩溃……”②
由于过度放牧，公地上太多的牛群就毁坏了公地支撑任何牛的能力。哈丁总结道：“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因此，哈丁认为，“通过私人产权或其他类似的关系可以避免公地悲剧。”因为，产权私有化后，牧民将为自己的私利而保护草场。
哈丁注意到，公地悲剧适用于分析污染：“这里的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什么东西，而是放入什么东西——生活污水，或化学的、放射性的和高温的废水被排入水体；有毒有害的和危险的烟气被排入空气；……理性的个人发现直接排入公共环境所分担的成本比废弃物排放前的净化成本少。既然这对每个人都是确定的，我们就将被锁入一个污染我们自己家园的怪圈……”③ 因此，哈丁认为，一方面，私有化能够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对一些不能私有化的公共物品如环境资源，就应该通过政府强制，通过污染许可证的交易来遏制和保护；以促使经济行为中的企业或个人通过技术革新或利益分析去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西方环境主义者认为，公地滥用、资源挥霍和环境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和其他行为者在分散化的系统中追逐各自的物质利益造成的。
这种情况在西方的学术概念中往往称之为“工业主义”。“工业主义”又往往和“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这就是说，在西方内部，人们将“工业主义”的哲学源头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解释。
“工业主义”的具体表征有：第一，滥用化学制品、无机农药、杀虫剂、除草剂、各种化合肥料等，对土壤、水质、鱼类及与此相关的生物链造成巨大破坏；在农业生产中各种农药、化学制剂的使用使农作物产生有毒有害残留，各种工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都对人体带来诸多严重的健康影响。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揭露了化学农药造成的污染危害了人和生物的健康甚至生命，指出了改变发展道路的必要性。第二，化工企业、造纸业、金属冶炼业、火力发电厂、炼油厂等企业产生的污水不经过净化处理，直接排入江河，废弃物不经过处理直接填埋，产生的烟气直接排入天空，这些企业对水质恶化与空气恶化负有主要责任。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七大水系中，超过3/4的水质受到严重的化工污染。城市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及其他东西在焚烧中产生化学反应，大量有毒有害烟气排入天空。第三，各种能源的使用使全球气候改变，气温升高。第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全球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或能源产生稀缺性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尖锐地提出地球的承载力将达到极限，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限制增长。第五，工业主义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热带雨林急剧消失。约翰·图克希尔和克里斯·布赖特在《1998年世界形势评述》（State of the World 1998）描述到：“地球上的自然物种总数大约在400万——4000万之间，物种的灭绝本底率大约在1到3个物种每年，但当前的情况是，至少在一年之中有1000个物种消失，这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大约造成了1000倍的本底率的灭绝率。”①
工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也与经济主义相联系，如果说“工业主义”以生产为母题，那么，“经济主义”则以市场为母题，而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则以政治（指代议制和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为母题，工业文明则以理性和科技为母题。
这些概念在过去大多数时候，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要素维度一直是交叉的。但是，21世纪以来，当人们真正开始严肃地对待环境问题，并从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时，资本主义文明就成为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而受到批判。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基于资本逻辑的膨胀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成为一种带有普遍逻辑结论性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之上，这就造成其本质上反生态性这样一种属性。
但是，当我们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以一种历史的回首的姿态去反思过去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场景与情境时，公允地说，其所创造的巨大的科技进步与人类生产力的解放，无疑将为生态文明社会所吸收；资本主义有关国家、社会、个人甚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优秀理论和成功实践将为生态文明所吸收；其生产关系中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思想观念也将为生态文明社会所吸收。
因此，在历史的维度上，我们认为，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其文明的中性特征，包括建立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是全人类的财富。而且，对于世界客体的认知与改造，虽然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征服暴力特征，但随着生态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规范而使这一暴力特征得到有效缓解。因而，资本主义对世界客体的认知和改造，在其规范和理性的层面而言，仍不失为人类当前所仰赖的一种社会进步的路径之一。①
中国文象思维从东方思维的视角去解构“人类中心论”，从而从更深的哲学深度阐述了造成“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因素，本文在第一部分阐述了西方逻辑思维的逻辑困境在于，西方文明传统建立在对世界认知的主客分离的身份认知上。而造成这种认知的哲学根源就在于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西方用“逻辑”来建构其基本构造，从“逻辑”衍生出对整个世界的主客关系看法，以及设定性、实体性、单子性、物理性、化学性等特征，忽视和遮蔽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和共处关系，将人类单独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把人类塑造成自然的征服者、利用者、支配者这样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认知传统建立在一元论的哲学基座上，随着人类及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关系格局。这是西方文明的内在性局限。
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观照，工业文明应该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视角，我们应该通过对其文明的解构，既能够正视其进步意义，也能够反思其历史局限，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不能进行简单的扬弃，而应该主动赋予其关于生态自觉的“文明活力”！
工业文明对于生态自觉的“文明活力”的要求和输送，不仅在今天可以由东方思维以他山之石的身份去参与构建，②事实上，在其内部，其实也存在深刻的智慧和理性资源。
西方的环境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展开。1976年统计结果显示，全世界有532个NGO环保组织，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地球峰会出席的ENGO（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有六千多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持的环境NGO就有七千多个。欧洲国家还成立了绿党，将政党党纲绿色化，使环保意识与政治意识相融合。③
