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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建构良好的生态话语具有重大意义。和谐的语言环境是生态话语研究追求的目标。用生态的视角审视语言系统、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并把语言放进生态系统中考察。生态话语的三种类型分别为有益性话语，中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生态话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三个维度即语言元功能，包括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话语;语言功能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精华。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实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建设美丽中国”部分收录的5篇文稿中，蕴含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这些思想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十一部分各篇文章中有充分体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2）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思想;（3）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价值的思想;（4）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的空间均衡的思想;（5）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这是人类文明观的进步与升华。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从哲学的高度，从文化的厚重上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按照生态规律办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观。在思维方式上坚持整体地、系统地、联系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在行为方式上，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地诠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最合宜的生活方式指明了道路。
二、生态与语言研究
20世纪80 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推动了语言与生态的研究。语言学家开始探索语言对环境恶化的影响，以及语言对遏制环境恶化所起到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 研究语言与生态的不同研究方法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具有统一思想、方法多样的语言学分支即生态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语言学分支，旨在探讨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关系以及语言在生态环境发展及解决办法上所起的作用。生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很多学科也慢慢变得生态学化。Halliday（ 1990） 对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唤起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语言的“做事”功能和“干预”功能。
三、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
最近几十年慢慢发展起来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它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等一样，都是“语言（ 學） + XX（ 学） ”融合或交叉起来的结果。生态语言学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研究分为两大模式，一是关注语言和语言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豪根模式”，二是强调语言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韩礼德模式”。
“韩礼德模式”缘起于Halliday在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宣读的《意义表达的新途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一文。Halliday（1990：170）从生态学视角指出了现存语言对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负面作用，并明确提出语言中暗含的生长主义、等级主义等思想意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Halliday认为语言是一种干预社会的手段，语言学家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并为生态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Lemke（ 1993） 把人类的社团看作是“生态社会系统”（ eco-social system） ，人们通过长时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加固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体现在物质和意义两个层面。Halliday 与Lemke 持有相似的观点，他（ 如Halliday 1996 /2002） 认为，意义系统（ semiotic system） 有语法，表现为“措辞”和“意义”; 它的“内容层面”既有语法，又有语义。这种特定的意义系统可以称为“语法语义系统”（ grammatico-semantic system） 。基于这样的认识，Halliday 把语法语义系统放进“进化系统类型”（ evolutionary typology of systems） 进行研究。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采用Halliday 理论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中，有些人从话语（ 语篇） 批评角度审视人们信奉和赖以生存的话语（ 语篇） ，对大家习以为常的“故事”（ 如Stibbe 2015） 重新思考，目的是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鼓励和宣传与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同时批评和抵制那些与生态不和谐或反生态的话语和行为，批评和反思人们对自然的随意征服、控制、掠夺和摧残。
目前，国内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主要为介绍性和评价性工作，如黄国文（2016， 2017），何伟，马子杰（2020）等。国外研究已初具规模，研究大多借鉴批评话语分析（CDA）理论，对语篇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例如，Mühlha?usler（2000）对生态旅游话语进行了研究，指出生态旅游宣传充斥着意义模糊的生态说教;Carvalho（2005）研究了媒体话语政治倾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Goatly（2006）研究了“人类是动物”这一隐喻的生态意义;Sttibe & Zunino（2008）在CDA模式下对生态多样性进行了解读;Alexander（2009）则将CDA与语料库分析进行了结合。这些研究都借鉴CDA分析模式，从多个视角入手分析了话语的生态意义，促进了生态话语分析的发展。 四、生态话语类型研究
从自然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研究生态话语类型的具体构建模式：“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和“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有益性话语指的是促进人们保护其赖以生存的话语，即那些与自然非常和谐的语篇，这类话语给人希望，催人向上，鼓舞人心，散发正能量。破坏性话语志违背国际生态哲学观的话语，阻碍人们保护国际生态系统，对于破坏性话语，比如鼓励人们不顾生态因素高消费的广告，如推销裘皮广告，把穿着裘皮与人的成功联系起来的广告推销，我们要抵制，这是因为，这类话语既对生态文明、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而且会误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中性话语指不支持也不违背国际生态哲学观的话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话语，它们有完全生态的一面，也有与生态不和谐的一面，有与有益性话语相似或相同的一面，也有破坏性话语的某些特征。话语的有益性是激励人走向成功，破坏性是不成功的人会被引向绝路或萎靡不振。对于生态有益的话语，我们要支持、鼓励，对于破坏生态的话语，我们要批评、改进。
五、生态话语的意义系统研究
生态话语的意义体现在语言的三个维度即语言元功能（metafunction），包括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具有若干抽象的、更具概括性的功能。这些功能通过语言系统中的若干个语义系统体现，其中经验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体现，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情态和评价系统体现，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和信息系统体现。
及物性系统是语言对现实世界中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发生的事、涉及的人和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它将人类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等分成若干过程（process），并对涉及的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和环境角色（circumstantial roles）进行区分。
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人们在提供或索取信息、物质和服务的过程中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传达一定的生态意义。例如，在陈述语气中，情态值的高低是检验生态倾向的重要参数。语气和情态是体现人际功能的两个重要手段。情态值的选取体现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不同程度的承诺：说话人可以对命题的有效性表示较高或较低的肯定，或者施加较高或较低的压力使他人完成指令。
小句的主位系统和信息系统共同作用实现语言的语篇元功能。主位意义由主述位结构体现，主述位结构包括主位和述位两个成分，主位为小句话语出发点，表明小句与前面所出现话语的联系，体现小句在语篇中的位置，并预示话语将如何展开，述位即对主位的陈述和发展。从信息系统看，已知信息通常代表在特定语境中人们已知的、约定俗成的、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或背景性信息，新信息用于传播信息和观点，是话语重心所在。因此在构建话语时，如果将生态保护型信息作为新信息呈现，会得到更多正面关注和讨论，将生态破坏型信息作为新信息呈现，则会导致负面生态意识的传播。
话语的生态取向应该符合一个普遍且适用的生态哲学观。生态话语分析的原则是与天人合一、人类和平、社会和谐、生态环保一致的，这与正能量的、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并行不悖。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进行话语的生态分析的基本指导原则和理论框架，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生态话语进行语言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话语的生态取向。
参考文献：
[1]Goatly， A. Humans， animals and metaphors [J]. Society and Animals， 2006， 141： 15-37.
