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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诺是文学研究会早期重要成员，也是“五四”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位勇于探索的青年诗人。他的早期诗歌（20世纪20年代）创作以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为基础，用写真实的方法践行着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理念，高度关注在特殊的年代，中原人民在兵灾匪祸之下的艰难生存状态。同时，在写真实的前提下，也采用象征等写作手法展现真实的社会现实，反应深沉的个人情感。
一
徐玉诺在诗歌创作上积极实践着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核心思想，强调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一方面，他的诗歌遵循“诗要表现人生”的创作观念，真实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用真实的情感填充诗歌，真正地做到了郭沫若提出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1]另一方面，他也在践行“诗是人生表现”，展现出个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对于人性的探寻。
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县，这里可以说是兵匪的聚集地。在他的生活中，充斥着杀人抢劫面不改色的士兵土匪、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挣扎于生活困苦中的醉汉、娼妓、赌棍……他所展现的真实，是亲眼所见的真实，是俯身体验的真实。也正因如此，他实现了当下生活介入诗歌的理念。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不仅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淳朴的乡土风味，而且还真实地还原了战乱时代的烙印，进而对黑暗与罪恶进行控诉，为底层生活代言。
成群结队的穷家女人
上了山又下了谷，穿过一层层树林；
她们走且谈笑，她们各带斧头和粽饭，
她们歌唱悠扬而且清脆。
——《砍柴的女郎》
……
小孩的故乡在夜色罩着的森林里小鸟声里唱起催眠歌来了。
小鸟声里的故乡呵，任然那样悠扬，慈悯！
……
——《故乡》
诗人曾长期生活在乡村中，对农村生活的自然景物和人文风俗十分熟悉。他的诗歌中出现的风土人情和山石草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诗歌中的铁匠、女郎、小孩单纯质朴，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折射出乡村老少的生活百态，充满了生活气息。在书写乡村自然景观时，也表现得细腻、温暖，似是将自己与乡间景物融为一体。
愚笨的劳动者啊！
当你承诺了一项出款或种一工作时，
在你那种牺牲的反感的情绪，和布满着血网的眼睛上，
可以看出你们十二分的勇氣；
但是你们的勇气是牺牲的。——
你们痛快淋漓的放射着牺牲的情绪。
愚笨的劳动者啊！
上帝应该加福您！……感谢你们对于敌人的厚意！
——《与愚笨的劳动者》
“他是一个歌者，也是一个农民，然后才是一个蚯蚓般在黑暗的地衣下挣扎、探索的诗人。”[2]的确，徐玉诺作为劳动者中的一员，对来自 “敌人”的压迫深有体会，所以这首诗歌极具“目击性”和“在场性”，将劳动者的现实情况真实再现。作为诗人，他从自身生活取材，直白的表达出对劳动者被压迫的生存现状的同情与无奈，也同时应用反讽的手法着重表现即使是饱受压迫，愚昧的劳苦大众也并没有奋起反抗的意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作者对于底层劳动者“哀其不幸，哀至泣血；怒其不争，怒至裂耻”的复杂心情的写照。
没有恐怖——没有哭声——
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死在火焰中了。
只有热血的喷泼，喝血者之狂叫，建筑的毁灭，岩石的崩坏，枪声、马声……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碎裂着。
没有黑夜与白昼——
只有弥漫天空的黑烟红火，翻反的尘土焦灰流荡着。
我们晕醉，东倒西歪的挣扎着……我们的脚下是死的放着热烈蒸汽的朋友，兄弟姐妹的身首；呼吸的是含着焚烧亲人的香气；我们喝的是母亲的血……
——没有诗，只有快要酸化的心底跳动——
——《火灾》
《火灾》用带有疼痛感的语言，活画出“黑暗王国”的生存百态，展现出一幅带着血和泪的现实图景。“这种疼痛感来自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和承担。”[3]作者借诗歌愤怒地揭发“喝血者”的暴行——对女性的践踏、对建筑的损毁、对生命的蔑视……同时，用各种感官描写，如在视觉上，看到身边死去的亲人朋友；呼吸中，是焚烧亲人尸体的“香气”；在味觉上，“喝的是母亲的血”。这种直观而又带有悲悯意味的描述，无一不刺痛人的神经。
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
我要提只手枪走进故乡去；
在那血烟飞溅，尸身满地，
丘八，
匪将，
或者村长手下持枪的人们中间不分彼此的
战场上，
我毁灭了他们；
或者，
他们毁灭了我！——自己
那总也是有意义的。
——《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
“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是离不了人的情感脉动，所以是的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是内部的情感直接的流露。”[4]作为“被生活逐到异地”的诗人，徐玉诺对于家乡的情感尤为深刻。在作者的笔下，家乡已然是：“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夜声》）残酷的现实激发了作者想与破坏者同归于尽的激情，从而哀叹自己只是一个弱者，表达出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心境。面对家国破碎而不能让自己“有意义的毁灭”，徐玉诺曾悲愤异常，痛不欲生，意欲卧轨自杀。
