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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为绵阳师院重点立项课题《三星堆文明与特洛伊、迈锡尼及古埃及文明之近似》的一部份，由绵阳师院科研经费资助
内容提要：史学界对成都平原史前史有过研究，但至今仍朴朔迷离，原因是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太少。而周边如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等地却非常丰富。于是本文作者作了大胆推论：古蜀人是由南面的濮人北上和北面的羌人南下及东面的巴人西进与川西平原本地的资阳人汇集而咸的，时间有前有后，前者受川盐的吸引，后者是农业发明较成熟后到达川西平原这块沃土的。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和资阳人共同构成的四川土著(古蜀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
关键词：成都平原 史前 濮人 羌人 土著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3-11-15
三星堆遗址称三星堆文化准确，还是称三星堆文明更科学，我认为叫文化或叫文明都可以(后面再论)。因为三星堆遗存出土的器物包含了距今5200年至2800年的文化实物，其性质不尽相同，考古界也把它分为四个时期。但从主要器物内容而论，总体上我们把它叫做三星堆文明更为宏观或更为广义。三星堆文明所在区域的成都平原(或称盆地)在三星堆以前的历史，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来证实，但我们可从周边早期原始人类遗址的发现和后世少得可怜的追忆来推论其大概情况，特别是它的原始土著居民。
刘少匆先生在他的著作《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中说：“上古和远古，四川的文化，就是彝濮等土著创造的吗?其图景仍是扑朔迷离。”既带有些肯定的意思，但又恐证据不充分。如四川西部最早的土著是古蜀人，又缺史证，有的只是传说或神话或简单零星的不太可靠的文字记载，如蜀山氏的名称始于因提纪；庖西氏为禅通纪。看起来早，实不可靠。优羲氏时代，蜀山氏部落才形成的说法，也值得思考，至于杜宇下山，更是在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四川通史》说：“先秦四川境内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已在当地定居的民族，……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多为”二字很关键，意思是说到了商周时代，四川定居的民族多数是濮人，并不是说濮人这时才开始定居四川。那么，先于蜀山氏在西川特别是三星文明范围内定居的土著有哪些呢?可能有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等，绝不只一族。其中主要是濮人的北上。羌人的南下，巴人的西进。下面主要论述濮人的北上和羌人的南下。
从宏观看，我国南方的民族，大都源于古代的四大族系，即氏羌、百越、苗瑶和濮人。现今南方各族与四大族系有深厚的族属渊源，而且在语言系属上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操藏缅语的民族，如藏族、羌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土家族等，均出自氐羌族系，即古书中所说的“氐类”。操壮侗语的民族，如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傣族、黎族，均出自百越族系，古称“越人”。操苗瑶语的苗族、徭族和畲族，皆属苗瑶族系，古称“南蛮”。濮人的后裔，如仡佬、羿子、拉基等，其语言大抵属仡基语族。从微观看，四川西部土著民族源于氐羌族系和濮人族系。
濮人，是我国古代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强大族群之一，分布在东起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带，西迄今滇、黔、川、桂交接地区，谓之“百濮”。川西濮人正是川黔交接一带这一支。川黔交接一支，究竟源于何时?贵州省的学者认为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以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田曙岚先生说：“所谓夜郎国种人，实系原始据有云贵高原和湘西丘陵地的濮系民族——由濮人到僚人直至现在的仡佬无疑。”(见田曙岚《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63年6月油印本)。我在拙作“水族源流考”(《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5期)中经过审慎考证，虽然对田老濮人名称的变更有不同看法外，在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这一结上是一致的。著名史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也谈到了贵州西部、北部和云南东北部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的族属，他说：“夜郎系濮族古国”。这说明到了战国西汉中期的夜郎国时，夜郎国境内的原始主要居民仍称濮。
