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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责任意识强、敢担当，这是优秀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铁肩担道义”。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生活中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事情屡有发生。第二，媒体和记者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第三，当下舆论和舆情相当复杂，准确地进行研判难度极大。而很强的业务能力，是好记者必须具备的另一不可或缺的条件。具体是指：新闻采访不舍难求易；力求对生活有所发现；对新闻事实能出色地展示和评论。
【关键词】记者；责任意识；业务能力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记者，这是每年记者节都要讨论的话题。在陈永洲出事、21世纪网出事、沈灏出事以后，这个话题显得极为严峻而沉重。笔者认为，一名好记者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很强的业务能力。有道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前一句说的是有担当、负责任，后一句说的是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两个方面不可或缺。
上篇
先说“铁肩担道义”。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责任意识强、敢担当，这是好记者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并将责任付诸行动，方才可能成为好记者；反过来说，缺乏责任意识、不能将责任意识落实到行动上的记者肯定成不了好记者。当今时代，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社会观念使意识形态中增加了以前所没有的内容，传播科技的发展与发达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舆论格局。在这一方面，与以前相比，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然而尽管如此，记者仍然需要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铁肩担道义”精神，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铁肩担道义”。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新闻工作者要有一种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新闻来影响更多的人，号召大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尤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将大家拧成一股绳，推动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1]新闻工作者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铁肩担道义”，是记者强烈的责任意识的体现。马克思在阐述报刊的品质时，多次从办报的目的和责任方面强调报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认为人民报刊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报刊从理性上，同样也从感情上来看人民的生活状况”[2]。“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是记者的责任所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记者责任的一种经典表述。记者应成为人民的忠实代言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记者责任的另一种经典表述。这些都是从应当作为方面说的。当今时代，改革进入到了深化和攻坚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与此相联系的舆论格局相当复杂。记者在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和真实心声方面，所担负的责任比以往更为重大。受到责任意识的驱使，记者事事处处对社会、对公众、对事实负责，始终明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不利的事情不可为，对公众构成误导和对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的报道不可发，与事实不相吻合的信息不可传。这些，是从不可为方面说的。
之所以说在今天的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铁肩担道义”，是因为：
第一，社会生活中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事情屡有发生。这是一个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但又是一个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之事时有发生的时代。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媒体版面、节目时段，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发声、而呼唤，是记者的神圣职责。
第二，媒体和记者面临着利益的巨大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已经成为市场上的经营主体，通过正当经营获得经济效益，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身处市场之中，经营主体面临着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传统媒体受到来自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的巨大压力，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当然，新媒体也会同样感受到生存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既要面对来自市场的利益诱惑，又要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因此可以说，记者的责任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记者是公民。与其他公民相比，他（们）从事的是新闻采访这样的职业活动，拥有利用新闻传媒的技术手段和特有资源披露新闻事实和发表自身见解的权利。虽说今天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但记者因为在体制内，有着与新闻机构相联系的公职身份，因而其话语权及话语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这是一般的网民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有的记者就在自己的身份上做足了文章。他（们）既可以在报道特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进项，也可以在不报道特定对象的过程中捞取好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在自己声名狼藉的同时，也使整个记者队伍的形象蒙受玷污。
