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答同济大学学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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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记得您有一篇文章叫《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建设的疑惑》中谈到: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却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呢?请问,对于现在我们的大学把天文数字般的巨资用于圈地建造摩天大楼,您是怎么看的?谢谢您。
  答:我的观点已很清楚地写在那篇文章里,并且那篇文章已经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了。目前各个学校得到的国家经费已经不算少了,比以前多得多了。怎么用好这笔钱,我感到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钱都是人民给的钱。如果拿这笔钱一味地用于造房子、扩张校园是不合适的。因为学校是否成为一流大学,与学校的面积、学校的建筑、学校的摩天大楼是毫无关系的。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马上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要大楼。其实误解了,大楼不是不需要。我作为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的顾问,我就非常赞赏他们现在正在建造的一座楼,这个楼花了8500万美元,相当于7亿多人民币。它是四层楼的建筑,是电子丁程学院建的。以感激他们这几年在纳米技术厂的巨大发展。在4年前,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参加纳米的会议,但是现在大概1年多前,50个人组成一支队伍去参加同样的国际会议:这是因为一个华裔的副校长,他非常出色的领导,他把人放在第一位,引进一批非常杰出的人才,而他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得到了有关的基金会的资助,给了8500万美元造他需要的房子。我看过所有图纸,是给工学院的,但是他把理学院请过来,数理化生一个不落下,因为他知道发展纳米,需要这些学科的共同合作。它的设计使人有最大限度的接触,提供了很多地方让大家思考问题。而且在地下室还造了一层动物房,医学院贵就贵在动物房,他们居然造了一层动物房。这栋楼这样的布局是非常英明的。
  我特别反对造高楼,会前偶闻同济100周年要造一栋高楼,我没有考证真实与否,我希望同济慎重考虑。你们应该有教授去研究研究国际上对大学里建造高楼的一些历史。1939年,美国在匹兹堡大学造过一栋42层的高楼,从此不造,而且认为是失败的典型。诺丁汉大学造过一个1 5层楼的,算是最高的。1989年撒切尔夫人来访时说:“你们把它推倒。”我们没有钱把它推倒,现在它就矗在那里,但我们得到了教训。据杨振宁说,他们专门研究过,人往上走10米,疲劳感超过在平地上走30米。不利于教育,不利于人最迫切需要的学科的交叉,所以你要造房子不是不可以,但你首先应该明白为什么要造,你造了是干什么的?而不是等高楼大厦造好了以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问一句:怎么用?所以有目的地按照我们学科发展的需要造房子是需要的,但是不能追求豪华。所以我感到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个钱拿来不容易,我们应该把它花好,花得对人民有所交待。
  刚才讲到的贫困学生,我认为这几年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2004年,我写文章的时候,贫困大学生问题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四川一名学生因为少500元不能考大学,结果卧轨自杀。另外一则消息,一个人高分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高校,因为交不出学费,母亲在医院门口挂了一块牌子,要求把自己的肾卖掉,以此支持自己的孩子念书。试问,这样的事情应该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吗?但是很幸运,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都注意到这个问题,并紧急下达了很多文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避免因为贫困而使学生不能上大学。当然,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在教育上和医疗上还需要我们做出很大努力。
  问: 中外教育制度以及大学的差异在哪里?您认为外国有些什么地方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呢?
  答: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在2003年6月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外教育的差异》。我认为,第一,现在小学生太苦了。复旦老校长谢希德质疑过:现在怎么搞的?小学生比博士生都要忙。进了大学一松,进了研究生更是一松,我认为这完全违反了规律,我们谈素质教育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但是应试教育还是阴魂不散。关键在高考,我们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制,这一点和国外差异太大了。高考的指挥棒一日不撤,你再想减负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中小学问题不解决,创新人才是难以解放的。
  所以我很明确地建议,考试和招生应该分开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差异体现在研究生上,研究生在一个学校,尤其是像同济大学这样的学校,非常重要。它能决定你能不能成为一流的学校。我非常赞成吴健雄——“中国的居里夫人”——说的一句话:一流大学,它的一个外在体现就是:周末的实验室是不是灯火辉煌?她这句话意味着这个学校有一批人,主要是研究生,抱着对科学的热情、兴趣、好奇心拼命地在世界一流的导师的指导下,日夜奋斗。
  问:杨振宁先生昨天(2006年3月14日)在广州做了一个《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讲座,他提出人才应该分为四个类型,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型。现在中国急需的,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中国出一两个诺贝尔奖对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那么请问杨福家教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赞同他的观点?
  答: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位置。我再重中,中国现在非常迫切需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因为我们现在太欠缺这样的人才了,已经妨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成长,但是,同时我们应该允许一些学校一些人,他们从事与经济无关的基础研究。他们是将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将来经济发展的源泉所在。不能抓一头,放一头,各方面都是重要的。
  问:怎样才能不至于被社会制度埋没自己的兴趣?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牵涉的面是很广的,因为环境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工资的制度也是有点问题的,我们的制度是一小块工资,一大块津贴,平时发给你的是一小部分,年底看你发表了多少文章,给多少津贴。
  如此一来我刚才讲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肯定就很难有如此的默默无闻的9年了,因为甚至连他的校长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用发表文章的多少度量你的收入,这种制度对小企业是很好的制度,但是把这种制度不适当地在我们所有研究单位、高等教育单位实行,显然是不太合适的。
  另外,如何评分也是很关键的。中国的学生经常是12点半睡觉,而且有一个学生曾经跟我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再不做学生了。于是我问国外的学生,你们几点睡觉,他们说10点半,我问他那么晚在做什么?他回答,在做项目。他和5个同学在学历史,于是自导自演,一个是中央台广播员,一个是德国的代表,一个是奥地利的代表,拿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本,表演得非常生动活泼。另外还有人研究:食品中的钙是怎样被吸收的?国外把做项目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像诺丁汉大学的研究室,一个来自复旦的研究生告诉我,评分的标准是考试占10分,项目占10分。他们就是用这套东西保证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试想一个做过“人怎么吸收钙”的学生,他很可能将来在这方面产生浓厚的兴趣。但如果一个学生说他来生不想做学生了,你说他还会对学习有什么兴趣。所以要有一种制度来保证学生的兴趣不被浇灭。
  问:杨老师,我们了解到,国外的大学讲究:teaching research service,前两个我们是理解的,teaching学习知识,research就是搞创新,搞科学研究,这对于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要。但是我现在想问第三个service,我认为这是指社会实践,那么为什么service也那么重要?
  答:这是很典型的说法。在1998年召开了联合国会议后,又加了两条:一条,大学应该为人们创造终生学习的环境。另一条,以学生为中心。前面三项是很基本的。第一,每个学校都应该传播知识,教书育人,不单单是上课而且包括怎么样教学生做人,刚才讲了很多条了。第二是研究,特别是对研究型的大学,英国有很强的研究力量,而且在很多学校提出:很好的优质的教育必须在非常浓厚的研究环境中才能进行。第三,要为社会服务,一个大学存在不是个别的,大学应该为当地的经济服务。但是这三个任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学科都要完成所有相同的任务,比如说物理学院可以只完成教书育人、学术研究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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