为什么说濮是贵州原始居民呢?这是因为贵州、云南境内发掘出多处原始人类遗址，其实四川也有，只不过太少。这说明贵州大面积经过过原始群阶段。云南境内有著名的元谋人，四川西部有资阳人。而贵州西部和西北部的原始人类，情形如下：我们知道，人和猿有共同的远祖，但在往后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分化为猿科和人科，而人科经历了古猿、直立人和智人等阶段发展为现代人。古猿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生活在400万年至190万年前。直立人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是我国早期直立人的代表。晚期直立人生活在距今150万年到20万年，以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为代表。智人亦有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年到5万年，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到1万年。在贵州，有属于晚期直立人的“黔西观音洞文化”、“桐梓人”，有属于早期智人的“水城人”和“大洞人”，有属于晚期智人的“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白岩脚洞人”以及安龙“观音洞人”等，贵州境内的原始人类遗址，除“桐梓人”外，均在贵州西部和西北部，是云南和四川近地，“桐梓人”与今重庆市近邻。这说明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就不奇怪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四川西南部接壤的黔西观音洞文化，被喻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大主要文化区之一。196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组成了联合考察小组，在黔西观音洞进行调查和试掘。次年冬天，著名考古学家斐文中亲临现场主持发掘，确定了观音洞遗址的性质。1973年至1974年继续进行发掘，共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动物化石23种，因具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面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文化面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年代距今18-24万年。观音洞出土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石器占石制品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左右，可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凹缺刮器、石锥和雕刻器七类，以刮削器数量最多。观音洞的石制品，依据贵州历史学家史继中先生的总结，有五个特点，我本人完全赞同这一归纳：第一，对石料的利用相当充分，石器的成品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而且很少发现未经加工或未使用过的石片；第二，石器大部分是用石片加工而成，少数用石核进行加工；第三，石器大小悬殊，类型繁多，加工方向不固定，反映工具制造技术还较为原始；第四，许多器物都有第二步加工，以单面加工为主，但也有错向加工、交互加工、对向加工和横向加工，其加工方法的多样性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第五，打片主要采用锤击法，其次是碰砧法，修理台面亦用锤击法，这与“北京人”采用砸击法打片和修理石器的方法有所不同。
黔西观音洞文化的特点，决定其重要意义，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从全国范围来看，“观音洞文化”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系统的另一种类 型。经过大量史料比较，《中国通史》认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有三个文化区：第一个文化区是以山西的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文化区是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第三个文化区可以贵州黔西观音洞为代表。2001年，国务院批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黔西观音洞文化及如前所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文化加上后来距今1万年左右的贵州西北部的威宁吴家大坪、西部的平坝飞虎山等新石器时代的贵州洞穴文化遗址，证明了贵州至少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经过了原始社会各个阶段，规模在全国屈指可数。到了有文字可考或追忆的夏商及西周时的“赤水”、“鬼方”、“胖柯”及战国时的古夜郎国时，其“原始居民”为濮。由濮而僚，由僚而仡佬。
今四川西部(包括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蜀人形成之前的土著，其中主要一支，正是从贵州西北部北迁而至的濮人，虽无直接正史可考，难度很大，但可合理推论如下：