第三，当下舆论和舆情相当复杂，准确地进行研判难度极大。在很多年前，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就曾经说过一段名言：“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他说这一段话时，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更没有进入自媒体时代，但与记者是用在调查采访的基础上披露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方式进行工作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手中握有“如椽大笔”，他（们）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他（们）体现的是社会良知。在自媒体时代，人人手握处于移动状态的麦克风，众声喧哗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舆论和舆情的复杂性毋庸置疑。在出现了变局的舆论格局中，记者对在社会舆论中的引领作用不可轻言放弃；舆论和舆情越是复杂和难以研判，记者肩上的责任就越是重大。
“铁肩担道义”，动力从哪里来？新闻工作者的楷模穆青，以“勿忘人民”自勉和勉人，因而不仅在平时的工作中能“铁肩担道义”，而且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也能“铁肩担道义”。他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而以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为主要矛盾，这在当时是需要胆识和需要有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的。在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中，穆青和他的同仁先于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性评价，这同样需要胆识和责任意识的支撑。记者“勿忘人民”，方才可能长有“铁肩”，方才可能担得了道义。 下篇
再说“妙手著文章”。
业务能力是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写作、编辑等能力。对于好记者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具备超强的采访和写作能力。采访、写作能力和水准的发挥，与特定主体的新闻理想、敬业精神有关。具备崇高的新闻理想和突出的敬业精神的记者，往往能通过不断钻研而提升自己的采访和写作能力，并将此发挥到极致。就此而言，业务能力和水准的发挥，不仅仅是业务能力问题，还与记者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但是，记者如果光有新闻理想和敬业精神而没有很强的新闻业务能力，那么他们在报道新闻事实和评论社会现象时就会捉襟见肘，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就会明显处于下风。
“妙手著文章”涉及多方面的内容，现着重论述如下三点：
其一，新闻采访不舍难求易。
业界人士有言：“七分采，三分写。”这在记者所写报道严格地受制于调查采访所获得的素材的层面，无疑具有真理性。相近的意思也可表述成“脚板底下出新闻”“好新闻是跑出来的”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技术有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进步，记者进行采访、获取信息较之以前有更多的渠道，也更为便捷。然而不可改变的是：记者仍然需要对报道对象进行深入采访，需要就与报道对象有关的采访对象进行深入采访，需要赴事发现场进行深入采访。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这依然是好记者写成好稿的“不二法门”。新闻采访不可舍难求易。
一名记者如果疏于调查采访，甘于根据“二手货”进行“再生新闻”写作，其实只是做粘贴、拼凑之事，那么就终究只能是与好新闻、好记者无缘。做原创的新闻、做有深度的新闻、做包含着自己的发现和思考的新闻，是好记者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高人一筹和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好记者总是与新闻精品力作相联系。能不止一次地生产出精品力作，是好记者之所以为好记者的重要标志。那么，新闻精品力作是怎样炼成的呢？新闻精品力作是艰苦深入的调查采访顺理成章的结果。制作精品力作所需要的采访，不可能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采访，也不可能只是力图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采访，更不可能只是在办公室里闭门不出地收集资料和进行复制、粘贴，而必然是深入实际和实地的采访。
新华社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写成后被400多家媒体刊播，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媒体受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称赞。[3]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生产过程吧。“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带领3名记者深入太行深处的乡村、企业和重修红旗渠工地调研，采访30多位典型人物，召开近10场座谈会。同时，在全国范围采访了涉及红旗渠的人物，查阅3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在深入采访基础上，精雕细刻，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形成了这篇精品力作。”[4]以上就是记者团队写这篇通讯前的投入。毫无疑问，深入、扎实的采访，为精品力作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力求对生活有所发现。
记者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实要有自己的发现。“新闻发现力”的概念经常被业界和学界人士提及。
有位论者提出了如下观点：“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澄清，即在一个‘用户生产内容’的信息传播方式日渐普遍化的时代，对新闻发现力的探讨并没有失去它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这是因为即使人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有了传播信息的权利，人人或多或少在发布新闻（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新闻感知力），但是用户生产的内容，一是它替代不了专业新闻记者的那种持续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新闻信息的采集工作。那种零散的、随机的、浅层次的内容生产，只是丰富了新闻信息来源。”[5]笔者同意上述意见，在自媒体时代，专业记者不是“全民皆记者”意义上的“网民记者”所能取代的。专业记者的新闻发现力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发现了新闻界存在的“新闻发现力之‘滞后’与‘忽视’”的问题。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发现：“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6]这实际上为记者提升新闻发现力指出了具体的努力目标。