作为个案，德赖泽克（John S. Dryzek）在他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Environmental Discourses）中详细讨论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民众运动、政府关切、环境研究与环境意识形态等领域都有非常浓厚的讨论氛围并很好地形成了实践理性。德赖泽克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可以用行政理性主义、民主实用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寻求环境友好型或者说可持续型的发展，并提出超越工业社会的解决方案就是生态现代化。可见，从现象层面说，正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或者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环境的认识、对生态的尊重是比较普遍的，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生态理性。从国家层面上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机构，如美国的环境保护署。 此外，如深生态学，在创立之初就是以恢复环境的自然特征为己任，绿色激进主义在民众中倡导绿色意识，提出绿色政治的主张，等等。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同样也具有一种环境理性。
四、生态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来源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思潮。正如德赖泽克所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并不存在，但今天，大多数国家拥有环境立法和政府部门，而环境难题是公众最关注的最前沿。”①为了平衡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自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发表以来，“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关于生态问题的主导性全球话语。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了大会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政府都切实实施。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潮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把生态文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国家。
钱易认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应该从六个领域展开：第一个领域是大力提倡在生产过程中发展减物质化、非物质化、节能减排的生态经济。新的经济模式有很多提法，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这些提法本质上都是相近的，与生态经济一致。第二个领域就是消费领域。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人们收入越来越高，更要提倡节约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第三个领域就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城镇化过程中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很好地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第四个领域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树林、绿地、河流、湖泊和湿地，使它们成为人类居住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保持良好的质量和状态。第五个领域是文化教育领域。一定要把生态文明的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作为文化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既要加强学校教育，也要加强社会教育；既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吸收国外的先进观念。第六个领域是加强法制建设和管理领域。要通过法律、政策、管理等手段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②
牛文元认为，生态文明强调了“自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绿色建构，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多维系统的运行本质，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三大元素的有机统一，规定了“和谐、有序、理性”公平正义的人文环境。他认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必然为整体社会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生态文明总是意味着用智慧和理性去扩大“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能力”；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理性支配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绿色发展具有革命性提升的创新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提高制度的整合能力和规范社会的有序能力”。①
生态文明在一系列维度上体现了未来社会的协调、包容形态。如表1所示：②
21世纪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文明形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都创造了大量财富。特别是工业文明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所体现出来的创造能力更加惊人。有人从历史的跨度进行了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3000年内的变化。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在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大约消耗了265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142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铁、7.6亿吨的铝和4.8亿吨的铜。预计21世纪全球财富的创造大约是20世纪的3-4倍，如果仍然采用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要有3-4个地球才能满足。
人类活动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有学者计算出目前已经达到地球承受能力的120%），这是21世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而，必须转变目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一词的希腊语词根的本意为“家园”，指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协调、和谐的共生共处关系。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生态理性都能够提供足够的认识理性去鼓励政府和环保组织进行环境保护的立法，设立环境保护的机构，组织环境保护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生态自觉的树立和提升，环境保护仍然可能会流于形式而缺乏内部动力，从而错过恢复地球生态平衡的历史良机。
中国文象思维理论表明，在生态文明时代，首先要从顶层设计层面确立生态文明的合法和首要地位，然后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全面规定，从而树立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培养社会、集体、个人的生态自觉，从而使社会整体能够达到一种“生生谓易”的生态格局，在公平、理性、正义、协调、和谐的特征中发展进步。
