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时间观念，对时间之轴上的古与今或古代、近世、现代、未来等时段概念进行了阐释，并从时间之维展开，讨论个体意义上的青年与老年，讨论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老大帝国，讴歌青春活力，呼唤青春中华;他们还有旷远的空间意识，认真思考着中国以外的亚洲、世界、宇宙，思考着中华文化以外的东方文化、西方文明、人类文明，主张广泛吸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同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希望中国再次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可从外宇宙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内宇宙的心灵世界三个维度切入，去探寻五四启蒙思想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涵，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启蒙为指向的思想文化运动，展现了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世界发展、唤起国民觉悟的姿态。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启蒙思想家 现代意识 世界意识 新文化运动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五四”在纵横交错、变化莫测的时空之轴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痕，它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发生现代转向的“思想母港”，是中国人命运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联系的关键节点。作为那一场爱国政治运动、那一场思想文化运动、那一场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主角，五四启蒙思想家有着深邃的、旷远的时空意识，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与宽阔的世界视野，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致力于追寻世界进步潮流，致力于建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与张扬个性的中国新文化。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推动中国价值体系现代性转型中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因而成了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象征符号。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时间流转、时代变迁，对时间之轴上的古与今或古代、近世、现代、未来等时段与所处20世纪的历史方位，有着清醒的自觉认知，也有着强烈的现代取向。他们还从时间之维展开，讨论个体意义上的青年与老年，讨论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老大帝国，讴歌青春活力，呼唤青春中华，展望中华民族再现生机与活力的民族复兴前景。
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中華文化有着关注时间、关注时代的传统，哲人们围绕着“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进行持续不断的“古今之辩”，史家们以记叙时代变迁为职责、以“通古今之变”为追求，诗人们留下了“秦时明月汉时关”“江月何年初照人”等诸多千古名句。进入近代以后，士大夫们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古今之变、对时代变迁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随后迎来的晚清世纪之交中，其时间意识、时代观念进一步增强并频频在其时论中使用了“世纪”“现代”等概念，如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称“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 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到了民国初年，中外历史上发生了从帝国到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划时代事件，且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取代帝制年号、干支纪年，这一切使得“五四一代”对时间、时代、时局、古今、现代这些概念变得格外的敏感，也显得分外的钟情。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着强烈的时间观、时代感与现代意识，尤为注重所处的当下即“现在”。他在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即以时间开宗明义：“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立足于“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的生存处境，表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4～75页。他在1916年初发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要求青年认清处在“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的历史方位，认清“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他认为从世界的角度，“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预言1916年也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刻，“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103页。
蔡元培从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之维阐释文化教育，他要求教育以“担负将来之文化”为高尚理想，“教育为播种之业，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后，决不得以保存固有之文化为的，而当为更进一步之理想。中国古代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其例也。”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他认为人类对时间流转、过往历史要有着自觉意识，“人类之进化所以远速于他种动物者，以其有历史。历史者，能缩若干人、若干时之记忆为一组，因得以是为基础，而更求进步”，历史时期的划分可长可短，长者“得画数百年或千年为一时期，如历史学家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是也”。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他还于1922年为萧子昇（萧瑜）的《时间经济法》一书作序时批评了国人不爱惜时间，他说：“‘时哉勿可再失’、‘时乎时乎不再来’，吾国爱时之格言如此类者，不胜偻举矣;而吾国人乃特以不爱时著名于世界，应酬也、消遣也，耗时间于无用之地者，不知几何人，其或朝夕力行，每日在八时以上且无所谓休息日者，宜若可以纠浪费时间者之失;而核其效率，乃远不及他国人八时以下之工作。” 萧瑜：《时间经济法》，“序言”，商务印书馆，1923年。 鲁迅在1918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发表了《人与时》的短诗：“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 鲁迅：《集外集·人与时》，《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这首短诗对由过去（从前）、现在、将来组成的时间之轴作了完整的揭示，表明了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的取向。鲁迅对时间是非常珍惜的，他说过“节省时间，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鲁迅：《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等强调珍惜时间的话语。对于从前、现在与将来三者，针对有的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鲁迅强调关键是要把握“现在”，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鲁迅：《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夕曾经思考过“时间”这一概念，他说：“余尝以为Time当译为‘时’，Space当译为‘间’。《墨子·经上》云：‘有间，中也。间，不及旁也。’今人以时间两字合用，非也。顷读蔡孑民先生旧译《哲学要领》以‘宇’译Space，以‘宙’译Time，又曰空间及时间。此亦按《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则宇宙古有‘间’与‘时’之别也。” 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2～223页。后来，他在与空间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时”与“时间”等词，如他在1926年《时间不值钱》一文中批评“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 胡适：《时间不值钱》，《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以至在1930年以《麻将》一文批评国人“不爱惜光阴”“荒时费业”。胡适主张从“往古来今”的时代变迁视角考察文学改革、思想文化变革，他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页。他要求追随时代变迁的潮流，与时势共振，与时代同行，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他在谈到近代文学时指出：“中日之战以后，明白时势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改革的必要。这种觉悟产生了一种文学，可叫做‘时务的文章’。那时代先后出的几种‘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汤寿潜的，——文章和内容都很可以代表這个时代的趋势。”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他在上海求学时关注到那时出版的《时报》，自称“从14岁到19岁的六年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后撰写《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以顺应时势相勉励。他希望不要陶醉《时报》早年的成功，“与其追念过去的成功，远不如悬想将来的进步。过去的成绩只应该鼓励现在的人努力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将来，这是‘时’字的教训。”“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常常变迁的，往往前一时代的需要，到了后一时代便不适用了。《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了许多法门，但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 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
