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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逸作为一种在社会中独立的人文沉思，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意义。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于隐逸文学方面亦是如此。本文试图以陶渊明和吉田兼好作品中的自然审美意象为例，从人与自然、自然审美意象选择两个方面管窥隐逸这一文学母题生发的隐逸意蕴之美。
关键词：隐逸；美学意蕴；自然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51-02
东亚文明以汉文化为纽带，把中国、朝鲜、日本联系在一起，构成“文化共同体”。东亚人依赖自然，将人与自然相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在自然美意识方面有着很多的重合之处，但依然有着不同的民族和个人印记。“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亲密关系。老子在《老子·道宥篇》中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有序的体系。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感叹自然的文学传统，俳句便是以季语为主调从而达到与大自然的唱和，具有独特韵味的主要代表。日本人非常钟情自然之美，他们对自然界的四季变化观察得很细致，这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国家的来源记载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古事记》的开章就以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认为大山和草木皆有神性，这表明了日本人的原始自然观。
一、人与自然
（一）心灵家园
中国道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儒家认为自然与人体自我品格修养相关，呈现浓厚的德化色彩，如《周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魏晋文人以山水为题材，追求放达自由的生命情趣，山水意象具有儒家入世的比德色彩和释、道出世的超然姿态，是隐逸实践者的诗意之源。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陶渊明创“新自然说”：“盖主新自然说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4]说的是陶渊明融合儒道，将自我价值与山水田园的超功利、无目的的审美特质完美结合，使得他安贫乐道、进德修业为主旨的儒家自然观充满了艺术化气息。陶渊明吟唱的是劳作其中的田园自然，如《归田园居》之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农村极富人情味的自然，这种自然与人浑然无隔，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生命的积极意义应该表现在生动的生活之中，隐逸生活让陶渊明找到了存在的真切和踏实，求田问舍的耕读生活使他的生命不再被官场的种种所束缚变形。他与农人共话桑麻，读书自娱，饮酒为乐。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不再是单纯的客体，更像是心灵的栖息之所。他在自然之美中洗涤心灵，修身养性，反观生命的存在意义，从而获得超脱的审美体验和精神解放。陶渊明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加以欣赏和热爱，他并不是远远地观赏和眺望自然，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与自然交流的中介，与泥土、庄稼进行切实的接触和沟通，完全投入了自然的怀抱。
（二）无常神灵
吉田兼好生活的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西岸，四面环海，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加之受“环太平洋断裂带”不稳定的影响，自然灾害较为频繁，造就了日本人的无常感和孤独感。吉田兼好在代表作《徒然草》中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无常”的自然观。如第155段云：“谓春老之后为夏，夏尽乃秋来者，非也。春之时催夏气，而自夏既已通于秋，秋转瞬即寒，十月为小春天气，草亦转青而梅亦含苞。树叶之落，非叶先落而新芽始发，新芽自下萌发，旧叶不堪而始落也。迎新之气待于下，待之之中顺序推移，其势甚速也。”认为万物皆在变化之中，具有“无常”之理。
吉田兼好则是含着感恩和尊敬的眼光仰视和观感自然的，他和其他日本人一样，认为散落于日本各地的自然神庇护着信奉自己的人民，他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敬畏更多地带有原始宗教的意味。自然虽然是为人民提供生命必需品的摇篮，但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的自然母亲显然没有中原大地自然母亲那么厚实和慈祥，日本的自然变化无常，像是凌驾于渺小人类头顶之上的神灵一般不可捉摸和亲近。多发的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夺去它给予人类的一切果实，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日本人对于自然而言，更多的感观是敬畏。而中国古人却可在恒常的自然怀抱中找到“家园”般的襁褓感，在依赖的温暖中升华为心灵故乡加以向往。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难对不得常住的自然产生这种依赖感。
中国魏晋的陶渊明赏于自然，取食于自然，劳作于自然，为自己寻找到了一种最契合自我天性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得以实现的另一种体现。自然对于陶渊明而言，不再是客观的远距离的存在，而是来自内心呼唤的心灵归宿。陶渊明已经成为自然的审美主体和实践主体。在陶渊明的心目中，自然形象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形态如何并不重要，他关心的是自然形象与内心相契的精神追求。自然在陶渊明眼中呈现为完全自足的状态，是寄托生命感怀的沙漠绿洲所在。日本中世时期的吉田兼好从四季轮回的规律中感受到了人类生死轮回和自然界律动的内在一致性。他摆脱了静止的写景模式，以跳跃性思维和动态的形式来描绘四季风物，在自然与人生之间找到了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以宗教式的澄明领悟出人和自然界中的万物具有同样不得常在的日本式“哀”感。