中国文象思维是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的集体性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的思维基因。因而，它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脉，在系统、信息、结构上建构自然主体的思维网络及其生态格局，把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综上所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内在地具有生态自觉的时代要求，它并不因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化、能源化、货币化而消失，并且总是在人类社会付出扩张的代价时凸现它的正确位置。从而启示人们，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的和谐，一味地在“虚象”的世界中生存，人类也终将走向“虚无”的不归路。生态文明时代应该确立的全新意识形态应该是这样的：“自然的世界”是“实”，“人类的世界”是“虚”，“人类的世界”无论如何发展，它始终要有回归“自然的世界”的向心力，始终要有回归自然平衡的平静和安宁，在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关系。
因此，在这种哲学认知格局之下，社会应该作为“他者”而存在，而不应该以宾僭主，损害自然和人的主体性地位。这就意味着，作为权力的象征者和实际拥有者，政府应该作为服务型的角色而存在，在不断改革中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和机能，在生态自觉的感召下主导社会事务，创建一个以公平、理性、正义、协调、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而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主体中的企业，应该自觉承担生态权力和义务，不仅应该自觉遵守生态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态自觉的感召下具有社会主体的“他者”身份认同，尊崇自然主体的核心地位。对于个人而言，生态自觉不仅仅表现在作为自然主体的个体对自然的认同，还表现在在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和金钱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承认自然和生态对生命的整体性作用，即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也同时是自然的人，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才真正能够实现人的完整统一。
总之，“自然、社会、人”这样一种新的“天人关系”，构成生态文明的基本秩序建构。这种认知格局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生态文明才能真正具备雏形。
责任编辑：王俊暐
[关键词]生态自觉；中国文象思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5-0025-12
[作者简介]余建红（1968—），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象思维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graphic thinking， which is a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urtur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its cultur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phasizes priority of natur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ra， there should be a new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ith“nature， society and man”as its core. In that relationship， nature and man should be revered and society should exist as “otherness”. The cognitive pattern of “nature， society and human”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ory but also the core of the basic cognitive patter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graphic thinking；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中国文象思维与生态自觉
比较中西文明的思维差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两者虽然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在哲学上是如此；但是，这种同一性和差异性却是经由两种文明各自的传统发展而来。如同有西方学者指出，直到19世纪，欧洲的哲学家都没有将视野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才促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直到当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优劣来区分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民族及其文化这种歧视性视角仍然大有市场。而西方以外的民族与国家在当今世界话语权中的尴尬地位也显示出，要实现文明的多元化及平等的沟通还任重道远。
通常我们会通过实践对比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更加科学，更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更能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创造。其实，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内在逻辑困境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病诟，特别在生态文明中更加体现得明显，因而，美国哲学家福斯特就指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生态的。但他还仅是就社会层面所作的事实上的分析与推断，还存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不足，如果从哲学思维层面来分析，则这种反生态特征就更加深刻。
根据中国文象思维所揭示的人类思维数轴，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世界本来是无知无为的，按自然法则运行，我们把这一面命名为“自然的世界”；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按人类建立的法则运行，我们把这一面命名为“人类的世界”。两者是一种平行的、不能重合的关系。在人类思维数轴中，“自然的世界”处于空心的原点位置，体现在中西哲学史中，“自然的世界”即是道家的“无”，佛教的“空”，胡塞尔的“乌有”，萨特的“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而“人类的世界”是除原点之外的整个数轴。在“虚”、“实”关系上，“自然的世界”是“实”，而“人类的世界”是虚。在“虚象”与“实象”关系上，“实象”是隐而不露的，而举凡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一种“虚象”。①
