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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蒙德·卡佛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以简洁平实的叙述语言，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呈现出独树一帜的“极简主义”艺术风格，曾为美国七八十年代短篇小说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卡佛的代表性短篇小说《大教堂》为例，从文中的对话和留白两方面出发，探讨其极简主义风格的复杂性和艺术成就。
关键词 大教堂 极简主义 对话 留白
一、卡佛与极简主义
很多批评家都将卡佛与“极简主义”联系起来，他将美国极简主义小说创作推上了高峰，同时也被贴上了“极简主义”的标签。“极简主义”原本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在绘画、音乐、建筑等反面兴起的一场艺术运动，它的风格是内容与形式上的简约与冷峻，目的在于让观赏者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欣赏之中，而不受主题、流派、构思等因素的干扰和拘束。在谈到极简主义视觉艺术时，金·莱文指出：“极简主义是一种没有内部关联的艺术，是一种由割裂的立方体、静态与不变的块状形式组成的减法艺术”。豍而艺术上的极简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到了美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在《关于极简主义的几句话》中约翰·巴思对极简主义的渊源、发展、表现、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逐个点评。文章将其特点归纳为“紧凑、情节极简、间接、现实或超现实、省略、表面冷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①形式与篇幅的极简：使用短词句、短段落、小小说；②风格的极简：用词简单朴素、句法单一，不用双重谓语、主从结构、修辞装饰和比喻语句，语调平淡，基本无感情色彩；③材料的极简，即用最少的人物特征、最少的行动、最少的细节、最少的叙述、最少的背景描述。豎
卡佛吸收了极简主义的特点，如叙述语言的不连贯性、随意开放的故事结尾，但他反对没有深层意义的“极简主义”。他文本上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Simplism），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Minimalism），即使用最简单的语言把生活中一个个特定的时刻或事件告诉读者。没有多余的话或可能影响读者的文字，一切均由读者自己来做各种层次的分析。
二、盲人与“我”的对话
对话即交流，“我”与盲人的对话在另一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世俗化与宗教性的碰撞交流。“我”是世俗化社会生活的投射和缩影。小说写到，妻子在聘期的最后一天，盲人的手指触摸到了她，她为此总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然后又提到“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我”丝毫不热衷于诗歌的美妙，也体会不到生活的诗意，相反，生活中充斥着电视机、酒和大麻，其中“电视机”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更是世俗生活中传达便捷讯息和快餐文化的重要代表。此外，“我”的宗教知识非常有限。“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而大教堂也只是电视中的镜头，跟“我”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情感态度没什么关系。
在“画教堂”的过程开始后，“我”逐渐陷入了一种自大的盲目之中。当电视机介绍大教堂的声音停止之后，“盲人”让“我”描述所知的大教堂时，“我”彻底地失去了主动性。 “盲人”在对话中占领了主导权，让“我”用笔纸绘画大教堂，甚至让“我”闭着眼睛感受。这个方式是“盲人”特有的触摸的方式：“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就这样再多闲一会儿……我的眼睛还闭着……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表面看来，似乎是盲人通过手指去感受“我”的手指所绘画的大教堂，事实上是“我”闭上了眼睛接受盲人的指引。当“我”放弃了视觉的主体性之后，以“盲目”的方式却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灵魂体悟。
这些关于“教堂”的知识，只有在这个“我”与盲人交流的夜晚，才可能从知识领域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精神力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宗教不再是解决人类精神危机的唯一良药，交流的力量在《大教堂》这篇小说中“昭然若揭”，表面上“我”与盲人的对话，实际上却是“我”在交流中精神复归的过程，寄托着作家对生命和生活深层次的体悟。
三、小说中的“留白”
