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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出生于上海。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清朝的大官，他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女儿，他的嗣母则是李鸿章的千金，因此，他的家可以说是一个既有势力、又有财富的官宦大家庭。到他父亲一辈，虽然家道已渐趋没落，但家境还相当殷实。1923年，邵洵美从南洋路矿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在那里，他结交了许多日后成为名家的诗人画家，并广泛涉猎各国诗作，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初夏，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他以对艺术的虔诚心态并凭借自己富裕的家境，访朋拜友，结社办刊，从此，中国文坛便多了一位风云人物。邵洵美一生著作等身，集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但他最珍惜的还是“诗人”这个称号。事实上，他的身上也的确有着非常浓郁的诗人气质：敏感，冲动，做事不计后果等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书生。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这样的传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邵洵美是一个有实力的文化人，当然他就要踌躇满志，干一番事业，而他的“兼济天下”的很大一部分计划就是从事出版事业。在邵洵美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是年代的“金屋”时期和30年代的“时代”时期。限于篇幅，本文只叙前者并涉及他和藏书票的一些关系。
虽然金屋书店开设于1928年，《金屋月刊》创办于1929年，但要说起“金屋”的渊源及邵洵美与其的关系，则必须上溯到1926年。这年夏天，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等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于是，这年8月出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屠苏》上立刻引人瞩目地刊出了邵洵美的4篇著译，这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作品。从这时起，即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中心的前期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以邵洵美为中心的后期阶段，而且也可以说，所谓的“金屋”时期实即已徐徐拉开了序幕，因为“金屋”和“狮吼”实乃一脉相承，并无明显，的界限划分。当时，无论从社会影响和文学成就来说，邵洵美都还无法和滕固他们相比，但他富有年青，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来支持社务，再加上滕固此时又有志于从政因此，邵洵美实际上已成为后期狮吼邵洵美和藏书票的关系就始于“金屋”时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人中最早使作藏书票都者之一，可惜他兴趣太过广泛，不像叶灵凤对藏书票那样痴迷，否则；以他“文坛孟尝君”的财力和影响，藏书票在现代中国传播很可能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邵洵美虽然是中国文人中使用藏书票的先驱，但他在这方面的倡导之功却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提及的。
邵洵美和狮吼社拍即合绝非偶然。他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唯美主义诗人史文朋、罗赛谛、魏尔兰、波特莱尔等顶礼膜拜，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而狮吼社其他成员的著作也有着浓郁的唯美色彩，他们寄社会叛逆精神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作品经常是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恐怖并存，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邵洵美主持社务以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先后推出了“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出版了滕固的理论专著《唯美派的文学》、自己的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有诗歌《神光》、小说《搬家》等受到文坛好评的作品，还撰文介绍了罗赛谛、乔治·摩尔等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纷呈，书评、译文、绘画杂览，其汪洋恣肆、自由洒脱的办刊风格，显示了邵洵美及其朋友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出版之路。