我们发现，西方的逻辑思维将“自然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之间的微妙的平行关系忽略或忽视了，而将这两者重合，认为人类面对的自然世界即是“客观世界”。然而，中国文明认为人类所反映的自然的世界不过是“自然的世界”的一种“象”，人类并不能直接通达到“自然的世界”，而只能通过一种媒介“象”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点在海德格尔那里也有类似的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存在”是隐而不露的，要通达“存在”，只能通过一种媒介“存在者”，因而任何“存在”都只是在“存在者”层面上的“存在”，而把人类这个能动的“存在者”称为“此在”。 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述非常艰涩，但是如果用中国文象思维去解释就非常容易理解。比如一棵“树”，当它在自然状态时，例如我们假设它是一头牛眼中的“树”，它是“实象”，也即是“自然的世界”，它是隐而不露的，是“无”、“乌有”。但当人类去命名它为“树”或“tree”时，它就从“无”变成了“有”。然而，这个“有”已经不是“实有”，它已经不是“树”了，因为它已经从“实象”变成了“虚象”。中国古代名学中有“白马非马”的命题，在中国文象思维理论里，就有了“马非马”这样一个命题，同理，“树非树”也成立。这就是慧能所谓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世上本无物，何处惹尘埃”其所揭示的佛理，亦即佛教之“空”性。其实，从认识论上说，佛教之“空”性的奥秘就在这里。从人类思维数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所谓的“成佛”实际上永远不能和“自然的世界”重合，而只能无限地接近“佛”。同样，在人类思维数轴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的世界”不仅可以被人类塑造成佛教的“佛”，也可以塑造成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还可以被塑造成“自由”、“自由意志”等理念，但它们永远看不见、摸不着，人类就这样永远只能仰望它，如同仰望夜空里的星辰。这些宗教上的信仰“实体”和哲学上的“虚无”、“乌有”、“无”等概念一样，都是指向“自然的世界”这样一种和“人类的世界”平行的“存在”。
人类思维的基本的物质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语言和象，一种是语言和逻辑，前者是中国的文象思维，后者是西方的逻辑思维。当我们用文象思维的有关概念去解构西方的逻辑思维时，我们发现，所谓的“逻各斯”其实也只是一种“虚象”，是人类认识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在西方文明里，它被形而上学成世界的基本结构和规则，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统统包含在“逻各斯”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内在结构中。因而，西方的逻辑思维认为，通过语言和逻各斯的结合就能够认识和反映世界，而且认识和反映的是纯粹的超验的客观的物理世界。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被放大了，人类的地位被抬高了，而所谓的“客观世界”、“物理世界”则被降低为人类认识的对象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实体”，而且所谓的“实体”不过是人类已经认识的或等待人类认识的“对象”而已，这就是造成西方文明主客对立的思维根源！
不仅如此，因为西方文明的认识论中存在一种绝对的主客对立和分裂关系，因此造就了另一种根深蒂固的形式逻辑观念，即一元论，认为世界是统一在物理、数学、化学等一系列关系中的整体，包括近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全息论，虽然它们讨论的是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并充分尊重个体之间的联系，但其理论的前提仍然是“实体论”和“一元论”。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中认为，“多元论让事物真实地以个体形式或个别地存在。一元论认为总体形式或者集合单元的形式是唯一的合理的形式”。①尽管“实体论”和“一元论”在20世纪以来一直成为西方现象学、分析哲学所批判的对象，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强大的西方文明传统面前，还只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即便是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也还只是局限在自有的文明体系里，局限于西方文明的传统与现代阐释的固定场域，如哈贝马斯、韦伯等最后无一例外地将其哲学研究转向社会学领域。没有外来的活水，没有文明之间的互通，西方人文学术只能在哲学——人——社会这种哲学理想形式与路径之间，在“一元论”、“实体论”之间进行日益重复和日益精密的提炼和塑造，科技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加入只会增加固有语境的精细和细密，总体上无法改变西方文明“主客分离与割裂”的逻辑困境。
当然，进行中西文明与思维方式的比较的目的不是要贬低西方文明，两种思维方式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中国文象思维基于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在融合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天然的内在要求；而逻辑思维在解放人的创造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内在动力。这点在世界历史中已经是被实践证明和检验了的。在工业化之前，代表农业文明的中国文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在工业化之后，西方后来居上，成为世界文明的引擎和动力。但是在几百年的工业化之后，面对生态危机，在后工业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的交替时刻，中国文象思维代表的中国文明充分吸收工业文明成果，通过改革开放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是通过牺牲环境的高昂代价换来的，因而，在中国经济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际，应该主动破解工业文明的逻辑困境，通过融合中西各自的文明优势，特别是在建设生态文明中重新充分吸收中国文象思维的生态自觉的文明资源，进行合理建构，消除工业化的环境破坏，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道路。
党的十八大鲜明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选择，这是意义深远的创造性举措。但是，生态文明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学术界目前在深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的路径选择上争论不休。如果不从文明源头上弄清中西文明各自内部的逻辑困境，仅仅自说自话，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仍然是一个应然的王国，会走出许多弯路。如果不从中西文明的双向融合与整合的路径选择中去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有可能面临空想社会主义的结局。
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中国文象思维从它自身的理论逻辑出发，必然会提出“生态自觉”的理论建构。
在人类思维历史中，原始人类的思维称之为“原始思维”或前语言逻辑思维，法国哲学家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通过一种叫做“互渗律”的表象关联原则来进行。“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集体表象是原始人类在一定社会组织形态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对事物进行认识总结的产物。事物自身或事物之间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是相互关联的，对此最好的解释如原始人类的祭祀、宗教、图腾等等。当语言文字成熟之后，集体表象中的大部分意义会进入其中。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语言文字通过国家功能得到发展和传播，从世界各大轴心文明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等资料来看，大约在公元前3000—5500年之际，四大文明古国相继进入了农业文明时期。在农业文明实践中，原始思维中的表象关联原则及互渗律经过发展进入语言和象交融的阶段。
农业文明包括原始人类、氏族部落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这些社会形态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人类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其食物来源主要依赖自然的馈赠，主要生产活动是采集、驯养、耕种、渔猎，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阶段，生产活动的水平有所提高而已。因此，农业文明包涵的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农业文明孕育了人类最基本的文明密码。而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密码当中，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莫过于生态自觉。
