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在山东省的章丘、历城一带，一种由民间小调发展而来的剧种——“五音戏”流行开来，成为鲁中一带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五音戏剧团一年仍能演出300多场次，当地好多人都能唱上两句。
　　但是今天，这个被誉为“北方越剧”的小剧种和全国唯一一个五音戏的专业剧团都面临着巨大危机。在今年山东省“两会”上，山东省政协委员、第24届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吕凤琴表示，五音戏的传承和发展遭遇困境，濒临失传。
　　五音戏，曾经作为当地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形式，为何衰落至此?这其中有多少浮浮沉沉?五音戏所面临的困难亦是悬在许多小剧种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五音戏之兴衰史，亦是全国小剧种发展的缩影。
　　
　　曾经唱响鲁中大地
　　
　　据五音戏剧院院长孙强介绍，五音戏是全国的独有剧种，流行于鲁中一带，最早源于边打鼓边歌唱的“秧歌腔”。相传清同治年间有位周姓尼姑，很有艺术才华，唱腔优美动听，她所演唱的小调在百姓中逐渐传唱开来，促使秧歌腔朝着地方戏曲的形式发展，被称为“周姑子戏”。由于演员在演出时肘悬小鼓，边唱边击，所以又称为“肘鼓子”；这种戏需要的人手少，最少五人就可成班演出，故而还称“五人班”“五人戏”。
　　肘鼓子在山东流传甚广，由于各地风俗不同，与当地生活方言、民间小调结合后，产生了各种流派，大致分为东、西、北三路。五音戏属于西路肘鼓子，它与柳琴戏、茂腔、柳腔、灯戏、东路梆子同出一源，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后来，东、北两路渐趋衰微，只有五音戏生存并发展下来。
　　


　　当地群众把五音戏叫作“拴老婆橛子”，这是一种美誉，也说明这个剧种的特点。剧目多取材于民间生活，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场景，比如数钱、骑驴等，尤其关心农村妇女的命运，为妇女争地位，鸣不平，心理刻画细致入微，表演真切感人。旦角的唱腔吐字清楚，旋律柔美，尾音较长，后尾用假嗓翻高，谓之“云遮月”，令人心荡神怡，故而深受农村妇女的喜爱。
　　民间最早的五音戏班社是1860年前后成立的大徐戏班。20世纪初，五音戏已遍及鲁中各区、县，民间的戏班(社)已很普遍，1914年张店王焕奎(艺名王妮子)成立的50余人的戏班在民间影响较大，这时期，五音戏逐渐吸收了京剧、昆腔等剧种的精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板式和锣鼓伴奏体系。
　　1933年，民间艺人邓洪山(艺名鲜樱桃)等五人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7个戏共计6张唱片，百代公司赠送一面锦旗，上书“五音泰斗”4个字，自此“五人戏”正式更名为“五音戏”。解放初期，张店东南村有一个40余人组成的五音戏社团，周村有邓洪山等人成立的30余人的五音剧社，博山有刘方玉的五音戏班，不久刘、邓两个戏班合并，成立了第一个较大的五音戏演出团体，并于1950年在博山向人民政府登记落户。这也是现在全国唯一一个五音戏专业剧团——淄博市五音戏剧院的前身。
　　剧团成立后，一度发展为人员百余人、剧目700余个的大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进京汇报演出，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剧团的部分演员。1985年剧团再次进京在中南海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卖了裤和袄也要看看鲜樱桃

　　

　
　　提到五音戏，就不能不提已故的五音泰斗邓洪山。
　　据邓先生的关门弟子吕凤琴介绍，邓洪山出生于戏曲世家，七岁登台，九岁唱红，又称“九岁红”。他学戏刻苦，并善于观察生活，从中提炼人物形象和各种形体动作，创造了许多独特的表演方式，其唱腔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声情并茂，故取艺名“鲜樱桃”。
　　“鲜樱桃”一生扮演了数百个妇女形象，尤其是他扮演的《王小赶脚》中的二姑娘抱包袱、骑驴和数钱的动作，可称为“三绝”，深受百姓欢迎。在章丘、历城、淄博一带的观众曾有这样的顺口溜：“卖了裤和袄，也要看看鲜樱桃”、“三天不吃饭，也得把鲜樱桃的戏来看”。其独特的表演风格传承至今，已成为五音戏表演的重要特点之一。
　　


　　


