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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本文主要从诗歌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点两大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意图为“讽喻说”提供更多参考材料，同时对“爱情说”的部分观点进行反驳。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思想；讽喻说；爱情说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但关于其主题思想的争论在学术界从未止息。综其要者，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及多重主题说”三种。本文通过对诗歌创作背景、诗人写作主张、悲剧结局、作品前后部分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为“讽喻说”提供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
一、“惩尤物，窒乱阶”的创作目的
关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诗人白居易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材料。如今学界大多采用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为研究《长恨歌》创作背景和动因的重要材料。因陈鸿是见证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当事人之一，后来还应白居易邀约为《长恨歌》作传，所以其传中关于《长恨歌》由来的文字，可信度颇高。
陈鸿在传中对创作《长恨歌》的缘由和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这段话直接点明了白居易的创作意图：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即以《长恨歌》警戒后世君主铭记“重色误国”的历史教训，切忌重蹈唐玄宗的覆辙。而在同时期的其他诗作中，白居易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明显的是写于元和四年的《李夫人》：“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这首诗写于《长恨歌》的后三年，白居易在诗中直接以“尤物”指代杨贵妃，发出了“尤物惑人忘不得”的警告，其对杨贵妃妖媚惑上、唐玄宗溺情败国的历史事实显露出了愤恨、痛心的感情，也可看出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贬斥态度。
二、“惩劝善恶、补察得失”的写作主张
除去诗人身份以外，白居易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身份——臣子。这“决定了他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和文艺思想的一致性”。同是在写《长恨歌》的元和元年，为了应制举策试所写的《策林》中，白居易曾表露自己对写诗功用的看法：“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恶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由此可知，白居易认为诗人写诗是为了“惩劝善恶，补察得失”。如果失去了这一政治功用，哪怕有美词佳句，也无甚用处。除此之外，白居易还在其七十五篇策论中的第十六篇《议祥瑞·辨妖灾》里，直接阐述了“君主的淫昏是致使国家出现妖孽、灭亡的根源”这一主张。此后不久，白居易便创作了《长恨歌》。“选择最有争议、包含政治因素最多的‘爱情’题材——不仅仅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故事，而是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灾祸（安史之乱）的重大事件——来表达一个‘纯情’主题，对白居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三、以悲剧结局强化政治警示作用
爱情说认为，即使《长恨歌》的前半部分有细微的政治讽喻意味，可是到了后半部分，白居易用深情的笔触描写了李、杨二人死别的痛苦，爱情主题在这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白居易的着意并非如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一）贵妃之死的场面惨烈异常
即使白居易想要通过贵妃之死的惨烈来加深对爱情悲剧的表现，也应以同情为基调，但《长恨歌》对于这一场面的描写力度之大，还是远超出正常文学表现的需要。可若从政治警示的目的出发，场面越惨烈，就会给观者造成越大的心理冲击，越能强化观者的内心固像，进而使观者形成“趋避”意识。正因如此，白居易才如此着力地渲染杨贵妃死时的惨烈：“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与史书不同，白居易将杨贵妃的死处安排在了六军马前。贵妃至尊，却死于旷野，甚至死后“花钿委地”，却无人愿收，与杨贵妃生前的风光形成了鲜明对比，暗喻杨贵妃魅惑君上、扰乱朝纲以致落得遭百姓唾弃的结局。而唐玄宗面对“六军不发”、宠妃濒死的现实，却只能“掩面”而立。白居易极写二人的凄凉下场，实也是为了加强对君王的警戒效果。
（二）幻想的圆满结局终破碎
如果是为了表现现实中爱情失意给相爱之人带去无尽苦痛，唯有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梦境或仙境，借此抒发对爱情取得圆满终局的真情呼唤，那么白居易理应给《长恨歌》安排一个团圆的结局。正如“爱情说”所言，长恨歌“把重圆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仙山世界”。
可是白居易在诗中却取消了二人于梦中相见的可能性：“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继而写唐玄宗请方士寻觅杨贵妃的踪迹，方士最终只带回“钿合金钗”，又取消了二人于“海上仙山”相见的可能性。这正是对“爱情说”观点的有力反驳。最后还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句说明李、杨二人的悲剧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幻想中都不可能被消解掉，进一步深化了批评的主题。
四、讽刺主题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对于诗歌作品来说，主题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是检查作品完成度高低的重要標志。“爱情说”认为，以“马嵬事变”为界，将《长恨歌》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对于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描写，实际上是为后半部分表现二人的爱情至深作铺垫。“专宠”只是李杨爱情的表现之一，极写思念之苦和不得见之痛的后半部分，才是全诗的核心，最能体现出爱情主题，对于李、杨二人痴情形象的塑造也在这一部分得到完成。
