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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海德格尔思想融入媒介分析，是突破主流传播学研究的可能路径之一。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本体论、存在现象学方法是当前媒介研究中主要利用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的嵌入为重新理解媒介注入了活力。但现有的媒介研究对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把握还不够，缺乏系统的分析视角，造成了对新媒介技术、媒介生活世界等方面的理解迷雾。驱散迷雾需要将媒介引入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中，依托深厚的存在论思想和方法论阐发泛媒介时代的传播现象，进而为沉寂已久的媒介现象学研究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媒介技术 本体论 现象学 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087-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4
20世纪上半叶，由胡塞尔创建、海德格尔发展的现象学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入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影视界发起所谓的“影视现象学”运动，遗憾的是，这场运动未及深入便已偃旗息鼓。传播学的诞生虽稍早于这场运动，由于受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主导影响，包括海德格尔思想在内的整个现象学思想至今未在媒介研究中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故有学者感慨：“现象学视域中的传播命题在当今的主流传播学中几乎是湮没不闻的。”[1]
在我国媒介研究领域，直至近年来才略有此类的研究论文出现，系统的研究更是阙如。本文拟就当前学界为数不多的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进行媒介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评述，指出目前媒介研究取向中的海德格尔元素主要有哪些，在评析他们的创新性理解的同时，反思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可能的研究空间给予展望。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与新媒体传播
1. 技术的本质与新媒体研究的范式转移
由于新技术的狂飙突进，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深深吸引着当代媒介研究者的目光，缘于他的哲学观有助于研究者在观察媒介时避免陷入“机械的技術决定论”。正如有学者所言，与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对话，可以“建构传播学理论与其母学科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传播学因之可以打通其理论和哲学当中的那一段没有被证成的路径”。[2]如果说欧陆现象学与传播学之间的道路尚未证成，那么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传播学道路却越走越窄。众所周知，在功能主义研究者看来，技术是可以被主体正确使用的，技术行为是人的传播行动之一部分，服务于人的合目的性。然而，技术的正确使用和合目的性并不保证人处在传播的自由关系之中，技术交往行为也不能使人通过传播实现自身存在的本质。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3]换言之，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追问不是讨论技术的工具性和正确使用它的目的性，而是要追究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循着这一思路，“存在现象学思想揭开了新媒体研究的一个面向，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伴随身体参与的、落实于具体的空间场景的新媒体使用”。[1]但当下盛行的新媒体日常实践经验将人类的生存状态引向了何方？技术发展的路标是否指向海德格尔所言的本质方向？它又是如何开显技术的本质？技术本质的开显是否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质开显？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晦暗不明。要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呼吁，一个重要起点是以存在现象学重构传播研究的范式，[1]拓展媒介研究的方法。但对海德格尔一以贯之的存在论思想来说，范式转移或许只是重构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起点，而非理解以技术推动人类传播思想发展史的本质原点。
2. 人本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技术观
认识到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和遮蔽世界的“座架”，即是利用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将新媒体传播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讨论技术实质上是把技术作为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这种技术观以超越式回归的人本主义价值展现了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4]这一观点是站在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新高度上，却未了断主体性哲学的情怀。事实上，海德格尔是明确反对人本主义的。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在解释“humanisme”一词时说：“这个词之所以已丧失了其意义，是由于我们明见了人道主义的本质是形而上学的，而现在这意思是说，只要形而上学坚持忘在的话，形而上学就不仅不提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而且是堵塞这个问题。”[5]因此，海德格尔不会通过对技术的分析回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当中，而是希望通过技术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通向澄明的存在的真理。至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悲观看法，有学者认为他“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6]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确有这种倾向，此后其努力超越前期的这种倾向。哲学界普遍认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纵身一跃”——通过语言与哲学“运思”，克服了早期“此在”这个概念的主体性倾向，这可在《哲学论稿》等一系列著作中看出。而海德格尔论述现代技术的著述均在中后期，也就是在他克服了“此在”的主体性倾向时期。因此，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视为唯心主义是不符合他本人思想发展的。如若依照目前研究者的看法，人们恐将难以建构基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新媒介技术观。因此，将海氏的技术思想视为人本主义/唯心主义的技术观是存疑的。
3. 不同的“思”：海德格尔与笛卡尔
同样的误解出现在研究者对海德格尔“思”的理解上。有研究者在分析新媒体传播时提出：“由新媒体技术所构造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沉思’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而遏制‘座架’的威胁，不仅来自艺术领域的‘沉思’，还需要网络世界的主体性行动。”[7]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海德格尔的“思”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之间的差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着力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笛卡尔的“我思”，这是其不遗余力所要批判的主体性哲学的思想残余。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思”是前理论的、前反思的，是主客体未分状态的“思”。它既是“思”，也是“诗”。在海德格尔看来，伟大诗人的语言是主客体未分的，这种语言才能和哲学的运思相媲美，故有以语言通达存在的家。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如下观点：“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激发参与传播者反思自我，自觉鉴别和拒绝谣言信息传播，主动承担净化网络空间的职责，并发起对网络不良文化的监督与抵制，这样才能遏制新媒体传播带来的局限性。”[7]显然，这是继续走在工具论或认识论道路上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之思，而非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或说哲学运思。如前所述，海氏所言的“思”不是具有反思能力的自我/主体的“思”，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运用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来分析新媒介，那又回到主体性哲学中去了，偏离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本意。 4. 算法作为技艺的困境