就在邵洵美创办《狮吼》月刊的同时，金屋书店也宣告诞生。早在1927年10月，就有刊物报道邵洵美将开设一家书店(见浮云《记洵美的书》，载1927年1O月8日《上海画报》第284期)，但金屋书店的真正开张却要到1928年初。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邵家住宅对面，虽只有一开间门面，但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至于“金屋”这名字的来历，章克标晚年曾回忆：“‘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英国19世纪未有一种刊物被叫做Ye11 ow Book(黄面书)，是唯美派文学的滥觞，邵洵美十分爱重，就模拟仿效，也出了这种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叫做《金屋月刊》。” (章克标《邵淘美与金屋书店、时代书店》，载1987年7月《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邵洵美开办书店自然因为这是其喜欢的事业，但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即书店是结交朋友的极好的场所。文人之间，志趣相投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圈子中也必有一二充满智慧和风趣的中心人物，而邵洵美正是朋友圈子中这样一位人缘极好的核心人物。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说：金屋书店开在邵洵美老家的对面，“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邵洵美一生倾力倾心从事文化事业，也热心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交情的深浅、熟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为人豪爽，慷慨潇洒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并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了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也是由邵洵美支助路费后才成行的。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不管是茶室小酌，还是酒店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上海市文史馆《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新雅”》，载1991年2月16日《新民晚报》)。可能有人把这归结于富家子弟的有钱，但其实恐怕更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有关。
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起码在30种以上。范围大致包括这么几类：
1、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自己的《一朵朵玫瑰》等。
2、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傅彦长的《十六年之杂碎》、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
3、朋友相托之书，如沈端先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 《死线上》、陈白尘的《漩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 说、理论、诗歌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有研究者认为：“从金屋书店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倪墨炎《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上，载《文人文事辨》，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另一位研究者更干脆指出：“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姜德明《<琵亚词侣诗画集>》，载《书叶丛话——姜德明书画集》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关于邵洵美在“金屋”时期的活动，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说：“那时期洵美忙得快活。读书、写诗做文章、编辑《金屋》，也读别、人的好文章，还要会朋友。他朋友的名单愈聚愈长了，交游的范围也愈扩愈大。”应该说，这一段时期，邵洵美的生意虽然赔本，金屋书店也最终收盘(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而自然结束)，但过的日子却是他最惬意快活的。一应事情都是他喜欢做的。众多朋友也均为会心之人，而整天忙得脚不着地，正是他向往的文人处世，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至于金钱上的亏本，他并不在乎，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况且蚀掉的银子还远远没有动摇其根本。
邵洵美和藏书票的关系就始于“金屋”时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又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者之一，可惜他兴趣太过广泛，不像叶灵凤对藏书票那样痴迷，否则，以他“文坛孟尝君”的财力和影响，藏书票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很可能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邵洵美虽然是中国文人中使用藏书票的先驱，但他在这方面的倡导之功却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提及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邵淘美曾是一位“失忆”人物，他在文坛的整个活动和对社会的贡献，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和这些相比．他制作使用藏书票直未被发现,实在是件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若追溯 下他当年留学习文，从事出版事业的经历，他和藏书票这舶来之物有些渊源，又是合情合理，不难猜测的。邵洵美1923年出国留学，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对提倡唯美文学的先拉斐尔派诗人顶礼膜拜，并学写过不少模仿此类风格的诗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史文朋、罗赛谛这些先拉斐尔派的文人，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藏书票，有的还不止一款。邵洵美在狂热喜爱他们作品的同时，是否会爱屋及乌，将他们的爱好也一起学了来呢?这个猜测应该不能算太离谱。
