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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译作的因素有很多，但随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译者的性别意识开始逐渐受到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薛琪瑛和余光中的两本不同译作《理想丈夫》对比分析，认为女性译者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在翻译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时，相较于男性译者，选词造句更能贴切人物的性格。
【关键词】译者性别意识；《理想丈夫》；薛琪瑛；余光中；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沈晨，任亚茹，江苏师范大学。
引言
西方最先开始研究女性主义翻译，1992年，Chamberlain Lori 发表了 Gender and Metaphories of Translation；1996年，Simon Sherry 发表了题为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的论文，在当下的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 （Simon， 1996， p8）；1997年，Flotow Luise von 发表了题为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的文章；2004年，费拉德出版了《翻译与性别》，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前提下，利用翻译与性别的文化互动对女权主义影响下的翻译进行研究评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译者性别”并含“翻译”，对2007年-2017年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搜索到39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译者性别意识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王尔德 理想丈夫 翻译”进行检索，共搜索到5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分析王尔德《理想丈夫》中译本的论文比较少，而且大多都是余光中、张南峰、文心、钱之德等人的译文，鲜有学者分析薛琪瑛的译本。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译者性别 翻译 理想丈夫”，匹配“精确”的搜索条件下进行检索，共搜索到0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索结果来看，尚未有人以《理想丈夫》中译本为例，从译者性别角度出发，分析译者性别意识对翻译产生的影响。
一、译者的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翻译时，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代入自己的性别的意识。众所周知，女性和男性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这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很多观念和理解都不同。但是，学者们在研究影响翻译的因素时，往往会都忽视了这一个大前提。本文强调的“翻译中的性别意识”，并不是意味着，男性译者翻译不出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具有性别意识的突出语境，而是不单单指那些特殊的、具有明显的性别语境，还指最普通的、最没有代表性的词句，不同性别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译法。翻译中的性别意识，会使得译文的文体风格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跳过这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直接去研究影响译作质量的影响因素。
二、《理想丈夫》
本文之所以选择王尔德的《理想丈夫》作为研究语料，是因为王尔德的喜剧突显了上流社会中家庭和婚姻的特点，认可了女性是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女性，那么一个家庭的完整性与融洽度都会受到影响。在剧中，每一个女性人物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魅力，在当时的社会中影响颇大，对当时的男权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理想丈夫》实例与分析
Mable是王尔德笔下非常积极、美丽、大方，独立，有自己的见解的一位新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是一个直率又不失可爱的女性。王尔德写了很多赞美Mable的描写性语言。
1.原文：Mable Chilter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ype of prettiness， the apple-blossom type.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纪尔泰美白儿乃英国绝色美人之标本。（薛琪瑛，1915：201）
余译：齐枚宝十足是英国美女的典范，苹果花的一型。（余光中，1998：23）
分析：薛对“apple-blossom”一词采用意译的方法，而余则是直译。原文是表达对Mable的赞美，女性译者薛译成“角色美人”，属于高度赞美；而男性译者的译文则与原文保持一致，属于中性赞美。从译文的赞美程度不同可见，女性译者在翻译关于贊美女性的内容时，会主观上加入自己的情感，而男性译者会保持中性的态度。
2.原文：She has all the fragrance and freedom of a flower， there is ripple after ripple of sunlight in her hair.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玉貌亭亭，与香花并艳。头上华发，光洁映日。（薛琪瑛，1915：201）
余译：她具有一朵花全部的芬芳与自如。她的发间有一波波的阳光。（余光中，1998：23）
分析：薛琪瑛用四字成语概括了Mable的相貌，文字华美，相较于余光中的直白翻译，更贴切王尔德对Mable的赞美。这里的女性译者更好的展现了原作者笔下的美丽的女性人物，比男性译者的译文更有感情。
3.原文：She has the fascinating tyranny of youth， and the astonishing courage of innocence.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举动娇憨活泼，毫不装腔作态。（薛琪瑛，1915：201）
余译：迷人的是她青春的骄横，惊人的是她天真的果敢。 （余光中，1998：23）
分析：对于原文的“tyranny”和“courage”的翻译，男性译者直接译为“骄横”和“果敢”，不得不说这两个词在中文里一般是形容男性的，形容女性通常不会用这么强硬的词，这里原作者想表达的是Mable的性格不像一般普通的女性一样，娇羞做作、胆怯懦弱。而译文一对Mable的表述既合“情”又合“理”，“娇憨活泼”很婉转的形容了Mable的性格，而“毫不装腔作态”增加了一个否定词，表达出了一种女性的态度，Mable不是那种虚伪的世俗女人。男性译者完全没有抓住这一层的理解。
四、結语
本文通过对几个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在细节处理上、在表达的感情色彩上、在对女性的刻画再现上以及在对尤其是女性的心声和观念表达上，更能感同身受。这不禁引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女性主义翻译，而不是男性主义翻译？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女性一直都处于被欺压的劣势。男女地位长久以来的不平等，让女性译者在面对这些涉及女性的描写时更为敏感。当然余光中的译本无论是从词句的准确表达，还是文体风格上相较于薛琪瑛的译本更完美一些，毕竟是不同时代的译本，时代在进步，译文也在进步，很多词的用法也在更新，所以，比较这两个译本，不能从一般的“信达雅”标准来看，要抛开这些纵向的因素，从横向上来比较，才能突出显示出译者的性别意识对译文的具体影响。
参考文献：
[1]Bassentt，Susan.The Meek or the Mig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A].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6.