算法可谓当前新媒介研究热门的技术话题，在计算机编程领域，甚至流行这样的观点：算法是宇宙之王。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算法作为一种间性存在，其关联的对象与其说是机器与人，毋宁说是计算智能与人类智能，其生成和发展的则是人机交互主体于拟态环境中构造的新镜像”。[8]算法的媒介环境建构能力是双重的，既体现在虚拟世界，也体现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辩证交织地相互影响着的。算法的居间特性“不仅体现在它的非实体性质，更体现在它构成某种开放而强调联系的、变动并意在发展的环境的特性”。[8]因此，对算法的批判性审视说到底是要认清楚技术已使现代人本真地生活在这两个世界，如何自由地在两个世界间相通是现代人生存的难题。针对破解难题之道，“海德格尔给出了重现技艺艺术维度的指引”，“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算法的发展或者说求‘通’，则应沿着重现技艺艺术维度的进路”。[8]这一思路很好，然而实现这一路径的前提是必须先弄清楚技术与技艺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数字媒介时代二者如何才能关联并进，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尚需明确。况且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始终在政治和资本的控制之中，诸如算法之类的新技术发展是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还是加深了自身对政治、资本的依赖？换言之，政治与资本会给技艺艺术的解救让路吗？仍需深入思考。
二、海德格尔与媒介本体论
1. 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对海德格尔的召唤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讨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对所有存在者的本体——最基础、最原始存在的研究。首先将这一思路转至媒介研究的是德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基特勒，他于2009年在国际媒介文化理论刊物《理论、文化与社会》上发表文章《走向媒介本体论》，该文的译文于2010年发表于国内期刊《江西社会科学》。不过，此文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反而激發了学者对基特勒本人媒介思想的探讨。基特勒后期跨学科的研究打破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以文学、语言、音乐等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界限，“可以看出其试图建构一条新的媒介本体论（ontology of media）的西方哲学思想路径的野心”。[9]事实上，基特勒建构媒介本体论的野心来自海德格尔的启发，认为“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数学与媒介的连接、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也以更加精确的术语而得到阐明”。[10]很明显，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是要融合科技与人文，循着海德格尔的思路，他借用存在论思想，追寻“作为媒介的媒介”。他认为西方哲学思想史一直重视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忽略了记录、传播思想家思想的媒介这个概念，传统的哲学思想史总是倚重思想自身的发展，而在基特勒看来，没有媒介这个本体，思想何以传播并得到发展。在追溯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近代笛卡尔思想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本体论再一次转向了——几乎就像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基础代数的一个分支。”[10]结合20世纪以来的信息技术、物理学的发展，基特勒进一步认为：“海德格尔忽视了同时代在数学上所出现的关键性的创新。”[10]这个意义上，基特勒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了技术，转向了数学，“只要本体论思想或数学著作改变文化历史的进程，基本的数据处理就会起作用”。[10]如此看来，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回到了数理逻辑的发源地。
2. 两种媒介本体论
上述分析指明了基特勒与海德格尔在本体论思想上的分歧。国内学者在评介两位思想家的媒介本体论思想时，未抓住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首先，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并不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是来自巴门尼德，因此可理解为“通过对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的阐述不难明白，技术媒介本体论是对技术媒介本身的哲学思考，去发现隐藏在媒介背后的东西，从而获得媒介之所是的本质规定性”。[11]问题在于仍需追问在何种意义上领会媒介之所是，即媒介的本质。海德格尔不否认科学技术是数学的产物，但数学的演绎逻辑的先验性仍不是最后的本质。其次，海德格尔虽重视技术作为解救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作用，但他的拯救前提是意识到技术和形而上学的危害：“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的。”[12]（66）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明确指出，要回到形而上学的发源处、根基处，那里才是存在/本体的无蔽的元根据（Ur-grund）。[13]它是物理学之前的，而非物理学或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的。如果基于上述认识探讨海德格尔的媒介本体论，其显然不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逻辑发展而来的媒介本体论，而应是基于前数学物理学的媒介本体论。
三、海德格尔现象学视野中的媒介
1. 媒介化的生活世界
回到生活世界“直观”世界的本质，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海德格尔曾言，现代世界整体被图像化，意为现代人将整个世界表象为图像化的活动。[12]（77）而今，人们的生活世界已被形形色色的媒体包围，当代世界何尝不是被媒介化，万物皆媒的自媒体时代，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与媒介发生勾连。因此，注重日常媒介经验的研究日趋流行，然而“对于‘自媒体时代’种种生活经验的思考却远未达到哲学本质的深度”。[14]如何将这一现象研究提升至哲学的高度是媒介研究者的使命。海德格尔曾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有一个诊断：“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12]（66）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文化可视为大众媒体时代文化的升级版，一幕幕自媒体的文化场景被受众生产、传播、存储、消费，“据此，我们可将自媒体生活理解为对‘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渴求”。塑造这个生活世界的“根本原因是这片‘大地’上的‘精神’遗落了，于是‘精神’被歪曲为‘智能’和‘文化’;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存在’的遗忘，被遗忘的‘存在’则要求在‘价值’中得到弥补”。[14]显然，弥补的价值并非原生性的精神或存在，这就给媒介化的生活世界造就了一个两难的生存选择：一方面，被迫且默认这个现实的媒介化生活世界，甚至倡导现行的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企图在这个世界里重返那原生性的精神家园。当下，媒介精英已从现实中退场，众声喧哗的网络世界又不时走在以瞽引瞽的歧途，如何才能破解这一生存难题，需有更为清晰的回答。 2. 自媒体文化的技术认识论
自媒体文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创新而得以扩展，“手机普及以来，个人的空间已被无限制地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被无限制地缩小，在现实世界中间隔十万八千里的两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可能是最亲近的”。[15]海德格尔曾举例说明技术对距离的消解，他以电话为例说明通信技术如何使得存在者/通话者不在场。但研究者只看到了移动智能手机对物理空间和物理时间的消解，却未深入海德格尔所言的时空对存在的遗忘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一个物理学范畴，空间也不是一个地理学范畴。时间是一个与存在相关的范畴，时间是优于空间的，对时间的理解先于对空间的理解，这是《存在与时间》这部作品后半部所揭示的命题。技术虽消除了空间距离，但必须结合时间的存在论意义来理解它的后果。因此，“技术是我们认知世界和与世界联系的一种技术路线的结果，技术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世界显露出来”[15]的论断未及海氏的时间要害。海德格尔论述技术时认为技术是给世界解蔽的一种可能，但技术并不以空间认识论的方式，而是通过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历事”去解蔽，否则仍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技术。