二、农业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中分析说，克服西方17世纪以前的主体哲学的方法是在认知哲学中加上实践哲学，“认知主体形成有关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行为主体做出的是以成效为取向的目的行为，以便在客观世界中生产出某些东西。之后，在认知与行为之间，教化过程的概念构成了一个中介。通过认知和行为这两种媒介，主体与客体进入了一个不断更新的格局当中，从此双方的形态就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改变”。②因此，在实践哲学看来，构成现代性的不是自我意识，而是劳动。从这一原则出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力量。生产力的明显解放——包括所有生产工具的飞速进步，交通的巨大便利，会使一切旧的事物很快地走向历史之中，也就是说，社会的变革明显加快了，生产力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重组和更新。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却使得劳动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之间的循环被打断了。生产者再也不能从他的生产中得到享受，并同他自身发生了异化。”③而在一种规范的劳动模式中，生产者从劳动中不仅生产出了产品，而且在产品中获得自身的满足。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工人在机器大生产的流水线上生产出产品，并得到一部分报酬，通常这种报酬是以货币形式实现的。
哈贝马斯提到，为了实现劳动的规范性模式，浪漫主义者如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提出当代的改革运动向提倡手工劳动原型靠拢，因为，这样可以把社会劳动和创造性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我活动”模式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模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引述哈贝马斯的这段论述，目的是想说明，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必然会产生异化，由于劳动的异化而传导到整个社会的人的异化。当然，这种异化通过社会自身机制和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的革新和创新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如国家福利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在工业化条件中，社会的进步如果在人与自然的冲突关系格局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这种社会也如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单行道》（Einbahnstraβe）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Einbahnstrobe One Oimensional Man）所揭示的悖论——人的异化最终指向了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困境。①
而在农业生产条件下，人类劳动就能够在实践力量和占有内容之间达成一种统一。在农业文明中，劳动实践与人的统一性通过自然这一媒介而结合。这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衣食住行要依赖自然，在生产过程中要依赖自然，在文化上也是和自然相统一的，而且社会的管理理念也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会制作陶器，而且产生了驯养、栽种等知识与技能；青铜的制造与使用让人类生产力大幅提高，从而帮助人类进入了奴隶制时代；铁器的使用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使人类进入了封建社会。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人类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铁器时代过渡到14—16世纪的世界近代史开端，期间也经历了大约2000年。我们列举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生产力因素，并不是要说明生产力因素中的科技因素，尽管每次科技的提升都会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作用于社会进步或变革。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科技的作用显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所谓体用之分，科技作为日用而在国家理念和文化理念处于“末”的位置，而“本”是农业，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念和国家理念都是基于农业这个核心。
以中国文明为例，《周易》早在夏朝时就已经存在，据说周易有三名：连山，归藏，周易。朱骏声说：“夏后首《艮》，故曰《连山》，商人首《坤》，故曰《归藏》，周人首《乾》，故曰《周易》。”②关于《易》的创始人，古代有伏羲创易说，那是古史上的三皇五帝时期，虽然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已经说明上古的历史多是后人层叠上去的，在史家看来是伪史，但是，用人类学和文化符号学观点看来，古史只是一种文化符号，如燧人氏、神农氏等。根据现代的历史观念也可以证明，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由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的过程，神农尝百草也是如此。只不过，中国独特的史观文化造成了把一种一般性的进化过程集中于所谓“圣人”的发明与创造，即将一般性历史现象用一个虚构的神话人物集中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观念，就能理解上古史的人类学与文化符号学的重大意义，它决不能从中国历史的客观叙述中去除。除了伏羲创易说，还有文王演易说，即周文王将八卦以复卦重演的方式而增至六十四卦。
《周易》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用卦来演绎“天道”和“人事”，关于“天道”，《乾》、《坤》两卦是总纲，《乾》代表天，同时代表阳、运动、刚健、男性、君、父等哲学内涵；而《坤》代表地，地顺承天，同时代表阴、静止、覆载、雌性、阴柔、母等哲学内涵。天地之元气结合，形成宇宙起源论中的“元气说”。《乾》、《坤》两卦总领了“自然”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自然”是最高准则与标准，与之相关的哲学标准“天地人三才”；伦理标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制作标准“法象天地”；审美标准“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 《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①《系辞》成文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孔子的儒家学派主要以继承三代传统为主，而夏商周三代是继承发展的关系，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至周代而臻于完善。
《周易》还奠定了“生生谓易”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说，天地自然创造滋养万物，宇宙自然处于生生不息之中。《乾·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②大明是太阳，六位是天地加上春夏秋冬四季，这就是天道变化了。太阳以昼夜为终始，四季寒来暑往，不停更替，生生不息。《坤·彖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③地的元气是至善的，万物靠它生长，是顺受天道的。地广厚能覆载万物，含容广大，各种物类在其中都能畅达。天地之德在于资生资养万物，其中，天为主导，引导昼夜四季运行，地为顺承，包容广大，有至善之德。这就是“易道”，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易道”就是“天地之道”。