[2]Flotow，Lo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3]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4]Wilde，Oscar.An Ideal Husband，Five Major Plays[M].New York： Airmont Punishing Company，inc.，1970.
[5]郭延礼.女性在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成就[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
[6]李素慧.带有性别标签的翻译——评费拉德《翻译与性别》的一书[J].海外英语，2012，（15）：142-143 164.
[7]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2）.
[8]刘彩霞.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中国译界现状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2（03）：86-89.
[9]刘莹.从美国电影《紫色》看性别差异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的影响[J].电影评介，2014，（01）：56-57.
[10]罗列，穆雷.女翻译家沈性仁与《遗扇记》中的性别意识——“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汉译比较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1，32（05）：68-75.
[11]毛延生，乔俊鹏，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2015，34：38-43.
[12]王璟.性别意识与文学翻译——张爱玲翻译个案研究[J].中国外语，2011，8（05）：102-106.
[13]薛琪瑛，译.意中人[J].新青年，1915.
[14]余光中，译.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王尔德的两出喜剧[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15]余珺，欧冰睿，文宁，席思宇.从译者的双性视角看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以《飘》三个汉译本为例[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 32（06）：91-96.
[16]张舒.薛琪瑛《意中人》剧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13.
[17]赵启红.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以王尔德戏剧女译者薛琪瑛和沈性仁为个案研究[J].科学时代（上半月），2011（2）.
[18]赵洋，郑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3，29（03）：137-138.
[19]甄娟.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03）： 147-149.
【关键词】译者性别意识；《理想丈夫》；薛琪瑛；余光中；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沈晨，任亚茹，江苏师范大学。
引言
西方最先开始研究女性主义翻译，1992年，Chamberlain Lori 发表了 Gender and Metaphories of Translation；1996年，Simon Sherry 发表了题为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的论文，在当下的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 （Simon， 1996， p8）；1997年，Flotow Luise von 发表了题为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的文章；2004年，费拉德出版了《翻译与性别》，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前提下，利用翻译与性别的文化互动对女权主义影响下的翻译进行研究评述。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译者性别”并含“翻译”，对2007年-2017年的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搜索到39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译者性别意识或差异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王尔德 理想丈夫 翻译”进行检索，共搜索到5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分析王尔德《理想丈夫》中译本的论文比较少，而且大多都是余光中、张南峰、文心、钱之德等人的译文，鲜有学者分析薛琪瑛的译本。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词为“译者性别 翻译 理想丈夫”，匹配“精确”的搜索条件下进行检索，共搜索到0篇论文（检索时间2018年4月）。从搜索结果来看，尚未有人以《理想丈夫》中译本为例，从译者性别角度出发，分析译者性别意识对翻译产生的影响。
一、译者的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指在翻译时，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代入自己的性别的意识。众所周知，女性和男性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这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很多观念和理解都不同。但是，学者们在研究影响翻译的因素时，往往会都忽视了这一个大前提。本文强调的“翻译中的性别意识”，并不是意味着，男性译者翻译不出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具有性别意识的突出语境，而是不单单指那些特殊的、具有明显的性别语境，还指最普通的、最没有代表性的词句，不同性别的译者也会有不同的译法。翻译中的性别意识，会使得译文的文体风格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跳过这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直接去研究影响译作质量的影响因素。
二、《理想丈夫》
本文之所以选择王尔德的《理想丈夫》作为研究语料，是因为王尔德的喜剧突显了上流社会中家庭和婚姻的特点，认可了女性是家庭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女性，那么一个家庭的完整性与融洽度都会受到影响。在剧中，每一个女性人物都有着独立的人格魅力，在当时的社会中影响颇大，对当时的男权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三、《理想丈夫》实例与分析