卡佛小说的结尾大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式结尾”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他的人物似乎都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但多以失败告终。他们不能在结尾处产生明晰的顿悟， 即使有一定感悟，通常也是朦胧的，有些甚至是毫无根据的或者错误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在卡佛的大多数小说中，人物由于作者在叙述进程中设置的紧张因素而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能力，因而不能产生顿悟，但卡佛却给读者留下了一丝空隙和暗示，使读者得以产生超越文本和人物的顿悟。其中《大教堂》中的主人公“我”就是成功突破作者设置的种种紧张因素从自我封闭走向自我之外最好的例子。从“我”刚开始如何讨厌盲人到最后“我”说的“真的很不错”让读者体会到人物走向顿悟的过程，而“我”也通过罗伯特來访的经历实现了对盲人和自我认识的飞跃，达到自我世界之外的顿悟。
另一方面，卡佛在叙述中通常使用小说中人物的眼光。在卡佛的小说中，读者读不到任何的心理描写或旁白。“我”向读者介绍盲人时，唯一的一句直接引语是来自磁带中盲人的话语“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当读者屏住呼吸，准备感同身受地随着“我”一起去聆听他的评论时，作者适时地安插敲门声，“反正听磁带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听完”。后来，盲人亲自来访，与“我”交流，并且改变了原本狭隘的“我”。这让读者不得不猜想：盲人后来的所言所行或许诠释的就是句子中所省略的那部分内容。作者正是在沉默中、在句子的缝隙中以及在段落的空白处实现了与读者的对话。
卡佛的作品既在乎小说叙述层面上事件的丰饶性，同时也在乎文本在形式层面上的象征性，并且让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对应与平衡，因而它体现了作者的精湛水准和独特的匠心。同时，卡佛的《大教堂》有力地证明了极简主义风格的复杂性，它让启发着我们继续探索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与世界的关系等重要的话题，发现其不为人知的艺术魅力。
注释：
Kim Levin， ”The State of the Art，” Beyond Modernism： Essays on Art from the ‘70s and 80s’. New York： Harper， 1988， p.28.
John Barth， “A Few Words About Minimalism，” The New York Book Review， 28Dec.， 1986， p.2.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卡佛.大教堂[M].译林出版社，2009.
[2]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张奕辉.论雷蒙德·卡佛的简单主义写作[J].浙江商业大学学报，2007（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 大教堂 极简主义 对话 留白
一、卡佛与极简主义
很多批评家都将卡佛与“极简主义”联系起来，他将美国极简主义小说创作推上了高峰，同时也被贴上了“极简主义”的标签。“极简主义”原本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在绘画、音乐、建筑等反面兴起的一场艺术运动，它的风格是内容与形式上的简约与冷峻，目的在于让观赏者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欣赏之中，而不受主题、流派、构思等因素的干扰和拘束。在谈到极简主义视觉艺术时，金·莱文指出：“极简主义是一种没有内部关联的艺术，是一种由割裂的立方体、静态与不变的块状形式组成的减法艺术”。豍而艺术上的极简主义运动极大地影响到了美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在《关于极简主义的几句话》中约翰·巴思对极简主义的渊源、发展、表现、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逐个点评。文章将其特点归纳为“紧凑、情节极简、间接、现实或超现实、省略、表面冷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①形式与篇幅的极简：使用短词句、短段落、小小说；②风格的极简：用词简单朴素、句法单一，不用双重谓语、主从结构、修辞装饰和比喻语句，语调平淡，基本无感情色彩；③材料的极简，即用最少的人物特征、最少的行动、最少的细节、最少的叙述、最少的背景描述。豎
卡佛吸收了极简主义的特点，如叙述语言的不连贯性、随意开放的故事结尾，但他反对没有深层意义的“极简主义”。他文本上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Simplism），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Minimalism），即使用最简单的语言把生活中一个个特定的时刻或事件告诉读者。没有多余的话或可能影响读者的文字，一切均由读者自己来做各种层次的分析。
二、盲人与“我”的对话