李大钊既是一位革命家、思想家，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时代有着特有的敏感与自觉。在五四启蒙思想家中，他是对“时间”思考较多、阐释最多的一位， 参见刘岸挺：《“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其中有多篇文章直接以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为题，如《〈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第三》（1916年8月17日）、《青春》（1916年9月1日）、《祝九月五日》（1916年9月5日）、《青年与老人》（1917年4月1日）、《此日》（1917年10月15日）、《今》（1918年4月15日）、《新纪元》（1919年元旦）、《光明与黑暗》（1919年3月2日）、《现在与将来》（1919年3月8日）、《时代的落伍者》（1919年10月26日）、《时间浪费者》（1919年11月2日）、《又是一年》（1920年1月4日）、《今与古》（1922年1月8日）、《今与古》（1923年2月12日）、《时》（1923年12月1日）等。李大钊对“时间”的思考是比较全面、深入的。他对“时”的流转及其由此形成的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的时间链条作了揭示。他指出“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如一线”，“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立在未来。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逆返，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 李大钊：《时》，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8～290页。由于时间的流转是有退无进的，是一往不返的，所以人们要珍惜时间，不可做“时间浪费者”，“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 李大钊：《时间浪费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珍惜时间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今”、把握住“现在”、把握住“此日”，因为“世界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 李大钊：《今》，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1～193页。“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 李大钊：《现在与将来》，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李大钊还鲜明表达了崇今、尚今、主张今胜于古的价值取向，批评了怀古派“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的历史倒退论，表示“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指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 李大钊：《“今”与“古”》，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6、189页。他希望国人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不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时代是最残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 李大钊：《时代的落伍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时光似箭，糊里糊涂的又是一年……我们看许多的朋友们，因为走的步数稍微慢了一点，就赶不上进步的潮流，成了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看着现在和将来，都和他的生活不合;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一点的幸福和希望给他，所能给他的只是些悲哀、烦闷和苦痛”。 李大钊：《又是一年》，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2页。他还强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蔡元培对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外部世界，都有所思考。他在1915年初写成的《哲学大纲》中介绍了各派对世界本体和物质世界的认识，如“惟物论者，以世界全体为原本于一种原子之性质，及作用，及阅历，而此原子者，即无生活无性灵之质料，而位置于空间及时间之范围者”，“我识论者，言世界本体，不外乎我之意识”。⑤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2、325，337页。对于作为人类社会组成的世界，蔡元培倡导人道主义原则并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主张“夫人道主义，既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则所以达此鹄的者，不能不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之”。⑤他在法国发起成立世界社，在由其起草的《世界社缘起》中称“读人类进化史，而察其归依鹄的之趋势，殆不外乎欲合人类全体为一团，而相与致力于世界之文化”。 蔡元培：《世界社缘起》，《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1页。他主张个体既要关注人生价值的实现，也要关心世界，调和世界观与人生观，“然则以人生为本位，而忘有所谓世界观者，其见地之湫隘，所不待言湫隘，所不待言湫隘，所不待言”。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他主张中国应当主动了解、走向外部世界，应学习人类先进文明，与世界进步潮流接轨。他指出：“夫使立国大地，仅我中华，则率其旧章，长此终古，亦复何害。独念今世界为何等世界，人绝尘而奔，我蛇行而伏。” 蔡元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必须“输入世界文明”，“吾人生于此世界，固不能不与世界周旋。若固守一隅，则进化常居人后”。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李大钊在《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第三》《青春》《今》《新的！旧的！》《调和誊言》等多篇文章中提到了包括时间、空间意义的“宇宙”一词，如他在1916年9月1日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指出：“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相对于宇宙的空间上的“广大”与时间上的“悠久”，相对于宇宙“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5、205页。这种旷远的时空意识，促使李大钊发出了宏阔的青春呼唤。他呼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李大钊认为，宇宙间有引、拒两力相互激荡，社会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当“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为时间的交互动作”，如果不能“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其结果是“不能并立于空间，则代兴于时间”，“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 李大钊：《调和誊言》，《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6页。正是基于“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李大钊主张“主静”的东洋文明与“主动”的西洋文明“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主张“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1页。李大钊的开放视野、世界眼光与包容精神， 为其率先迎受“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奠定了基础。李大钊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阐释了俄罗斯之精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认为“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4～575页。李大钊还表达了走向世界大同的梦想，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提出“合世界人類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6页。