现在我们发现的邵洵美的藏书票是一幅作者画像，下面手书洵美的书”四字，非常简明。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幅画：“有趣味的是他极为‘洵美’的自画像，特别突出他自认为是‘希腊式’的鼻子，加了卷曲的头发，颇似一个法国，人。”(《漫谈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的“颓废”》，选自李欧梵1993年12月20日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可谓对这幅画的传神描摹。邵洵美以诗人著称于世，但他能画，有这个功底。他在欧洲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中有很多是学画的，如徐悲鸿、江小鹣、常玉等，他本人也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段时间还曾和常玉一起天天去画苑作人体写生的练习。这些经历为他的美术鉴赏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在美术领域发展，但还是时不时画上几笔，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愿。当时书刊上发表的他为自己文章配画的《晒书的感想》和画赠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茶壶和茶杯》等画，虽仅寥寥数笔，但却颇具文人的雅趣，别有韵味，因此给朋友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数十年后还屡屡被人提起。
邵洵美1929年出版《琵亚词侣诗画集》时曾在扉页背后刊出过这位名画家的自画像，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认为：“看过比亚兹莱的这幅自画像，再去看邵洵美藏书票上的自画像，两者在造型方面的承继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由此也可以推算出，邵洵美的这枚藏书票应该就作于此时：1929年左右。”(《莎乐美、比亚兹莱与二三十年代作家》，载2001年11月《万象》第3卷第11期)我认为吴先生的考证颇有道理，并撰文作了一点小小补充，指出这枚书票的制作时间还可以提前两年，因为1927年10月，曾发表过邵洵美、盛佩玉新婚照片的《上海画报》上就首次刊出了邵洵美的这枚自画像藏书票，并配发了一则消息：“文学家邵洵美先生，将创一书店，店址在静安寺路斜桥，与真善美书店、云裳公司相近，亦即与君住宅相近他回国后却并未在艺术上发展,而是走上从政之路，曾当过国民宣传部部长。至于他为一般读者所知晓，是因为其与画家徐悲鸿之妻蒋碧薇的一段畸恋。
《上海画报》的“更正”写得很清楚，这枚“书标”确实是邵洵美亲手制作，而且是依藏书票(bookplate)的样式制作的，虽然书票上的图案非其所绘。但是，邵洵美除了制作藏书票，其实也画过书票图案。1928年，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按其一惯做法，凡事都想干得比别人好，他所出的书，自然也比较别致，封面上贴藏书票就是其特殊一招；当然，做事缺少常性是其作风，这样的特殊招法只限于“金屋”早期所出之书，就笔者孤陋寡闻，也只看到过两种。种是滕固的短篇小说集《平凡的死》，1928年3月3日初版，两个月后再版。此书蓝色封面，没有任何图案，只在右上角贴了一张“书标”，确实别致得可爱。书标上除印有书名、作者和出版书店外，主图即作者滕固的一帧头像，线条硬朗方正，其有棱有角的造型，非常符合滕固脸部的特征，非出自熟稔者莫办。值得注意的是，头像领带旁，有 很不起眼的字母“M”。此即邵洵美之“美”字的拼音首字母，很明显，书标图案当即邵洵美手绘。另一种是邵洵美的文艺评论集《火与肉》，收论文6篇，也出版于1928年3月3日。邵洵美在书中评述了他所欣赏的5位西方文人：莎茀、史文朋、高谛蔼、马蔼和迦多罗斯，他在此书《自记》中说：“这六篇短短的论文是我对于五位天才的一点敬意的表示。”《火与肉》的装帧和《平凡的死》相像，只是封面颜色改为红色，书标位置则移到了正中，图案为一个读书人正仰首凝视着一尊西方哲人的石膏胸像，很好地传达出了作者在《自记》中的表述。此枚书标上也有“M”的署名，显然也出自邵洵美之手。
综上所述，邵淘美于1928年正式创办金屋书店，在此之前他即已有了很多浪漫的想法，仿造西方文人的习惯制作藏书票即为其中之一。《平凡的死》和《火与肉》均为金屋书店最初出书，且其自己，和好友的作品，可以作主，故实践了他的设想。可能这样成本过高，操作不方便，营业上也不甚理想，因此“金屋”在以后出书时似乎并没有延续这样的做法。但即使只是这样的惊艳一瞥，也足已让后人见识了民国文人浪漫优雅的一面。
虽然金屋书店开设于1928年，《金屋月刊》创办于1929年，但要说起“金屋”的渊源及邵洵美与其的关系，则必须上溯到1926年。这年夏天，邵洵美从欧洲留学回国，途中在新加坡上岸时偶然看到滕固等人编辑的《狮吼》半月刊，极为欣赏，一到上海即去拜访狮吼社同人，与滕固等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为狮吼社的一员。于是，这年8月出版的狮吼社同人丛著《屠苏》上立刻引人瞩目地刊出了邵洵美的4篇著译，这是邵洵美、回国后首次发表作品。从这时起，即标志着狮吼社从以滕固为中心的前期阶段开始逐渐过渡到以邵洵美为中心的后期阶段，而且也可以说，所谓的“金屋”时期实即已徐徐拉开了序幕，因为“金屋”和“狮吼”实乃一脉相承，并无明显，的界限划分。当时，无论从社会影响和文学成就来说，邵洵美都还无法和滕固他们相比，但他富有年青，对文学充满热情，又肯拿出家产来支持社务，再加上滕固此时又有志于从政因此，邵洵美实际上已成为后期狮吼邵洵美和藏书票的关系就始于“金屋”时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人中最早使作藏书票都者之一，可惜他兴趣太过广泛，不像叶灵凤对藏书票那样痴迷，否则；以他“文坛孟尝君”的财力和影响，藏书票在现代中国传播很可能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邵洵美虽然是中国文人中使用藏书票的先驱，但他在这方面的倡导之功却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提及的。