3. 现象学的“物”与媒介史
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摒弃纯粹客观的经验主义和不合理的主观主义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哲学家的努力。海德格尔通过追问“物”的意义，以求达到真理的居留处，将这一思考事物的方法引入媒介研究可获得新的理解。长期以来，报刊/媒介史的研究一直重视版面的内容，轻视其形式。媒介史成了内容史，或说观念史。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孙藜以现象学方法，回到版面之物本身，回到版面作为媒介——“是其所是之物”，认为可以用“超越”与“返归”两种方式实现。“所谓‘超越’在于，从‘版面’这一报纸最感性直观之‘物’出发，质疑并打破二元对立下的重内容轻形式、观念中心论的偏执，视之为由‘物’的技术形式限定着的世界网络之‘聚集’;‘返归’则是将此深广的整体想象回返至具体情境，审视寓含‘独特性’的‘版面’如何塑形/转换着交往的时间、空间与身体感知。”[16]这种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不再将媒介史视为内容或观念的演变史，令人耳目一新。
“‘新报刊史’书写或能以厚重深入也更为丰富生动的特定面向，展现媒介实践及其所‘筑造’社会秩序的历史复杂性。”[16]这种历史复杂性可还原为具体的、原始的身体意象（如Facebook所指的就是脸和书），“它将‘过去’置于当前，又将当前引向‘未来’”。[16]不过，问题关键是媒介实践之“物”所编织的社会网络是主体的想象之物，还是实现了海德格尔追问物的目标去向——真理的居留处。换言之，由媒介的新闻报道、版面设计等“物”所形塑的生活世界是否是世界的本质状态反映。如果结合海德格尔的巴门尼德思想解读，媒介史研究或许能更推进一步。导入现实的媒介追问，即在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乱象中，媒介传播的内容是指引着人们走向意见之路，还是迈入真理之路？这值得思考。
四、在比较视野中激发海德格尔思想的火花
1. 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麦克卢汉的现象学因缘
如果说海德格尔并不一定知道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的话，麦克卢汉却一定熟悉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虽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与海德格尔的相遇促成了麦克卢汉关于技术与感性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有十足的把握说，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麦克卢汉的论辩活力和理论自信的。”[17]人们责备麦克卢汉的媒介论述过于文学隐喻化，毫无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实证逻辑，在麦克卢汉本人看来，媒介不是主体理性的分析对象，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感性之物。由此观之，从感性的生活实践角度来说，海德格尔与麦克卢汉可互为参鉴，海德格尔为麦克卢汉提供了现象学方法，麦克卢汉则提供了“一个观看海德格尔的感性视角”。[17]而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也对麦克卢汉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到底哪位现象学思想家对麦克卢汉的影响更大呢？有学者这样评价：“相比于胡塞尔，麦克卢汉的思路倒是更接近于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与其说麦克卢汉的方法是‘本質直观’，倒不如说是‘存在论’更加恰如其分。”[18]但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仍值得商榷，因为“我们看清的是麦克卢汉的海德格尔，而非海德格尔本身的存在”。[17]麦克卢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还需做出细致甄别。另外，麦克卢汉思想的核心，是偏向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抑或综合二者，用了海德格尔的“存在”生活世界“包裹”着胡塞尔的内在意识？如果这样深入思考下去，诸如“媒介即人的延伸”此类的经典论断或许会有新解，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媒介作为居间性的指引
在麦克卢汉的现象学解读中，有学者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视为人性史的转变，“技术作为人的延伸，成了某种外化或者说对象化、结构化的人性，理解技术也就是在理解人自己”。[18]这是对麦克卢汉思想的一个有新意的解读。从整体的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媒介一词比起技术或用具等概念而言，更凸显其‘在……之间’‘通过……而达’‘向……呈现’等涵义，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居间性的指引概念，这也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所强调的”。[18]媒介作为居间性的指引，这一认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麦克卢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不再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来看待媒介的存在，也不再从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来理解媒介的物质性，“而是从‘之间’处出发，从媒介出发”。[18]这种理解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遗憾的是，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那里，“此在”通往“存在”（sein）的形式指引隐藏着滑向主体性哲学的危险。麦克卢汉的这种居间性指引是否也存在这种危险呢？这涉及“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著名的论断，是在海德格尔“此在”意义上来理解，还是在更根本的存在意义上来理解？具体地说，作为居间性指引的媒介是诸多存在者（beings）的一个还是那个最本源、最基础的存在（being）？如果是前者，麦克卢汉有没有像海德格尔后期那样彻底克服早期的形而上学倾向？这些思想深处的微妙而复杂的差别都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3. 意向性分析结构的新发展
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创新性借鉴还体现在：麦氏将海氏的图像世界理论转化为“图形/背景”分析模式，这种模式源自胡塞尔，途经海德格尔，最后将之改造成自己的意向性分析结构。具体地说，这种结构就是从“自我—认识—世界”到“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再到“人—媒介—世界”，即“麦克卢汉认为此在的生存状态更倾向于是一‘在媒介之世存有’”。[19]这条思想线索已揭示出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发展思路。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麦克卢汉似乎对海德格尔现象学路径有着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它（背景）的结构是完全取决于其与图形之间的交互’，因此，海德格尔只是将注意力从图形转到了背景，在他的现象学中‘不存在任何图形与背景的交互’”。[19]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比较研究中深化了对两位思想家的认识。还需注意的是，麦克卢汉以媒介作为在世存有与海德格尔早期的此在的世界生存非常相似。一方面，麦克卢汉的意向性分析结构转换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另一方面也应以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思想发展——以语言与运思对早期“此在”可能陷入主体性哲学的超越来反观麦克卢汉的思想。从后一种意义上说，麦克卢汉或许只是打着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旗号回到了《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此在思想中去了。
4. 基特勒对海德格尔思想遗产的继承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以文学隐喻的方式接受海德格尔思想，那么基特勒则是在相关著作中明确引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横跨文理学科，一边是计算机、物理学的数理逻辑理论，一边是德法现象学家的思想烙印，二者结合的“蜜月期”是在其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路径，试图通过媒介技术来研究整个西方的历史——从荷马史诗与希腊人对元音字母表的发明开始，直到印刷术的使用、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文明，以及阿兰图灵的计算机技术。”[20]迄今为止，学者虽意识到基特勒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更多是分析基特勒与麦克卢汉、福柯、拉康等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间的关系，如“他使用‘话语网络’这一关键概念，考察了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与机构构成的话语网络及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推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21]可以看出，基特勒与海德格尔间的关系非常隐蔽，中间隔着法国后结构主义这座桥。那么桥的两边到底有怎样的联系呢？前文已提及，基特勒在晚年曾撰文指出，海德格尔对他的思想指引最关键之处在于——能否在“作为媒介的媒介”的原则上建构媒介本体论。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五、反思：重定航标再出发