新闻发现与新闻采访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阶段，而完全可以融为一体：在采访前有所发现——发现值得报道和深入发掘的线索；在采访中有所发现——发现新闻事实所蕴含的新闻价值、思想意义、深长意味。由于有了新的发现，记者的采访被引向更有利于发掘事物本质的方向。
新华社记者何平等人在通讯《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中，就有他们自己的发现。如在涉及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民主时，他们写道：“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在昭示：民主是理想，也是实践。需要制度，也需要细节。”这段文字就体现了某种发现。记者在采访和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深思中，还有另外的发现：“从大乱到大治，从民心失落到民心重聚，瓮安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站在乌江峡谷，翻卷的激流挟着历史的风云扑面而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70多年前，被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曾在这里绝处逢生，转危为安。70多年后，瓮安的基层政权也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在新长征的路途上，也还会遇到各种‘乌江天险’。但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一定能闯关夺隘，到达胜利的彼岸！”在70多年时间长河的两端，“乌江天险”的内涵和形式有着诸多不同，但其中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深刻的真理内涵。把历史的相似之处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发挥其警示作用，这就是该篇通讯的贡献。
其三，对新闻事实能出色地展示和评论。
这属于表达的范畴。如果既有深入的采访，也有自己的发现，然而功力不逮，也还是无济于事。好记者在表达方面总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惊人之笔。改革开放之初，范敬宜在某公社睡了一夜，深有感触，于是从“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的角度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其报道角度之妙令人赞叹。他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策划和主导的“香香臭臭话广东”等一组11篇系列报道，突破了对于事物的评价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让人读后叹为观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老话；但如果在自媒体时代给予它新意，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参考文献：
[1]杨云.如何做一名好记者——访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综合采访部主任刘畅[N].内江日报，2009-09-2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231.
[3]刘思扬.在“走转改”中锻造时代精品[N].湖北日报，2011-11-25.
[4]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2-06/25/c_131674095_2.htm.
[5]马涛.新闻发现力再认识[J].当代传播，2013（1）.
[6]南振中.新闻发现力之“滞后”与“忽视”[J].新闻战线，2004（7）.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赵 亮
【关键词】记者；责任意识；业务能力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记者，这是每年记者节都要讨论的话题。在陈永洲出事、21世纪网出事、沈灏出事以后，这个话题显得极为严峻而沉重。笔者认为，一名好记者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很强的业务能力。有道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前一句说的是有担当、负责任，后一句说的是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两个方面不可或缺。
上篇
先说“铁肩担道义”。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责任意识强、敢担当，这是好记者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并将责任付诸行动，方才可能成为好记者；反过来说，缺乏责任意识、不能将责任意识落实到行动上的记者肯定成不了好记者。当今时代，社会处于转型期，改革进入深水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社会观念使意识形态中增加了以前所没有的内容，传播科技的发展与发达和其他因素一起共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舆论格局。在这一方面，与以前相比，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然而尽管如此，记者仍然需要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铁肩担道义”精神，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铁肩担道义”。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新闻工作者要有一种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新闻来影响更多的人，号召大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尤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将大家拧成一股绳，推动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思索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1]新闻工作者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