[2]Fill， A.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A].In Fill， A.&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 London： Continuum， 2001： 43-53.
[3]Halliday， M. A.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0 （6）：7-16. Reprinted in Webster J. （ed.），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London： Continuum， 2003： 139-174.
[4]Haugen， E. 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L]. Talk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at Burg Wartenste in， Austria，1970.
[5]Lemke， J. L. Discourse，dynamics，and social change[J].Cultural Dynamics，1993（6） ： 243-275.
[6]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7]黃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1） ： 8-10.
[8]黄国文， 赵蕊华，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 2017（5）： 585-596.
[9]何伟，马子杰，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评价系统[J]. 外语语， 2020（1）：48-58.
作者简介：刘明（1980— ） ，男，江西进贤人，副教授，硕士，从事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生态话语研究”，编号：YG2017094。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话语;语言功能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精神的精华。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实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建设美丽中国”部分收录的5篇文稿中，蕴含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这些思想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十一部分各篇文章中有充分体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2）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思想;（3）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价值的思想;（4）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的空间均衡的思想;（5）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这是人类文明观的进步与升华。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要求从哲学的高度，从文化的厚重上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按照生态规律办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观。在思维方式上坚持整体地、系统地、联系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在行为方式上，要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地诠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最合宜的生活方式指明了道路。
二、生态与语言研究
20世纪80 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推动了语言与生态的研究。语言学家开始探索语言对环境恶化的影响，以及语言对遏制环境恶化所起到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 研究语言与生态的不同研究方法汇合到一起，形成了具有统一思想、方法多样的语言学分支即生态语言学。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语言学分支，旨在探讨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关系以及语言在生态环境发展及解决办法上所起的作用。生态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因此很多学科也慢慢变得生态学化。Halliday（ 1990） 对增长主义、等级主义、物种灭绝、污染及其他类似的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唤起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与生态关系的认识，同时也强调了语言的“做事”功能和“干预”功能。
三、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
最近几十年慢慢发展起来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属于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它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等一样，都是“语言（ 學） + XX（ 学） ”融合或交叉起来的结果。生态语言学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研究分为两大模式，一是关注语言和语言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豪根模式”，二是强调语言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韩礼德模式”。
“韩礼德模式”缘起于Halliday在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宣读的《意义表达的新途径：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一文。Halliday（1990：170）从生态学视角指出了现存语言对社会意识和行为的负面作用，并明确提出语言中暗含的生长主义、等级主义等思想意识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Halliday认为语言是一种干预社会的手段，语言学家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并为生态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Lemke（ 1993） 把人类的社团看作是“生态社会系统”（ eco-social system） ，人们通过长时间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来加固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社会实践体现在物质和意义两个层面。Halliday 与Lemke 持有相似的观点，他（ 如Halliday 1996 /2002） 认为，意义系统（ semiotic system） 有语法，表现为“措辞”和“意义”; 它的“内容层面”既有语法，又有语义。这种特定的意义系统可以称为“语法语义系统”（ grammatico-semantic system） 。基于这样的认识，Halliday 把语法语义系统放进“进化系统类型”（ evolutionary typology of systems） 进行研究。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采用Halliday 理论进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中，有些人从话语（ 语篇） 批评角度审视人们信奉和赖以生存的话语（ 语篇） ，对大家习以为常的“故事”（ 如Stibbe 2015） 重新思考，目的是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鼓励和宣传与生态和谐的话语和行为，同时批评和抵制那些与生态不和谐或反生态的话语和行为，批评和反思人们对自然的随意征服、控制、掠夺和摧残。