如前所述，胡适在1915年曾经指出“宇宙古有‘间’与‘时’之别”，后来他又谈到过“宇宙”这一概念。他谈到：我们的世界有多大？我的答复是“很大”！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Universe、World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宇是空间（Space），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Time），即古今旦暮。《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宙宇Time-Space。“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胡适：《大宇宙中谈博爱》，《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3～784页。作为以倡导西化闻名的思想家，胡适的世界意识自然是很突出的。胡适在留学时期醉心大同主义、推崇“世界的国家主义”， 胡适：《留学日记·卷七》，《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1页。1919年12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输入学理，再造文明”，1929年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使用充满争议的“全盘西化”一词，1935年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主张“充分世界化”：这些都说明他是力主对域外世界开放的。 鲁迅晚年写过“心事浩茫连广宇”，这是他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其深邃的精神内宇宙连接着浩茫的自然与人文的外宇宙，其书写涉及到了从自然空间的百草园、土场、大地、月界、天空到人文空间的村庄、鲁镇、故乡、国家、世界。他主张“以人类为着眼点”，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摆正中国在世界、在人类的地位。他力主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反对以“特别国情”“保存国粹”为名拒绝外来文明。他于1918年11月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07页。后来，他于1936年发表了《拿来主义》一文，提出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郭沫若、巴金等五四时期的年轻一代，也在思考着宇宙、世界、中国、故乡等不同层级的自然与人文空间，并表现出世界主义的取向。毛泽东于1917年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还谈到“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副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页。于1921年与新民学会长沙会员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1页。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问茫茫宇宙：“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夏传才编：《中国现代文学名篇选读》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178页。巴金向往着“世界大同”并为此倡导世界语，他说：“今欧战告终，和平开始。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 巴金：《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党跃武主编：《巴金与四川大学：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六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世界意识并不是单向度的，他们既倡导取材于异域文化，主张中国与世界进步潮流接轨;同时亦主张中国文化应当走向世界，主张中国应当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蔡元培主张“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 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进中国结合起来，才是世界意识与开放视野的完整内涵。还要充分认识到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探索的多元性、多样性，避免将时间维度的现代化简单等同于空间维度的西方化。
三
“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类在时间流转与空间变换中进行着文化文明的创新、创造。五四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只能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但他们深信在时空面前、在时代与环境面前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此，他们既关注作为外宇宙的时间与空间，也关注作为内宇宙的人类精神宇宙，尤其是国人的心灵世界。他们希望通过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翻转时空”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改造，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中的“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精神改造的运动”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頁。“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说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页。毛泽东所说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都指向了“翻转人心”、指向了改造国人的心灵世界。因此，我们不妨从外宇宙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内宇宙的心灵世界三个维度切入，去探寻五四启蒙思想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涵。
其一，从时间维度看，五四启蒙思想家以时代价值的尺度、以能否适合现代生活的尺度重估古今文化，其所倡导的新文化是一种现代性文化，为此要吸收近世西方文明、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同时要传承“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五四启蒙思想家抨击孔教、批判纲常名教，是因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纲常名教说教“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 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69页。陈独秀批评现代社会提倡尊孔是不合时宜的，“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期间不进化之社会见之耳”。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52页。他又指出：“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86页。胡适提出，“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2页。李大钊指出，孔子为古昔圣哲，其学说“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也”，“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页。他们对儒学、孔教、传统文化虽多有批评，但并没有一味抹杀，他们承认儒学等古代学说在当时社会的历史价值，“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日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社会毫无价值也”， 陈独秀：《答常乃悳》，《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00页。“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仍以其不足以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354页。他们尝试着对先贤哲理进行现代诠释，致力于实现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换，如蔡元培曾经指出：“法国之伦理学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主义，皆吾国古书所具有。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也。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博爱者，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同胞，仁也。春秋三世之说，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即今日所谓社会进化之例。礼运大同之说，即今日所谓人道主义。”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主张吸收近世文明，创造现代文明;主张传承“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九世纪之文明”，创造“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推崇近世三大文明，称“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9、80页。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强调“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页。李大钊称赞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世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5页。