“铁肩担道义”，是记者强烈的责任意识的体现。马克思在阐述报刊的品质时，多次从办报的目的和责任方面强调报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认为人民报刊应当“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报刊从理性上，同样也从感情上来看人民的生活状况”[2]。“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是记者的责任所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记者责任的一种经典表述。记者应成为人民的忠实代言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记者责任的另一种经典表述。这些都是从应当作为方面说的。当今时代，改革进入到了深化和攻坚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与此相联系的舆论格局相当复杂。记者在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和真实心声方面，所担负的责任比以往更为重大。受到责任意识的驱使，记者事事处处对社会、对公众、对事实负责，始终明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不利的事情不可为，对公众构成误导和对公共利益带来损害的报道不可发，与事实不相吻合的信息不可传。这些，是从不可为方面说的。
之所以说在今天的条件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记者“铁肩担道义”，是因为：
第一，社会生活中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的事情屡有发生。这是一个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但又是一个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之事时有发生的时代。用自己手中的笔和掌握的媒体版面、节目时段，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发声、而呼唤，是记者的神圣职责。
第二，媒体和记者面临着利益的巨大诱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已经成为市场上的经营主体，通过正当经营获得经济效益，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身处市场之中，经营主体面临着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而传统媒体受到来自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的巨大压力，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拼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当然，新媒体也会同样感受到生存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既要面对来自市场的利益诱惑，又要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因此可以说，记者的责任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记者是公民。与其他公民相比，他（们）从事的是新闻采访这样的职业活动，拥有利用新闻传媒的技术手段和特有资源披露新闻事实和发表自身见解的权利。虽说今天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但记者因为在体制内，有着与新闻机构相联系的公职身份，因而其话语权及话语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大。这是一般的网民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因为如此，有的记者就在自己的身份上做足了文章。他（们）既可以在报道特定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进项，也可以在不报道特定对象的过程中捞取好处。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在自己声名狼藉的同时，也使整个记者队伍的形象蒙受玷污。
第三，当下舆论和舆情相当复杂，准确地进行研判难度极大。在很多年前，新华社原社长郭超人就曾经说过一段名言：“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他说这一段话时，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更没有进入自媒体时代，但与记者是用在调查采访的基础上披露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方式进行工作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手中握有“如椽大笔”，他（们）肩负的责任重于泰山，他（们）体现的是社会良知。在自媒体时代，人人手握处于移动状态的麦克风，众声喧哗成为社会舆论的常态。舆论和舆情的复杂性毋庸置疑。在出现了变局的舆论格局中，记者对在社会舆论中的引领作用不可轻言放弃；舆论和舆情越是复杂和难以研判，记者肩上的责任就越是重大。
“铁肩担道义”，动力从哪里来？新闻工作者的楷模穆青，以“勿忘人民”自勉和勉人，因而不仅在平时的工作中能“铁肩担道义”，而且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也能“铁肩担道义”。他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而以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为主要矛盾，这在当时是需要胆识和需要有承担责任的心理准备的。在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中，穆青和他的同仁先于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性评价，这同样需要胆识和责任意识的支撑。记者“勿忘人民”，方才可能长有“铁肩”，方才可能担得了道义。 下篇
再说“妙手著文章”。
业务能力是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写作、编辑等能力。对于好记者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具备超强的采访和写作能力。采访、写作能力和水准的发挥，与特定主体的新闻理想、敬业精神有关。具备崇高的新闻理想和突出的敬业精神的记者，往往能通过不断钻研而提升自己的采访和写作能力，并将此发挥到极致。就此而言，业务能力和水准的发挥，不仅仅是业务能力问题，还与记者的工作态度及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但是，记者如果光有新闻理想和敬业精神而没有很强的新闻业务能力，那么他们在报道新闻事实和评论社会现象时就会捉襟见肘，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就会明显处于下风。
“妙手著文章”涉及多方面的内容，现着重论述如下三点：
其一，新闻采访不舍难求易。
业界人士有言：“七分采，三分写。”这在记者所写报道严格地受制于调查采访所获得的素材的层面，无疑具有真理性。相近的意思也可表述成“脚板底下出新闻”“好新闻是跑出来的”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技术有了前人难以想象的进步，记者进行采访、获取信息较之以前有更多的渠道，也更为便捷。然而不可改变的是：记者仍然需要对报道对象进行深入采访，需要就与报道对象有关的采访对象进行深入采访，需要赴事发现场进行深入采访。在今天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这依然是好记者写成好稿的“不二法门”。新闻采访不可舍难求易。
