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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调节人际关系，有利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另外，它也是一种能为东亚国家商业经济发展提供养料的文化激励因素，当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表现为儒家工作伦理（又称“儒家工作动力”）。“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工作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孝”不仅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同时也为人们的工作提供动力，为了赡养父母，为父母争光，人们会不自觉地努力工作，拼搏进取。
【关键词】儒家文化 工作动力 孝 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不断壮大。这种力量的原动力来自何处？除了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这一原因以外，还需从文化观念上探寻深层的诱因。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当代人们研究儒家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它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意义，它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调节人际关系，有利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另外，它也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经济财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当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激励人努力工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则表现为儒家工作伦理（又称“儒家工作动力”）。“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工作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可以为人们的工作提供动力，为了赡养父母，为父母争光，人们会不自觉地努力工作，拼搏进取。
一、西方学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方面，价值观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对处在儒家文化圈中的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根深蒂固。美国汉学家曾在日本、韩国、香港召开“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国际研讨会来探讨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外学者霍夫斯塔德（G.Hofstede）通过研究提出了“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mism ）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教授邦德等人（M.H.Bond）曾专门针对中国人做了调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将“孝”列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考核因素，邦德指出儒家工作动力是一条在东方国家，即处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所独有的文化价值尺度。“他们（Michael Bond等研究人员）将这一条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发现凡是儒家工作动力这一项得分高的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以1965-1984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都很快。在这一项得分最高的前8个国家或地区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巴西、印度、泰国和新加坡，亚洲五小龙全部在里面。” 与新教伦理 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相类似，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儒家工作伦理推动着处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儒家文化动力作用举隅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及其父亲司马谈对他的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若能了解司马迁受父亲临终之托，继承父业，修《史记》，那么就能很好的理解司马迁后期的行为——在受到残害身心的腐刑之后，他仍坚持写作，并创造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家巨著。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都很好的体现了儒家孝文化。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被问及如何处理经济复苏的问题时，他回答说，“儒家文化是我在世行工作的动力。儒家文化讲求‘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现在，我只能说，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愿意去试试看！”他的这种认识来自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因为政治形势所迫终不能为父奔丧，林毅夫发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痛。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时期，两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很强盛，在经济方面更是空前的繁荣。反观这两个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其统治者都“以孝治天下”。《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汉书·宣帝纪》载宣帝下诏，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 唐代也特别崇尚孝治，《册府元龟》卷一三八《帝五部·旌表二》载：“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为了更好的普及孝德，身为一国之君的唐玄宗为《孝经》做注，把《孝经》宗为经书。汉、唐统治者把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与重视家庭伦理精神的孝文化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使其综合国力达到空前鼎盛，这正是对孔子“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治国之策的成功实践。
新加坡被称为“管理的最好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人员所采取的正确措施，他们的决策借鉴了西方经验，也充分利用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转型时期，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生了动摇，人们道德滑坡，新加坡通过教育系统，加强对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宣扬，以此来防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道德的失范，从而规范了现代商业活动当中人们的行为，并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学者向海英所说，“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 ”。
由此可见，不管是个人的工作，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都受到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其中，孝文化的动力作用尤为突出。
三、“孝”文化与工作动力