邵洵美和狮吼社拍即合绝非偶然。他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最初崇拜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以后又对唯美主义诗人史文朋、罗赛谛、魏尔兰、波特莱尔等顶礼膜拜，写过不少追求官能享受的诗篇，甚至模仿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花一般的罪恶》。而狮吼社其他成员的著作也有着浓郁的唯美色彩，他们寄社会叛逆精神于放荡颓废，以唯美感伤的风格背弃和冲击数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作品经常是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恐怖并存，体现出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邵洵美主持社务以后，凭借其经济实力，先后推出了“狮吼社丛书”和《狮吼》月刊、《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出版了滕固的理论专著《唯美派的文学》、自己的诗集《天堂与五月》，发表有诗歌《神光》、小说《搬家》等受到文坛好评的作品，还撰文介绍了罗赛谛、乔治·摩尔等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纷呈，书评、译文、绘画杂览，其汪洋恣肆、自由洒脱的办刊风格，显示了邵洵美及其朋友的美学追求，也开启了他以后的出版之路。
就在邵洵美创办《狮吼》月刊的同时，金屋书店也宣告诞生。早在1927年10月，就有刊物报道邵洵美将开设一家书店(见浮云《记洵美的书》，载1927年1O月8日《上海画报》第284期)，但金屋书店的真正开张却要到1928年初。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邵家住宅对面，虽只有一开间门面，但却布置得富丽堂皇。至于“金屋”这名字的来历，章克标晚年曾回忆：“‘金屋’这名字的取义，既不是出于‘藏娇’的典故，也不是缘于‘书中自有黄金屋’诗句，而是由于一个法文字眼，即‘La Maisond’or’的声音悦耳动听，照字义翻译过来便成了‘金屋’。英国19世纪未有一种刊物被叫做Ye11 ow Book(黄面书)，是唯美派文学的滥觞，邵洵美十分爱重，就模拟仿效，也出了这种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叫做《金屋月刊》。” (章克标《邵淘美与金屋书店、时代书店》，载1987年7月《出版史料》1987年第3期)邵洵美开办书店自然因为这是其喜欢的事业，但还有一个原因恐怕也不容忽视，即书店是结交朋友的极好的场所。文人之间，志趣相投者往往容易形成圈子，圈子中也必有一二充满智慧和风趣的中心人物，而邵洵美正是朋友圈子中这样一位人缘极好的核心人物。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说：金屋书店开在邵洵美老家的对面，“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邵洵美一生倾力倾心从事文化事业，也热心结交意气相投的朋友，虽然彼此之间交情的深浅、熟识的程度各有不同，但他为人豪爽，慷慨潇洒却是当时尽人皆知的。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托人将译稿《北美印象记》介绍给“金屋”，邵洵美热诚相待，安排出版，并立即预付稿酬五百大洋，解决了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胡也频被杀害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回湖南老家，也是由邵洵美支助路费后才成行的。当时文人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名言：不管是茶室小酌，还是酒店聚会，只要在座有邵洵美，最后付账的就一定是他(上海市文史馆《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新雅”》，载1991年2月16日《新民晚报》)。可能有人把这归结于富家子弟的有钱，但其实恐怕更和他天性率真，生就一副侠义心肠有关。
金屋书店开办后究竟出了多少书，一直没有人统计过，仅就笔者粗略翻过的，应该起码在30种以上。范围大致包括这么几类：
1、狮吼社同人的著作，如滕固的《外遇》、章克标的《银蛇》、黄中的《妩媚的眼睛》、邵洵美自己的《一朵朵玫瑰》等。
2、朋友的作品，如郭子雄的《春夏秋冬》、卢世侯的《世侯画集》、朱维基的《奥赛罗》、傅彦长的《十六年之杂碎》、张若谷的《文学生活》等。
3、朋友相托之书，如沈端先的《北美印象记》、王任叔的 《死线上》、陈白尘的《漩涡》等。这些书均属文学范畴，多为小 说、理论、诗歌和译著，大都具有唯美色彩，很少有畅销书。有研究者认为：“从金屋书店的书目看来，邵洵美办书店，根本不图经济利益，只是为自己出书方便，为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出书方便。”(倪墨炎《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上，载《文人文事辨》，武汉出版社2000年3月)另一位研究者更干脆指出：“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姜德明《<琵亚词侣诗画集>》，载《书叶丛话——姜德明书画集》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关于邵洵美在“金屋”时期的活动，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中说：“那时期洵美忙得快活。读书、写诗做文章、编辑《金屋》，也读别、人的好文章，还要会朋友。他朋友的名单愈聚愈长了，交游的范围也愈扩愈大。”应该说，这一段时期，邵洵美的生意虽然赔本，金屋书店也最终收盘(1930年底为创办“时代”而自然结束)，但过的日子却是他最惬意快活的。一应事情都是他喜欢做的。众多朋友也均为会心之人，而整天忙得脚不着地，正是他向往的文人处世，兼济天下的生活方式。至于金钱上的亏本，他并不在乎，钱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况且蚀掉的银子还远远没有动摇其根本。