第一，贵州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非常丰富，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之一，而四川除川西南之资阳外，这一文化时段非常欠缺，而且以后的石器时代各阶段文化不象贵州那样衔接。第二，上古和远古四川土著是彝濮的记载，不多但也不少：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之时的唐、微、卢、彭等奴隶制小国或叫部落联盟，是濮人的国家，或他们的先民是濮人。在四川，以蒲、郫、彭、等等命名的地方不少，这些读音与濮人有关，这一点与贵州相同，历史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有许多以“普”为名的路府州厅卫，例如宋代的普里路(在今贵州安顺一带)；元代的“普安路”(在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一带，路治设在今盘县东三十里)和“普定路”(在今安顺、平坝、镇宁一带，路治设在今安顺城)；明代的“普安军民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盘县)和“普定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安顺)；清初的普安厅(后改为盘州厅)和“普定县”(即今安顺城)，等等。现在的普安、普定等县，是否可能因为“濮”族居地而得名，把“濮”讹称为“普”。第三，濮人支系繁多，故称百濮，到战国时，以夜郎及滇为大宗。第四，四川南部曾是夜郎古国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夜郎地域，“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约当今之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据《水经江水注》、《蜀记》、《十道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以及今贵州桐梓、赤水都是古夜郎地，号称：“大夜郎国”。第五，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之后裔仡佬族，中心在今遵义以东和毕节大方县，分别与重庆和四川接壤。以大方县仡佬族为例：与古代“濮”人，“僚”人接触最早而又最频繁的当推卢鹿族，他们当时即呼“濮”或“僚”人为“濮”，今日的彝族仍呼仡佬族为“濮”。大方县百纳镇有个地方叫做“普底”，原是仡佬族住的一个场坝，上世纪50年代后，那里住的都是彝族。彝族呼仡佬为“普”，呼场坝为“底”，所谓“普底”，就是“仡佬族的场坝”的意思。大方县，蜀之近地，过了赤水河，就是古蔺县。第六，川西无论是南部还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地区均产食盐。川东、川南盐资源丰富自不必说，成都平原自古也有产盐的记载，《华阳国志》：“广都县、郡(成都)东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四川通志?卷六十八》：“成都、华阳：于简州、犍为、射洪等州县买盐运至本县行销；双流：于简州、乐山、犍为买盐；新繁、新都、郫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宁：于三台、射洪、中江买盐；灌县：于简州、犍为、三台、井研等县买盐；彭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庆、新津：于乐山、犍为、井研买盐；汉州：于射洪、三台、中江买盐；什邡：于三台、射洪等县买盐。”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说：“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第七，在三星堆的祭器坑中，发现大量象牙，表明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明以前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并有像大象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都有，更不知其它动植物有多少种，而《山海经?海内经》告诉了我们这一切：“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稻、黍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本所聚。爱有百兽，相群爰处。草也，冬夏不死。”更有成都平原河流纵横，“沃野千里”，适于农业耕作。
以上七条，第一条以物证说明贵州西部和北部经过了原始社会，并且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域之一，比川西丰富得多，有大量原始居民。第二条和第三条史书明确记载四川远古土著为彝濮，夜郎及滇为百濮大宗，而四川是小宗。第四条、第五条，阐明了川南到战国时曾为大夜郎地域，贵州西部、西北部与蜀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濮人的后代仡佬族中心大方县离四川很近容易进退(此迁或南移)。第六条证明川南和川西平原自古有食盐，对贵州西北濮人很有吸引力。第七条表明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比贵州西北部好得多，有利于狩猎、打渔和农业生产，对近邻贵州的濮人来讲，同样具有深深的吸引力。这样。贵州西北各(遗址)群落中的濮人和川西南(资阳遗址)的濮人分期不断向西北迁徙，成为成都平原地广人稀中的主要土著之一。因为成都平原迄今发掘出的石器时代遗址少得可怜。
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人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北迁的，又是从哪条路线走的?这些都无从可考，只能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进行合理推测，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合理分析推测对历史学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不然有谁能填补空白。
