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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参对于《最后的常春藤叶》这篇小说的教学目标是这样表述的：1.理解小说曲折生动的情节对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作用；体味欧·亨利式的结尾的妙处。2.能认识建立精神的支点对人生的重要性；学习主人公“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参对欧·亨利的主要艺术特色如情节曲折和结尾的出人意料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笔者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除了要学习作者的艺术特色之外，还应对其情感基调及其创作心态作相当程度的剖析，以期使学生更深入的了解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主观情感与艺术特色的对应关系。《最后的常春藤叶》是作者在“玩世”态度掩盖下的苍凉抒写，其情感基调是凄凉的，我们在认同作者对于人间真情的热情讴歌与赞美的前提下，亦不应忽略这种苍凉的背景。
一、关于欧·亨利
欧·亨利是美国19世纪著名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欧·亨利三岁丧母，度过了忧郁孤独的童年，而成年后的欧·亨利更是命运多舛，无辜被指控盗用银行公款，无奈只得远遁他乡，尝尽了生活的种种苦难。后因爱妻病危，冒险赶回家中，却未及见妻子最后一面，痛不欲生之际，被警察逮捕，到俄亥俄州服刑五年。出狱后为了照看女儿和前妻的父母，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数次向出版商预支稿酬，生活一度困顿。因此，不难想象欧·亨利作品中凄凉的情韵是难免的了。
《最后的长春藤叶》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末的思想充斥于西方文坛。又加上美国资本主义在这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托拉斯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而一小撮亿万富翁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欧·亨利作为一位命运多舛、穷困潦倒的作家，自然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社会的不平等与现实的黑暗无奈，因此在其笔下自然而然流露出对于无情社会的批判和对小人物的强烈同情，而这两种情绪的表达，作者并非运用直露的语言，而是采取“玩世”的态度，用似乎潇洒轻松的语言描画人生百态，而内心却实感凄楚苍凉。北师大的桂青山老师在《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它歌颂着小人物在贫困生存中美好善良、相濡以沫的淳朴品格，尽管不无苍凉的苦笑；它揭露着那些‘社会宠儿’的骄奢淫逸、尔虞我诈、寡廉鲜耻的卑劣本质，虽然表面上轻松乃至调侃；它怒斥着社会的丑恶黑暗，却以鬼脸戏谑；她赞美着草原牧场上健美、彪悍的生命体现，又暗中不无‘逝者如斯’的喟叹……”①
二、《最后的常春藤叶》中“玩世”态度掩盖下苍凉心境的体现
欧·亨利的小说中充满了幽默的调侃，从结构与内涵相得益彰的“整体性幽默”到具体的语言行文，这种幽默使读者在一笑之余产生深沉的思考，可谓匠心独运，其貌似“玩世”的写作态度使他独特的艺术特色愈益彰显。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美国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也用幽默的方式表现基本同期的社会生活。美国学者康·布·栗山在深入研究卓别林的艺术创作之后，确切指出他的幽默“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以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②卓别林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跨。”幽默“是从戏谑性的痛苦中产生的。”③其实质，不过是“将痛苦转化为欢笑”而已。由此可见，欧·亨利正是在这种“玩世”态度的掩盖下以幽默的形式淡化自己内心的凄楚之感。④
《最后的常春藤叶》是颂赞友情的名篇，写的是一个失意的老画家贝尔曼为了给予年轻画家琼生命的信念，冒雨在墙上画了一片常春藤叶，自己却染病而死的故事。短短的篇幅中，作者多处运用了幽默的语言展示人物的生存境遇与情感面貌，故事一开篇，这种幽默便开始施展它的魅力，在描写画家们居住的街区的地理面貌时，作者这样写道：
有一次，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人在走路时怎么会七转八转碰上自己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可见作者是借这种荒诞的推想来印证这些街区的迂回曲折和凌乱的构造，从而使人想象到穷困的画家们生存境遇之艰难，并为下文的展开奠定了貌似轻松实则苍凉的情感基调。并且街道的复杂和商人的收不到帐款也暗示了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的穷困潦倒，说“有意思”不过是反语罢了。“有意思”的背后有多少“没意思”的苦涩在其中呢？不问便可知了。
对于肺炎这种疾病的到来，作者同样采取了令人略觉有些不可思议的轻松调侃式的笔调：
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蹑手蹑脚，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老家伙的赏识。……
不难想见，作者对于琼这位生活困顿的年轻画家是充满深切同情的，因此在这种调侃中不乏对于人生无奈的某种认同——在艰难境遇中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幸运的眷顾，相反厄运也会随时降临。
另外，欧·亨利式的幽默还借助这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进行展示，如医生在谈到琼的病情时曾两次用戏谑的有些不合时宜的语气这样说：
“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买卖，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