他们认为，即使是对待西方文明，也要以时代性标尺加以审视，“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52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主张与时俱进，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敏锐感知世界潮流的变动，以反省现代性思潮为过渡，进而赞美或转向社会主义文明。陈独秀注意到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陈独秀：《纲常名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373页。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称“俄罗斯之革命”、Bolshevism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5页。“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3页。胡适在1926年所写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其二，从空间维度看，五四启蒙思想家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尺度、以能否适应世界潮流的尺度衡量中外文化，其所倡导的新文化是一种世界性文化，为此要吸取、借鉴西方文明，同时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文明“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⑦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1，562、567，561、567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外来文化，接受世界文明成果。陈独秀对学习西方文明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新文化运动前期崇尚西方文化，立场鲜明、激进，如1916年11月在答读者来信时称“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 陈独秀：《答一民》，《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 陈独秀：《答毕云程》，《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1918年7月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書店，1984年，第270页。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其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所保留，他在1924年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 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455页。蔡元培表示“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 蔡元培：《欢迎柏卜等演说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9页。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强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我静止文明之穷”，希望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⑦胡适提出“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3页。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0页。主张“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3页。表示“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67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中华文化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主张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陈独秀指出：“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持异，独标一宗者也。” 陈独秀：《宪法与孔子》，《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48页。后又重申：“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以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 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22页。李大钊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中华文明包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蔡元培认为先儒哲理与西方近代精神多有相合之处，他主张将“吾国旧籍译成欧文”，“择其与最新思潮不相触背者译为西文，使彼国学者洞明我固有之文化，而互相证明”。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其三，从心灵世界维度看，“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17页。“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小我”的个性解放与“大我”的社会解放，是国人心灵世界“灵肉一致的改造”。
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主题，而造就新人、培育新青年是其所聚焦的目标，所以陈独秀强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82页。五四思想启蒙家希望国人、青年将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有机结合起来。陈独秀指出，构建新道德应该将“个人人格之自覺”与“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结合起来。 陈独秀：《答I.T.M（社会道德）》，《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04页。蔡元培1917年3月在清华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发达个性”“信仰自由”与“服役社会”三点希望。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52页。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中，号召青年以“个人之青春”创造“国家之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胡适在1918年6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要将“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结合，他欣赏易卜生所说的“你想要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3～614页。在1919年2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的《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强调“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67～668页。傅斯年在1919年元旦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1号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中提出“人生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页。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前期的个性解放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
五四思想启蒙家希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围绕这一目标呼唤新文化。他们所倡导的人的解放，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灵与肉的有机统一。李大钊指出：“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的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的改造的运动。”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作人指出：“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的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田汉指出：“我们人类最大的职责在为世界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8-9期。他们呼唤人的理性，但也强调人的情感、欲望。陈独秀在1915年10月发表的《今日教育之方针》倡导“兽性主义”教育，称“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 陈独秀：《今日教育之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89页。在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对前期忽视情感作了检讨，指出“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14页。鲁迅后来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也提到“还不如带些兽性”。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启蒙为指向，以宣传科学、民主与新思潮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觉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世界性的“人的运动”，展现了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世界发展、唤起国民觉悟的姿态，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上也做了可贵的探索。