第一次很可能最早发生在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直立人即贵州北部之黔西人(黔西观音洞文化)和桐梓人时期，就有很少的“人”到了四川。因为当时的桐梓人已知用火取暖御寒、烧烤食物。有原始思维和原始语言。在游猎和打渔过程中，某个群落到了长江，在沾水季节用茅草和枯枝，扎木筏或竹筏过江，在北岸狩猎和打渔过程中，苟食岩盐，觉得烧熟的肉蘸着盐吃味道极好，于是以后返回告诉原来住地的群落，逐步北迁，但也有的群落留住原地不愿游走他方。以后，贵州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公元前1万年左右)都有少量人类前后抵达四川。到了新石器文化时代(一般认为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500年)，从类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有人把它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日渐兴盛起来。这时可能出现了濮人先民北迁的高潮，因为成都平原的沃土和河流、食盐、密林把高山，、缺盐、少水，植被稀薄不太利于农耕的贵州西北部的濮人先民深深吸引过去。贵州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典型当数平飞虎山遗址。是新、旧文化共存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12920±350年和13340±500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4120±90年和8340±135年。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与黔西观音洞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物为磨制石器和破碎陶片。磨光 石器共27件，器形有锛、斧、纺轮、箭镞、石臼、石球、石块、利刀和和磨具。陶片近2000件，多为夹砂陶，以手制为主，纹饰多样，还有三片彩陶。骨器中还发现了小型獠牙铲，此外，在贵州西北部紧邻四川的地方还采集到许多新石器，如威宁吴家大坪的石锛，长方形锛等；毕节青场的石铲、石锄等；大方、织金征集到的石斧、似锛器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贵州西北部已开始进入原始农业时代，而四川没有这方面的遗址。
至于两次迁徙路线，根据地理条件来看，可能是这样的：第一次分两路，东路在距今20万年，今贵州桐梓县城西北与今重庆綦江交界的“桐梓人”游猎北去，在今巴南至江津段扎木筏或竹筏渡过长江，苟食天然巴盐，又掌握保存天然火种的先进技术，遂与古巴人混居，后与古巴人同化，其中一部分以巴人“身份”西迁到今成都平原成为其最早的土著民2--。另一路，即西路濮之先民即以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贵州西北部和西部晚期直立人一部分则与桐梓人几乎同时向北游猎，在长江今泸州向西南溪段打渔，后过长江北岸或源江逆水而上(或沿两岸打渔狩猎而上)，在今自贡市以南贡井区苟食天然岩盐，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因某种非抗力，继续北上，与资阳人汇合，同为濮人先民。第二次只一路，即从前的西路濮人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时，(贵州西部和西北部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农业发明较成熟以后)以濮人后裔仡佬族中心即今之贵州毕节大方县城以北之百纳镇为起点，渡过赤水河和扎筏过长江，先到长江北岸水草丰茂且有盐的地方。后继续北上，与资阳濮人北人成都平原，与原来到达的濮人祖先会合，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则由后来之古蜀人完成，后面有论)，定居下来，成为成都平原最早的土著之一。
前面讲了成都平原土著之一濮人是由南向北迁徙的结果。那么，北方羌人又是怎样南迁到川西的呢?
今天的羌族主要居住在汶川、茂县、里县及北川羌族自治县。有30多万人。有碉楼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能歌善舞，歌舞相间，随地舞唱。有太阳崇拜文化习俗。
甲骨文有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商代都城——殷的附近有羌人部落。就金文(钟鼎文)和周代文献记载，羌人中的姜姓与周人中的姬姓，曾结成互为通婚的集团。<史记，周本记》说，周武王伐纣时，还联合羌人共同作战。《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三苗”属“南蛮集团”，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或公元前四千年迁往我国西北地区。甲骨文里的“羌”字，许慎<说文解字》释为从羊从人。《后汉书?西羌传》描绘他们“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说明羌人过着“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为主的游牧生活，战国初期，羌人首领爰剑被秦军俘虏做奴隶时，学到了汉族的许多先进文化，后逃回羌地推广，促进羌族部落迅速发展。《墨子·节葬篇》、《列子·汤问篇》、《荀子·大略篇》、《吕氏春秋·义赏篇》以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说羌人行火葬。这可能与后来三星堆文明的火葬坑有渊源。而从《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实行父子联各制和行火葬，《明实录·太祖实录》称滇东北、黔西北地区曾经进行反抗斗争的彝族为“叛羌”，把镇压起义的宦吏叫做“平羌将军”等史事看，彝族与羌人又似有历史关系。《安顺府志·卷二十二》说，彝族的一世祖希母遮原居“旄牛徼外”，即今四川西北。