从整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医生算得上是一位敬业而有责任心的好医生了，可是他何以会对自己的病人用这样的语调说出这种似乎是很不合身份的语言呢？其实这正是欧·亨利式幽默的特点，在不合理的地方使用幽默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正如平静的水面投下的一块石子，使我们在惊异之余亦不得不由衷佩服欧·亨利的这种独特技法。同样，这种超出常理的“玩世”的态度，也同样折射出欧·亨利在历尽人间磨难之后对于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和些许妥协，虽然他尽量放大人间真情的美好而给予读者以苍凉的希望。
在以后的行文中，除对贝尔曼的相貌有些许调侃之外，幽默的笔调终于有所收敛，但仍然语带讥讽，仿佛幽默已经成为他的惯性，以至于对于任何人即使是他同情或是歌颂的对象他都极尽揶揄之能事。他对贝尔曼的描写是这样的：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也没有摸到。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以外，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的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
贝尔曼是这篇小说中英雄式的人物，为了挽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本应对其进行较多正面褒扬式的描写，却仍用调侃的笔调来刻画他的形象，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是采用了欲扬先抑的笔法，但透过这种看似潇洒的表象，我们也可看出作者在对小人物的美好心灵进行赞扬的同时，也不无因在长期的苍凉心境下所形成的“玩世”的影子。
正如鲁迅对于长妈妈、阿Q及孔乙己式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相类似，从欧·亨利的这种似乎无所不在的“玩世”态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当时小人物悲惨的生活境遇的深切同情与无声哀叹，只是欧·亨利笔下的小人物被他注入了更多积极美好的东西，正直善良的美好品性与黑暗无情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而在鲁迅那里我们感受到的却更多是对于小人物精神麻木的无奈。正是因为对他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充分了解与关注，才使他对于这些小人物的行为与心态洞若观火，深深懂得某些理想的非现实性，故而采取了看似嘲讽、实则同情的“玩世”态度，一方面是其自身坎坷经历的印痕，另一方面也是作家面对现实的无奈带给小人物的些许安慰，是其伟大人格的真实投射。
参考文献
①②④《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③《卓别林评传》，（苏）库卡尔金著，芮鹤九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关于欧·亨利
欧·亨利是美国19世纪著名短篇小说家，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欧·亨利三岁丧母，度过了忧郁孤独的童年，而成年后的欧·亨利更是命运多舛，无辜被指控盗用银行公款，无奈只得远遁他乡，尝尽了生活的种种苦难。后因爱妻病危，冒险赶回家中，却未及见妻子最后一面，痛不欲生之际，被警察逮捕，到俄亥俄州服刑五年。出狱后为了照看女儿和前妻的父母，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数次向出版商预支稿酬，生活一度困顿。因此，不难想象欧·亨利作品中凄凉的情韵是难免的了。
《最后的长春藤叶》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末的思想充斥于西方文坛。又加上美国资本主义在这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托拉斯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而一小撮亿万富翁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欧·亨利作为一位命运多舛、穷困潦倒的作家，自然会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社会的不平等与现实的黑暗无奈，因此在其笔下自然而然流露出对于无情社会的批判和对小人物的强烈同情，而这两种情绪的表达，作者并非运用直露的语言，而是采取“玩世”的态度，用似乎潇洒轻松的语言描画人生百态，而内心却实感凄楚苍凉。北师大的桂青山老师在《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它歌颂着小人物在贫困生存中美好善良、相濡以沫的淳朴品格，尽管不无苍凉的苦笑；它揭露着那些‘社会宠儿’的骄奢淫逸、尔虞我诈、寡廉鲜耻的卑劣本质，虽然表面上轻松乃至调侃；它怒斥着社会的丑恶黑暗，却以鬼脸戏谑；她赞美着草原牧场上健美、彪悍的生命体现，又暗中不无‘逝者如斯’的喟叹……”①
二、《最后的常春藤叶》中“玩世”态度掩盖下苍凉心境的体现
欧·亨利的小说中充满了幽默的调侃，从结构与内涵相得益彰的“整体性幽默”到具体的语言行文，这种幽默使读者在一笑之余产生深沉的思考，可谓匠心独运，其貌似“玩世”的写作态度使他独特的艺术特色愈益彰显。与之形成镜像对照的美国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也用幽默的方式表现基本同期的社会生活。美国学者康·布·栗山在深入研究卓别林的艺术创作之后，确切指出他的幽默“既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也是一种有意对抗疯狂的方式，它可以兼容或抗击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威胁”。②卓别林自己也曾明确指出：“幽默，提高了我们求生存的意识并使我们保持理智。由于幽默，我们才不会被生活中的变故所压跨。”幽默“是从戏谑性的痛苦中产生的。”③其实质，不过是“将痛苦转化为欢笑”而已。由此可见，欧·亨利正是在这种“玩世”态度的掩盖下以幽默的形式淡化自己内心的凄楚之感。④
《最后的常春藤叶》是颂赞友情的名篇，写的是一个失意的老画家贝尔曼为了给予年轻画家琼生命的信念，冒雨在墙上画了一片常春藤叶，自己却染病而死的故事。短短的篇幅中，作者多处运用了幽默的语言展示人物的生存境遇与情感面貌，故事一开篇，这种幽默便开始施展它的魅力，在描写画家们居住的街区的地理面貌时，作者这样写道：