以上分析可见，国内媒介研究引进海德格尔的思想虽较晚，但已有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拓展了主流传播研究之外的媒介理解。未来媒介研究还需踵事增华，日益精进。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需引起注意。
1. 立足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研究媒介传播
这就要求回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存在”起点。其有两层意思，一是回到海德格尔思想文本本身，二是回到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中，即回到“存在”哲学传统中去。就第一层意思而言，研究者在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进行媒介研究时，应吸取现象学方法的精神，“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无论这种中介是源自权威，还是源于习性”。[22]也就是说，先将已被广泛接受的功能主义实证研究的概念、逻辑、理论体系暂且“括出去”（bracket out），不能简单用功能主义研究的传统把握他的思想。同时，也不能重陷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以主体性哲学思维理解海氏思想，这样才能回到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另外，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文本不能只关注他讨论技术的这一部分，应将其一生的思想贯穿起来理解。海德格尔是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一生只探究一個主题的伟大思想家，所以坚持一以贯之的立场来理解他的存在思想非常重要。正因如此，研究者很有必要跟随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西方思想的“存在”哲学传统，海德格尔本人也是通过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存在思想的再阐发，形成了自己的古典—现代相融合的解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当然，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这条路径绝非坦途。因其在行文表达中用语独特，常常自造一些新词以表达其不可言会的思想，所以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必至“不幸”。这自然不是海德格尔在故弄玄虚，而是他希望摆脱传统哲学中的一套形而上学概念体系，以求在新的表达中说出他心目中的存在论思想。因而，今人在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时必定会遇到很大的困惑，但并非不可达至其思想要义。只要媒介研究者加深对海德格尔文本思想的掘发与对话，在哲学层面批判性认识所用概念的多义性，忠于原义，合理使用，实现媒介思想分析朝着传播学方向的创造性转化是可行的。
2. 从现在媒介研究中局部性的海德格尔元素分析迈向整体的媒介现象学研究
现有研究在利用海德格尔思想资源时还比较散，诚如前文所分析，大部分媒介研究只是聚焦于其技术观，少数触及他的其他思想，鲜有在整体上把握他的存在论思想。事实上，媒介研究者大可让视野再开阔一些。除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与新媒介间的关系外，本体语言观与修辞传播、存在的时间观与媒介史、生存论与媒介生态的关系，媒介的事实真相与真理的关系、图像世界观念与视觉传播、意义世界与媒介阐释、媒介本体与存在的关系、现象学方法的媒介运用等问题都可纳入媒介研究中。另外，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传统思想有着诸多相通之处，这为媒介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中西比较理论视野，加之当下中国的媒介场景独树一帜，融合东西方思想分析中国的媒介场域，依托本土经验，提炼国际学术话语，能为学人们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提供裨益。如果这些领域都能得到深入研究，一个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新颖、研究对象明确且广泛的媒介现象学研究趋势有望蓬勃兴起。
结语 对于媒介批判研究而言，海德格尔思想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马尔库塞、麦克卢汉、波德里亚、凯瑞、斯蒂格勒、基特勒等媒介理論家无不汲取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而自成一体。为进一步推进融媒时代媒介理论的发展，媒介研究者仍需突破操作程序严谨但又缺乏深刻思想洞见的量化研究的方法论桎梏，继续在海德格尔思想与现实媒介语境的碰撞中寻求新的契机与可能。譬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能在实证研究之外另辟蹊径，将智媒时代的媒介时间与空间置于“此在”生存的理解维度，超越一般传播社会学意义的时空压缩概念，洞见智能媒体的生存意义。再者，如果遵循海德格尔以现象学方法回到实事领域的存在论解释学的思想路径，计算机语言与虚拟媒介物所创造的传播世界就不是一个受数理逻辑控制的标准化、可计算、可测量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被人类解释的、敞开的意义世界。总之，在海德格尔思想与媒介研究间搭建一座具有现象学与存在论特色的媒介批判分析桥梁，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参考文献：
[1] 孙玮. 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6-75，131.
[2] 毛章清，胡雍昭. 胡翼青：重新发现传播学——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谈起[J]. 国际新闻界，2016（2）：173.
[3] 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4] 吴志远，杜骏飞.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对新媒介研究的现实意义[J]. 当代传播，2016（6）：79.
[5]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M]. 孙周兴，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7-388.
[6] 吴志远. 论网络社会时代的新媒介技术观[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58.
[7] 郭旭魁，马萍. 海德格尔技术观视角下的新媒体技术及反思[J]. 文化与传播，2018（4）：57-61.
[8] 卢维林，宫承波. 间性论视野下智能传播的算法审视[J]. 当代传播，2019（5）：95-96.
[9] 陈静. 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J].文化研究，2013（1）：291.
[10]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胡菊兰. 走向媒介本体论[J]. 江西社会科学，2010（4）：249-254.
[11] 张三夕，李明勇. 海德格尔媒介本体论思想阐述[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85.
[12]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3] 马丁·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14] 徐志宏. 生活的彰显或消逝？——“自媒体时代”生活之遭遇初探[J]. 教学与研究，2014（12）：32-38.
[15] 刘丹鹤. 手机媒介的现象学思考[J]. 求实，2009（S2）：59-60.
[16] 孙藜.“版面”之物：“媒介”想象中的超越与返归[J]. 新闻记者，2018（12）：14-22.
[17] 金惠敏. 感性整体与反思整体——麦克卢汉、海德格尔与维科的互文阐释[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6-90.
[18] 胡翌霖. 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J]. 国际新闻界，2014（2）：69-76.
[19] 戴宇辰.“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82-96.
[20] 张昱辰. 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J]. 现代传播，2014（9）：23.
[21] 张昱辰. 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J]. 国际新闻界，2016（1）：76.
[22] 马丁·海德格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 丁耘，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3.
