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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和张季鸾,同为民国时期杰出的独立职业报人,但其命运却是天壤之别:前者于1915年12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派人暗杀,年仅31岁;后者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逝,葬礼极为“豪华”与极尽哀荣: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对张季鸾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参加葬礼的人来自社会各阶层｡同一个时代,不同的命运,何故?
相同的事业追求,不同的人生结局｡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二人几多相似:同为清末留日学生;民国时期都不愿做官,而是选择了独立报人的职业,并为之一生,在新闻事业上取得骄人成绩｡在新闻思想方面更是体现出惊人的一致:黄远生主张办报要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张季鸾认为报纸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黄远生做新闻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张季鸾则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和“文人论政而不参政”的主张｡在新闻实践上,两人都以敢言著称:在黄远生的许多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各个党派,他都敢指斥､揭露和批评;张季鸾曾因揭露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和段祺瑞的“秘密借款”而两次入狱,更有著名的“骂吴(佩孚)”､“骂汪(精卫)”､“骂蒋(介石)”等｡
相似的经历,相同的事业与追求,然而却因为两人的人格追求和处事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黄远生的突破自我｡就人格的追求而言,黄远生不断地突破自我,张季鸾则趋向“外圆内方”｡民国初年的他们,作为独立的报人,都为实现新闻事业独特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表现出勇猛斗士的气概｡黄远生面对专制魁首的政治淫威,曾经像传统世人一样,试图逃避,甚至动摇过｡但他在独有的忏悔､反思中并没有掩盖自己,而是痛定思痛,公开､真诚地向世人“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历数全部“个人秽史”,说自己“实一堕落之青年而已”,无情地解剖自己分裂的人格:“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自己不能冲破灵魂牢笼:“恨不能即死……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虽然他把自己“堕落”的原因归为“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更强调了自身｡社会环境的严酷,自己的“无能为力”,增添了不少消极与失望｡但他没有陷入其中,而是全面清算了自己的“罪恶”,走出了失望｡在沉痛的反省之后,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拯救,从而得以净化和升华｡“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他给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是:“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远生遗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最终其人格得到统一和升华,超越了自己｡
由此看来,黄远生始终是以独立报人的心态,不妥协地与各种势力相处｡虽然他深通国学,却不甚精通保身之术｡可能他以为只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就不会引来最高当局的杀身之祸｡他也警惕过,为此避祸海外,但怎么能够想到还会有别的势力也在追杀他呢?他守住了独立报人的理想,却失去了生命｡
张季鸾的“外圆内方”｡张季鸾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曾仗义执言,颇有棱角,以致两度入狱｡这些灾难及黄远生之死似乎没有影响他办《大公报》的风格,办报方针的“四不主义”和著名的“三骂”就是明证｡其实,张季鸾已经从自己早期报人的惨痛经历及黄远生的噩耗中吸取了教训,《大公报》的风格悄然发生变化｡拿著名的“三骂”来讲,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这三个人在当时虽然权势熏天,无奈都处于正“倒霉”或“背远”的时候｡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失去威风;汪精卫被国民党各派“攻击”,“行情”大跌;蒋介石遭排挤,被迫下野｡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张季鸾在当时没有遭遇什么大的危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蒋介石逐步掌握政权,张季鸾与最高当局的关系处得更加“策略”｡虽然仍然在不断揭露､指斥当局和各种势力及社会之弊端,但不再骂最高当局和蒋介石了｡既要做独立报人,还要能生存下去,所以就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也不计较张季鸾骂过自己,反而对张做出“礼贤下士”之姿态,视之为国士,并请教之｡张季鸾自称自己的人生观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的“报恩主义”,显然蒋的做法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生存“策略”的改变,并不等于就成为最高当局的御用报人,张季鸾作为民间独立报人的身份和本质,也始终没有改变｡这样,有了“外圆内方”生存策略所营造出来的社会环境的帮助,他和他的团队所打造出来的《大公报》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
