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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采用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问题行为量表、正性负性情感量表、城市认同问卷对四川藏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初中、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四川藏、羌地区的青少年有着较强社会适应能力；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住所经常变动会增加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社交需要的不满足感；新学校的重视、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陪伴等因素可以帮助流动青少年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流动青少年；社会适应
1 引言
随着我国的城鎮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部分条件较好的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这些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或青少年即流动儿童或流动青少年。这一部分儿童的家庭内部环境并未发生改变或只发生了部分改变，但外部生活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1]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即社会适应。[2]以往研究发现：与城市一般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具有较低的自尊水平[3]、更强的孤独感[4]、更多的问题行为[5]、更突出的消极的人格品质[6]。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7]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2016年6月至9月对四川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学习与生活的初、高中在校学生进行量表施测，共得到有效问卷591份。其中，藏族学生237人，羌族学生225，占总人数的78.17。由农村搬入城市、镇的流动学生299名，从小在城市、镇生活的一般学生292名。在299名流动学生中，有31人在村镇的住所会在半年以内发生变动，264人不会发生变动，另外4人的居住状况缺失。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内容除了性别、民族、流动状况等人口学信息以外，还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问题行为量表、正性负性情感量表、城市认同问卷。
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由邹泓编制，用于测查学生（个体）在班级的同伴关系状况，采用1-4级计分。共21题，分为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社交需要未满足感4个维度。[8]
问题行为量表由方晓义等人编制，共22题，采用1-4级计分。[9]
正性负性情感量表由Watson等人编制，共20题，采用1-5级计分。该量表包含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用以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积极或消极情感的程度。[10]
城市认同问卷改编自方晓义等人编制的城市认同问卷，用于测量个体对城市生活或文化的认同水平，共17题，采用1-7级计分。[11]
3 研究结果
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3.1 比较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社会认同状况
对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同伴交往、问题行为、正性负性情感、城市认同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各项测量指标上，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之间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1）。这表明，四川藏、羌族地区的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相当，流动学生并未因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社会适应不良现象。
3.2 住所变动情况对流动学生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
考察流动学生的住所在半年内的变动情况，对半年内住所会发生变化与不发生变化的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住所的变动情况在总体上不会对社会适应各方面得分带来显著差异（见表2）。
3.3 住所变化对流动学生同伴交往（孤独感）的影响
对流动学生住所变动情况在同伴交往（孤独感）各维度上的差异进一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流动学生在半年内的住所变动状况在纯孤独感与社交需要未满足感两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发生变动的流动学生的得分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不会变动的流动学生；在社交能力知觉与同伴地位评价两个维度上，不同住所变动情况的流动学生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3）。
4 讨论
4.1 四川藏、羌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搬入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在本研究所测量的社会适应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所调查的四川省内的藏族、羌族城市、镇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流动青少年社会适应不良现象。相反，从农村迁往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和行为发展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一般的城镇学生，尽管这一优势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与人们习惯性的认知存在差异。
4.2 四川藏、羌地区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
以流动学生在半年内的住所有无变动为自变量，探究不同的住所变动情况对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发现半年内会有住所变动的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与无住所变动的流动学生无显著差异。
因此，不但从农村搬到城市或城镇不会影响四川藏、羌族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而且在城市或城镇的“居无定所”也未能明显地影响这些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这表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藏、羌族地区青少年有相当高的社会适应能力。
4.3 住所变动情况对四川藏、羌地区流动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影响
尽管流动状况未能影响四川藏、羌族地区青少年整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流动儿童在同伴交往中的孤独感与满足感仍然受到城市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使得住所常发生变化的流动学生拥有更高的孤独感和更少的满足感。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用人单位与青少年监护人都应该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青少年人际适应状况的影响，尽可能地倾听这些青少年的心声，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耐心，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流动青少年进城生活是伴随升学或转学而发生的。因此，学校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以及对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关注在他们社会适应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很大一部分青少年从农村搬到城市都有朋友陪同，或由父母投奔，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流动青少年内部环境的稳定性，使他们得以拥有更充分的心理能量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5 结论
通过对四川藏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初中、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四川藏、羌地区的青少年有着较强社会适应能力；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住所经常变动会增加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社交需要的不满足感；新学校的重视、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陪伴等因素可以帮助流动青少年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参考文献：
[1] 范兴华， 方晓义， 刘勤学， 流畅.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9.（5）： 33-40.
[2]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心理学大辞典：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068.
[3] 李小青， 邹泓， 王瑞敏等. 北京市流动儿童自尊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学业行为、师生关系的相关研究[J]. 心理科学， 2008，（4）.
[4] 方晓义， 范兴华， 刘杨. 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情绪关系上的调节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4）.
[5] 李晓巍， 邹泓， 金灿灿等. 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与人格、家庭功能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2）.
[6] 陈美芬.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格特征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 （6）.
[7] 新型城镇化 http：//www.gov.cn/zhuanti/xxczh/
[8] 邹泓.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发展特点、功能及其影响因素[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方晓义， 李晓铭， 董奇. 青少年吸煙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6，10（2）： 77-80.
[10]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17（1）：54-56.
[11] 袁晓娇，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邓林园.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教育研究， 2010，3，37-45.