The Re-Departure of Media Phenomenology： Engaging with Heidegger's Thought and Reflections
LV Zheng-bing1，2（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It is possible to break the circle of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introducing Heidegger's thought. At present， Heidegger's technological view， ontology and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which inspir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a， are main food for thought in media research. However， contemporary studies comprehend Heidegger's thought partially， and lack the systemic analyzing view. As a result， there are some myths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media life world， and etc. Debunking the myths requires introducing media into Heidegger's overall thinking， relying on Heidegger's ontological thoughts and methodologies to elucidate the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an-media era. And then， it will provide new impetus for the study of media phenomenology that has been silent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media technology; ontology; phenomenology; comparative horiz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目“数字劳动的交往异化研究”（2021GJYY005）
作者信息：吕正兵（1978— ），男，江西上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介现象学。
【关键词】媒介技术 本体论 现象学 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087-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14
20世纪上半叶，由胡塞尔创建、海德格尔发展的现象学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入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影视界发起所谓的“影视现象学”运动，遗憾的是，这场运动未及深入便已偃旗息鼓。传播学的诞生虽稍早于这场运动，由于受美国实证主义研究的主导影响，包括海德格尔思想在内的整个现象学思想至今未在媒介研究中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故有学者感慨：“现象学视域中的传播命题在当今的主流传播学中几乎是湮没不闻的。”[1]
在我国媒介研究领域，直至近年来才略有此类的研究论文出现，系统的研究更是阙如。本文拟就当前学界为数不多的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进行媒介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评述，指出目前媒介研究取向中的海德格尔元素主要有哪些，在评析他们的创新性理解的同时，反思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就未来可能的研究空间给予展望。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与新媒体传播
1. 技术的本质与新媒体研究的范式转移
由于新技术的狂飙突进，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深深吸引着当代媒介研究者的目光，缘于他的哲学观有助于研究者在观察媒介时避免陷入“机械的技術决定论”。正如有学者所言，与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对话，可以“建构传播学理论与其母学科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传播学因之可以打通其理论和哲学当中的那一段没有被证成的路径”。[2]如果说欧陆现象学与传播学之间的道路尚未证成，那么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的传播学道路却越走越窄。众所周知，在功能主义研究者看来，技术是可以被主体正确使用的，技术行为是人的传播行动之一部分，服务于人的合目的性。然而，技术的正确使用和合目的性并不保证人处在传播的自由关系之中，技术交往行为也不能使人通过传播实现自身存在的本质。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3]换言之，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追问不是讨论技术的工具性和正确使用它的目的性，而是要追究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循着这一思路，“存在现象学思想揭开了新媒体研究的一个面向，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伴随身体参与的、落实于具体的空间场景的新媒体使用”。[1]但当下盛行的新媒体日常实践经验将人类的生存状态引向了何方？技术发展的路标是否指向海德格尔所言的本质方向？它又是如何开显技术的本质？技术本质的开显是否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质开显？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晦暗不明。要解决这些问题，学者呼吁，一个重要起点是以存在现象学重构传播研究的范式，[1]拓展媒介研究的方法。但对海德格尔一以贯之的存在论思想来说，范式转移或许只是重构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起点，而非理解以技术推动人类传播思想发展史的本质原点。
2. 人本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技术观
认识到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和遮蔽世界的“座架”，即是利用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将新媒体传播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讨论技术实质上是把技术作为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这种技术观以超越式回归的人本主义价值展现了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4]这一观点是站在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新高度上，却未了断主体性哲学的情怀。事实上，海德格尔是明确反对人本主义的。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在解释“humanisme”一词时说：“这个词之所以已丧失了其意义，是由于我们明见了人道主义的本质是形而上学的，而现在这意思是说，只要形而上学坚持忘在的话，形而上学就不仅不提追究存在的真理的问题，而且是堵塞这个问题。”[5]因此，海德格尔不会通过对技术的分析回到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当中，而是希望通过技术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桎梏，通向澄明的存在的真理。至于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悲观看法，有学者认为他“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6]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确有这种倾向，此后其努力超越前期的这种倾向。哲学界普遍认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纵身一跃”——通过语言与哲学“运思”，克服了早期“此在”这个概念的主体性倾向，这可在《哲学论稿》等一系列著作中看出。而海德格尔论述现代技术的著述均在中后期，也就是在他克服了“此在”的主体性倾向时期。因此，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视为唯心主义是不符合他本人思想发展的。如若依照目前研究者的看法，人们恐将难以建构基于海德格尔思想的新媒介技术观。因此，将海氏的技术思想视为人本主义/唯心主义的技术观是存疑的。
3. 不同的“思”：海德格尔与笛卡尔
同样的误解出现在研究者对海德格尔“思”的理解上。有研究者在分析新媒体传播时提出：“由新媒体技术所构造的关系仍然是不平等的，‘沉思’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而遏制‘座架’的威胁，不仅来自艺术领域的‘沉思’，还需要网络世界的主体性行动。”[7]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海德格尔的“思”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之间的差别。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着力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笛卡尔的“我思”，这是其不遗余力所要批判的主体性哲学的思想残余。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思”是前理论的、前反思的，是主客体未分状态的“思”。它既是“思”，也是“诗”。在海德格尔看来，伟大诗人的语言是主客体未分的，这种语言才能和哲学的运思相媲美，故有以语言通达存在的家。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如下观点：“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激发参与传播者反思自我，自觉鉴别和拒绝谣言信息传播，主动承担净化网络空间的职责，并发起对网络不良文化的监督与抵制，这样才能遏制新媒体传播带来的局限性。”[7]显然，这是继续走在工具论或认识论道路上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之思，而非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或说哲学运思。如前所述，海氏所言的“思”不是具有反思能力的自我/主体的“思”，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运用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来分析新媒介，那又回到主体性哲学中去了，偏离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本意。 4. 算法作为技艺的困境
