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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物与机构在主导着中国的民间环保事业，当前环保工作面临怎样的制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我们希望通过公益界顶尖的环保组织和个人的故事来解答上述问题。在中国公益界，他们是民间环保领域的中坚力量，是实务工作中的“话事人”，他们的性格、思考与行动或将左右中国民间环保的未来。
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
1985-1988年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彭艳参与了一部社会科学人物词典的编写，其中涉及环境与发展的话题，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环保组织的报道。其时，中国专业的环保力量尚在酝酿，1985年，国家环保局委托北京大学培养环保领域的研究生，此前，国内并无先例。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1994年，名门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被党校研究者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破天荒事件”。除了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绿色江河等日后在环保界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也在这一时段先后成立。
在成立之初，这些元老级的环保NGO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环境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关。
通过公民行动影响决策
1995-2000年间，广州地区的灰霾天数达到历史高值，当时，广州的大气污染情况让不少到访的北京专家感到难以接受。其时，环保专家吴兑在广东从事大气污染的研究，他对自己的北方朋友说：“你别笑话我们，珠三角的今天，就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明天。”
2000年之后，环境问题恶化，环保NGO逐渐转向通过公民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当时，灰霾尚未引起重视，因水利而引发的生态破坏是环保界最热门的领域。2000年的关键词是“都江堰”，2002年是“昆玉河”，2003年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环保NGO四处出击，借力媒体，制造舆论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一贯秉持民间立场的《南方周末》在报纸上激越地写道：“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了！”
在这一时段，环保NGO的行动主要基于知识分子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环保NGO与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当年的“怒江保卫战”中，一位高层官员动用私人渠道致信总理温家宝，最终得到了“暂缓建设”的总理批示。
其时，环保NGO的行动倚靠魅力型的领导人（学者+体制内身份，比如梁从诫）和基于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媒体从业者，比如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在北师大副教授果佳看来，大多数环保NGO专业性不足，其环境倡导缺乏系统性支持，过于依赖其创始人，“他们面临代际交替的问题，起到的作用缺乏长期性和科学性。”
环保类基金会崛起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民间环保氛围持续升温，环保类基金会的崛起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行业事件。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自然保护领域的基金会从最初12家增至2015年的51家，年均增幅16%。并涌现出一批以支持民间环保行业为己任的大基金会。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果佳将SEE对环保NGO的资助称为“真正的里程碑事件”，在她看来，市场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保NGO在资金筹措、内部治理与人力资源等专业性的问题。
SEE草创于2004年，由地产商人刘晓光“威逼利诱”近百位企业主发起。知名企业家王石清楚地记得，当刘晓光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说要成立一个环保组织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拉赞助”。“我头脑立刻飞速运转，看他拉多少钱我答应，超多少钱我不答应。我告诉自己：反正这个数不能超过300万，过了300万我就找个借口，比如需要董事会批准。”
SEE的出现并非孤例。2005年前后，拥有企业背景的环保类基金会相继涌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老牛基金会均是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环保方法论与活跃在新世纪之初的环保NGO有所不同，他们不崇尚对抗，也不寄望于政府能助其解决问题，往往倾向于使用本身雄厚的财力促使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他们对草根环保组织并不排斥，往往视之为盟友，并乐于资助志同道合的NGO。尤其是SEE与阿里巴巴，他们资助了为数众多的环保NGO，最近10年国内活跃的环保组织大多得到过这两家基金会的帮助。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老牛基金会从2010年才开始聚焦环保领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时间里，其环保支出高达1.69亿元，出手阔绰，令人咋舌。2013年度，有14家基金在自然保护领域支出超过了300万元，巨额资本给环保界乃至公益界带来的影响，目前仍难以估量。
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中大教授朱健刚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在他看来，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