二、自然审美意象选择
（一）“朴”
陶渊明对自然意象的大量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审美主体通过对审美客体的“移情”，使得审美客体显得亲切近人，既有“自然的人化”，也有“人化的自然”。他将自然作为主体审美的特定对象，寻找自然的美质，并与自然合二为一，走向了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形态。先秦儒家虽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训，但并未将自然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陶渊明可以说是首次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入文。陶渊明从对审美客体外形诸多方面如色彩、形状、线条等形式因素的感官感受升华到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直接的精神交流，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审美境界。他的作品使自然意象超越了具体的实境，走向由实景诱发和开拓虚境的审美想象空间。在陶渊明看来，自然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指向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他扩大了田园诗的境界和审美视野，为后人开辟了一片广阔而又情味独特的天地，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陶渊明将自然题材大量引入创作之中，使自然意象的审美素质更加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山、水、雨、雪、日、月、花、草、鸟等意象上。他隐于乡村，所以诗作中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意象也有不少，如“炊烟”、“牧童”、“乡里”等，真实反映了小农经济生活形态，这些意象多带有“朴”的审美特质。陶渊明一般不对自然意象做纯客观的描写，他笔下的自然要么是抒发自己主观意念的材料，要么是诱发主观思想的机缘。自然已经融入诗人的生活当中，不再作为供观赏的客体而存在，而是饱含着作者感情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合二为一。
（二）“出尘”
日本列岛树木繁茂，森林覆盖面广，全国以绿色为主基调，可以说处在山青水秀的环绕之中。绿色的大背景下，有樱花的粉、白雪的白、落叶的黄、红叶的红……景色美丽多姿。日本人将雪、月、花作为自然美的核心，雪、月、花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也是日本美意识的传统。吉田兼好将雪、月、花同文学的抒情性结合起来，展开《徒然草》中具有魅力的美的世界。吉田兼好对自然意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雪、月、樱、松等具有清淡出尘之味的自然景物上，他倾心于脱离世俗、清淡幽静的自然之美，这与他遁世红尘的宗教信仰与对禅的偏好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作品中出现之物，皆富哲思哲理，引人深思。吉田兼好将自身带入自然的生命之中，将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整体，人也包括其中。他的这种自然观是他审美观和死亡观的底流，他在感慨时序变化给人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也渗透着淡淡的“物哀”之情。吉田兼好认为，残月、落花一样具有美感，因为这些自然意象中潜藏着令人怜惜的“物哀”之美，更具有余情之美，这种无常的哀感正是日本“物哀美”的精髓。
陶渊明的审美意识开始摆脱纯粹的感觉官能性的体验，对美的感受向精神的领域扩展。吉田兼好也摆脱了耳目感观，走向了情绪感受自然的审美境界。他对季节的流转变化十分敏感，对自然的景物变化有着纤细多彩有感受。他认为植物的枯荣表现了强烈的生的意识和优雅的生命之美，他以自然的时令推移为底色，反映人间的盛衰荣辱。更以秋月、冬雪来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使自然与人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领悟到广阔宇宙内的一切生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的命运也同万物一样，有着一样的走向，他笔下的自然与美质相连。
吉田兼好将自然与自己的想象力结合起来开拓自然意象之中蕴含的美感美质，他很少直接描写自然本身的形式和外观，而是侧重于表现与人的感情相通的自然的内在美，通过这种自然意象的魅力来漂白人生的苦恼与悲哀。他在《徒然草》中多次写到樱花，樱花的淡雅、安详、沉静唤起了他艺术化的情绪反应。他认为樱花的凋谢和盛开一样富有情趣，樱花的花期很短，面对缤纷的樱花，他涌起感伤和无常的情怀。他书写自然，为的是将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搏动相合，通过自己对自然意象的感受，诱发对世间万物的深深思考。他将日本古代的“哀”与近古的“空寂”加以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随笔文学，开拓出了具有兼好风味的自然审美想象空间。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隐逸文化都有着把自然意象作为虚托自我的特点。隐逸主体与自然的亲近为自然美深层底蕴意义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隐逸文人把自然意象作为审美对象，表现了这一群体独特的审美追求。陶渊明作品中还有“朴”审美特质的自然意象使得他的诗作有着本色的美学内涵，而吉田兼好作品中带有出尘意味的自然意象选择也可使我们看到创作主体“幽玄闲寂”的审美理想。隐逸，向来与自然风物有关，隐者远离红尘琐事，与山河草木对话，在自然界中，寻觅到了自我活泼的生命。自然景物，四时变幻，它所蕴含的美质是文艺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美质，不仅可以怡情养性，还可以使隐者从物象罗列走向寄情自我的美学境界。
参考文献：
〔1〕沈善增.老子还真注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4.
〔2〕庄子.庄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
〔3〕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41.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28.