算法可谓当前新媒介研究热门的技术话题，在计算机编程领域，甚至流行这样的观点：算法是宇宙之王。对于媒介研究而言，“算法作为一种间性存在，其关联的对象与其说是机器与人，毋宁说是计算智能与人类智能，其生成和发展的则是人机交互主体于拟态环境中构造的新镜像”。[8]算法的媒介环境建构能力是双重的，既体现在虚拟世界，也体现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辩证交织地相互影响着的。算法的居间特性“不仅体现在它的非实体性质，更体现在它构成某种开放而强调联系的、变动并意在发展的环境的特性”。[8]因此，对算法的批判性审视说到底是要认清楚技术已使现代人本真地生活在这两个世界，如何自由地在两个世界间相通是现代人生存的难题。针对破解难题之道，“海德格尔给出了重现技艺艺术维度的指引”，“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算法的发展或者说求‘通’，则应沿着重现技艺艺术维度的进路”。[8]这一思路很好，然而实现这一路径的前提是必须先弄清楚技术与技艺在海德格尔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数字媒介时代二者如何才能关联并进，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尚需明确。况且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与扩散始终在政治和资本的控制之中，诸如算法之类的新技术发展是重现技艺的艺术维度，还是加深了自身对政治、资本的依赖？换言之，政治与资本会给技艺艺术的解救让路吗？仍需深入思考。
二、海德格尔与媒介本体论
1. 媒介本体论：基特勒对海德格尔的召唤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讨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就是对所有存在者的本体——最基础、最原始存在的研究。首先将这一思路转至媒介研究的是德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基特勒，他于2009年在国际媒介文化理论刊物《理论、文化与社会》上发表文章《走向媒介本体论》，该文的译文于2010年发表于国内期刊《江西社会科学》。不过，此文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反而激發了学者对基特勒本人媒介思想的探讨。基特勒后期跨学科的研究打破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以文学、语言、音乐等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界限，“可以看出其试图建构一条新的媒介本体论（ontology of media）的西方哲学思想路径的野心”。[9]事实上，基特勒建构媒介本体论的野心来自海德格尔的启发，认为“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数学与媒介的连接、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也以更加精确的术语而得到阐明”。[10]很明显，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是要融合科技与人文，循着海德格尔的思路，他借用存在论思想，追寻“作为媒介的媒介”。他认为西方哲学思想史一直重视思想本身的发展，而忽略了记录、传播思想家思想的媒介这个概念，传统的哲学思想史总是倚重思想自身的发展，而在基特勒看来，没有媒介这个本体，思想何以传播并得到发展。在追溯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近代笛卡尔思想间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本体论再一次转向了——几乎就像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基础代数的一个分支。”[10]结合20世纪以来的信息技术、物理学的发展，基特勒进一步认为：“海德格尔忽视了同时代在数学上所出现的关键性的创新。”[10]这个意义上，基特勒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转向了技术，转向了数学，“只要本体论思想或数学著作改变文化历史的进程，基本的数据处理就会起作用”。[10]如此看来，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回到了数理逻辑的发源地。
2. 两种媒介本体论
上述分析指明了基特勒与海德格尔在本体论思想上的分歧。国内学者在评介两位思想家的媒介本体论思想时，未抓住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首先，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并不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是来自巴门尼德，因此可理解为“通过对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的阐述不难明白，技术媒介本体论是对技术媒介本身的哲学思考，去发现隐藏在媒介背后的东西，从而获得媒介之所是的本质规定性”。[11]问题在于仍需追问在何种意义上领会媒介之所是，即媒介的本质。海德格尔不否认科学技术是数学的产物，但数学的演绎逻辑的先验性仍不是最后的本质。其次，海德格尔虽重视技术作为解救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作用，但他的拯救前提是意识到技术和形而上学的危害：“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的。”[12]（66）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明确指出，要回到形而上学的发源处、根基处，那里才是存在/本体的无蔽的元根据（Ur-grund）。[13]它是物理学之前的，而非物理学或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的。如果基于上述认识探讨海德格尔的媒介本体论，其显然不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逻辑发展而来的媒介本体论，而应是基于前数学物理学的媒介本体论。
三、海德格尔现象学视野中的媒介
1. 媒介化的生活世界
回到生活世界“直观”世界的本质，这是现象学方法的一个基本要求。海德格尔曾言，现代世界整体被图像化，意为现代人将整个世界表象为图像化的活动。[12]（77）而今，人们的生活世界已被形形色色的媒体包围，当代世界何尝不是被媒介化，万物皆媒的自媒体时代，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与媒介发生勾连。因此，注重日常媒介经验的研究日趋流行，然而“对于‘自媒体时代’种种生活经验的思考却远未达到哲学本质的深度”。[14]如何将这一现象研究提升至哲学的高度是媒介研究者的使命。海德格尔曾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有一个诊断：“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12]（66）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文化可视为大众媒体时代文化的升级版，一幕幕自媒体的文化场景被受众生产、传播、存储、消费，“据此，我们可将自媒体生活理解为对‘追求自我，实现价值’的渴求”。塑造这个生活世界的“根本原因是这片‘大地’上的‘精神’遗落了，于是‘精神’被歪曲为‘智能’和‘文化’;同时，这也意味着对‘存在’的遗忘，被遗忘的‘存在’则要求在‘价值’中得到弥补”。[14]显然，弥补的价值并非原生性的精神或存在，这就给媒介化的生活世界造就了一个两难的生存选择：一方面，被迫且默认这个现实的媒介化生活世界，甚至倡导现行的文化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企图在这个世界里重返那原生性的精神家园。当下，媒介精英已从现实中退场，众声喧哗的网络世界又不时走在以瞽引瞽的歧途，如何才能破解这一生存难题，需有更为清晰的回答。 2. 自媒体文化的技术认识论
自媒体文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创新而得以扩展，“手机普及以来，个人的空间已被无限制地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被无限制地缩小，在现实世界中间隔十万八千里的两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可能是最亲近的”。[15]海德格尔曾举例说明技术对距离的消解，他以电话为例说明通信技术如何使得存在者/通话者不在场。但研究者只看到了移动智能手机对物理空间和物理时间的消解，却未深入海德格尔所言的时空对存在的遗忘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一个物理学范畴，空间也不是一个地理学范畴。时间是一个与存在相关的范畴，时间是优于空间的，对时间的理解先于对空间的理解，这是《存在与时间》这部作品后半部所揭示的命题。技术虽消除了空间距离，但必须结合时间的存在论意义来理解它的后果。因此，“技术是我们认知世界和与世界联系的一种技术路线的结果，技术会通过特殊的方式让世界显露出来”[15]的论断未及海氏的时间要害。海德格尔论述技术时认为技术是给世界解蔽的一种可能，但技术并不以空间认识论的方式，而是通过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历事”去解蔽，否则仍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技术。
3. 现象学的“物”与媒介史
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摒弃纯粹客观的经验主义和不合理的主观主义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哲学家的努力。海德格尔通过追问“物”的意义，以求达到真理的居留处，将这一思考事物的方法引入媒介研究可获得新的理解。长期以来，报刊/媒介史的研究一直重视版面的内容，轻视其形式。媒介史成了内容史，或说观念史。如何突破这一困境？孙藜以现象学方法，回到版面之物本身，回到版面作为媒介——“是其所是之物”，认为可以用“超越”与“返归”两种方式实现。“所谓‘超越’在于，从‘版面’这一报纸最感性直观之‘物’出发，质疑并打破二元对立下的重内容轻形式、观念中心论的偏执，视之为由‘物’的技术形式限定着的世界网络之‘聚集’;‘返归’则是将此深广的整体想象回返至具体情境，审视寓含‘独特性’的‘版面’如何塑形/转换着交往的时间、空间与身体感知。”[16]这种现象学的分析方法，不再将媒介史视为内容或观念的演变史，令人耳目一新。