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将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
1985-1988年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彭艳参与了一部社会科学人物词典的编写，其中涉及环境与发展的话题，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几乎看不到有关中国环保组织的报道。其时，中国专业的环保力量尚在酝酿，1985年，国家环保局委托北京大学培养环保领域的研究生，此前，国内并无先例。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才开始真正走上历史舞台。1994年，名门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被党校研究者称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破天荒事件”。除了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绿色江河等日后在环保界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也在这一时段先后成立。
在成立之初，这些元老级的环保NGO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环境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这与当时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关。
通过公民行动影响决策
1995-2000年间，广州地区的灰霾天数达到历史高值，当时，广州的大气污染情况让不少到访的北京专家感到难以接受。其时，环保专家吴兑在广东从事大气污染的研究，他对自己的北方朋友说：“你别笑话我们，珠三角的今天，就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明天。”
2000年之后，环境问题恶化，环保NGO逐渐转向通过公民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当时，灰霾尚未引起重视，因水利而引发的生态破坏是环保界最热门的领域。2000年的关键词是“都江堰”，2002年是“昆玉河”，2003年是“怒江”，2005年是“圆明园”、“环境影响评价”和“松花江”。环保NGO四处出击，借力媒体，制造舆论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一贯秉持民间立场的《南方周末》在报纸上激越地写道：“人们已经不得不用‘风暴’来概括绿色力量的兴起了！”
在这一时段，环保NGO的行动主要基于知识分子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环保NGO与各种利益集团反复博弈，批评、监督、呼吁知情权，其中不乏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当年的“怒江保卫战”中，一位高层官员动用私人渠道致信总理温家宝，最终得到了“暂缓建设”的总理批示。
其时，环保NGO的行动倚靠魅力型的领导人（学者+体制内身份，比如梁从诫）和基于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媒体从业者，比如地球村的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的创办者汪永晨）。在北师大副教授果佳看来，大多数环保NGO专业性不足，其环境倡导缺乏系统性支持，过于依赖其创始人，“他们面临代际交替的问题，起到的作用缺乏长期性和科学性。”
环保类基金会崛起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民间环保氛围持续升温，环保类基金会的崛起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行业事件。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来，自然保护领域的基金会从最初12家增至2015年的51家，年均增幅16%。并涌现出一批以支持民间环保行业为己任的大基金会。阿拉善SEE（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果佳将SEE对环保NGO的资助称为“真正的里程碑事件”，在她看来，市场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保NGO在资金筹措、内部治理与人力资源等专业性的问题。
SEE草创于2004年，由地产商人刘晓光“威逼利诱”近百位企业主发起。知名企业家王石清楚地记得，当刘晓光给他的秘书打电话，说要成立一个环保组织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拉赞助”。“我头脑立刻飞速运转，看他拉多少钱我答应，超多少钱我不答应。我告诉自己：反正这个数不能超过300万，过了300万我就找个借口，比如需要董事会批准。”
SEE的出现并非孤例。2005年前后，拥有企业背景的环保类基金会相继涌现，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与老牛基金会均是当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环保方法论与活跃在新世纪之初的环保NGO有所不同，他们不崇尚对抗，也不寄望于政府能助其解决问题，往往倾向于使用本身雄厚的财力促使环境的实质性改善。他们对草根环保组织并不排斥，往往视之为盟友，并乐于资助志同道合的NGO。尤其是SEE与阿里巴巴，他们资助了为数众多的环保NGO，最近10年国内活跃的环保组织大多得到过这两家基金会的帮助。
当前，环保类基金会在国内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增加，中国环保界似乎进入了“资本时代”。老牛基金会从2010年才开始聚焦环保领域，但在2011-2013的3年时间里，其环保支出高达1.69亿元，出手阔绰，令人咋舌。2013年度，有14家基金在自然保护领域支出超过了300万元，巨额资本给环保界乃至公益界带来的影响，目前仍难以估量。
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中大教授朱健刚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在他看来，如果慈善事业完全是富人来把握，那么已经主导经济领域的资本价值观就会在公益慈善领域又起到支配性的影响，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等级体系会成为公益领域的主导性价值观，这就使得平等、爱、参与等慈善领域本来所倡导的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