（一）“孝”文化与工作动力对接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向来强调“家”“国”这两个概念，家庭在儒家文化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群体或组织的层面，儒家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即所谓家庭主义精神。” 之所以中国历代君主都重视儒家文化，就是因为从这种家庭主义精神可以衍生出对国家的忠，对民族的爱。企业是在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组织，与欧美企业所不同的是，东亚的诸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家庭。如此以来，重视家庭价值的儒家文化和现代企业则找到了共通点，这是儒家文化可以对现代企业起推动作用的土壤。“在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精神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它是人们努力工作的原始驱动力，它在经济组织中有着难以替代的内聚作用……” 重视血缘关系的孝文化最能体现儒家的家族精神，可见，儒家文化的动力作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人们行孝这一行为，如此以来，孝文化实现与动力作用的对接。之前举例当中，司马迁子承父业，修《史记》；林毅夫“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汉唐两朝“以孝治治国”，使国家达到空前的强盛。在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生动摇的情况下，新加坡领导人重新倡导儒家文化，把新加坡引向健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些都很好的体现了孝文化的动力作用。 （二）、“孝”文化的原动力作用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丰富和弘扬着“孝文化”。许慎《说文解字·老部》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这一字形基本体现了“孝”的观念。《尔雅》：“善事父母曰孝。”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推崇“孝”行，《诗经·小雅·蓼莪》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方玉润《诗经原始》评《诗经·小雅·蓼莪》是“千古孝思绝作” 。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等详尽地解说和探究“孝”的内涵和表现，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礼记》、《孝经》、《孟子》等注释本对“孝”进行了全面论述。《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经·开宗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大戴礼记·大孝》中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孟子·离娄下》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首先，这些阐述揭示了“孝”的内涵，使“孝”文化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先哲们将“孝”与儒家“仁”“德”的道德追求相联系来说明“孝”的重要地位。孔子说，“孝”是“仁”“德”的根本，这说明儒家“仁”“德”的思想是从“孝”引申出来的。其次，这些论述规定了“孝”的具体行为规范：尽心地奉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敬重父母，不让父母担心，要为父母争光。换言之，这几部书不仅对“孝”进行理论上的阐释，而且从实践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究。《诗经·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千百年来，中华孝文化代代相传，儒家经典著作中关于孝文化的理论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后世许多教育类的书都从这几部书中汲取营养，人们行孝基本是基于这几部书对“孝”的具体行动的描述。
根据儒家所阐释的“孝”的内涵，可以对“孝”进行归类：
第一层：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
第二层：要为父母的身体担忧；
第三层：对待父母的态度要敬；
第四层：做事不让父母担心；
第五层：不能给父母丢脸，不使父母受辱；
第六层：要为父母、家族争光。
台湾学者黄坚厚调查了台湾成年人对孝行的意见，并对其做了整理 ，其归类与本文的分类有很大的吻合度：
以适当方式奉养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
努力工作，发展自己的事业，以安慰父母；
建立良好端正的行为模式，能受人尊重，归荣耀于父母。
通过对“孝”进行细化分类发现，“孝”的第一、第四、第五，以及第六层涵义说明了其可以为人们工作提供动力。
1、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
《孟子·离娄下》说：“惰其四体，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体现了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爱与和谐。为了尽到这一义务，子女们必须努力赚取钱财为父母提供物质保障。换言之，人们赚取钱财的动力当中，有一部分来自人们尽心赡养父母的孝心。
2、做事不让父母担心；
为了不让父母替自己担心受怕，人们在行事当中，往往不让自己处于不利的环境当中，而是规避危险，时刻提醒自己远离危险的事情来保全自我，“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因为孝文化讲“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 所以人们通常将“和”做为理想的境遇，在人际交往中常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而良好的人际环境有利于人们的工作，人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创造社会财富，这也是“行孝”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3、不能给父母丢脸，不使父母受辱；
“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这里曾子强调了孝道的实践与个人修养的一致性。在社会组织当中，除了勤勤恳恳的工作，人们更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质量和道德修养，不做违背道德原则的事情，从而避免使父母受辱，这种行孝方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4、要为父母争光。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节，在孝的践行当中，名节依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孝经·开宗明义》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司马谈教育司马迁也说：“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中国人在克己修身的基础上，努力进取，发展自己的事业，赚取好的名声，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可以为父母宗族争光，这是令父母最欣慰的事情。
由此可见，人们为了光宗耀祖，赡养父母，有一种立身行道的信念，更有一种赚取钱财需求。人们提高道德修养做一个孝子的同时，实现了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此外，在人们行孝过程中间接地产生了另外一个社会意义，那就是“孝”督促人们努力工作，为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动力。“《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受此思想影响，中国人一向将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以彰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作为行孝的重要做法，这是中国人向来崇尚自强不息精神的心理动力之一。” 对父母的孝可以上升到对民族、国家的大孝，以血统为基础的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这对民族兴旺，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面对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研究对象，以心理学家邦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调查小组，将“孝”列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做法，通过以上的论述或许可以得到解释。既然，“孝”既可以使家庭和谐，又可以使社会稳定，还可以通过作用于组织中的个体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人意料的社会财富，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孝文化的发扬，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让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这也是孝文化时代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Z]，《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卷第一、卷第三，第2545-2456页、第2549-2551页。
[2]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Z]，《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1页。
[3]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Z]，中华书局，2008年，卷四，第415-517页。
[4]刘海英，<儒家文化内生原动力与东亚文明>[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1期（2011年），第14-16页。
[5]刘林平，<从个人、企业、社会层面看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J]，《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0年，第39页。