“‘新报刊史’书写或能以厚重深入也更为丰富生动的特定面向，展现媒介实践及其所‘筑造’社会秩序的历史复杂性。”[16]这种历史复杂性可还原为具体的、原始的身体意象（如Facebook所指的就是脸和书），“它将‘过去’置于当前，又将当前引向‘未来’”。[16]不过，问题关键是媒介实践之“物”所编织的社会网络是主体的想象之物，还是实现了海德格尔追问物的目标去向——真理的居留处。换言之，由媒介的新闻报道、版面设计等“物”所形塑的生活世界是否是世界的本质状态反映。如果结合海德格尔的巴门尼德思想解读，媒介史研究或许能更推进一步。导入现实的媒介追问，即在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乱象中，媒介传播的内容是指引着人们走向意见之路，还是迈入真理之路？这值得思考。
四、在比较视野中激发海德格尔思想的火花
1. 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麦克卢汉的现象学因缘
如果说海德格尔并不一定知道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的话，麦克卢汉却一定熟悉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虽然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与海德格尔的相遇促成了麦克卢汉关于技术与感性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有十足的把握说，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麦克卢汉的论辩活力和理论自信的。”[17]人们责备麦克卢汉的媒介论述过于文学隐喻化，毫无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实证逻辑，在麦克卢汉本人看来，媒介不是主体理性的分析对象，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感性之物。由此观之，从感性的生活实践角度来说，海德格尔与麦克卢汉可互为参鉴，海德格尔为麦克卢汉提供了现象学方法，麦克卢汉则提供了“一个观看海德格尔的感性视角”。[17]而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也对麦克卢汉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到底哪位现象学思想家对麦克卢汉的影响更大呢？有学者这样评价：“相比于胡塞尔，麦克卢汉的思路倒是更接近于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与其说麦克卢汉的方法是‘本質直观’，倒不如说是‘存在论’更加恰如其分。”[18]但笔者认为这一判断仍值得商榷，因为“我们看清的是麦克卢汉的海德格尔，而非海德格尔本身的存在”。[17]麦克卢汉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还需做出细致甄别。另外，麦克卢汉思想的核心，是偏向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抑或综合二者，用了海德格尔的“存在”生活世界“包裹”着胡塞尔的内在意识？如果这样深入思考下去，诸如“媒介即人的延伸”此类的经典论断或许会有新解，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2. 媒介作为居间性的指引
在麦克卢汉的现象学解读中，有学者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视为人性史的转变，“技术作为人的延伸，成了某种外化或者说对象化、结构化的人性，理解技术也就是在理解人自己”。[18]这是对麦克卢汉思想的一个有新意的解读。从整体的人类媒介发展史来看，“媒介一词比起技术或用具等概念而言，更凸显其‘在……之间’‘通过……而达’‘向……呈现’等涵义，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居间性的指引概念，这也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所强调的”。[18]媒介作为居间性的指引，这一认识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麦克卢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不再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来看待媒介的存在，也不再从纯粹客观的外部世界来理解媒介的物质性，“而是从‘之间’处出发，从媒介出发”。[18]这种理解类似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遗憾的是，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那里，“此在”通往“存在”（sein）的形式指引隐藏着滑向主体性哲学的危险。麦克卢汉的这种居间性指引是否也存在这种危险呢？这涉及“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著名的论断，是在海德格尔“此在”意义上来理解，还是在更根本的存在意义上来理解？具体地说，作为居间性指引的媒介是诸多存在者（beings）的一个还是那个最本源、最基础的存在（being）？如果是前者，麦克卢汉有没有像海德格尔后期那样彻底克服早期的形而上学倾向？这些思想深处的微妙而复杂的差别都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3. 意向性分析结构的新发展
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创新性借鉴还体现在：麦氏将海氏的图像世界理论转化为“图形/背景”分析模式，这种模式源自胡塞尔，途经海德格尔，最后将之改造成自己的意向性分析结构。具体地说，这种结构就是从“自我—认识—世界”到“此在—在世界中—存在”，再到“人—媒介—世界”，即“麦克卢汉认为此在的生存状态更倾向于是一‘在媒介之世存有’”。[19]这条思想线索已揭示出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技术思想的发展思路。诚如研究者指出的，“麦克卢汉似乎对海德格尔现象学路径有着批评，他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它（背景）的结构是完全取决于其与图形之间的交互’，因此，海德格尔只是将注意力从图形转到了背景，在他的现象学中‘不存在任何图形与背景的交互’”。[19]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比较研究中深化了对两位思想家的认识。还需注意的是，麦克卢汉以媒介作为在世存有与海德格尔早期的此在的世界生存非常相似。一方面，麦克卢汉的意向性分析结构转换并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另一方面也应以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论思想发展——以语言与运思对早期“此在”可能陷入主体性哲学的超越来反观麦克卢汉的思想。从后一种意义上说，麦克卢汉或许只是打着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旗号回到了《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此在思想中去了。
4. 基特勒对海德格尔思想遗产的继承
如果说麦克卢汉是以文学隐喻的方式接受海德格尔思想，那么基特勒则是在相关著作中明确引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横跨文理学科，一边是计算机、物理学的数理逻辑理论，一边是德法现象学家的思想烙印，二者结合的“蜜月期”是在其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了媒介研究的路径，试图通过媒介技术来研究整个西方的历史——从荷马史诗与希腊人对元音字母表的发明开始，直到印刷术的使用、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文明，以及阿兰图灵的计算机技术。”[20]迄今为止，学者虽意识到基特勒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更多是分析基特勒与麦克卢汉、福柯、拉康等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间的关系，如“他使用‘话语网络’这一关键概念，考察了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媒介技术与机构构成的话语网络及其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从而推进了福柯的话语理论”。[21]可以看出，基特勒与海德格尔间的关系非常隐蔽，中间隔着法国后结构主义这座桥。那么桥的两边到底有怎样的联系呢？前文已提及，基特勒在晚年曾撰文指出，海德格尔对他的思想指引最关键之处在于——能否在“作为媒介的媒介”的原则上建构媒介本体论。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五、反思：重定航标再出发
以上分析可见，国内媒介研究引进海德格尔的思想虽较晚，但已有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拓展了主流传播研究之外的媒介理解。未来媒介研究还需踵事增华，日益精进。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需引起注意。
1. 立足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研究媒介传播
