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王立新，商务印书馆，2014
　　自西学东渐以降，对于东西方文明相互关系的探索、求解一直是蕴藏在历代学人心中的焦点。既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篇章，又是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伯来文明，其最具代表性的遗产《希伯来圣经》与犹太人仍然是当今学界关注的核心要素之一。从19世纪末尼采振聋发聩地喊出“上帝死了”，到20世纪中叶阿多诺写下“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到1989年齐格蒙·鲍曼在其著作中批判性地提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及至70年代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再到近些年来“流散文学”的兴起。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与宗教等问题前所未有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思想材料与方法，另一方面，问题经衍生变异后更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立新教授吸收国际学术界关于《希伯来圣经》最新的研究成果，结合自身长期教学的经验与研究成果，秉持实证的精神，运用古典学学术研究方法，同时坚持文学研究的诗学立场对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这一课题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新著《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版，以下简称《古犹太》）。王著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
　　第一，正本清源，还原语境。鉴于《希伯来圣经》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建构性影响，历代以来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尤其是20世纪以来空前繁荣的各种文化理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经典进行阐释，固然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但也潜伏着“曲解”“肢解”的危险，有鉴于此，作者在导论中写道：“通过对古典时代文本多层面的了解，达至对文学生成历史文化语境的整体把握，以审美的眼光进入对具体文本的探讨和分析，强调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统一，坚持最终研究结果的诗学品质，从而实现我们对古典东方文学探讨的深化。这对有效地避免以‘阐释自由’的名义过度诠释和暴力肢解古典文本是十分重要的。”（第11页）实际上，在《古犹太》中作者从语言形式、文化影响、神权观念和现代诗学四个维度展开对《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是严格地构筑在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哲学、文学与语言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这意味着：首先，作者的研究立场是非宗教性的客观实证性学术研究，也即作者是从历史的层面来探源问题；其次，通过掌握、考辨历代材料以去伪存真，从历史学的维度展开并最大限度地还原《希伯来圣经》的原初语境；最后，跨学科、跨语言的研究方式与文学诗学立场相结合的汇通研究，突破了以往国内学界对希伯来文学和圣经文学的固有研究模式，拓展阐释的维度。
　　第二，基于“实证”，重新解读。以第一章为例，在已有底本学说内部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已有的外部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整合，从希伯来神话与古代近东神话的关系入手，并以创世神话为例，分别从语词、名称的角度进行实证性分析，如在中文《圣经》中译作“大鱼”的词语，在《希伯来圣经》中原文之意为“大海怪”或“大海兽”，经作者分析，这实际上与迦南神话中的龙（亚姆—纳哈姆）相类似，包括其词根也与之相似，同为tnn。另外，在《希伯来圣经》中多次出现的“利维坦”与此也有对应关系。在希伯来神话与异教神话的关系中，作者从族源和文化地理学两方面入手，指出在“新月沃地”地区，同属闪族的希伯来人在事实上受到苏美尔神话的影响，且其本质是一种“借壳”而“质异”的关系，这尤其体现为后来希伯来神话中独树一帜的一神教特征。据此，作者得出结论“希伯来神话的确脱胎于闪族文化的土壤中，与同属这一文化的异教神话联系密切。但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神话文本是在以色列民族独一神信仰确立后，经过犹太教拉比们改编后的产物，因此这种与异教神话的联系，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异教神话成为希伯来神话所借用的‘外壳’，而其实质则是对本民族一神观念信仰的表达”。（第39页）。作者并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异教神话，希伯来神话的超越性体现为其独一的神耶和华是具有道德意志、集创造之功和掌控宇宙万物之力于一身的全能者。因此，作者进一步提出希伯来神话是一种“有叙述性目的”的神话，即通过独尊耶和华的一神教信仰的最终确定以超越异族文化的影响，并“将本民族独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诉求书写进了自己的神话文本之中”（第54页）。较之于传统的解读，《古犹太》中分析得更为客观、清晰，也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跨越学科，汇通研究。首先，《古犹太》的作者通晓希伯来语，在参照中英文《旧约》外，还加入了希伯来原文版《希伯来圣经》进行对比研究。希伯来语的介入，有助于跨越异质文化中的语言障碍和还原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获取对《希伯来圣经》及其文化语境最贴切的理解。如在文中以“第一创世神话”论证希伯来神话作为一种“有目的性叙述”的神话时，作者通过原文发现作为序幕和结局的部分文字均采用押头韵的方式，而在译本中则不可能发现；再如，第八章中对《诗篇》第23篇的分析，通过比照《希伯来圣经》原文与中英文译本的特点详细、缜密地分析了诗体的“双句反复”句型语义结构和时态特征，发现诗篇结构为一个开放式的时空框架，并进一步从审美的角度探讨其与希伯来民族文化的深层含义。其次，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使得研究更为立体化与稳固。如前所述，作者基于“四个维度”对《希伯来圣经》进行研究就体现为语言学、文学与宗教学等学科的交融，在具体分析中，更频频通过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材料来铺叙、佐证论题。如在序言部分，通过援引福柯的知识谱系学说明作者坚持以古典学的有机整体观为研究方法在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又如，以历史学、叙事学、美学介入具体的研究案例则几乎贯穿全书。最后，通过在文学研究的诗学立场对上述内容的整合、汇通，突破了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传统认知范畴，挖掘、还原了《希伯来圣经》在原初语境中的所指。在这一诗学观照下，每一章节都开拓、阐发了新的诠释空间与意义。
　　第四，历时共时，交替结构。首先，从历时性方面来看，《古犹太》遵循《希伯来圣经》中隐含的希伯来民族文化传统的认知结构——律法、先知的话语到圣录。前五章的研究对象是“摩西五经”，属于律法部分，涉及文学体裁从神话、传说、史诗到历史文学，第六、七章是对先知文学的研究，第八章到末章是对圣录的研究，包括《诗篇》、智慧文学和小说。对此，作者在序言中认为，这种认知从侧面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与神耶和华的特殊关系。实际上，这一特殊关系通过“有目的性”的叙述体现在各部分中，作者则通过将对这一叙述的分析历时性地内嵌至各章节中，以理解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经文的确切内涵。另外，依章节变化的文学体裁也体现了历时性的特点。其次，从共时性方面来看，前述的四个维度有机体嵌入历时性的文本，重新激活对《希伯来圣经》开放式叙述结构的探讨。如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对希伯来族长故事的“延宕型”叙述模式的分析，第八章对诗篇第23首以及后面智慧文学的分析，发现都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时空架构。其实，源于《希伯来圣经》历时性的与希伯来民族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基督教历史、宗教文化的复杂关系，共时性的文本比照分析结构成为必须。诸多共时性要素的介入——美学、哲学、叙事学、词汇学——是坚持古典学研究的有机整体观的保证。
　　晚清以降，无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全盘西化”，国人研究西学多以自身文化为参照、途径、目的，故西学之领风骚者仍为西人。虽《希伯来圣经》为古老东方文明的经典，但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是西人理解自身文化的要塞，也是东方人理解东西文化的必经交汇处。《古犹太》一书以历史的视角、诗学的立场、古典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美学的视阈所进行的汇通研究，超越了以往固有的“东方—西方”立场解读。因此，其成果对于东西方文学均有裨益；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于研究同为轴心时期的其他经典，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新模式。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