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多镇的男人们》和《桑多镇的女人们》一样，都是我近年来创作的“桑多系列”中的一部分内容。“桑多”，在藏语里，是“大夏河源头”的意思。而大夏河，藏语名桑曲，史书上叫漓水，是甘肃省中部重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和合作市境内，流经河州，注入黄河。我工作且生活的地方，算是大夏河的上游。从1999年开始，我就关注此地的历史沿革、宗教文化、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了解得多了，就有创作“文学桑多语法世界”的冲动。我在纸上，用文字慢慢地画出了桑多河、桑多山，和雪山之下、长河之畔的桑多镇。因此，“桑多系列”的写作，既是对藏区村落的深描，也是对百姓生活的还原。
　　“桑多系列”以书写桑多镇为核心。桑多镇，在现实里，在我的笔下，就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中国小镇。平时，我就在其中生活，而在写作时，这镇子就被我用放大镜无限放大：我能清楚地看到谁在祭祀祖先，谁在准备农具，谁在礼佛，谁在远行，誰在甜睡，谁在愉快地打电话，谁和谁在郑重其事地碰杯，谁和谁在口是心非地恋爱，谁和谁在争争吵吵中走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桑多人在小镇几百年来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个人类繁衍生息的样本，需要以志书或文学的方式加以记载。
　　“桑多系列”的创作，对我而言，显然是成长的另一阶段。众所周知，成长，是一个肉体量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趋向成熟的过程。读古典诗词或先哲典籍，少年时，读出来的只有欢喜和忧伤;青年时，读出了愤怒和痛苦;中年时，读出的则是平淡、幸福或释然。写作也一样。我青年时期的写作，痴迷于对自身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的展现，觉得人世间最美好也最痛苦的，莫过于爱情了。歌颂地域和民族时也一样，走的是笼统的、单纯的、直接的路子，仿佛一个在旷野上大喊大叫或沉迷游走的浪子。
　　年近五十，终于明白：写作，是个人的事，但又不是个人的事。因为你年轻时的痛苦，别人也有;你经历过的甜美，别人也曾品尝;你感受到的喜悦与幸福，在他人的世界里，早就上演了上千回。我写作时的聚光灯，不再仅仅聚照我自己，倒是更关注他人的世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试图保留什么改变什么？他们的命运，是否关系到更多的民族？他们的努力，是否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就这样，我关注着这个镇子上的居民，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尊重每一个人物的自由，珍惜每一个人物的生命。甚至，我要借助于他们，唤醒这人世间被私欲遮蔽的温暖，呼吁世人继承善良、诚实、仁慈的美好品德，恪守自省的精神，滋养悲悯的情怀。
　　当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油腻大叔，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人类社会观察者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写作的重要性。2018—2019年，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一个藏族村落驻村，干精准扶贫工作。在田间地头，在高山牧场，在村落庄院里，频繁的接触，使我从村民的身上，感受到或豪迈或含蓄、或阳刚或阴柔、或热烈或安静的生命的气息。它们是如此强烈，小时候我感受不到，也不曾体验，而今，我意识到，他们始终这样真实而坚韧地生存着，有的浑浑噩噩、庸庸碌碌，有的胸有大志、放眼天下。（当然，我也看到了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懦弱猥琐的形象，思考过他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们粗重的呼吸，他们发亮的眼睛，他们带着腥味的汗气，甚至他们或高声大嗓或低沉嘶哑的声息，都让我觉得：他们要走进画布，走进文学，走进电影，走进历史文化的长廊，在中国人物群像谱里，留下他们浓墨重彩的肖像。
　　这使我更清楚了今后的写作方向，明晰了写作内容。我分明地感受到了身上的重担：我得用文字塑造桑多人的形象，勾勒他们的神情，释放他们的愿望，触摸他们的灵魂。（除此之外，我一介书生，又能干啥呢？又能干好啥呢？）“桑多系列”的创作，其意义莫过于此。
　　在文体选择上，我更倾向于用自由、开放、真切、优美的散文诗来进行抒写。在《散文诗》某年某期的“重磅”栏目里，我强调自己的散文诗观：“越来越觉得散文诗是一种开放的文体：不仅能诗意再现日常里的诗性、生存中的哲思、人世间的故事，更能深度发掘钩沉的历史、民间的意志和时代的精神。这文体，不是一个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小平台，而是一座直面世界拷问灵魂的大舞台。”这种文体较之于诗歌，更为自由而豁达;较之于散文，更加严谨而热情;较之于小说，更是简洁而清晰。基于这种对散文诗的认知，使我越来越认同周庆荣等先辈提出的把散文诗纳入“大诗”的写作观。我以为，这个“大”，是视野，是容纳，是吸收，是规模，是突围，是创新，更是千军万马奔驰的疆域。我的散文诗创作，也就有了诗歌的语言、小说的情节、散文的意蕴。
　　《桑多镇的男人们》，就有着这种鲜明的特色，对我而言，算是一种有效的尝试。使我能够有信心完成“桑多系列”这座冰山隐藏于水面之下的更多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