这就要求回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存在”起点。其有两层意思，一是回到海德格尔思想文本本身，二是回到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中，即回到“存在”哲学传统中去。就第一层意思而言，研究者在运用海德格尔思想进行媒介研究时，应吸取现象学方法的精神，“排斥任何间接的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无论这种中介是源自权威，还是源于习性”。[22]也就是说，先将已被广泛接受的功能主义实证研究的概念、逻辑、理论体系暂且“括出去”（bracket out），不能简单用功能主义研究的传统把握他的思想。同时，也不能重陷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以主体性哲学思维理解海氏思想，这样才能回到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另外，研究海德格尔的思想文本不能只关注他讨论技术的这一部分，应将其一生的思想贯穿起来理解。海德格尔是人类思想史上少有的一生只探究一個主题的伟大思想家，所以坚持一以贯之的立场来理解他的存在思想非常重要。正因如此，研究者很有必要跟随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西方思想的“存在”哲学传统，海德格尔本人也是通过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存在思想的再阐发，形成了自己的古典—现代相融合的解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思想。当然，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这条路径绝非坦途。因其在行文表达中用语独特，常常自造一些新词以表达其不可言会的思想，所以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必至“不幸”。这自然不是海德格尔在故弄玄虚，而是他希望摆脱传统哲学中的一套形而上学概念体系，以求在新的表达中说出他心目中的存在论思想。因而，今人在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时必定会遇到很大的困惑，但并非不可达至其思想要义。只要媒介研究者加深对海德格尔文本思想的掘发与对话，在哲学层面批判性认识所用概念的多义性，忠于原义，合理使用，实现媒介思想分析朝着传播学方向的创造性转化是可行的。
2. 从现在媒介研究中局部性的海德格尔元素分析迈向整体的媒介现象学研究
现有研究在利用海德格尔思想资源时还比较散，诚如前文所分析，大部分媒介研究只是聚焦于其技术观，少数触及他的其他思想，鲜有在整体上把握他的存在论思想。事实上，媒介研究者大可让视野再开阔一些。除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与新媒介间的关系外，本体语言观与修辞传播、存在的时间观与媒介史、生存论与媒介生态的关系，媒介的事实真相与真理的关系、图像世界观念与视觉传播、意义世界与媒介阐释、媒介本体与存在的关系、现象学方法的媒介运用等问题都可纳入媒介研究中。另外，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传统思想有着诸多相通之处，这为媒介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中西比较理论视野，加之当下中国的媒介场景独树一帜，融合东西方思想分析中国的媒介场域，依托本土经验，提炼国际学术话语，能为学人们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提供裨益。如果这些领域都能得到深入研究，一个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新颖、研究对象明确且广泛的媒介现象学研究趋势有望蓬勃兴起。
结语 对于媒介批判研究而言，海德格尔思想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马尔库塞、麦克卢汉、波德里亚、凯瑞、斯蒂格勒、基特勒等媒介理論家无不汲取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而自成一体。为进一步推进融媒时代媒介理论的发展，媒介研究者仍需突破操作程序严谨但又缺乏深刻思想洞见的量化研究的方法论桎梏，继续在海德格尔思想与现实媒介语境的碰撞中寻求新的契机与可能。譬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能在实证研究之外另辟蹊径，将智媒时代的媒介时间与空间置于“此在”生存的理解维度，超越一般传播社会学意义的时空压缩概念，洞见智能媒体的生存意义。再者，如果遵循海德格尔以现象学方法回到实事领域的存在论解释学的思想路径，计算机语言与虚拟媒介物所创造的传播世界就不是一个受数理逻辑控制的标准化、可计算、可测量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被人类解释的、敞开的意义世界。总之，在海德格尔思想与媒介研究间搭建一座具有现象学与存在论特色的媒介批判分析桥梁，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参考文献：
[1] 孙玮. 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6-75，131.
[2] 毛章清，胡雍昭. 胡翼青：重新发现传播学——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谈起[J]. 国际新闻界，2016（2）：173.
[3] 马丁·海德格尔. 演讲与论文集[M].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
[4] 吴志远，杜骏飞.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对新媒介研究的现实意义[J]. 当代传播，2016（6）：79.
[5] 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M]. 孙周兴，选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7-388.
[6] 吴志远. 论网络社会时代的新媒介技术观[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58.
[7] 郭旭魁，马萍. 海德格尔技术观视角下的新媒体技术及反思[J]. 文化与传播，2018（4）：57-61.
[8] 卢维林，宫承波. 间性论视野下智能传播的算法审视[J]. 当代传播，2019（5）：95-96.
[9] 陈静. 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J].文化研究，2013（1）：291.
[10]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胡菊兰. 走向媒介本体论[J]. 江西社会科学，2010（4）：249-254.
[11] 张三夕，李明勇. 海德格尔媒介本体论思想阐述[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85.
[12]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3] 马丁·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M]. 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14] 徐志宏. 生活的彰显或消逝？——“自媒体时代”生活之遭遇初探[J]. 教学与研究，2014（12）：32-38.
[15] 刘丹鹤. 手机媒介的现象学思考[J]. 求实，2009（S2）：59-60.
[16] 孙藜.“版面”之物：“媒介”想象中的超越与返归[J]. 新闻记者，2018（12）：14-22.
[17] 金惠敏. 感性整体与反思整体——麦克卢汉、海德格尔与维科的互文阐释[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6-90.
[18] 胡翌霖. 麦克卢汉媒介存在论初探[J]. 国际新闻界，2014（2）：69-76.
[19] 戴宇辰.“在媒介之世存有”：麦克卢汉与技术现象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0）：82-96.
[20] 张昱辰. 走向后人文主义的媒介技术论——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媒介思想解读[J]. 现代传播，2014（9）：23.
[21] 张昱辰. 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J]. 国际新闻界，2016（1）：76.
[22] 马丁·海德格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 丁耘，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3.
The Re-Departure of Media Phenomenology： Engaging with Heidegger's Thought and Reflections
LV Zheng-bing1，2（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88， China;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Abstract： It is possible to break the circle of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studies by introducing Heidegger's thought. At present， Heidegger's technological view， ontology and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which inspir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dia， are main food for thought in media research. However， contemporary studies comprehend Heidegger's thought partially， and lack the systemic analyzing view. As a result， there are some myths i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media life world， and etc. Debunking the myths requires introducing media into Heidegger's overall thinking， relying on Heidegger's ontological thoughts and methodologies to elucidate the phenomen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an-media era. And then， it will provide new impetus for the study of media phenomenology that has been silent for a long time.
Keywords： media technology; ontology; phenomenology; comparative horiz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培育项目“数字劳动的交往异化研究”（2021GJYY005）
作者信息：吕正兵（1978— ），男，江西上饶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山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介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