并且，“天地之道”或称“易道”还不仅如此，还应加上一种特殊的物类——“人”，因为，人是有创造性的，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秀。在“生生”世界中，天、地、人构成最有创造力的物类，是谓“三才”，而在此三才结构中，古人认为“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是人地天的层级顺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把人类置于天地自然之下。人类参天法地，仰观俯察，从天地运行与万物交融中来把握“道”及“自然”，因而“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最高哲学标准——“自然”是从低一级的人地天演绎、抽象而成，这就是“观物取象”。那么，观物取象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时空观念，人所处的位置是怎样的位置？人所处的时间是怎样的秩序？古人的天地观念就是时空观念。这种时空观念很容易理解，人所处的位置在天和地之间，天（太阳）和地创造了万物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时间。其次是生存观念，人类与万物是一种什么关系？古人的生存观念就是“生生”观，是说人类与万物一样，在天地之间生长，天地赋予了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是法则观念，人与万物遵守什么样的法则？古人的法则观念就是法象天地。一切以天地为法，以自然为法，并以此来建立一种恒常秩序。
与“天道”相顺承的是“人道”，“人道”与“天道”的关系犹如“地”与“天”的关系。既然“天道”以自然为最高准则，那么“人道”也须如此。天道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人道也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比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是有等差的，这是基本的人伦准则，也是“法象天地”的当然结论。《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①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哲学基座就是天道和人道相结合的自然之道。这种哲学理念从夏代开始就被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此后历朝历代增益补充，形成体系完整的逻辑严密的文化体系。
因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文化，其体现了原生性的体用合一的生态自觉精神。
三、工业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经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追逐利润的本性可能会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破坏。尽管当前的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有相当普遍的认识。但是，我们应当区别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这两个概念，虽然这两者在历史层面上往往相提并论。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人类进步的象征，也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同样适合检验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例如，同样是解放生产力，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就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当然，从现实和实践层面看，社会主义如中国也在解放生产力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环境的巨大污染。这其中有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当我们引进西方资金和西方制造业企业时，往往被迫引进一些低端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这种情况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充满隐喻的论文《公地悲剧》：“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草场，可以预料到的是，每个牧民都努力利用这个公共福利喂养尽可能多的牛……（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每个牧民都在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他明确或者含蓄地、多少有意识地问：‘在我的牛群中再增加一头牛会给我带来什么效益呢？’……有理性的牧民会得出结论：唯一明智的值得他追求的事是为他的牧群增加一头又一头的牲畜……但是，这是每个共同享有这份公地的理性的牧民分别得的结论。悲剧就在这里，每个人都掉进了一个强迫他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畜群量的陷阱——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所有人们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崩溃……”②
由于过度放牧，公地上太多的牛群就毁坏了公地支撑任何牛的能力。哈丁总结道：“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给所有人带来的只有毁灭。”因此，哈丁认为，“通过私人产权或其他类似的关系可以避免公地悲剧。”因为，产权私有化后，牧民将为自己的私利而保护草场。
哈丁注意到，公地悲剧适用于分析污染：“这里的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什么东西，而是放入什么东西——生活污水，或化学的、放射性的和高温的废水被排入水体；有毒有害的和危险的烟气被排入空气；……理性的个人发现直接排入公共环境所分担的成本比废弃物排放前的净化成本少。既然这对每个人都是确定的，我们就将被锁入一个污染我们自己家园的怪圈……”③ 因此，哈丁认为，一方面，私有化能够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对一些不能私有化的公共物品如环境资源，就应该通过政府强制，通过污染许可证的交易来遏制和保护；以促使经济行为中的企业或个人通过技术革新或利益分析去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西方环境主义者认为，公地滥用、资源挥霍和环境掠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和其他行为者在分散化的系统中追逐各自的物质利益造成的。
这种情况在西方的学术概念中往往称之为“工业主义”。“工业主义”又往往和“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这就是说，在西方内部，人们将“工业主义”的哲学源头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联系起来解释。
“工业主义”的具体表征有：第一，滥用化学制品、无机农药、杀虫剂、除草剂、各种化合肥料等，对土壤、水质、鱼类及与此相关的生物链造成巨大破坏；在农业生产中各种农药、化学制剂的使用使农作物产生有毒有害残留，各种工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都对人体带来诸多严重的健康影响。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揭露了化学农药造成的污染危害了人和生物的健康甚至生命，指出了改变发展道路的必要性。第二，化工企业、造纸业、金属冶炼业、火力发电厂、炼油厂等企业产生的污水不经过净化处理，直接排入江河，废弃物不经过处理直接填埋，产生的烟气直接排入天空，这些企业对水质恶化与空气恶化负有主要责任。据有关统计，目前全球七大水系中，超过3/4的水质受到严重的化工污染。城市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及其他东西在焚烧中产生化学反应，大量有毒有害烟气排入天空。第三，各种能源的使用使全球气候改变，气温升高。第四，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全球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或能源产生稀缺性紧张。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尖锐地提出地球的承载力将达到极限，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限制增长。第五，工业主义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热带雨林急剧消失。约翰·图克希尔和克里斯·布赖特在《1998年世界形势评述》（State of the World 1998）描述到：“地球上的自然物种总数大约在400万——4000万之间，物种的灭绝本底率大约在1到3个物种每年，但当前的情况是，至少在一年之中有1000个物种消失，这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大约造成了1000倍的本底率的灭绝率。”①