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五四运动 启蒙思想家 现代意识 世界意识 新文化运动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构架。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4页。“五四”在纵横交错、变化莫测的时空之轴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痕，它是中国人精神世界发生现代转向的“思想母港”，是中国人命运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联系的关键节点。作为那一场爱国政治运动、那一场思想文化运动、那一场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主角，五四启蒙思想家有着深邃的、旷远的时空意识，有着强烈的现代观念与宽阔的世界视野，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化，致力于追寻世界进步潮流，致力于建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与张扬个性的中国新文化。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推动中国价值体系现代性转型中起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因而成了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象征符号。五四启蒙思想家对时间流转、时代变迁，对时间之轴上的古与今或古代、近世、现代、未来等时段与所处20世纪的历史方位，有着清醒的自觉认知，也有着强烈的现代取向。他们还从时间之维展开，讨论个体意义上的青年与老年，讨论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少年中国、青春中国与老大帝国，讴歌青春活力，呼唤青春中华，展望中华民族再现生机与活力的民族复兴前景。
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中華文化有着关注时间、关注时代的传统，哲人们围绕着“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进行持续不断的“古今之辩”，史家们以记叙时代变迁为职责、以“通古今之变”为追求，诗人们留下了“秦时明月汉时关”“江月何年初照人”等诸多千古名句。进入近代以后，士大夫们面对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古今之变、对时代变迁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随后迎来的晚清世纪之交中，其时间意识、时代观念进一步增强并频频在其时论中使用了“世纪”“现代”等概念，如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称“大抵中世史纯为干涉主义之时代;十六七世纪，为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之上半，为放任主义全胜时代;十九世纪之下半，为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竞争时代;二十世纪，又将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 梁启超：《干涉与放任》，《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到了民国初年，中外历史上发生了从帝国到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等划时代事件，且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取代帝制年号、干支纪年，这一切使得“五四一代”对时间、时代、时局、古今、现代这些概念变得格外的敏感，也显得分外的钟情。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着强烈的时间观、时代感与现代意识，尤为注重所处的当下即“现在”。他在1915年9月创刊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即以时间开宗明义：“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立足于“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的生存处境，表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4～75页。他在1916年初发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要求青年认清处在“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的历史方位，认清“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他认为从世界的角度，“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预言1916年也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时刻，“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103页。
蔡元培从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之维阐释文化教育，他要求教育以“担负将来之文化”为高尚理想，“教育为播种之业，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后，决不得以保存固有之文化为的，而当为更进一步之理想。中国古代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其例也。”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他认为人类对时间流转、过往历史要有着自觉意识，“人类之进化所以远速于他种动物者，以其有历史。历史者，能缩若干人、若干时之记忆为一组，因得以是为基础，而更求进步”，历史时期的划分可长可短，长者“得画数百年或千年为一时期，如历史学家所谓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是也”。 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他还于1922年为萧子昇（萧瑜）的《时间经济法》一书作序时批评了国人不爱惜时间，他说：“‘时哉勿可再失’、‘时乎时乎不再来’，吾国爱时之格言如此类者，不胜偻举矣;而吾国人乃特以不爱时著名于世界，应酬也、消遣也，耗时间于无用之地者，不知几何人，其或朝夕力行，每日在八时以上且无所谓休息日者，宜若可以纠浪费时间者之失;而核其效率，乃远不及他国人八时以下之工作。” 萧瑜：《时间经济法》，“序言”，商务印书馆，1923年。 鲁迅在1918年7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发表了《人与时》的短诗：“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 鲁迅：《集外集·人与时》，《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这首短诗对由过去（从前）、现在、将来组成的时间之轴作了完整的揭示，表明了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的取向。鲁迅对时间是非常珍惜的，他说过“节省时间，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鲁迅：《准风月谈·禁用和自造》，《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时间就是性命，倘若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78页。等强调珍惜时间的话语。对于从前、现在与将来三者，针对有的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鲁迅强调关键是要把握“现在”，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鲁迅：《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前夕曾经思考过“时间”这一概念，他说：“余尝以为Time当译为‘时’，Space当译为‘间’。《墨子·经上》云：‘有间，中也。间，不及旁也。’今人以时间两字合用，非也。顷读蔡孑民先生旧译《哲学要领》以‘宇’译Space，以‘宙’译Time，又曰空间及时间。此亦按《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则宇宙古有‘间’与‘时’之别也。” 胡适：《留学日记卷十一》，《胡适全集》第2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2～223页。后来，他在与空间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时”与“时间”等词，如他在1926年《时间不值钱》一文中批评“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 胡适：《时间不值钱》，《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以至在1930年以《麻将》一文批评国人“不爱惜光阴”“荒时费业”。胡适主张从“往古来今”的时代变迁视角考察文学改革、思想文化变革，他主张“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 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页。他要求追随时代变迁的潮流，与时势共振，与时代同行，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他在谈到近代文学时指出：“中日之战以后，明白时势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改革的必要。这种觉悟产生了一种文学，可叫做‘时务的文章’。那时代先后出的几种‘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汤寿潜的，——文章和内容都很可以代表這个时代的趋势。”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他在上海求学时关注到那时出版的《时报》，自称“从14岁到19岁的六年中——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后撰写《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以顺应时势相勉励。他希望不要陶醉《时报》早年的成功，“与其追念过去的成功，远不如悬想将来的进步。过去的成绩只应该鼓励现在的人努力造一个更大更好的将来，这是‘时’字的教训。”“我们都知道时代是常常变迁的，往往前一时代的需要，到了后一时代便不适用了。《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了许多法门，但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 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7页。