综上所述,黄､张不同的命运结局令人感叹不已｡独立报人黄远生的人格､事业追求､忏悔精神､人生结局无不令人动容!张季鸾懂得“策略”,把独立报人的事业推到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峰,使人敬仰｡黄远生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的独立报人不断突破自我的至高精神,应成当代报人发扬的精神;张季鸾为使独立报人的精神得到传承,事业更加发达,以中国式的“外圆内方”成就其事业,虽有许多无奈,但也为在复杂情况下坚持独立报人精神的人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事业的方法｡当然,我们希望社会环境能更好些,使前者的精神在当代媒体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郑 艳
相同的事业追求,不同的人生结局｡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二人几多相似:同为清末留日学生;民国时期都不愿做官,而是选择了独立报人的职业,并为之一生,在新闻事业上取得骄人成绩｡在新闻思想方面更是体现出惊人的一致:黄远生主张办报要主持公理､指斥时弊､为人民奔走呼号;张季鸾认为报纸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黄远生做新闻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张季鸾则是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和“文人论政而不参政”的主张｡在新闻实践上,两人都以敢言著称:在黄远生的许多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各个党派,他都敢指斥､揭露和批评;张季鸾曾因揭露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和段祺瑞的“秘密借款”而两次入狱,更有著名的“骂吴(佩孚)”､“骂汪(精卫)”､“骂蒋(介石)”等｡
相似的经历,相同的事业与追求,然而却因为两人的人格追求和处事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黄远生的突破自我｡就人格的追求而言,黄远生不断地突破自我,张季鸾则趋向“外圆内方”｡民国初年的他们,作为独立的报人,都为实现新闻事业独特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表现出勇猛斗士的气概｡黄远生面对专制魁首的政治淫威,曾经像传统世人一样,试图逃避,甚至动摇过｡但他在独有的忏悔､反思中并没有掩盖自己,而是痛定思痛,公开､真诚地向世人“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历数全部“个人秽史”,说自己“实一堕落之青年而已”,无情地解剖自己分裂的人格:“似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对自己不能冲破灵魂牢笼:“恨不能即死……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虽然他把自己“堕落”的原因归为“自身之原因与社会上之原因,各占若干之成分”,但“推究病根所在,由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而已｡”更强调了自身｡社会环境的严酷,自己的“无能为力”,增添了不少消极与失望｡但他没有陷入其中,而是全面清算了自己的“罪恶”,走出了失望｡在沉痛的反省之后,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拯救,从而得以净化和升华｡“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夫欲改革国家,必须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他给自己提出的新要求是:“提倡个人修养,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远生遗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最终其人格得到统一和升华,超越了自己｡
由此看来,黄远生始终是以独立报人的心态,不妥协地与各种势力相处｡虽然他深通国学,却不甚精通保身之术｡可能他以为只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就不会引来最高当局的杀身之祸｡他也警惕过,为此避祸海外,但怎么能够想到还会有别的势力也在追杀他呢?他守住了独立报人的理想,却失去了生命｡
张季鸾的“外圆内方”｡张季鸾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曾仗义执言,颇有棱角,以致两度入狱｡这些灾难及黄远生之死似乎没有影响他办《大公报》的风格,办报方针的“四不主义”和著名的“三骂”就是明证｡其实,张季鸾已经从自己早期报人的惨痛经历及黄远生的噩耗中吸取了教训,《大公报》的风格悄然发生变化｡拿著名的“三骂”来讲,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这三个人在当时虽然权势熏天,无奈都处于正“倒霉”或“背远”的时候｡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失去威风;汪精卫被国民党各派“攻击”,“行情”大跌;蒋介石遭排挤,被迫下野｡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张季鸾在当时没有遭遇什么大的危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蒋介石逐步掌握政权,张季鸾与最高当局的关系处得更加“策略”｡虽然仍然在不断揭露､指斥当局和各种势力及社会之弊端,但不再骂最高当局和蒋介石了｡既要做独立报人,还要能生存下去,所以就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也不计较张季鸾骂过自己,反而对张做出“礼贤下士”之姿态,视之为国士,并请教之｡张季鸾自称自己的人生观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的“报恩主义”,显然蒋的做法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生存“策略”的改变,并不等于就成为最高当局的御用报人,张季鸾作为民间独立报人的身份和本质,也始终没有改变｡这样,有了“外圆内方”生存策略所营造出来的社会环境的帮助,他和他的团队所打造出来的《大公报》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
综上所述,黄､张不同的命运结局令人感叹不已｡独立报人黄远生的人格､事业追求､忏悔精神､人生结局无不令人动容!张季鸾懂得“策略”,把独立报人的事业推到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峰,使人敬仰｡黄远生在严酷的环境中坚持的独立报人不断突破自我的至高精神,应成当代报人发扬的精神;张季鸾为使独立报人的精神得到传承,事业更加发达,以中国式的“外圆内方”成就其事业,虽有许多无奈,但也为在复杂情况下坚持独立报人精神的人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事业的方法｡当然,我们希望社会环境能更好些,使前者的精神在当代媒体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