工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也与经济主义相联系，如果说“工业主义”以生产为母题，那么，“经济主义”则以市场为母题，而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则以政治（指代议制和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为母题，工业文明则以理性和科技为母题。
这些概念在过去大多数时候，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要素维度一直是交叉的。但是，21世纪以来，当人们真正开始严肃地对待环境问题，并从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时，资本主义文明就成为环境保护的对立面而受到批判。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基于资本逻辑的膨胀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成为一种带有普遍逻辑结论性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之上，这就造成其本质上反生态性这样一种属性。
但是，当我们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以一种历史的回首的姿态去反思过去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场景与情境时，公允地说，其所创造的巨大的科技进步与人类生产力的解放，无疑将为生态文明社会所吸收；资本主义有关国家、社会、个人甚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些优秀理论和成功实践将为生态文明所吸收；其生产关系中的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思想观念也将为生态文明社会所吸收。
因此，在历史的维度上，我们认为，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其文明的中性特征，包括建立在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是全人类的财富。而且，对于世界客体的认知与改造，虽然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征服暴力特征，但随着生态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规范而使这一暴力特征得到有效缓解。因而，资本主义对世界客体的认知和改造，在其规范和理性的层面而言，仍不失为人类当前所仰赖的一种社会进步的路径之一。①
中国文象思维从东方思维的视角去解构“人类中心论”，从而从更深的哲学深度阐述了造成“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因素，本文在第一部分阐述了西方逻辑思维的逻辑困境在于，西方文明传统建立在对世界认知的主客分离的身份认知上。而造成这种认知的哲学根源就在于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西方用“逻辑”来建构其基本构造，从“逻辑”衍生出对整个世界的主客关系看法，以及设定性、实体性、单子性、物理性、化学性等特征，忽视和遮蔽了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和共处关系，将人类单独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把人类塑造成自然的征服者、利用者、支配者这样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认知传统建立在一元论的哲学基座上，随着人类及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关系格局。这是西方文明的内在性局限。
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观照，工业文明应该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视角，我们应该通过对其文明的解构，既能够正视其进步意义，也能够反思其历史局限，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不能进行简单的扬弃，而应该主动赋予其关于生态自觉的“文明活力”！
工业文明对于生态自觉的“文明活力”的要求和输送，不仅在今天可以由东方思维以他山之石的身份去参与构建，②事实上，在其内部，其实也存在深刻的智慧和理性资源。
西方的环境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展开。1976年统计结果显示，全世界有532个NGO环保组织，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地球峰会出席的ENGO（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有六千多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持的环境NGO就有七千多个。欧洲国家还成立了绿党，将政党党纲绿色化，使环保意识与政治意识相融合。③
作为个案，德赖泽克（John S. Dryzek）在他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Environmental Discourses）中详细讨论了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民众运动、政府关切、环境研究与环境意识形态等领域都有非常浓厚的讨论氛围并很好地形成了实践理性。德赖泽克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可以用行政理性主义、民主实用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寻求环境友好型或者说可持续型的发展，并提出超越工业社会的解决方案就是生态现代化。可见，从现象层面说，正是在工业发达国家或者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环境的认识、对生态的尊重是比较普遍的，并形成了一种浓厚的生态理性。从国家层面上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机构，如美国的环境保护署。 此外，如深生态学，在创立之初就是以恢复环境的自然特征为己任，绿色激进主义在民众中倡导绿色意识，提出绿色政治的主张，等等。这些事例可以说明，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同样也具有一种环境理性。
四、生态文明中的生态自觉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来源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思潮。正如德赖泽克所说：“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并不存在，但今天，大多数国家拥有环境立法和政府部门，而环境难题是公众最关注的最前沿。”①为了平衡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自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our common Future）发表以来，“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关于生态问题的主导性全球话语。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了大会宣言，制定了《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政府都切实实施。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潮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把生态文明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国家。