李大钊既是一位革命家、思想家，也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时代有着特有的敏感与自觉。在五四启蒙思想家中，他是对“时间”思考较多、阐释最多的一位， 参见刘岸挺：《“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其中有多篇文章直接以与时间有关的概念为题，如《〈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15日）、《第三》（1916年8月17日）、《青春》（1916年9月1日）、《祝九月五日》（1916年9月5日）、《青年与老人》（1917年4月1日）、《此日》（1917年10月15日）、《今》（1918年4月15日）、《新纪元》（1919年元旦）、《光明与黑暗》（1919年3月2日）、《现在与将来》（1919年3月8日）、《时代的落伍者》（1919年10月26日）、《时间浪费者》（1919年11月2日）、《又是一年》（1920年1月4日）、《今与古》（1922年1月8日）、《今与古》（1923年2月12日）、《时》（1923年12月1日）等。李大钊对“时间”的思考是比较全面、深入的。他对“时”的流转及其由此形成的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的时间链条作了揭示。他指出“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如一线”，“既引的线，确属过去，未引的线，确立在未来。此线之行，实由过去，趋向未来，必有力焉，引之始现。此力之动，即为引的行为，引的行为，即为今点所在。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时的引线，与空间异。引线于空间，可以直往，亦可以逆返，我们可从北京来到上海，又可由上海返于北京。至于时间，则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 李大钊：《时》，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8～290页。由于时间的流转是有退无进的，是一往不返的，所以人们要珍惜时间，不可做“时间浪费者”，“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 李大钊：《时间浪费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珍惜时间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今”、把握住“现在”、把握住“此日”，因为“世界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 李大钊：《今》，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1～193页。“我们不能画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 李大钊：《现在与将来》，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李大钊还鲜明表达了崇今、尚今、主张今胜于古的价值取向，批评了怀古派“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的历史倒退论，表示“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指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 李大钊：《“今”与“古”》，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6、189页。他希望国人追随时代，与时俱进，不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时代是最残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 李大钊：《时代的落伍者》，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时光似箭，糊里糊涂的又是一年……我们看许多的朋友们，因为走的步数稍微慢了一点，就赶不上进步的潮流，成了过去的人了。过去的人，看着现在和将来，都和他的生活不合;现在和将来，也没有一点的幸福和希望给他，所能给他的只是些悲哀、烦闷和苦痛”。 李大钊：《又是一年》，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2页。他还强调，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蔡元培对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外部世界，都有所思考。他在1915年初写成的《哲学大纲》中介绍了各派对世界本体和物质世界的认识，如“惟物论者，以世界全体为原本于一种原子之性质，及作用，及阅历，而此原子者，即无生活无性灵之质料，而位置于空间及时间之范围者”，“我识论者，言世界本体，不外乎我之意识”。⑤ 蔡元培：《哲学大纲》，《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2、325，337页。对于作为人类社会组成的世界，蔡元培倡导人道主义原则并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主张“夫人道主义，既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则所以达此鹄的者，不能不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之”。⑤他在法国发起成立世界社，在由其起草的《世界社缘起》中称“读人类进化史，而察其归依鹄的之趋势，殆不外乎欲合人类全体为一团，而相与致力于世界之文化”。 蔡元培：《世界社缘起》，《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61页。他主张个体既要关注人生价值的实现，也要关心世界，调和世界观与人生观，“然则以人生为本位，而忘有所谓世界观者，其见地之湫隘，所不待言湫隘，所不待言湫隘，所不待言”。 蔡元培：《一九〇〇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他主张中国应当主动了解、走向外部世界，应学习人类先进文明，与世界进步潮流接轨。他指出：“夫使立国大地，仅我中华，则率其旧章，长此终古，亦复何害。独念今世界为何等世界，人绝尘而奔，我蛇行而伏。” 蔡元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必须“输入世界文明”，“吾人生于此世界，固不能不与世界周旋。若固守一隅，则进化常居人后”。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李大钊在《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第三》《青春》《今》《新的！旧的！》《调和誊言》等多篇文章中提到了包括时间、空间意义的“宇宙”一词，如他在1916年9月1日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指出：“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相对于宇宙的空间上的“广大”与时间上的“悠久”，相对于宇宙“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 李大钊：《青春》，《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5、205页。这种旷远的时空意识，促使李大钊发出了宏阔的青春呼唤。他呼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李大钊认为，宇宙间有引、拒两力相互激荡，社会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当“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为时间的交互动作”，如果不能“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其结果是“不能并立于空间，则代兴于时间”，“恒不容其为空间的对立，然终不能禁其为时间的代兴”。 李大钊：《调和誊言》，《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6页。正是基于“为免时间的取代，主张空间的调和”，李大钊主张“主静”的东洋文明与“主动”的西洋文明“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主张“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1页。李大钊的开放视野、世界眼光与包容精神， 为其率先迎受“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奠定了基础。李大钊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阐释了俄罗斯之精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认为“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4～575页。李大钊还表达了走向世界大同的梦想，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提出“合世界人類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6页。