【摘要】：采用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问题行为量表、正性负性情感量表、城市认同问卷对四川藏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初中、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四川藏、羌地区的青少年有着较强社会适应能力；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住所经常变动会增加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社交需要的不满足感；新学校的重视、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陪伴等因素可以帮助流动青少年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流动青少年；社会适应
1 引言
随着我国的城鎮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部分条件较好的父母将子女带在身边，这些跟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儿童或青少年即流动儿童或流动青少年。这一部分儿童的家庭内部环境并未发生改变或只发生了部分改变，但外部生活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1]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之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即社会适应。[2]以往研究发现：与城市一般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具有较低的自尊水平[3]、更强的孤独感[4]、更多的问题行为[5]、更突出的消极的人格品质[6]。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7]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2016年6月至9月对四川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学习与生活的初、高中在校学生进行量表施测，共得到有效问卷591份。其中，藏族学生237人，羌族学生225，占总人数的78.17。由农村搬入城市、镇的流动学生299名，从小在城市、镇生活的一般学生292名。在299名流动学生中，有31人在村镇的住所会在半年以内发生变动，264人不会发生变动，另外4人的居住状况缺失。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内容除了性别、民族、流动状况等人口学信息以外，还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问题行为量表、正性负性情感量表、城市认同问卷。
同伴交往（孤独感）问卷由邹泓编制，用于测查学生（个体）在班级的同伴关系状况，采用1-4级计分。共21题，分为纯孤独感、社交能力知觉、同伴地位评价、社交需要未满足感4个维度。[8]
问题行为量表由方晓义等人编制，共22题，采用1-4级计分。[9]
正性负性情感量表由Watson等人编制，共20题，采用1-5级计分。该量表包含积极情感维度和消极情感维度，用以测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积极或消极情感的程度。[10]
城市认同问卷改编自方晓义等人编制的城市认同问卷，用于测量个体对城市生活或文化的认同水平，共17题，采用1-7级计分。[11]
3 研究结果
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3.1 比较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社会认同状况
对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同伴交往、问题行为、正性负性情感、城市认同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各项测量指标上，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之间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1）。这表明，四川藏、羌族地区的流动学生与一般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相当，流动学生并未因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社会适应不良现象。
3.2 住所变动情况对流动学生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
考察流动学生的住所在半年内的变动情况，对半年内住所会发生变化与不发生变化的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住所的变动情况在总体上不会对社会适应各方面得分带来显著差异（见表2）。
3.3 住所变化对流动学生同伴交往（孤独感）的影响
对流动学生住所变动情况在同伴交往（孤独感）各维度上的差异进一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流动学生在半年内的住所变动状况在纯孤独感与社交需要未满足感两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发生变动的流动学生的得分在0.0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不会变动的流动学生；在社交能力知觉与同伴地位评价两个维度上，不同住所变动情况的流动学生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3）。
4 讨论
4.1 四川藏、羌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是否从农村搬入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在本研究所测量的社会适应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本研究所调查的四川省内的藏族、羌族城市、镇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流动青少年社会适应不良现象。相反，从农村迁往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和行为发展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一般的城镇学生，尽管这一优势并未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与人们习惯性的认知存在差异。
4.2 四川藏、羌地区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
以流动学生在半年内的住所有无变动为自变量，探究不同的住所变动情况对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的影响，发现半年内会有住所变动的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与无住所变动的流动学生无显著差异。
因此，不但从农村搬到城市或城镇不会影响四川藏、羌族地区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而且在城市或城镇的“居无定所”也未能明显地影响这些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这表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藏、羌族地区青少年有相当高的社会适应能力。
4.3 住所变动情况对四川藏、羌地区流动青少年人际关系的影响
尽管流动状况未能影响四川藏、羌族地区青少年整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流动儿童在同伴交往中的孤独感与满足感仍然受到城市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使得住所常发生变化的流动学生拥有更高的孤独感和更少的满足感。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用人单位与青少年监护人都应该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青少年人际适应状况的影响，尽可能地倾听这些青少年的心声，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和耐心，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流动青少年进城生活是伴随升学或转学而发生的。因此，学校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以及对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关注在他们社会适应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很大一部分青少年从农村搬到城市都有朋友陪同，或由父母投奔，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流动青少年内部环境的稳定性，使他们得以拥有更充分的心理能量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5 结论
通过对四川藏族、羌族地区在城市或城镇生活和学习的初中、高中生的社会适应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四川藏、羌地区的青少年有着较强社会适应能力；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流动状况的影响；流动学生的社会适应水平不受其住所变动情况的影响；住所经常变动会增加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和社交需要的不满足感；新学校的重视、朋友的陪伴、家人的陪伴等因素可以帮助流动青少年更好地完成社会适应。
参考文献：
[1] 范兴华， 方晓义， 刘勤学， 流畅.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一般儿童社会适应比较.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9.（5）： 33-40.
[2]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心理学大辞典：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068.
[3] 李小青， 邹泓， 王瑞敏等. 北京市流动儿童自尊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学业行为、师生关系的相关研究[J]. 心理科学， 2008，（4）.
[4] 方晓义， 范兴华， 刘杨. 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情绪关系上的调节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4）.
[5] 李晓巍， 邹泓， 金灿灿等. 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与人格、家庭功能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8，（2）.
[6] 陈美芬.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格特征的研究[J]. 心理科学， 2005， （6）.
[7] 新型城镇化 http：//www.gov.cn/zhuanti/xxczh/
[8] 邹泓.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发展特点、功能及其影响因素[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方晓义， 李晓铭， 董奇. 青少年吸煙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6，10（2）： 77-80.
[10]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17（1）：54-56.
[11] 袁晓娇， 方晓义， 刘杨， 蔺秀云， 邓林园.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特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教育研究， 2010，3，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