据上，笔者认为古羌人的一支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从青海一带向南到达岷山了。岷山，按刘少匆等先生观点，就是蜀山。当时这里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羌族释比经词》说羌、戈基人(按戈基人即氐人说)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拼打，比用木棍和麻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双方使用的工具看，就可得知该地区这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如前所论，成都平原及周围地区最早的土著可能有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等。其中最多的濮人是从贵州西北及云南东北部向北迁去的；古羌人则是从青海往南迁徙到达的。时间距今60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实际。
责任编辑 俞 菲
内容提要：史学界对成都平原史前史有过研究，但至今仍朴朔迷离，原因是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太少。而周边如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等地却非常丰富。于是本文作者作了大胆推论：古蜀人是由南面的濮人北上和北面的羌人南下及东面的巴人西进与川西平原本地的资阳人汇集而咸的，时间有前有后，前者受川盐的吸引，后者是农业发明较成熟后到达川西平原这块沃土的。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和资阳人共同构成的四川土著(古蜀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蜀文明。
关键词：成都平原 史前 濮人 羌人 土著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3-11-15
三星堆遗址称三星堆文化准确，还是称三星堆文明更科学，我认为叫文化或叫文明都可以(后面再论)。因为三星堆遗存出土的器物包含了距今5200年至2800年的文化实物，其性质不尽相同，考古界也把它分为四个时期。但从主要器物内容而论，总体上我们把它叫做三星堆文明更为宏观或更为广义。三星堆文明所在区域的成都平原(或称盆地)在三星堆以前的历史，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来证实，但我们可从周边早期原始人类遗址的发现和后世少得可怜的追忆来推论其大概情况，特别是它的原始土著居民。
刘少匆先生在他的著作《三星堆文化探秘》一书中说：“上古和远古，四川的文化，就是彝濮等土著创造的吗?其图景仍是扑朔迷离。”既带有些肯定的意思，但又恐证据不充分。如四川西部最早的土著是古蜀人，又缺史证，有的只是传说或神话或简单零星的不太可靠的文字记载，如蜀山氏的名称始于因提纪；庖西氏为禅通纪。看起来早，实不可靠。优羲氏时代，蜀山氏部落才形成的说法，也值得思考，至于杜宇下山，更是在夏商之际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四川通史》说：“先秦四川境内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已在当地定居的民族，……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多为”二字很关键，意思是说到了商周时代，四川定居的民族多数是濮人，并不是说濮人这时才开始定居四川。那么，先于蜀山氏在西川特别是三星文明范围内定居的土著有哪些呢?可能有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等，绝不只一族。其中主要是濮人的北上。羌人的南下，巴人的西进。下面主要论述濮人的北上和羌人的南下。
从宏观看，我国南方的民族，大都源于古代的四大族系，即氏羌、百越、苗瑶和濮人。现今南方各族与四大族系有深厚的族属渊源，而且在语言系属上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操藏缅语的民族，如藏族、羌族、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拉祜族、土家族等，均出自氐羌族系，即古书中所说的“氐类”。操壮侗语的民族，如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傣族、黎族，均出自百越族系，古称“越人”。操苗瑶语的苗族、徭族和畲族，皆属苗瑶族系，古称“南蛮”。濮人的后裔，如仡佬、羿子、拉基等，其语言大抵属仡基语族。从微观看，四川西部土著民族源于氐羌族系和濮人族系。
濮人，是我国古代人数众多、支系纷繁，分布辽阔的强大族群之一，分布在东起今湘、鄂、川、黔交接一带，西迄今滇、黔、川、桂交接地区，谓之“百濮”。川西濮人正是川黔交接一带这一支。川黔交接一支，究竟源于何时?贵州省的学者认为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以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田曙岚先生说：“所谓夜郎国种人，实系原始据有云贵高原和湘西丘陵地的濮系民族——由濮人到僚人直至现在的仡佬无疑。”(见田曙岚《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63年6月油印本)。我在拙作“水族源流考”(《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5期)中经过审慎考证，虽然对田老濮人名称的变更有不同看法外，在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这一结上是一致的。著名史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也谈到了贵州西部、北部和云南东北部在战国时期的夜郎国的族属，他说：“夜郎系濮族古国”。这说明到了战国西汉中期的夜郎国时，夜郎国境内的原始主要居民仍称濮。