如前所述，胡适在1915年曾经指出“宇宙古有‘间’与‘时’之别”，后来他又谈到过“宇宙”这一概念。他谈到：我们的世界有多大？我的答复是“很大”！宇宙是中国的字，和英文的Universe、World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词。宇是空间（Space），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Time），即古今旦暮。《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是古往今来。宇宙就是天地，宙宇Time-Space。“古人所见的空间很小，时间很短，现在的观念已扩大了许多。考古学探讨千万年的事，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等不断的发现，更将时间空间的观念扩大。现在的看法：空间是无穷的大，时间是无穷的长”。 胡适：《大宇宙中谈博爱》，《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3～784页。作为以倡导西化闻名的思想家，胡适的世界意识自然是很突出的。胡适在留学时期醉心大同主义、推崇“世界的国家主义”， 胡适：《留学日记·卷七》，《胡适全集》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1页。1919年12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主张“输入学理，再造文明”，1929年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使用充满争议的“全盘西化”一词，1935年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主张“充分世界化”：这些都说明他是力主对域外世界开放的。 鲁迅晚年写过“心事浩茫连广宇”，这是他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其深邃的精神内宇宙连接着浩茫的自然与人文的外宇宙，其书写涉及到了从自然空间的百草园、土场、大地、月界、天空到人文空间的村庄、鲁镇、故乡、国家、世界。他主张“以人类为着眼点”，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摆正中国在世界、在人类的地位。他力主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反对以“特别国情”“保存国粹”为名拒绝外来文明。他于1918年11月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三十六》中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07页。后来，他于1936年发表了《拿来主义》一文，提出了“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主张。
当时，毛泽东、郭沫若、巴金等五四时期的年轻一代，也在思考着宇宙、世界、中国、故乡等不同层级的自然与人文空间，并表现出世界主义的取向。毛泽东于1917年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还谈到“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主编，冯蕙、姚旭、赵福亭、吴正裕副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0页。于1921年与新民学会长沙会员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1页。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问茫茫宇宙：“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 夏传才编：《中国现代文学名篇选读》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178页。巴金向往着“世界大同”并为此倡导世界语，他说：“今欧战告终，和平开始。我们主张世界大同的人应当努力学‘世界语’，努力传播‘世界语’”。 巴金：《世界语（Esperanto）之特点》，党跃武主编：《巴金与四川大学：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第六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启蒙思想家的世界意识并不是单向度的，他们既倡导取材于异域文化，主张中国与世界进步潮流接轨;同时亦主张中国文化应当走向世界，主张中国应当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蔡元培主张“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固有文明输出”。 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进中国结合起来，才是世界意识与开放视野的完整内涵。还要充分认识到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探索的多元性、多样性，避免将时间维度的现代化简单等同于空间维度的西方化。
三
“天地之间人为贵”，人类在时间流转与空间变换中进行着文化文明的创新、创造。五四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只能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进行历史创造活动，但他们深信在时空面前、在时代与环境面前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此，他们既关注作为外宇宙的时间与空间，也关注作为内宇宙的人类精神宇宙，尤其是国人的心灵世界。他们希望通过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翻转时空”并以此推动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改造，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中的“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精神改造的运动”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頁。“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说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 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页。毛泽东所说的“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都指向了“翻转人心”、指向了改造国人的心灵世界。因此，我们不妨从外宇宙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与内宇宙的心灵世界三个维度切入，去探寻五四启蒙思想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内涵。
其一，从时间维度看，五四启蒙思想家以时代价值的尺度、以能否适合现代生活的尺度重估古今文化，其所倡导的新文化是一种现代性文化，为此要吸收近世西方文明、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同时要传承“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五四启蒙思想家抨击孔教、批判纲常名教，是因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纲常名教说教“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 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69页。陈独秀批评现代社会提倡尊孔是不合时宜的，“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期间不进化之社会见之耳”。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52页。他又指出：“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86页。胡适提出，“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2页。李大钊指出，孔子为古昔圣哲，其学说“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也”，“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3页。他们对儒学、孔教、传统文化虽多有批评，但并没有一味抹杀，他们承认儒学等古代学说在当时社会的历史价值，“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日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社会毫无价值也”， 陈独秀：《答常乃悳》，《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00页。“吾人不满于古之文明者，仍以其不足以支配今之社会耳，不能谓其在古代无相当之价值”。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354页。他们尝试着对先贤哲理进行现代诠释，致力于实现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换，如蔡元培曾经指出：“法国之伦理学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主义，皆吾国古书所具有。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义也。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博爱者，四海之内皆兄弟，民吾同胞，仁也。春秋三世之说，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即今日所谓社会进化之例。礼运大同之说，即今日所谓人道主义。”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主张吸收近世文明，创造现代文明;主张传承“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九世纪之文明”，创造“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推崇近世三大文明，称“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9、80页。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强调“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页。李大钊称赞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世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5页。他们认为，即使是对待西方文明，也要以时代性标尺加以审视，“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52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主张与时俱进，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敏锐感知世界潮流的变动，以反省现代性思潮为过渡，进而赞美或转向社会主义文明。陈独秀注意到社会主义“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陈独秀：《纲常名教》，《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373页。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称“俄罗斯之革命”、Bolshevism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5页。