邵洵美和藏书票的关系就始于“金屋”时期，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又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者之一，可惜他兴趣太过广泛，不像叶灵凤对藏书票那样痴迷，否则，以他“文坛孟尝君”的财力和影响，藏书票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很可能会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邵洵美虽然是中国文人中使用藏书票的先驱，但他在这方面的倡导之功却是最近几年才被人提及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邵淘美曾是一位“失忆”人物，他在文坛的整个活动和对社会的贡献，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和这些相比．他制作使用藏书票直未被发现,实在是件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若追溯 下他当年留学习文，从事出版事业的经历，他和藏书票这舶来之物有些渊源，又是合情合理，不难猜测的。邵洵美1923年出国留学，在欧洲生活、学习过几年，对提倡唯美文学的先拉斐尔派诗人顶礼膜拜，并学写过不少模仿此类风格的诗篇。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史文朋、罗赛谛这些先拉斐尔派的文人，几乎都拥有自己的藏书票，有的还不止一款。邵洵美在狂热喜爱他们作品的同时，是否会爱屋及乌，将他们的爱好也一起学了来呢?这个猜测应该不能算太离谱。
现在我们发现的邵洵美的藏书票是一幅作者画像，下面手书洵美的书”四字，非常简明。李欧梵先生曾评价这幅画：“有趣味的是他极为‘洵美’的自画像，特别突出他自认为是‘希腊式’的鼻子，加了卷曲的头发，颇似一个法国，人。”(《漫谈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的“颓废”》，选自李欧梵1993年12月20日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论文)可谓对这幅画的传神描摹。邵洵美以诗人著称于世，但他能画，有这个功底。他在欧洲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中有很多是学画的，如徐悲鸿、江小鹣、常玉等，他本人也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段时间还曾和常玉一起天天去画苑作人体写生的练习。这些经历为他的美术鉴赏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以后，他虽然没有在美术领域发展，但还是时不时画上几笔，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愿。当时书刊上发表的他为自己文章配画的《晒书的感想》和画赠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茶壶和茶杯》等画，虽仅寥寥数笔，但却颇具文人的雅趣，别有韵味，因此给朋友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数十年后还屡屡被人提起。
邵洵美1929年出版《琵亚词侣诗画集》时曾在扉页背后刊出过这位名画家的自画像，台湾藏书票收藏家吴兴文先生认为：“看过比亚兹莱的这幅自画像，再去看邵洵美藏书票上的自画像，两者在造型方面的承继关系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由此也可以推算出，邵洵美的这枚藏书票应该就作于此时：1929年左右。”(《莎乐美、比亚兹莱与二三十年代作家》，载2001年11月《万象》第3卷第11期)我认为吴先生的考证颇有道理，并撰文作了一点小小补充，指出这枚书票的制作时间还可以提前两年，因为1927年10月，曾发表过邵洵美、盛佩玉新婚照片的《上海画报》上就首次刊出了邵洵美的这枚自画像藏书票，并配发了一则消息：“文学家邵洵美先生，将创一书店，店址在静安寺路斜桥，与真善美书店、云裳公司相近，亦即与君住宅相近他回国后却并未在艺术上发展,而是走上从政之路，曾当过国民宣传部部长。至于他为一般读者所知晓，是因为其与画家徐悲鸿之妻蒋碧薇的一段畸恋。
《上海画报》的“更正”写得很清楚，这枚“书标”确实是邵洵美亲手制作，而且是依藏书票(bookplate)的样式制作的，虽然书票上的图案非其所绘。但是，邵洵美除了制作藏书票，其实也画过书票图案。1928年，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按其一惯做法，凡事都想干得比别人好，他所出的书，自然也比较别致，封面上贴藏书票就是其特殊一招；当然，做事缺少常性是其作风，这样的特殊招法只限于“金屋”早期所出之书，就笔者孤陋寡闻，也只看到过两种。种是滕固的短篇小说集《平凡的死》，1928年3月3日初版，两个月后再版。此书蓝色封面，没有任何图案，只在右上角贴了一张“书标”，确实别致得可爱。书标上除印有书名、作者和出版书店外，主图即作者滕固的一帧头像，线条硬朗方正，其有棱有角的造型，非常符合滕固脸部的特征，非出自熟稔者莫办。值得注意的是，头像领带旁，有 很不起眼的字母“M”。此即邵洵美之“美”字的拼音首字母，很明显，书标图案当即邵洵美手绘。另一种是邵洵美的文艺评论集《火与肉》，收论文6篇，也出版于1928年3月3日。邵洵美在书中评述了他所欣赏的5位西方文人：莎茀、史文朋、高谛蔼、马蔼和迦多罗斯，他在此书《自记》中说：“这六篇短短的论文是我对于五位天才的一点敬意的表示。”《火与肉》的装帧和《平凡的死》相像，只是封面颜色改为红色，书标位置则移到了正中，图案为一个读书人正仰首凝视着一尊西方哲人的石膏胸像，很好地传达出了作者在《自记》中的表述。此枚书标上也有“M”的署名，显然也出自邵洵美之手。
综上所述，邵淘美于1928年正式创办金屋书店，在此之前他即已有了很多浪漫的想法，仿造西方文人的习惯制作藏书票即为其中之一。《平凡的死》和《火与肉》均为金屋书店最初出书，且其自己，和好友的作品，可以作主，故实践了他的设想。可能这样成本过高，操作不方便，营业上也不甚理想，因此“金屋”在以后出书时似乎并没有延续这样的做法。但即使只是这样的惊艳一瞥，也足已让后人见识了民国文人浪漫优雅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