二
在徐玉诺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不仅仅有从自身日常所见所闻出发的“为民众而文学”的创作，同样有“诗是人生表现”的作品。这些作品用带有浪漫色彩色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真实地展现了作者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其中夹杂着对个人命运的诉说，也有对人性的叩问，甚至是对死亡的探寻。 1920年代，处于一个五四时候新旧交替的混乱而敏感的时期。上到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革新、重建的阶段，下到人民大众的个人思想形态被新旧交替洗礼的阶段。“旧的秩序已经动摇，但新的秩序仍未形成，人正是在这个夹缝中显示一种悖论时的生存状态。”[5]作为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徐玉诺不仅是被五四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底层生活的艰辛和兵匪的侵扰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新的形势下，徐玉诺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纠结。一方面，新的思想秩序尚未形成，个人的精神和信仰无枝可依；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凭一己之力，只能是无路可走。所以，诗人有一部分的诗歌，能够充分展现出现实带给他的苦闷，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变换也深刻地印在诗歌中。如：
前面是黑暗的；无论什么聪明的人，连他眼前一分钟也不敢断定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立在黑暗中的是命运——他挥着死的病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和希望。
——《命运》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思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的。
——《鬼火·之二 小诗》
让你的可怜的苍白的青年们拿去吧；
我要到人类的末路去。
——《名誉》
作者在诗歌中，真实地展现出了自己当时的一种非黑非白的灰色心境，带有這浓烈的颓废意味。关于前进与后退，关于价值与精神，关于生与死，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一直在建构与消解中徘徊。现实在一点点消磨着理想，黑暗的长路、人类的末路，甚至自杀成为了有意义的存在，作者试图将自己以死亡的方式与现实切断，以达到所谓的“有意义”。对于现实的纠结以及对于未来的彷徨，作者开始无惧死亡。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再具有残酷性，而是充满了美好与礼赞。
当我把生活结算一下。发觉了死的门径时；
死的门就嘎的一声开了。
不期然的，就有个小鬼立在门后，默默的向我示意；
我立时也觉得死之美了。
——《小诗》（39）
……
你只是默默的，或带着微笑，掩盖我的尸体；因为我这是离却苦恼的开始，是可喜可贺的。
——《我告诉你》（99）
在徐玉诺的300多首诗歌中，有40多首是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事物的思考。作者常在诗中用一种十分轻松、浪漫的语调来表现死亡，同时，他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反抗现实。诗人对于生已有颇多体会，这种体验中更多的是痛苦与无奈，包含着现实的残酷。虽然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必然结果，但还存在于世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对其有所感知。既定的却又相对遥远的事物，虽然可怕，却又不得不引人幻想，此时的死亡变得有一丝温情了。并且，对于作者来说，现实生活的苦痛，需要寻求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而他恰恰选择的是死亡。
“人不可避免地深入其死亡中，他在这个实存的唯一中心内领会了生命，领会与穷尽一切可能性，一边用语言赋予生命以表达。这就是诗。当我书写死亡时，我其实在书写生命。我在我身上体验到一种精神死亡的过程，且留下了它的踪迹。”[6]同样，徐玉诺对于死亡的书写，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书写。包括一些对于墓地的写作：
……
墓下的死者呵！
你们来在何时何代？
你们的床榻何等温柔，你们的枕头何等安适！
年年又为你们的同伴送出香气来。
……
为什么不宣告了同伴，大家都来到墓的世界？
春光更加绚烂，坟场更加沉寂；
我慢慢的提着足，向墓的深处走着。
——《墓地之花》
“墓地”是诗人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的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在墓地中，床榻温柔、枕头安适、香气弥漫。作者幻想着死亡、幻想着葬礼，走向墓地深处。这样的书写已经是一个厌世者的精神体验，也是一个颓废者无奈的哀叹。周作人对于这些诗，曾有言：“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7]徐玉诺所经历的悲哀不仅仅是现实带来的创伤，更有来自个人成长的经历。在他早期的人生中，经历了四位姐姐的死亡。关于死亡的书写，很多都与他的亲人离世带给他的伤痛有关，这种苦痛可以说是切肤的体会，真正是对悲哀深有阅历的人。
三