（责任编辑 赛汉）
关键词：隐逸；美学意蕴；自然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51-02
东亚文明以汉文化为纽带，把中国、朝鲜、日本联系在一起，构成“文化共同体”。东亚人依赖自然，将人与自然相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在自然美意识方面有着很多的重合之处，但依然有着不同的民族和个人印记。“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亲密关系。老子在《老子·道宥篇》中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有序的体系。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感叹自然的文学传统，俳句便是以季语为主调从而达到与大自然的唱和，具有独特韵味的主要代表。日本人非常钟情自然之美，他们对自然界的四季变化观察得很细致，这在日本古代神话中国家的来源记载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古事记》的开章就以苇芽的萌生象征神的出现，认为大山和草木皆有神性，这表明了日本人的原始自然观。
一、人与自然
（一）心灵家园
中国道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儒家认为自然与人体自我品格修养相关，呈现浓厚的德化色彩，如《周易·大畜卦》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魏晋文人以山水为题材，追求放达自由的生命情趣，山水意象具有儒家入世的比德色彩和释、道出世的超然姿态，是隐逸实践者的诗意之源。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陶渊明创“新自然说”：“盖主新自然说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4]说的是陶渊明融合儒道，将自我价值与山水田园的超功利、无目的的审美特质完美结合，使得他安贫乐道、进德修业为主旨的儒家自然观充满了艺术化气息。陶渊明吟唱的是劳作其中的田园自然，如《归田园居》之一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农村极富人情味的自然，这种自然与人浑然无隔，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生命的积极意义应该表现在生动的生活之中，隐逸生活让陶渊明找到了存在的真切和踏实，求田问舍的耕读生活使他的生命不再被官场的种种所束缚变形。他与农人共话桑麻，读书自娱，饮酒为乐。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不再是单纯的客体，更像是心灵的栖息之所。他在自然之美中洗涤心灵，修身养性，反观生命的存在意义，从而获得超脱的审美体验和精神解放。陶渊明把“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故乡加以欣赏和热爱，他并不是远远地观赏和眺望自然，而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与自然交流的中介，与泥土、庄稼进行切实的接触和沟通，完全投入了自然的怀抱。
（二）无常神灵
吉田兼好生活的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西岸，四面环海，在地理上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加之受“环太平洋断裂带”不稳定的影响，自然灾害较为频繁，造就了日本人的无常感和孤独感。吉田兼好在代表作《徒然草》中也多次表达了这种“无常”的自然观。如第155段云：“谓春老之后为夏，夏尽乃秋来者，非也。春之时催夏气，而自夏既已通于秋，秋转瞬即寒，十月为小春天气，草亦转青而梅亦含苞。树叶之落，非叶先落而新芽始发，新芽自下萌发，旧叶不堪而始落也。迎新之气待于下，待之之中顺序推移，其势甚速也。”认为万物皆在变化之中，具有“无常”之理。
吉田兼好则是含着感恩和尊敬的眼光仰视和观感自然的，他和其他日本人一样，认为散落于日本各地的自然神庇护着信奉自己的人民，他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敬畏更多地带有原始宗教的意味。自然虽然是为人民提供生命必需品的摇篮，但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日本的自然母亲显然没有中原大地自然母亲那么厚实和慈祥，日本的自然变化无常，像是凌驾于渺小人类头顶之上的神灵一般不可捉摸和亲近。多发的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夺去它给予人类的一切果实，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日本人对于自然而言，更多的感观是敬畏。而中国古人却可在恒常的自然怀抱中找到“家园”般的襁褓感，在依赖的温暖中升华为心灵故乡加以向往。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难对不得常住的自然产生这种依赖感。
中国魏晋的陶渊明赏于自然，取食于自然，劳作于自然，为自己寻找到了一种最契合自我天性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得以实现的另一种体现。自然对于陶渊明而言，不再是客观的远距离的存在，而是来自内心呼唤的心灵归宿。陶渊明已经成为自然的审美主体和实践主体。在陶渊明的心目中，自然形象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形态如何并不重要，他关心的是自然形象与内心相契的精神追求。自然在陶渊明眼中呈现为完全自足的状态，是寄托生命感怀的沙漠绿洲所在。日本中世时期的吉田兼好从四季轮回的规律中感受到了人类生死轮回和自然界律动的内在一致性。他摆脱了静止的写景模式，以跳跃性思维和动态的形式来描绘四季风物，在自然与人生之间找到了一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以宗教式的澄明领悟出人和自然界中的万物具有同样不得常在的日本式“哀”感。
二、自然审美意象选择
（一）“朴”