目前，国内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主要为介绍性和评价性工作，如黄国文（2016， 2017），何伟，马子杰（2020）等。国外研究已初具规模，研究大多借鉴批评话语分析（CDA）理论，对语篇进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例如，Mühlha?usler（2000）对生态旅游话语进行了研究，指出生态旅游宣传充斥着意义模糊的生态说教;Carvalho（2005）研究了媒体话语政治倾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Goatly（2006）研究了“人类是动物”这一隐喻的生态意义;Sttibe & Zunino（2008）在CDA模式下对生态多样性进行了解读;Alexander（2009）则将CDA与语料库分析进行了结合。这些研究都借鉴CDA分析模式，从多个视角入手分析了话语的生态意义，促进了生态话语分析的发展。 四、生态话语类型研究
从自然生态系统视角出发，研究生态话语类型的具体构建模式：“有益性话语”（beneficial discourse）、“中性话语”（ambivalent discourse）和“破坏性话语”（destructive discourse）。有益性话语指的是促进人们保护其赖以生存的话语，即那些与自然非常和谐的语篇，这类话语给人希望，催人向上，鼓舞人心，散发正能量。破坏性话语志违背国际生态哲学观的话语，阻碍人们保护国际生态系统，对于破坏性话语，比如鼓励人们不顾生态因素高消费的广告，如推销裘皮广告，把穿着裘皮与人的成功联系起来的广告推销，我们要抵制，这是因为，这类话语既对生态文明、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而且会误导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中性话语指不支持也不违背国际生态哲学观的话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话语，它们有完全生态的一面，也有与生态不和谐的一面，有与有益性话语相似或相同的一面，也有破坏性话语的某些特征。话语的有益性是激励人走向成功，破坏性是不成功的人会被引向绝路或萎靡不振。对于生态有益的话语，我们要支持、鼓励，对于破坏生态的话语，我们要批评、改进。
五、生态话语的意义系统研究
生态话语的意义体现在语言的三个维度即语言元功能（metafunction），包括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语言具有若干抽象的、更具概括性的功能。这些功能通过语言系统中的若干个语义系统体现，其中经验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统体现，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情态和评价系统体现，语篇功能主要由主位和信息系统体现。
及物性系统是语言对现实世界中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发生的事、涉及的人和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它将人类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等分成若干过程（process），并对涉及的参与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和环境角色（circumstantial roles）进行区分。
在生态语言学视角下，人们在提供或索取信息、物质和服务的过程中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传达一定的生态意义。例如，在陈述语气中，情态值的高低是检验生态倾向的重要参数。语气和情态是体现人际功能的两个重要手段。情态值的选取体现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不同程度的承诺：说话人可以对命题的有效性表示较高或较低的肯定，或者施加较高或较低的压力使他人完成指令。
小句的主位系统和信息系统共同作用实现语言的语篇元功能。主位意义由主述位结构体现，主述位结构包括主位和述位两个成分，主位为小句话语出发点，表明小句与前面所出现话语的联系，体现小句在语篇中的位置，并预示话语将如何展开，述位即对主位的陈述和发展。从信息系统看，已知信息通常代表在特定语境中人们已知的、约定俗成的、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或背景性信息，新信息用于传播信息和观点，是话语重心所在。因此在构建话语时，如果将生态保护型信息作为新信息呈现，会得到更多正面关注和讨论，将生态破坏型信息作为新信息呈现，则会导致负面生态意识的传播。
话语的生态取向应该符合一个普遍且适用的生态哲学观。生态话语分析的原则是与天人合一、人类和平、社会和谐、生态环保一致的，这与正能量的、和谐的生态文明建设并行不悖。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进行话语的生态分析的基本指导原则和理论框架，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生态话语进行语言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话语的生态取向。
参考文献：
[1]Goatly， A. Humans， animals and metaphors [J]. Society and Animals， 2006， 141： 15-37.
[2]Fill， A.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A].In Fill， A.& P. Mühlhusler （eds.）.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C]. London： Continuum， 2001： 43-53.
[3]Halliday， M. A.K.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0 （6）：7-16. Reprinted in Webster J. （ed.），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K. Halliday[C].London： Continuum， 2003： 139-174.
[4]Haugen， E. On the ecology of languages[L]. Talk delivered at a conference at Burg Wartenste in， Austria，1970.
[5]Lemke， J. L. Discourse，dynamics，and social change[J].Cultural Dynamics，1993（6） ： 243-275.
[6]Stibbe， A.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7]黃国文，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J]. 中国外语， 2016（1） ： 8-10.
[8]黄国文， 赵蕊华， 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J].现代外语， 2017（5）： 585-596.
[9]何伟，马子杰，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评价系统[J]. 外语语， 2020（1）：48-58.
作者简介：刘明（1980— ） ，男，江西进贤人，副教授，硕士，从事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生态话语研究”，编号：YG2017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