为什么说濮是贵州原始居民呢?这是因为贵州、云南境内发掘出多处原始人类遗址，其实四川也有，只不过太少。这说明贵州大面积经过过原始群阶段。云南境内有著名的元谋人，四川西部有资阳人。而贵州西部和西北部的原始人类，情形如下：我们知道，人和猿有共同的远祖，但在往后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分化为猿科和人科，而人科经历了古猿、直立人和智人等阶段发展为现代人。古猿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生活在400万年至190万年前。直立人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是我国早期直立人的代表。晚期直立人生活在距今150万年到20万年，以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为代表。智人亦有早期和晚期两个发展阶段：早期智人生活在距今20万年到5万年，晚期智人生活在距今5万到1万年。在贵州，有属于晚期直立人的“黔西观音洞文化”、“桐梓人”，有属于早期智人的“水城人”和“大洞人”，有属于晚期智人的“兴义人”、“穿洞人”、“马鞍山人”、“白岩脚洞人”以及安龙“观音洞人”等，贵州境内的原始人类遗址，除“桐梓人”外，均在贵州西部和西北部，是云南和四川近地，“桐梓人”与今重庆市近邻。这说明濮人是贵州原始居民就不奇怪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四川西南部接壤的黔西观音洞文化，被喻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大主要文化区之一。196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组成了联合考察小组，在黔西观音洞进行调查和试掘。次年冬天，著名考古学家斐文中亲临现场主持发掘，确定了观音洞遗址的性质。1973年至1974年继续进行发掘，共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动物化石23种，因具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独具面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文化面貌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年代距今18-24万年。观音洞出土的石制品有石核、石片、石器三大类，石器占石制品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左右，可分为刮削器、端刮器、砍砸器、尖状器、凹缺刮器、石锥和雕刻器七类，以刮削器数量最多。观音洞的石制品，依据贵州历史学家史继中先生的总结，有五个特点，我本人完全赞同这一归纳：第一，对石料的利用相当充分，石器的成品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而且很少发现未经加工或未使用过的石片；第二，石器大部分是用石片加工而成，少数用石核进行加工；第三，石器大小悬殊，类型繁多，加工方向不固定，反映工具制造技术还较为原始；第四，许多器物都有第二步加工，以单面加工为主，但也有错向加工、交互加工、对向加工和横向加工，其加工方法的多样性为同期各地石器之冠；第五，打片主要采用锤击法，其次是碰砧法，修理台面亦用锤击法，这与“北京人”采用砸击法打片和修理石器的方法有所不同。
黔西观音洞文化的特点，决定其重要意义，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认为：在我国南方，“属于更新世中期的遗址，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从全国范围来看，“观音洞文化”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系统的另一种类 型。经过大量史料比较，《中国通史》认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主要有三个文化区：第一个文化区是以山西的西侯度文化和河文化为代表，第二个文化区是以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为代表，第三个文化区可以贵州黔西观音洞为代表。2001年，国务院批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黔西观音洞文化及如前所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文化加上后来距今1万年左右的贵州西北部的威宁吴家大坪、西部的平坝飞虎山等新石器时代的贵州洞穴文化遗址，证明了贵州至少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经过了原始社会各个阶段，规模在全国屈指可数。到了有文字可考或追忆的夏商及西周时的“赤水”、“鬼方”、“胖柯”及战国时的古夜郎国时，其“原始居民”为濮。由濮而僚，由僚而仡佬。
今四川西部(包括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蜀人形成之前的土著，其中主要一支，正是从贵州西北部北迁而至的濮人，虽无直接正史可考，难度很大，但可合理推论如下：
第一，贵州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非常丰富，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之一，而四川除川西南之资阳外，这一文化时段非常欠缺，而且以后的石器时代各阶段文化不象贵州那样衔接。第二，上古和远古四川土著是彝濮的记载，不多但也不少：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之时的唐、微、卢、彭等奴隶制小国或叫部落联盟，是濮人的国家，或他们的先民是濮人。在四川，以蒲、郫、彭、等等命名的地方不少，这些读音与濮人有关，这一点与贵州相同，历史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有许多以“普”为名的路府州厅卫，例如宋代的普里路(在今贵州安顺一带)；元代的“普安路”(在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一带，路治设在今盘县东三十里)和“普定路”(在今安顺、平坝、镇宁一带，路治设在今安顺城)；明代的“普安军民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盘县)和“普定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安顺)；清初的普安厅(后改为盘州厅)和“普定县”(即今安顺城)，等等。