钱易认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应该从六个领域展开：第一个领域是大力提倡在生产过程中发展减物质化、非物质化、节能减排的生态经济。新的经济模式有很多提法，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这些提法本质上都是相近的，与生态经济一致。第二个领域就是消费领域。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人们收入越来越高，更要提倡节约资源以及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第三个领域就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城镇化过程中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很好地保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城市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第四个领域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树林、绿地、河流、湖泊和湿地，使它们成为人类居住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保持良好的质量和状态。第五个领域是文化教育领域。一定要把生态文明的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作为文化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既要加强学校教育，也要加强社会教育；既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吸收国外的先进观念。第六个领域是加强法制建设和管理领域。要通过法律、政策、管理等手段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②
牛文元认为，生态文明强调了“自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绿色建构，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多维系统的运行本质，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三大元素的有机统一，规定了“和谐、有序、理性”公平正义的人文环境。他认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必然为整体社会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生态文明总是意味着用智慧和理性去扩大“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能力”；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理性支配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绿色发展具有革命性提升的创新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能力”；总是意味着去寻求“提高制度的整合能力和规范社会的有序能力”。①
生态文明在一系列维度上体现了未来社会的协调、包容形态。如表1所示：②
21世纪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大文明形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都创造了大量财富。特别是工业文明几百年的时间里，人类所体现出来的创造能力更加惊人。有人从历史的跨度进行了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在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3000年内的变化。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在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大约消耗了265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142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铁、7.6亿吨的铝和4.8亿吨的铜。预计21世纪全球财富的创造大约是20世纪的3-4倍，如果仍然采用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要有3-4个地球才能满足。
人类活动已经超出了地球的承载能力（有学者计算出目前已经达到地球承受能力的120%），这是21世纪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而，必须转变目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一词的希腊语词根的本意为“家园”，指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协调、和谐的共生共处关系。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生态理性都能够提供足够的认识理性去鼓励政府和环保组织进行环境保护的立法，设立环境保护的机构，组织环境保护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生态自觉的树立和提升，环境保护仍然可能会流于形式而缺乏内部动力，从而错过恢复地球生态平衡的历史良机。
中国文象思维理论表明，在生态文明时代，首先要从顶层设计层面确立生态文明的合法和首要地位，然后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全面规定，从而树立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培养社会、集体、个人的生态自觉，从而使社会整体能够达到一种“生生谓易”的生态格局，在公平、理性、正义、协调、和谐的特征中发展进步。
中国文象思维是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的集体性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文化的思维基因。因而，它能够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脉，在系统、信息、结构上建构自然主体的思维网络及其生态格局，把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主体性统一起来。
综上所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内在地具有生态自觉的时代要求，它并不因为现代社会的物质化、能源化、货币化而消失，并且总是在人类社会付出扩张的代价时凸现它的正确位置。从而启示人们，如果没有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的和谐，一味地在“虚象”的世界中生存，人类也终将走向“虚无”的不归路。生态文明时代应该确立的全新意识形态应该是这样的：“自然的世界”是“实”，“人类的世界”是“虚”，“人类的世界”无论如何发展，它始终要有回归“自然的世界”的向心力，始终要有回归自然平衡的平静和安宁，在自然、社会、人三者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关系。
因此，在这种哲学认知格局之下，社会应该作为“他者”而存在，而不应该以宾僭主，损害自然和人的主体性地位。这就意味着，作为权力的象征者和实际拥有者，政府应该作为服务型的角色而存在，在不断改革中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和机能，在生态自觉的感召下主导社会事务，创建一个以公平、理性、正义、协调、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居环境。而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主体中的企业，应该自觉承担生态权力和义务，不仅应该自觉遵守生态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要在生态自觉的感召下具有社会主体的“他者”身份认同，尊崇自然主体的核心地位。对于个人而言，生态自觉不仅仅表现在作为自然主体的个体对自然的认同，还表现在在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和金钱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承认自然和生态对生命的整体性作用，即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也同时是自然的人，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才真正能够实现人的完整统一。
总之，“自然、社会、人”这样一种新的“天人关系”，构成生态文明的基本秩序建构。这种认知格局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生态文明才能真正具备雏形。
责任编辑：王俊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