一名记者如果疏于调查采访，甘于根据“二手货”进行“再生新闻”写作，其实只是做粘贴、拼凑之事，那么就终究只能是与好新闻、好记者无缘。做原创的新闻、做有深度的新闻、做包含着自己的发现和思考的新闻，是好记者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高人一筹和最终胜出的关键所在。
好记者总是与新闻精品力作相联系。能不止一次地生产出精品力作，是好记者之所以为好记者的重要标志。那么，新闻精品力作是怎样炼成的呢？新闻精品力作是艰苦深入的调查采访顺理成章的结果。制作精品力作所需要的采访，不可能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采访，也不可能只是力图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采访，更不可能只是在办公室里闭门不出地收集资料和进行复制、粘贴，而必然是深入实际和实地的采访。
新华社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写成后被400多家媒体刊播，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媒体受众和社会各界的高度称赞。[3]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生产过程吧。“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带领3名记者深入太行深处的乡村、企业和重修红旗渠工地调研，采访30多位典型人物，召开近10场座谈会。同时，在全国范围采访了涉及红旗渠的人物，查阅3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在深入采访基础上，精雕细刻，数易其稿，反复打磨，形成了这篇精品力作。”[4]以上就是记者团队写这篇通讯前的投入。毫无疑问，深入、扎实的采访，为精品力作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力求对生活有所发现。
记者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实要有自己的发现。“新闻发现力”的概念经常被业界和学界人士提及。
有位论者提出了如下观点：“有一个新的现象值得澄清，即在一个‘用户生产内容’的信息传播方式日渐普遍化的时代，对新闻发现力的探讨并没有失去它的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这是因为即使人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人都有了传播信息的权利，人人或多或少在发布新闻（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新闻感知力），但是用户生产的内容，一是它替代不了专业新闻记者的那种持续的、深入的、全方位的新闻信息的采集工作。那种零散的、随机的、浅层次的内容生产，只是丰富了新闻信息来源。”[5]笔者同意上述意见，在自媒体时代，专业记者不是“全民皆记者”意义上的“网民记者”所能取代的。专业记者的新闻发现力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发现了新闻界存在的“新闻发现力之‘滞后’与‘忽视’”的问题。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发现：“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6]这实际上为记者提升新闻发现力指出了具体的努力目标。
新闻发现与新闻采访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阶段，而完全可以融为一体：在采访前有所发现——发现值得报道和深入发掘的线索；在采访中有所发现——发现新闻事实所蕴含的新闻价值、思想意义、深长意味。由于有了新的发现，记者的采访被引向更有利于发掘事物本质的方向。
新华社记者何平等人在通讯《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中，就有他们自己的发现。如在涉及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民主时，他们写道：“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在昭示：民主是理想，也是实践。需要制度，也需要细节。”这段文字就体现了某种发现。记者在采访和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深思中，还有另外的发现：“从大乱到大治，从民心失落到民心重聚，瓮安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站在乌江峡谷，翻卷的激流挟着历史的风云扑面而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往往会有惊人的相似——70多年前，被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曾在这里绝处逢生，转危为安。70多年后，瓮安的基层政权也经历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在新长征的路途上，也还会遇到各种‘乌江天险’。但只要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就一定能闯关夺隘，到达胜利的彼岸！”在70多年时间长河的两端，“乌江天险”的内涵和形式有着诸多不同，但其中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深刻的真理内涵。把历史的相似之处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发挥其警示作用，这就是该篇通讯的贡献。
其三，对新闻事实能出色地展示和评论。
这属于表达的范畴。如果既有深入的采访，也有自己的发现，然而功力不逮，也还是无济于事。好记者在表达方面总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惊人之笔。改革开放之初，范敬宜在某公社睡了一夜，深有感触，于是从“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的角度报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其报道角度之妙令人赞叹。他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策划和主导的“香香臭臭话广东”等一组11篇系列报道，突破了对于事物的评价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让人读后叹为观止。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老话；但如果在自媒体时代给予它新意，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参考文献：
[1]杨云.如何做一名好记者——访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综合采访部主任刘畅[N].内江日报，2009-09-2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56：231.
[3]刘思扬.在“走转改”中锻造时代精品[N].湖北日报，2011-11-25.
[4]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2-06/25/c_131674095_2.htm.
[5]马涛.新闻发现力再认识[J].当代传播，2013（1）.
[6]南振中.新闻发现力之“滞后”与“忽视”[J].新闻战线，2004（7）.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