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八年（公元624年），唐太宗李世民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负责巡视与监察的官员，其职能跟后来的“巡抚”有些相类，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征才行。”唐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征出去？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像他一样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为善于纳谏的皇帝——没有之一，而魏征则是历朝历代十分勇于进谏的臣子，无人能出其右。一个善于纳谏，一个勇于进谏，成就了这对史上难得一见的君臣关系。不仅如此，因为他们的榜样作用，大唐贞观年间做臣子的勇于进谏蔚然成风——除去魏征之外，我们能够列举的史上有名的谏臣还有王珪、刘洎、褚遂良、皇甫德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李世民眼里，其他谏臣与魏征的差距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时候的他才会说：“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而透过这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揣见，有的臣子在皇帝面前提出“宝贵意见”的时候，往往是有所保留的？
　　 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因为并不是每个臣子在李世民心目中的信任度，都如魏征那样高;也不是每个臣子胆量都像魏征那样大——不管是哪个人，自我保护意识总是有的，所以，能够达到魏征那样可以不顾生死尽进忠言的，只能是少数甚至是个别。而这，与魏征的特殊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他本是隐太子李建成的高参，甚至于还曾经建议后者谋杀李世民以除后患，所以，在唐太宗面前，他本是“死有余辜”之人。因此，他把他这条老命早就算在李世民的名下了，哪里还会在乎一言不慎可能招来横祸？并且，他也向来是以无所顾忌勇于进谏而赢得李世民的欢心的;或者说，如果在唐太宗面前说话也藏藏掖掖、躲躲闪闪，那就不是他魏征了，就体现不出他的价值了。
　　 当然，即便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开明的皇帝，对魏征的谏言还是有不耐烦的时候。据说，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聲，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表示：“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后来，因为长孙皇后“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的一句话，方才让他冷静下来。可想而知的是，当这样的事儿悄然传播开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以后再给唐太宗进谏的时候，会留一个心眼？扯顺风旗的更多一些，而拂逆其心意的更少一些？
　　 所以，唐太宗的“公等能正朕不”之问，不只是表明了他对魏征的高度信任，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之上，有勇于谏诤的魏征，也有喜欢逢迎拍马的长孙无忌，还有更多暗中窥测皇帝心思，说话有所保留的其他臣子。而既然在贞观年间属于唐太宗的时代都是这样，那么，在其它年代——在君王没那么开明，更多独断与霸道的年代，还不更是如此？也因此，唐太宗与魏征这对君臣，真的让我们不能不由衷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