[6]黄坚厚，<现代生活中孝的实践>[J]，《中国人的心理》，杨国枢主编，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第25-28页。
简介：李娜（1988.10——），女，汉族，籍贯甘肃武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文学的学习与研究。
【关键词】儒家文化 工作动力 孝 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力量不断壮大。这种力量的原动力来自何处？除了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这一原因以外，还需从文化观念上探寻深层的诱因。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当代人们研究儒家文化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它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意义，它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观念，调节人际关系，有利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另外，它也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创造经济财富，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当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激励人努力工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则表现为儒家工作伦理（又称“儒家工作动力”）。“孝”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儒家工作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可以为人们的工作提供动力，为了赡养父母，为父母争光，人们会不自觉地努力工作，拼搏进取。
一、西方学者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一直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方面，价值观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是决定人们所持看法和所采取行动的根本出发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对处在儒家文化圈中的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根深蒂固。美国汉学家曾在日本、韩国、香港召开“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国际研讨会来探讨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外学者霍夫斯塔德（G.Hofstede）通过研究提出了“儒家动力论”（ Confucian Dynamism ）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系教授邦德等人（M.H.Bond）曾专门针对中国人做了调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将“孝”列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考核因素，邦德指出儒家工作动力是一条在东方国家，即处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所独有的文化价值尺度。“他们（Michael Bond等研究人员）将这一条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发现凡是儒家工作动力这一项得分高的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以1965-1984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都很快。在这一项得分最高的前8个国家或地区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巴西、印度、泰国和新加坡，亚洲五小龙全部在里面。” 与新教伦理 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相类似，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儒家工作伦理推动着处于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经济的发展。
二、儒家文化动力作用举隅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述及其父亲司马谈对他的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勿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若能了解司马迁受父亲临终之托，继承父业，修《史记》，那么就能很好的理解司马迁后期的行为——在受到残害身心的腐刑之后，他仍坚持写作，并创造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家巨著。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都很好的体现了儒家孝文化。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被问及如何处理经济复苏的问题时，他回答说，“儒家文化是我在世行工作的动力。儒家文化讲求‘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现在，我只能说，只要我认为是对的，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也愿意去试试看！”他的这种认识来自父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因为政治形势所迫终不能为父奔丧，林毅夫发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痛。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繁盛的时期，两朝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很强盛，在经济方面更是空前的繁荣。反观这两个朝代，有一个共同特点：其统治者都“以孝治天下”。《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汉书·宣帝纪》载宣帝下诏，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 唐代也特别崇尚孝治，《册府元龟》卷一三八《帝五部·旌表二》载：“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为了更好的普及孝德，身为一国之君的唐玄宗为《孝经》做注，把《孝经》宗为经书。汉、唐统治者把以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与重视家庭伦理精神的孝文化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使其综合国力达到空前鼎盛，这正是对孔子“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治国之策的成功实践。
新加坡被称为“管理的最好的国家”，新加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府人员所采取的正确措施，他们的决策借鉴了西方经验，也充分利用了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转型时期，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生了动摇，人们道德滑坡，新加坡通过教育系统，加强对儒家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宣扬，以此来防治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道德的失范，从而规范了现代商业活动当中人们的行为，并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儒家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学者向海英所说，“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 ”。
由此可见，不管是个人的工作，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都受到儒家文化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其中，孝文化的动力作用尤为突出。
三、“孝”文化与工作动力
（一）“孝”文化与工作动力对接