陶渊明对自然意象的大量运用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审美主体通过对审美客体的“移情”，使得审美客体显得亲切近人，既有“自然的人化”，也有“人化的自然”。他将自然作为主体审美的特定对象，寻找自然的美质，并与自然合二为一，走向了审美心理结构的完善形态。先秦儒家虽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训，但并未将自然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陶渊明可以说是首次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入文。陶渊明从对审美客体外形诸多方面如色彩、形状、线条等形式因素的感官感受升华到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直接的精神交流，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审美境界。他的作品使自然意象超越了具体的实境，走向由实景诱发和开拓虚境的审美想象空间。在陶渊明看来，自然不仅是物质性的，更指向一种自在的生活方式。他扩大了田园诗的境界和审美视野，为后人开辟了一片广阔而又情味独特的天地，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陶渊明将自然题材大量引入创作之中，使自然意象的审美素质更加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山、水、雨、雪、日、月、花、草、鸟等意象上。他隐于乡村，所以诗作中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意象也有不少，如“炊烟”、“牧童”、“乡里”等，真实反映了小农经济生活形态，这些意象多带有“朴”的审美特质。陶渊明一般不对自然意象做纯客观的描写，他笔下的自然要么是抒发自己主观意念的材料，要么是诱发主观思想的机缘。自然已经融入诗人的生活当中，不再作为供观赏的客体而存在，而是饱含着作者感情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合二为一。
（二）“出尘”
日本列岛树木繁茂，森林覆盖面广，全国以绿色为主基调，可以说处在山青水秀的环绕之中。绿色的大背景下，有樱花的粉、白雪的白、落叶的黄、红叶的红……景色美丽多姿。日本人将雪、月、花作为自然美的核心，雪、月、花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也是日本美意识的传统。吉田兼好将雪、月、花同文学的抒情性结合起来，展开《徒然草》中具有魅力的美的世界。吉田兼好对自然意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雪、月、樱、松等具有清淡出尘之味的自然景物上，他倾心于脱离世俗、清淡幽静的自然之美，这与他遁世红尘的宗教信仰与对禅的偏好有着很大的关系。其作品中出现之物，皆富哲思哲理，引人深思。吉田兼好将自身带入自然的生命之中，将自然看作是生命的整体，人也包括其中。他的这种自然观是他审美观和死亡观的底流，他在感慨时序变化给人带来的美感的同时，也渗透着淡淡的“物哀”之情。吉田兼好认为，残月、落花一样具有美感，因为这些自然意象中潜藏着令人怜惜的“物哀”之美，更具有余情之美，这种无常的哀感正是日本“物哀美”的精髓。
陶渊明的审美意识开始摆脱纯粹的感觉官能性的体验，对美的感受向精神的领域扩展。吉田兼好也摆脱了耳目感观，走向了情绪感受自然的审美境界。他对季节的流转变化十分敏感，对自然的景物变化有着纤细多彩有感受。他认为植物的枯荣表现了强烈的生的意识和优雅的生命之美，他以自然的时令推移为底色，反映人间的盛衰荣辱。更以秋月、冬雪来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使自然与人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领悟到广阔宇宙内的一切生物包括高级动物人的命运也同万物一样，有着一样的走向，他笔下的自然与美质相连。
吉田兼好将自然与自己的想象力结合起来开拓自然意象之中蕴含的美感美质，他很少直接描写自然本身的形式和外观，而是侧重于表现与人的感情相通的自然的内在美，通过这种自然意象的魅力来漂白人生的苦恼与悲哀。他在《徒然草》中多次写到樱花，樱花的淡雅、安详、沉静唤起了他艺术化的情绪反应。他认为樱花的凋谢和盛开一样富有情趣，樱花的花期很短，面对缤纷的樱花，他涌起感伤和无常的情怀。他书写自然，为的是将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搏动相合，通过自己对自然意象的感受，诱发对世间万物的深深思考。他将日本古代的“哀”与近古的“空寂”加以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随笔文学，开拓出了具有兼好风味的自然审美想象空间。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隐逸文化都有着把自然意象作为虚托自我的特点。隐逸主体与自然的亲近为自然美深层底蕴意义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隐逸文人把自然意象作为审美对象，表现了这一群体独特的审美追求。陶渊明作品中还有“朴”审美特质的自然意象使得他的诗作有着本色的美学内涵，而吉田兼好作品中带有出尘意味的自然意象选择也可使我们看到创作主体“幽玄闲寂”的审美理想。隐逸，向来与自然风物有关，隐者远离红尘琐事，与山河草木对话，在自然界中，寻觅到了自我活泼的生命。自然景物，四时变幻，它所蕴含的美质是文艺取之不尽的源泉，这种美质，不仅可以怡情养性，还可以使隐者从物象罗列走向寄情自我的美学境界。
参考文献：
〔1〕沈善增.老子还真注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4.
〔2〕庄子.庄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
〔3〕余敦康.周易现代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41.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228.
（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