Mable是王尔德笔下非常积极、美丽、大方，独立，有自己的见解的一位新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是一个直率又不失可爱的女性。王尔德写了很多赞美Mable的描写性语言。
1.原文：Mable Chiltern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ype of prettiness， the apple-blossom type.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纪尔泰美白儿乃英国绝色美人之标本。（薛琪瑛，1915：201）
余译：齐枚宝十足是英国美女的典范，苹果花的一型。（余光中，1998：23）
分析：薛对“apple-blossom”一词采用意译的方法，而余则是直译。原文是表达对Mable的赞美，女性译者薛译成“角色美人”，属于高度赞美；而男性译者的译文则与原文保持一致，属于中性赞美。从译文的赞美程度不同可见，女性译者在翻译关于贊美女性的内容时，会主观上加入自己的情感，而男性译者会保持中性的态度。
2.原文：She has all the fragrance and freedom of a flower， there is ripple after ripple of sunlight in her hair.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玉貌亭亭，与香花并艳。头上华发，光洁映日。（薛琪瑛，1915：201）
余译：她具有一朵花全部的芬芳与自如。她的发间有一波波的阳光。（余光中，1998：23）
分析：薛琪瑛用四字成语概括了Mable的相貌，文字华美，相较于余光中的直白翻译，更贴切王尔德对Mable的赞美。这里的女性译者更好的展现了原作者笔下的美丽的女性人物，比男性译者的译文更有感情。
3.原文：She has the fascinating tyranny of youth， and the astonishing courage of innocence. （Oscar Wilde， 1895：10）
薛译：举动娇憨活泼，毫不装腔作态。（薛琪瑛，1915：201）
余译：迷人的是她青春的骄横，惊人的是她天真的果敢。 （余光中，1998：23）
分析：对于原文的“tyranny”和“courage”的翻译，男性译者直接译为“骄横”和“果敢”，不得不说这两个词在中文里一般是形容男性的，形容女性通常不会用这么强硬的词，这里原作者想表达的是Mable的性格不像一般普通的女性一样，娇羞做作、胆怯懦弱。而译文一对Mable的表述既合“情”又合“理”，“娇憨活泼”很婉转的形容了Mable的性格，而“毫不装腔作态”增加了一个否定词，表达出了一种女性的态度，Mable不是那种虚伪的世俗女人。男性译者完全没有抓住这一层的理解。
四、結语
本文通过对几个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译者在细节处理上、在表达的感情色彩上、在对女性的刻画再现上以及在对尤其是女性的心声和观念表达上，更能感同身受。这不禁引起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女性主义翻译，而不是男性主义翻译？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女性一直都处于被欺压的劣势。男女地位长久以来的不平等，让女性译者在面对这些涉及女性的描写时更为敏感。当然余光中的译本无论是从词句的准确表达，还是文体风格上相较于薛琪瑛的译本更完美一些，毕竟是不同时代的译本，时代在进步，译文也在进步，很多词的用法也在更新，所以，比较这两个译本，不能从一般的“信达雅”标准来看，要抛开这些纵向的因素，从横向上来比较，才能突出显示出译者的性别意识对译文的具体影响。
参考文献：
[1]Bassentt，Susan.The Meek or the Mighty：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A].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6.
[2]Flotow，Lo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3]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4]Wilde，Oscar.An Ideal Husband，Five Major Plays[M].New York： Airmont Punishing Company，inc.，1970.
[5]郭延礼.女性在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成就[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3）.
[6]李素慧.带有性别标签的翻译——评费拉德《翻译与性别》的一书[J].海外英语，2012，（15）：142-143 164.
[7]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2）.
[8]刘彩霞.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中国译界现状分析[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2（03）：86-89.
[9]刘莹.从美国电影《紫色》看性别差异意识形态对英语翻译的影响[J].电影评介，2014，（01）：56-57.
[10]罗列，穆雷.女翻译家沈性仁与《遗扇记》中的性别意识——“五四”时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汉译比较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11，32（05）：68-75.
[11]毛延生，乔俊鹏，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2015，34：38-43.
[12]王璟.性别意识与文学翻译——张爱玲翻译个案研究[J].中国外语，2011，8（05）：102-106.
[13]薛琪瑛，译.意中人[J].新青年，1915.
[14]余光中，译.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王尔德的两出喜剧[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15]余珺，欧冰睿，文宁，席思宇.从译者的双性视角看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以《飘》三个汉译本为例[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 32（06）：91-96.
[16]张舒.薛琪瑛《意中人》剧本翻译中的女性主义研究[D].成都理工大学，2013.
[17]赵启红.五四时期女性翻译家—以王尔德戏剧女译者薛琪瑛和沈性仁为个案研究[J].科学时代（上半月），2011（2）.
[18]赵洋，郑浩.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意义[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3，29（03）：137-138.
[19]甄娟.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3，（03）： 14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