“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3页。胡适在1926年所写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其二，从空间维度看，五四启蒙思想家以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尺度、以能否适应世界潮流的尺度衡量中外文化，其所倡导的新文化是一种世界性文化，为此要吸取、借鉴西方文明，同时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文明“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⑦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1，562、567，561、567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外来文化，接受世界文明成果。陈独秀对学习西方文明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新文化运动前期崇尚西方文化，立场鲜明、激进，如1916年11月在答读者来信时称“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 陈独秀：《答一民》，《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 陈独秀：《答毕云程》，《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1918年7月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書店，1984年，第270页。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其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所保留，他在1924年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指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 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455页。蔡元培表示“对于各友邦之文化，无不欢迎”，“对于共和先进国之文化，尤所欢迎”。 蔡元培：《欢迎柏卜等演说会开会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9页。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强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我静止文明之穷”，希望青年学者“出全力以研究西洋之文明，以迎受西洋之学说”。⑦胡适提出“输入学理”“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93页。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0页。主张“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83页。表示“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67页。
五四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中华文化蕴涵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主张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陈独秀指出：“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持异，独标一宗者也。” 陈独秀：《宪法与孔子》，《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148页。后又重申：“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以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 陈独秀：《答〈新青年〉爱读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22页。李大钊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中华文明包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应该“将吾东洋文明之较与近世精神接近者介绍之于欧人，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蔡元培认为先儒哲理与西方近代精神多有相合之处，他主张将“吾国旧籍译成欧文”，“择其与最新思潮不相触背者译为西文，使彼国学者洞明我固有之文化，而互相证明”。 蔡元培：《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公启》，《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6页。 其三，从心灵世界维度看，“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17页。“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小我”的个性解放与“大我”的社会解放，是国人心灵世界“灵肉一致的改造”。
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主题，而造就新人、培育新青年是其所聚焦的目标，所以陈独秀强调“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82页。五四思想启蒙家希望国人、青年将个性解放与社会改造有机结合起来。陈独秀指出，构建新道德应该将“个人人格之自覺”与“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结合起来。 陈独秀：《答I.T.M（社会道德）》，《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204页。蔡元培1917年3月在清华的演说中对学生提出“发达个性”“信仰自由”与“服役社会”三点希望。 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52页。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青春》等文中，号召青年以“个人之青春”创造“国家之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胡适在1918年6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6号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要将“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结合，他欣赏易卜生所说的“你想要有益于社会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3～614页。在1919年2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的《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强调“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67～668页。傅斯年在1919年元旦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1号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中提出“人生观念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2页。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前期的个性解放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社会解放、民族解放、人类解放。
五四思想启蒙家希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围绕这一目标呼唤新文化。他们所倡导的人的解放，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情感、灵与肉的有机统一。李大钊指出：“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的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的改造的运动。” 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周作人指出：“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的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年12月15日。田汉指出：“我们人类最大的职责在为世界创造一种健全的文明，健全的文明一定在灵肉一致的圣域。”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少年中国》1919年第1卷第8-9期。他们呼唤人的理性，但也强调人的情感、欲望。陈独秀在1915年10月发表的《今日教育之方针》倡导“兽性主义”教育，称“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 陈独秀：《今日教育之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89页。在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对前期忽视情感作了检讨，指出“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514页。鲁迅后来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也提到“还不如带些兽性”。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启蒙为指向，以宣传科学、民主与新思潮推动人的解放、人的觉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世界性的“人的运动”，展现了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世界发展、唤起国民觉悟的姿态，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推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上也做了可贵的探索。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