有一次，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它可贵之处。如果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上一文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回的他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人在走路时怎么会七转八转碰上自己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可见作者是借这种荒诞的推想来印证这些街区的迂回曲折和凌乱的构造，从而使人想象到穷困的画家们生存境遇之艰难，并为下文的展开奠定了貌似轻松实则苍凉的情感基调。并且街道的复杂和商人的收不到帐款也暗示了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的穷困潦倒，说“有意思”不过是反语罢了。“有意思”的背后有多少“没意思”的苦涩在其中呢？不问便可知了。
对于肺炎这种疾病的到来，作者同样采取了令人略觉有些不可思议的轻松调侃式的笔调：
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蹑手蹑脚，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肺炎先生”并不是你们所谓的扶弱济困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没有什么血色了，当然经不起那个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老家伙的赏识。……
不难想见，作者对于琼这位生活困顿的年轻画家是充满深切同情的，因此在这种调侃中不乏对于人生无奈的某种认同——在艰难境遇中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幸运的眷顾，相反厄运也会随时降临。
另外，欧·亨利式的幽默还借助这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进行展示，如医生在谈到琼的病情时曾两次用戏谑的有些不合时宜的语气这样说：
“那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买卖，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我一定尽我所知，用科学所能达到的一切方法来治疗她。可是每逢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他出殡的时候，我就得把医药的治疗力量减去百分之五十。”
从整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医生算得上是一位敬业而有责任心的好医生了，可是他何以会对自己的病人用这样的语调说出这种似乎是很不合身份的语言呢？其实这正是欧·亨利式幽默的特点，在不合理的地方使用幽默更能引起读者的思考，正如平静的水面投下的一块石子，使我们在惊异之余亦不得不由衷佩服欧·亨利的这种独特技法。同样，这种超出常理的“玩世”的态度，也同样折射出欧·亨利在历尽人间磨难之后对于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和些许妥协，虽然他尽量放大人间真情的美好而给予读者以苍凉的希望。
在以后的行文中，除对贝尔曼的相貌有些许调侃之外，幽默的笔调终于有所收敛，但仍然语带讥讽，仿佛幽默已经成为他的惯性，以至于对于任何人即使是他同情或是歌颂的对象他都极尽揶揄之能事。他对贝尔曼的描写是这样的：
老贝尔曼是住在楼下底层的一个画家，年纪六十开外，有一把像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的胡子，从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小鬼般的身体卷垂下来。贝尔曼在艺术界是个失意的人。他耍了四十年画笔，仍同艺术女神隔有相当距离，连她的长袍的边缘也没有摸到。他老是说要画一幅杰作，可是始终没有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以外，几年来没有什么创作。他替“艺术区”一些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青年艺术家充当模特儿，挣几个小钱。他喝杜松子酒总是过量，老是唠唠叨叨的谈着他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暴躁的小老头儿，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保护楼上两个青年艺术家的看家恶狗。
贝尔曼是这篇小说中英雄式的人物，为了挽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作者本应对其进行较多正面褒扬式的描写，却仍用调侃的笔调来刻画他的形象，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是采用了欲扬先抑的笔法，但透过这种看似潇洒的表象，我们也可看出作者在对小人物的美好心灵进行赞扬的同时，也不无因在长期的苍凉心境下所形成的“玩世”的影子。
正如鲁迅对于长妈妈、阿Q及孔乙己式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相类似，从欧·亨利的这种似乎无所不在的“玩世”态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于当时小人物悲惨的生活境遇的深切同情与无声哀叹，只是欧·亨利笔下的小人物被他注入了更多积极美好的东西，正直善良的美好品性与黑暗无情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而在鲁迅那里我们感受到的却更多是对于小人物精神麻木的无奈。正是因为对他们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充分了解与关注，才使他对于这些小人物的行为与心态洞若观火，深深懂得某些理想的非现实性，故而采取了看似嘲讽、实则同情的“玩世”态度，一方面是其自身坎坷经历的印痕，另一方面也是作家面对现实的无奈带给小人物的些许安慰，是其伟大人格的真实投射。
参考文献
①②④《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③《卓别林评传》，（苏）库卡尔金著，芮鹤九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