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以待人，体现着一个人的素养。而尊敬一个人应是发自内心和真挚的，是对一个人高尚品德或超凡能力、卓越成就的敬佩，而不掺杂其他成分，更不违心做作、虚头巴脑，否则，就会成为“谬敬”。
　　 《南史·何尚之传》载：南朝何尚之（字彦德）升任吏部侍郎后，回家省亲时，满朝官员纷纷到码头为他送行。到家后，其父何叔度问他：“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有几客？”何尚之颇自豪地答道：“殆数百人。”何叔度笑着说：“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尝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众，及废徙东阳，船泊征虏亭积日，乃至亲旧无复相窥者。”何叔度话的意思是，人家这是来送吏部侍郎的，跟你何尚之没多大关系。东晋时殷浩赴任豫章太守时，为他送行的人也很多，把码头都堵住了。但后来他被贬流放东阳信安时，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来送行的。”
　　 很显然，何尚之遇到的就是“谬敬”。“谬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略加分析，就能发现其所谬之处。
　　 其一，“谬敬”敬的是职权、地位、头衔之类，是势利之敬、轩冕之敬，也是违心之敬，说到底是以“敬”求利。南宋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讲：“人方居权势时，请谒必恭，书问必谨，皆谬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而世多以请谒之恭、书问之谨为归依于我，是堕谬敬术中而不悟者也。”此言不仅揭开了“谬敬”的实质，还说出了“谬敬”的迷惑力。
　　 其二，“谬敬”往往“善”择时机，适“时”发生。如上级出差、住院以及工作受到肯定之时，或领导家中遇有婚丧嫁娶之事，或逢年过节之际，“谬敬”就以“送行”“看望”“帮忙”等名义堂而皇之出现了。由于机会选得恰当，又打着人之常情的旗号，于是乎，来者“光明正大”，受者“心安理得”。
　　 其三，“谬敬”也少不了虚荣心的驱使。“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清代孙嘉淦任左都御史时曾向乾隆皇帝上奏《三习一弊疏》，从人性弱点的角度，分析了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如任这些天性发展，就会产生“一弊”，即“喜小人厌君子”。人无完人，或多或少都有爱听好话、愿受夸奖、喜欢被人拥着捧着等弱点，“谬敬”现象便由此而生。
　　 既然“謬敬”是势利之术、轩冕之敬，必然不靠谱、难经远。清代名臣曾国藩曾言：“轩冕而敬，伪也。”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谬敬”的虚伪。
　　 清代学者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军人，穿布衣布鞋游寺，僧以为是常人，不加礼貌。军人问之曰：“我见尔寺中，也甚淡薄，若少甚的修造，可取缘簿来，我也写布施。”僧人大喜，随即献茶，意极恭敬。及写缘簿，才写“总督部院”四个字，僧以为大官驾到，惊惧跪下。待又添写“标下左营官兵”，僧以为是兵丁，即恼立起。又见添写“喜施三十”，僧以为是银两，窃喜又跪。及又添写“文钱”二字，僧遂又起立不跪，脸又变恼。这个故事将势利小人，只敬衣衫不敬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真是：“俯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
　　 虽然“谬敬”充满虚情假意，但如果行“敬”者会来事，火候拿得好，而被“敬”者又好这一口、吃这一套，就可能被“谬敬”搞得晕头转向。据媒体报道，前段时间，《平安经》这样的荒诞之作之所以能“火”一把，也与有人大搞“谬敬”捧臭脚有很大关系：权威媒体站台背书，隆重推荐;行业协会集中研讨，朗读品鉴;更有人称此书为“跨国传世的经类大作力作……”难怪有网友讽刺说：一部《平安经》，一群马屁精。这说明，人若满脑子功名利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而又被“谬敬”包围，飘飘然、昏昏然，迟早会出大丑、栽大跟头。
　　 所以，对于“谬敬”，首先要看得透，想得开。清人叶玉屏辑录的《六事箴言》有言：“禄位者，势分也;官守者，职分也。士大夫之视势分也宜假，其视职分也宜真。”就是说，爵禄和地位只是随权势而来的一种名分，职守则是应尽的本分，士大夫对权势、名分应该看得淡一些，而对于职守应该看得重一些。做到这点，自然不会被“谬敬”所麻醉和左右。
　　 同时，也当小心提防“谬敬”。尤其有位有才有成者，面对如饴甘言、殷勤笑脸、悉心伺候，更应多长个心眼，多几份留意，多一些定力，识得破、忍得过，这样才能真保平安、真为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