对话即交流，“我”与盲人的对话在另一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世俗化与宗教性的碰撞交流。“我”是世俗化社会生活的投射和缩影。小说写到，妻子在聘期的最后一天，盲人的手指触摸到了她，她为此总想写诗，每年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发生之后，她都会写上一两首，然后又提到“我承认，要是我想读什么东西的话，诗歌可不会是首选”。“我”丝毫不热衷于诗歌的美妙，也体会不到生活的诗意，相反，生活中充斥着电视机、酒和大麻，其中“电视机”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更是世俗生活中传达便捷讯息和快餐文化的重要代表。此外，“我”的宗教知识非常有限。“我”什么宗教都不信，而大教堂也只是电视中的镜头，跟“我”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情感态度没什么关系。
在“画教堂”的过程开始后，“我”逐渐陷入了一种自大的盲目之中。当电视机介绍大教堂的声音停止之后，“盲人”让“我”描述所知的大教堂时，“我”彻底地失去了主动性。 “盲人”在对话中占领了主导权，让“我”用笔纸绘画大教堂，甚至让“我”闭着眼睛感受。这个方式是“盲人”特有的触摸的方式：“我的手抚过纸面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骑在我的手指上……但我仍旧闭着眼，我想就这样再多闲一会儿……我的眼睛还闭着……我觉得无拘无束，什么东西也包裹不住我了。”表面看来，似乎是盲人通过手指去感受“我”的手指所绘画的大教堂，事实上是“我”闭上了眼睛接受盲人的指引。当“我”放弃了视觉的主体性之后，以“盲目”的方式却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灵魂体悟。
这些关于“教堂”的知识，只有在这个“我”与盲人交流的夜晚，才可能从知识领域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精神力量。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宗教不再是解决人类精神危机的唯一良药，交流的力量在《大教堂》这篇小说中“昭然若揭”，表面上“我”与盲人的对话，实际上却是“我”在交流中精神复归的过程，寄托着作家对生命和生活深层次的体悟。
三、小说中的“留白”
卡佛小说的结尾大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式结尾”具有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他的人物似乎都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但多以失败告终。他们不能在结尾处产生明晰的顿悟， 即使有一定感悟，通常也是朦胧的，有些甚至是毫无根据的或者错误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在卡佛的大多数小说中，人物由于作者在叙述进程中设置的紧张因素而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能力，因而不能产生顿悟，但卡佛却给读者留下了一丝空隙和暗示，使读者得以产生超越文本和人物的顿悟。其中《大教堂》中的主人公“我”就是成功突破作者设置的种种紧张因素从自我封闭走向自我之外最好的例子。从“我”刚开始如何讨厌盲人到最后“我”说的“真的很不错”让读者体会到人物走向顿悟的过程，而“我”也通过罗伯特來访的经历实现了对盲人和自我认识的飞跃，达到自我世界之外的顿悟。
另一方面，卡佛在叙述中通常使用小说中人物的眼光。在卡佛的小说中，读者读不到任何的心理描写或旁白。“我”向读者介绍盲人时，唯一的一句直接引语是来自磁带中盲人的话语“根据你所说的他的情况，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当读者屏住呼吸，准备感同身受地随着“我”一起去聆听他的评论时，作者适时地安插敲门声，“反正听磁带被打断了，之后我们再没有接着听完”。后来，盲人亲自来访，与“我”交流，并且改变了原本狭隘的“我”。这让读者不得不猜想：盲人后来的所言所行或许诠释的就是句子中所省略的那部分内容。作者正是在沉默中、在句子的缝隙中以及在段落的空白处实现了与读者的对话。
卡佛的作品既在乎小说叙述层面上事件的丰饶性，同时也在乎文本在形式层面上的象征性，并且让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对应与平衡，因而它体现了作者的精湛水准和独特的匠心。同时，卡佛的《大教堂》有力地证明了极简主义风格的复杂性，它让启发着我们继续探索作品的主题，以及作品与世界的关系等重要的话题，发现其不为人知的艺术魅力。
注释：
Kim Levin， ”The State of the Art，” Beyond Modernism： Essays on Art from the ‘70s and 80s’. New York： Harper， 1988， p.28.
John Barth， “A Few Words About Minimalism，” The New York Book Review， 28Dec.， 1986， p.2.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卡佛.大教堂[M].译林出版社，2009.
[2]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曾艳兵.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张奕辉.论雷蒙德·卡佛的简单主义写作[J].浙江商业大学学报，2007（1）.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