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韩文公庙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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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a,傅说为列星b,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c,贲、育失其勇d,仪、秦失其辩e。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f。独韩文公起布衣g,谈笑而麾之h,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
  惑i;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j;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k。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l,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m,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
  (《苏轼文集》卷十七)
  注释:
  a 申、吕:周宣王时期的重臣申伯和吕侯。二人的降生传说与山岳神灵相关。
  b 傅说:商朝武丁时期著名的贤相。传说他死后化为星宿。
  c 良、平:汉初著名谋臣张良、陈平。
  d 贲、育:战国时期著名勇士孟贲、夏育。
  e 仪、秦: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张仪、苏秦。
  f 房、杜、姚、宋:唐太宗时期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和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姚崇、宋璟。
  g 韩文公:即韩愈,唐代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去世后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
  h 麾:指挥。
  i 宪宗:唐宪宗李纯。
  j 皇甫镈、李逢吉:皇甫镈在唐宪宗时为宰相,李逢吉在唐穆宗时为宰相,二人均借口阻止朝廷重新任用韩愈。
  k 赵德:潮州人,韩愈被贬谪潮州时命其兴学教民。
  l 王君涤:即王涤,字长源,号太原叟,时任潮州太守。
  m 焄(xūn)蒿:祭祀时祭品所发出的气味。后泛指祭祀。
  大意:
  身为普通人却能够成为百世师表,言语能够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是因为这些圣贤与天地并立,化育万物,关乎国家的气运盛衰。他们降生自有来历,他们逝去也有所作为。因此,申伯、吕侯降生自高山之神灵,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星宿,自古至今流传,不可否认。孟子说:“我善于修养自己盛大刚直之气。”这种气,寄托于平常所有事物之中,充盈于天地之间。突然面对它的时候,王公贵族会失其尊贵,晋国、楚国会失其富有,张良、陈平会失其智慧,孟贲、夏育会失其勇武,张仪、苏秦会失其辩才。是什么使它能够这样呢?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运行、不等待出生而存在、不随着死亡而磨灭的强大力量。因此,在天上就能够化为灿烂的星辰,在地上就能够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能够化为鬼魂神灵,在阳间就能够重新为人。这个道理很平常,不应该感到奇怪。
  自东汉以来,儒家正统理论沦丧,文风衰败,佛、道等其他思想纷纷兴起。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加之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的辅弼都未能挽救。只有韩文公出身平民,谈笑之间发起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追随,使思想和文風重新回归儒家正道,至今已三百年了。他的文章一扫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的衰颓文风;他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使天下沉溺于佛道的人们得到拯救;他的忠诚曾触发皇帝的愤怒;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并列、系国运盛衰、浩大刚直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我曾谈论过天道与人事的区别,认为人会为所欲为,只是天不能容纳虚伪。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小猪和小鱼;力量可以夺取天下,却不能得到民心。因此韩文公精诚的品格,能驱散衡山的阴云,却不能挽回宪宗的执迷;能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消除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让潮州百姓深深信任,享受数百年的立庙祭祀,却不能让自己一日安居于朝堂之上。大概韩文公能够遵从践行的,是天道;不能够操控屈服的,是人事。
  从前,潮州人不热爱学习,韩文公指定进士赵德作为他们的老师。从此之后,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于学问和品行的修养,并影响到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潮州依然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孔子说:“士大夫学习道就会爱护人民,百姓学习道就易于被管理。”的确如此。潮州人敬奉韩文公,饮食时必定祭祀,水灾旱荒、疾病瘟疫,凡有所求必向韩文公祈祷。但韩文公祠庙在州衙大堂之后,百姓以为出入不便。前任州官想向朝廷申请建造新的祠庙,但没有结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担任知州,举凡培养士子、治理百姓,完全以韩文公为榜样。百姓心悦诚服,王涤便下令说:“愿意重新修建韩文公祠庙的人,就来听从命令。”百姓欢欣鼓舞,都来参加这项工程。在潮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新庙一年就建成了。
  有人说:“韩文公远离京城万里,贬官到潮州,不满一年就离开了。他去世后若有知的话,一定不会眷恋潮州。”我说:“不是这样的。韩文公英灵在人间,好比流水蕴于广袤的土地之下,无处不在。而且潮州人唯独对他信赖如此深厚,思念如此恳切,祭祀之时,香烟缭绕,悲伤凄怆之情油然而生,就好像看到他一样。譬如挖井挖到泉水,就说水只在这一个地方,难道是这个道理吗?”元丰七年,皇帝下诏封韩文公为昌黎伯,因此祠庙匾额上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百姓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此我作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以祭祀韩文公。
  【解读】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篇文章中的名言“文起八代之衰”常常被用来评价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的功绩。但苏轼对韩愈的推崇远不止于此,他认为韩愈更大的功绩在于“道济天下之溺”。自东汉迄于唐代,伴随着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佛教、道教的兴起,儒学呈现出日趋衰微的景象。在韩愈所处的唐代,统治者崇信佛、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不仅是要在文学层面扫除八代颓风,更要在政治上复兴“儒家之道”,复兴儒家的精神。苏轼所称道的“道济天下之溺”,就是肯定韩愈为恢复儒家正统思想、挽回沉溺于宗教迷狂之中的统治者所做的努力。韩愈因上书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但他到潮州之后并未消沉,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百姓,为百姓排忧解难,兴农桑,重教化,尽管为官时间不长,却获得了潮州百姓的信赖和拥护。潮州百姓用他们最传统、质朴的方式纪念韩愈,数百年不绝。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对韩愈进行了热情的颂扬,甚至对百姓“神化”韩愈、祭祀韩愈的行为也予以肯定,这固然与古人的思想水平和认识世界的局限性有关,但也在客观上揭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胸怀浩然正气,正道直行,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荣辱;真心为百姓做实事,谋福祉,就会永远被百姓所铭记。习近平同志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令人深思,发人深省,而苏轼的这篇文章或许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打开一个窗口。(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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