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向来强调“家”“国”这两个概念，家庭在儒家文化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群体或组织的层面，儒家文化精神集中表现为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即所谓家庭主义精神。” 之所以中国历代君主都重视儒家文化，就是因为从这种家庭主义精神可以衍生出对国家的忠，对民族的爱。企业是在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的群体组织，与欧美企业所不同的是，东亚的诸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家庭。如此以来，重视家庭价值的儒家文化和现代企业则找到了共通点，这是儒家文化可以对现代企业起推动作用的土壤。“在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主义精神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它是人们努力工作的原始驱动力，它在经济组织中有着难以替代的内聚作用……” 重视血缘关系的孝文化最能体现儒家的家族精神，可见，儒家文化的动力作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人们行孝这一行为，如此以来，孝文化实现与动力作用的对接。之前举例当中，司马迁子承父业，修《史记》；林毅夫“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汉唐两朝“以孝治治国”，使国家达到空前的强盛。在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发生动摇的情况下，新加坡领导人重新倡导儒家文化，把新加坡引向健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些都很好的体现了孝文化的动力作用。 （二）、“孝”文化的原动力作用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丰富和弘扬着“孝文化”。许慎《说文解字·老部》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这一字形基本体现了“孝”的观念。《尔雅》：“善事父母曰孝。”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推崇“孝”行，《诗经·小雅·蓼莪》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方玉润《诗经原始》评《诗经·小雅·蓼莪》是“千古孝思绝作” 。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等详尽地解说和探究“孝”的内涵和表现，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礼记》、《孝经》、《孟子》等注释本对“孝”进行了全面论述。《论语·学而》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经·开宗明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大戴礼记·大孝》中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孟子·离娄下》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首先，这些阐述揭示了“孝”的内涵，使“孝”文化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先哲们将“孝”与儒家“仁”“德”的道德追求相联系来说明“孝”的重要地位。孔子说，“孝”是“仁”“德”的根本，这说明儒家“仁”“德”的思想是从“孝”引申出来的。其次，这些论述规定了“孝”的具体行为规范：尽心地奉养父母，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敬重父母，不让父母担心，要为父母争光。换言之，这几部书不仅对“孝”进行理论上的阐释，而且从实践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究。《诗经·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千百年来，中华孝文化代代相传，儒家经典著作中关于孝文化的理论和具体的行为规范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后世许多教育类的书都从这几部书中汲取营养，人们行孝基本是基于这几部书对“孝”的具体行动的描述。
根据儒家所阐释的“孝”的内涵，可以对“孝”进行归类：
第一层：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
第二层：要为父母的身体担忧；
第三层：对待父母的态度要敬；
第四层：做事不让父母担心；
第五层：不能给父母丢脸，不使父母受辱；
第六层：要为父母、家族争光。
台湾学者黄坚厚调查了台湾成年人对孝行的意见，并对其做了整理 ，其归类与本文的分类有很大的吻合度：
以适当方式奉养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
努力工作，发展自己的事业，以安慰父母；
建立良好端正的行为模式，能受人尊重，归荣耀于父母。
通过对“孝”进行细化分类发现，“孝”的第一、第四、第五，以及第六层涵义说明了其可以为人们工作提供动力。
1、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
《孟子·离娄下》说：“惰其四体，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 赡养父母，保障父母的基本生活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体现了家庭代际之间的关爱与和谐。为了尽到这一义务，子女们必须努力赚取钱财为父母提供物质保障。换言之，人们赚取钱财的动力当中，有一部分来自人们尽心赡养父母的孝心。
2、做事不让父母担心；
为了不让父母替自己担心受怕，人们在行事当中，往往不让自己处于不利的环境当中，而是规避危险，时刻提醒自己远离危险的事情来保全自我，“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因为孝文化讲“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 所以人们通常将“和”做为理想的境遇，在人际交往中常追求一种和谐的状态，而良好的人际环境有利于人们的工作，人们能够更加有效的创造社会财富，这也是“行孝”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3、不能给父母丢脸，不使父母受辱；
“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这里曾子强调了孝道的实践与个人修养的一致性。在社会组织当中，除了勤勤恳恳的工作，人们更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质量和道德修养，不做违背道德原则的事情，从而避免使父母受辱，这种行孝方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4、要为父母争光。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节，在孝的践行当中，名节依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孝经·开宗明义》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司马谈教育司马迁也说：“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中国人在克己修身的基础上，努力进取，发展自己的事业，赚取好的名声，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可以为父母宗族争光，这是令父母最欣慰的事情。
由此可见，人们为了光宗耀祖，赡养父母，有一种立身行道的信念，更有一种赚取钱财需求。人们提高道德修养做一个孝子的同时，实现了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此外，在人们行孝过程中间接地产生了另外一个社会意义，那就是“孝”督促人们努力工作，为人们的工作提供了动力。“《孝经·开宗明义》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受此思想影响，中国人一向将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以彰显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作为行孝的重要做法，这是中国人向来崇尚自强不息精神的心理动力之一。” 对父母的孝可以上升到对民族、国家的大孝，以血统为基础的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这对民族兴旺，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面对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研究对象，以心理学家邦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调查小组，将“孝”列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的做法，通过以上的论述或许可以得到解释。既然，“孝”既可以使家庭和谐，又可以使社会稳定，还可以通过作用于组织中的个体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人意料的社会财富，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孝文化的发扬，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让社会发展更加和谐，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这也是孝文化时代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Z]，《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卷第一、卷第三，第2545-2456页、第2549-2551页。
[2]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Z]，《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1页。
[3]方向东撰，<大戴礼记汇校集解>[Z]，中华书局，2008年，卷四，第415-517页。
[4]刘海英，<儒家文化内生原动力与东亚文明>[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1期（2011年），第14-16页。
[5]刘林平，<从个人、企业、社会层面看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J]，《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0年，第39页。
[6]黄坚厚，<现代生活中孝的实践>[J]，《中国人的心理》，杨国枢主编，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第25-28页。
简介：李娜（1988.10——），女，汉族，籍贯甘肃武威，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文学的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