　　1925年，山东军阀张宗昌为其母祝寿，从北京邀来了京剧名角梅兰芳和余叔岩，山东省唯一邀请了“鲜樱桃小戏班”，他们同时在珍珠泉院内的戏楼子上同台演出。梅兰芳看过鲜樱桃的《王小赶脚》后，大为赞赏，从此结为好友，经常往来。
　　此后，邓洪山与其他京剧名旦苟慧生、尚小云也成为好友。1933年秋，鲜樱桃率班在北京城南游艺园的半年演出期间，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曾去看望，并要去8张五音戏的花脸脸谱。
　　1951年，程砚秋在去徐州演出途中到了济南，听说鲜樱桃在周村演出，便专程去了周村。在邓洪山不知情的情况下，观看了他在《樊江关》中饰演薛金莲的表演，对他深表佩服，二人相互切磋技艺，程砚秋向邓洪山学习小姑娘的表演动作，邓洪山则向程砚秋学习了《武家坡》中的一句甩腔。
　　除“鲜樱桃”外，五音戏在流传的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名家，比如“根柱子”李德兴、“半碗蜜”高柱芳、“自来喜”王焕奎，当时他们和“鲜樱桃”一起被称为五音戏的“四大名旦”。
　　
　　昔日“天下第一团”今何在
　　
　　1992年，文化部举办了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展演分南、北两片，分别在福建泉州和山东淄博进行，历时2周。32个稀有剧种的32家院团携38个剧目共演出39场。
　　五音戏作为一个独剧独种也参与了此次演出。孙强表示，“天下第一团”实际上是稀有剧种的“独生子”，取决于一个剧种是否只有一个剧团“独唱”，其代表的剧种往往地域特色鲜明、发展缓慢，从这一点来讲，“天下第一团”的称号并不值得炫耀。2006年，五音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五音戏剧院获得文化部颁布的首届文化遗产日奖。
　　“作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珍稀剧种，五音戏可以说是淄博的一张文化名片，但我们始终为经费不足所困扰。”孙强说。
　　孙强将五音戏的演出状况概括为“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赔”。到目前为止，每年春节期间的50余场下乡演出，几乎占到五音戏剧院全年演出场次的一半。去农村演出每场最多只有3000元的微薄戏酬，维持收支平衡都很困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静态和动态之分，五音戏属于动态表演艺术，应该进行生产性保护。”孙强说，“生产性保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剧目生产，二是人才建设。生产性保护以人为本，没有人什么也做不成。五音戏区别于京剧等剧种，是一个独剧，全国只有这里有，在艺术院校里也没有教的，所以人才培养是最大的弱点。”
　　与中国其他小剧种一样，五音戏的人才流失严重，“我们剧院1999年招收了24名年轻演员，现在 已经走了1/4；并且大中专院校没有五音戏专业，我们必须自掏腰包，对演员进行口传身授。”
　　“培养新秀就是最好的传承。但培养一个演员最起码需要10年的时间，而要培养一个好演员所花的时间就更长了，更何况没有一家艺术院校能培养五音戏的后继人才。随着在职人员年龄的不断增长，剧院面临着后继人员缺乏的局面，现有在编人员70余名，每年都有流失，每逢排演大型剧目，更凸显出人才缺乏的问题。”
　　孙强介绍，五音戏剧院无专职的舞美、编剧、导演和作曲人员，创作中心一直建立不起来，导致很难排演新戏。“我们现在剧团的创作都是凭经验，套老本子，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套路，原来的老人都是凭艺术感觉来做事，肯定滞后。”
　　保护措施的落后、资金的缺乏、行业人才严重不足……这些困扰五音戏发展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剧种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据统计，1959年我国的戏曲剧种有360个，1982年为317个，2004年减少为260多个，目前只余172个，其中仅有60至80个还能保持经常性演出，拥有较稳定的观众群。
　　在这种演出市场的大背景下，如何应对这些难题?“我认为五音戏要融入社会，融入当代，融入民生。”孙强说，
　　“五音戏最早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贴近民间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五音戏要想在当代传承和发展，必须创作符合现代人审美特点的新本子，剧目生产应该旧中见新，新中见根。”
　　孙强认为，观众的培养也很重要，这是“放长线”式的发展思路。
　　“2009年，我们与地方学校合作，推出了《走进五音戏》的小学读本。今年，我们联合淄博市张店区西六路小学，共同开设了‘五音戏戏曲班’，由我们院的青年演员们在课余教授孩子们五音戏。我们算了一笔账，孩子是志在四方的，如果让孩子们从小脑海里就深深种下五音戏的根，他们长大后就会把五音戏的种子带到世界各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后，我看其中也规定了教育部门的责任，非遗必须要走进校园。中华民族这么悠久的历史，孩子们不知道，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的失误，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我们没做好这个事情。”
　　(本文图片均由山东省淄博市五音戏剧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