五、结论与讨论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目的，是为了警醒君王要勤勉朝政，莫重蹈覆辙。诗歌的政治批判意图贯穿全文：安排“乐尽悲来”的表现结构、对李、杨二人的悲剧结局不作消解性处理等；而以爱情为主线塑造的人物形象前后存在断裂，则进一步说明“爱情说”确有不妥之处。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思想；讽喻说；爱情说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但关于其主题思想的争论在学术界从未止息。综其要者，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及多重主题说”三种。本文通过对诗歌创作背景、诗人写作主张、悲剧结局、作品前后部分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进行分析，进一步考证《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为“讽喻说”提供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
一、“惩尤物，窒乱阶”的创作目的
关于《长恨歌》的创作背景，诗人白居易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材料。如今学界大多采用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为研究《长恨歌》创作背景和动因的重要材料。因陈鸿是见证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当事人之一，后来还应白居易邀约为《长恨歌》作传，所以其传中关于《长恨歌》由来的文字，可信度颇高。
陈鸿在传中对创作《长恨歌》的缘由和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这段话直接点明了白居易的创作意图：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即以《长恨歌》警戒后世君主铭记“重色误国”的历史教训，切忌重蹈唐玄宗的覆辙。而在同时期的其他诗作中，白居易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明显的是写于元和四年的《李夫人》：“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这首诗写于《长恨歌》的后三年，白居易在诗中直接以“尤物”指代杨贵妃，发出了“尤物惑人忘不得”的警告，其对杨贵妃妖媚惑上、唐玄宗溺情败国的历史事实显露出了愤恨、痛心的感情，也可看出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贬斥态度。
二、“惩劝善恶、补察得失”的写作主张
除去诗人身份以外，白居易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身份——臣子。这“决定了他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和文艺思想的一致性”。同是在写《长恨歌》的元和元年，为了应制举策试所写的《策林》中，白居易曾表露自己对写诗功用的看法：“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恶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
由此可知，白居易认为诗人写诗是为了“惩劝善恶，补察得失”。如果失去了这一政治功用，哪怕有美词佳句，也无甚用处。除此之外，白居易还在其七十五篇策论中的第十六篇《议祥瑞·辨妖灾》里，直接阐述了“君主的淫昏是致使国家出现妖孽、灭亡的根源”这一主张。此后不久，白居易便创作了《长恨歌》。“选择最有争议、包含政治因素最多的‘爱情’题材——不仅仅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故事，而是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灾祸（安史之乱）的重大事件——来表达一个‘纯情’主题，对白居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三、以悲剧结局强化政治警示作用
爱情说认为，即使《长恨歌》的前半部分有细微的政治讽喻意味，可是到了后半部分，白居易用深情的笔触描写了李、杨二人死别的痛苦，爱情主题在这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白居易的着意并非如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实：
（一）贵妃之死的场面惨烈异常
即使白居易想要通过贵妃之死的惨烈来加深对爱情悲剧的表现，也应以同情为基调，但《长恨歌》对于这一场面的描写力度之大，还是远超出正常文学表现的需要。可若从政治警示的目的出发，场面越惨烈，就会给观者造成越大的心理冲击，越能强化观者的内心固像，进而使观者形成“趋避”意识。正因如此，白居易才如此着力地渲染杨贵妃死时的惨烈：“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与史书不同，白居易将杨贵妃的死处安排在了六军马前。贵妃至尊，却死于旷野，甚至死后“花钿委地”，却无人愿收，与杨贵妃生前的风光形成了鲜明对比，暗喻杨贵妃魅惑君上、扰乱朝纲以致落得遭百姓唾弃的结局。而唐玄宗面对“六军不发”、宠妃濒死的现实，却只能“掩面”而立。白居易极写二人的凄凉下场，实也是为了加强对君王的警戒效果。
（二）幻想的圆满结局终破碎
如果是为了表现现实中爱情失意给相爱之人带去无尽苦痛，唯有将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梦境或仙境，借此抒发对爱情取得圆满终局的真情呼唤，那么白居易理应给《长恨歌》安排一个团圆的结局。正如“爱情说”所言，长恨歌“把重圆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仙山世界”。
可是白居易在诗中却取消了二人于梦中相见的可能性：“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继而写唐玄宗请方士寻觅杨贵妃的踪迹，方士最终只带回“钿合金钗”，又取消了二人于“海上仙山”相见的可能性。这正是对“爱情说”观点的有力反驳。最后还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句说明李、杨二人的悲剧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幻想中都不可能被消解掉，进一步深化了批评的主题。
四、讽刺主题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对于诗歌作品来说，主题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是检查作品完成度高低的重要標志。“爱情说”认为，以“马嵬事变”为界，将《长恨歌》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对于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的描写，实际上是为后半部分表现二人的爱情至深作铺垫。“专宠”只是李杨爱情的表现之一，极写思念之苦和不得见之痛的后半部分，才是全诗的核心，最能体现出爱情主题，对于李、杨二人痴情形象的塑造也在这一部分得到完成。
五、结论与讨论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目的，是为了警醒君王要勤勉朝政，莫重蹈覆辙。诗歌的政治批判意图贯穿全文：安排“乐尽悲来”的表现结构、对李、杨二人的悲剧结局不作消解性处理等；而以爱情为主线塑造的人物形象前后存在断裂，则进一步说明“爱情说”确有不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