现在的普安、普定等县，是否可能因为“濮”族居地而得名，把“濮”讹称为“普”。第三，濮人支系繁多，故称百濮，到战国时，以夜郎及滇为大宗。第四，四川南部曾是夜郎古国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夜郎地域，“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约当今之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据《水经江水注》、《蜀记》、《十道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以及今贵州桐梓、赤水都是古夜郎地，号称：“大夜郎国”。第五，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之后裔仡佬族，中心在今遵义以东和毕节大方县，分别与重庆和四川接壤。以大方县仡佬族为例：与古代“濮”人，“僚”人接触最早而又最频繁的当推卢鹿族，他们当时即呼“濮”或“僚”人为“濮”，今日的彝族仍呼仡佬族为“濮”。大方县百纳镇有个地方叫做“普底”，原是仡佬族住的一个场坝，上世纪50年代后，那里住的都是彝族。彝族呼仡佬为“普”，呼场坝为“底”，所谓“普底”，就是“仡佬族的场坝”的意思。大方县，蜀之近地，过了赤水河，就是古蔺县。第六，川西无论是南部还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地区均产食盐。川东、川南盐资源丰富自不必说，成都平原自古也有产盐的记载，《华阳国志》：“广都县、郡(成都)东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四川通志?卷六十八》：“成都、华阳：于简州、犍为、射洪等州县买盐运至本县行销；双流：于简州、乐山、犍为买盐；新繁、新都、郫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宁：于三台、射洪、中江买盐；灌县：于简州、犍为、三台、井研等县买盐；彭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庆、新津：于乐山、犍为、井研买盐；汉州：于射洪、三台、中江买盐；什邡：于三台、射洪等县买盐。”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说：“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第七，在三星堆的祭器坑中，发现大量象牙，表明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明以前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并有像大象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都有，更不知其它动植物有多少种，而《山海经?海内经》告诉了我们这一切：“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稻、黍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本所聚。爱有百兽，相群爰处。草也，冬夏不死。”更有成都平原河流纵横，“沃野千里”，适于农业耕作。
以上七条，第一条以物证说明贵州西部和北部经过了原始社会，并且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域之一，比川西丰富得多，有大量原始居民。第二条和第三条史书明确记载四川远古土著为彝濮，夜郎及滇为百濮大宗，而四川是小宗。第四条、第五条，阐明了川南到战国时曾为大夜郎地域，贵州西部、西北部与蜀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濮人的后代仡佬族中心大方县离四川很近容易进退(此迁或南移)。第六条证明川南和川西平原自古有食盐，对贵州西北濮人很有吸引力。第七条表明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比贵州西北部好得多，有利于狩猎、打渔和农业生产，对近邻贵州的濮人来讲，同样具有深深的吸引力。这样。贵州西北各(遗址)群落中的濮人和川西南(资阳遗址)的濮人分期不断向西北迁徙，成为成都平原地广人稀中的主要土著之一。因为成都平原迄今发掘出的石器时代遗址少得可怜。
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人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北迁的，又是从哪条路线走的?这些都无从可考，只能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进行合理推测，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合理分析推测对历史学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不然有谁能填补空白。
第一次很可能最早发生在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直立人即贵州北部之黔西人(黔西观音洞文化)和桐梓人时期，就有很少的“人”到了四川。因为当时的桐梓人已知用火取暖御寒、烧烤食物。有原始思维和原始语言。在游猎和打渔过程中，某个群落到了长江，在沾水季节用茅草和枯枝，扎木筏或竹筏过江，在北岸狩猎和打渔过程中，苟食岩盐，觉得烧熟的肉蘸着盐吃味道极好，于是以后返回告诉原来住地的群落，逐步北迁，但也有的群落留住原地不愿游走他方。以后，贵州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公元前1万年左右)都有少量人类前后抵达四川。到了新石器文化时代(一般认为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500年)，从类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有人把它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日渐兴盛起来。这时可能出现了濮人先民北迁的高潮，因为成都平原的沃土和河流、食盐、密林把高山，、缺盐、少水，植被稀薄不太利于农耕的贵州西北部的濮人先民深深吸引过去。贵州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典型当数平飞虎山遗址。是新、旧文化共存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12920±350年和13340±500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4120±90年和8340±135年。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与黔西观音洞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物为磨制石器和破碎陶片。磨光 石器共27件，器形有锛、斧、纺轮、箭镞、石臼、石球、石块、利刀和和磨具。陶片近2000件，多为夹砂陶，以手制为主，纹饰多样，还有三片彩陶。骨器中还发现了小型獠牙铲，此外，在贵州西北部紧邻四川的地方还采集到许多新石器，如威宁吴家大坪的石锛，长方形锛等；毕节青场的石铲、石锄等；大方、织金征集到的石斧、似锛器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贵州西北部已开始进入原始农业时代，而四川没有这方面的遗址。
至于两次迁徙路线，根据地理条件来看，可能是这样的：第一次分两路，东路在距今20万年，今贵州桐梓县城西北与今重庆綦江交界的“桐梓人”游猎北去，在今巴南至江津段扎木筏或竹筏渡过长江，苟食天然巴盐，又掌握保存天然火种的先进技术，遂与古巴人混居，后与古巴人同化，其中一部分以巴人“身份”西迁到今成都平原成为其最早的土著民2--。另一路，即西路濮之先民即以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贵州西北部和西部晚期直立人一部分则与桐梓人几乎同时向北游猎，在长江今泸州向西南溪段打渔，后过长江北岸或源江逆水而上(或沿两岸打渔狩猎而上)，在今自贡市以南贡井区苟食天然岩盐，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因某种非抗力，继续北上，与资阳人汇合，同为濮人先民。第二次只一路，即从前的西路濮人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时，(贵州西部和西北部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农业发明较成熟以后)以濮人后裔仡佬族中心即今之贵州毕节大方县城以北之百纳镇为起点，渡过赤水河和扎筏过长江，先到长江北岸水草丰茂且有盐的地方。后继续北上，与资阳濮人北人成都平原，与原来到达的濮人祖先会合，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则由后来之古蜀人完成，后面有论)，定居下来，成为成都平原最早的土著之一。
前面讲了成都平原土著之一濮人是由南向北迁徙的结果。那么，北方羌人又是怎样南迁到川西的呢?
今天的羌族主要居住在汶川、茂县、里县及北川羌族自治县。有30多万人。有碉楼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能歌善舞，歌舞相间，随地舞唱。有太阳崇拜文化习俗。
甲骨文有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商代都城——殷的附近有羌人部落。就金文(钟鼎文)和周代文献记载，羌人中的姜姓与周人中的姬姓，曾结成互为通婚的集团。<史记，周本记》说，周武王伐纣时，还联合羌人共同作战。《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三苗”属“南蛮集团”，大约于公元前三千年或公元前四千年迁往我国西北地区。甲骨文里的“羌”字，许慎<说文解字》释为从羊从人。《后汉书?西羌传》描绘他们“牛马衔尾，群羊塞道。”说明羌人过着“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为主的游牧生活，战国初期，羌人首领爰剑被秦军俘虏做奴隶时，学到了汉族的许多先进文化，后逃回羌地推广，促进羌族部落迅速发展。《墨子·节葬篇》、《列子·汤问篇》、《荀子·大略篇》、《吕氏春秋·义赏篇》以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都说羌人行火葬。这可能与后来三星堆文明的火葬坑有渊源。而从《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实行父子联各制和行火葬，《明实录·太祖实录》称滇东北、黔西北地区曾经进行反抗斗争的彝族为“叛羌”，把镇压起义的宦吏叫做“平羌将军”等史事看，彝族与羌人又似有历史关系。《安顺府志·卷二十二》说，彝族的一世祖希母遮原居“旄牛徼外”，即今四川西北。
据上，笔者认为古羌人的一支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就已经从青海一带向南到达岷山了。岷山，按刘少匆等先生观点，就是蜀山。当时这里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羌族释比经词》说羌、戈基人(按戈基人即氐人说)摆阵比武，比劈柴，比用石头和雪坨拼打，比用木棍和麻杆打斗。三次交战，戈基人都失败了，羌人终于战胜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稳脚跟。从这首史诗双方使用的工具看，就可得知该地区这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如前所论，成都平原及周围地区最早的土著可能有濮人、羌人、氐人、巴人、彝人等。其中最多的濮人是从贵州西北及云南东北部向北迁去的；古羌人则是从青海往南迁徙到达的。时间距今60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实际。
责任编辑 俞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