徐玉诺的诗歌大多数具有写实性，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诗歌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诗人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以另一种方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虽然会有超越现实的展现，但从未脱离现实，依然是以真实情感为纲。
象征是他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于作者个人来说，这些诗歌的宣泄色彩极为浓厚。但是诗人没有将情绪的传达体现为一种无病呻吟的表象上，而是将个人的现实遭遇和人生感悟用象征的手法转化为一种对人生、对命运的理性思考。
什么东西不变成鬼呢？——
但是人的鬼比
臭蒜的鬼，狗的鬼，狼的鬼更可怕；
因为我们料定
他会演出人类的愁来。
他能带着礼帽……同人一样，
并且做着人的事。
——《鬼》
《鬼》用“人的鬼”来象征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这样的“鬼”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拥有喜怒，他们本不是人，戴上了“礼帽”，就可以装作人类。通过这样的象征，诗人直击人性内心深处的黑暗面——虚伪。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鬼”本身，而是人自身。
烦恼是一条长蛇。
我走路时看见它的尾巴，
割草时看见了它红色黑斑的腰部，
当我睡觉时看见他的头了。
烦恼又是红线一般无数小蛇，
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庄村间。
开眼是他，
闭眼也是他了。
呵！他什么东西都不是！ 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
他很尽职，一刻不停的跟着我。
——《跟随者》
“蛇”一般会有阴险、冷漠、莫测等象征意味，也是邪恶的化身。诗人在这里将蛇作为烦恼的象征，一方面，蛇的表面特征与烦恼的特点是极为相似的，烦恼像蛇一般将人圈困；另一方面，烦恼又像是蛇一样冰冷、无情，将人置于现实的黑暗中。这一象征意象的出现，不仅给人以精神上的恐惧感，而且直接刺激了其他感官的反应。诗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被困于现实中不得动弹，无时无刻被像蛇一样的烦恼侵袭着大脑。
“记忆”也是徐玉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象征符号。但他总是以一种被否定的形象出现在诗人的诗歌中。
假如我沒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的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杂诗三首·之三》
我们将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记忆！
一切的将来都在我们心里；
我们将把我们的脑袋，同布一样在水中洗净，
更造个新鲜的自由的世界。
——《宣言》
在诗人的笔下，“记忆”是限制自由的东西。“记忆”代表着过去，诗人心中的“记忆”是与美好相背离的。在他的过去中，充满了饥饿贫穷、战乱匪祸、亲朋离散，他也总是被这些“记忆”困在残酷现实的“桩子”上。因此，诗中的“记忆”总是有一些不美好的印记，总是象征着诗人极力想要摆脱的过去。这里，诗人将一个“记忆”这样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过去的经历，从个人情感出发，道出了只有摆脱过去的噩梦，才能真正寻到光明。
徐玉诺的诗歌作品，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理念实践的佳品。在特定的现实状况下，他的诗歌没有流于直白明言、平淡乏味的框架中，而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将底层人民生活的“血”与“泪”真实再现，有对生存的无奈，有对黑暗的控诉，也有对不幸的哭喊。在写真实的前提下，也常常运用象征手法，诗歌的意味不再停留在表面，进而更深入的挖掘社会、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他将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巧妙的融入诗作当中，这也是他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原因。
注 释
1.《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47页。
2. 海因，史大观选编：《徐玉诺诗歌精选·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性·代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页。
3. 同上。
4.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文论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5. 梁鸿：《外省笔记——二十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第267页。
6.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7. 周作人：《寻路的人——赠玉诺君》，《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
一
徐玉诺在诗歌创作上积极实践着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核心思想，强调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一方面，他的诗歌遵循“诗要表现人生”的创作观念，真实地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用真实的情感填充诗歌，真正地做到了郭沫若提出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1]另一方面，他也在践行“诗是人生表现”，展现出个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及对于人性的探寻。
徐玉诺出生于河南鲁山县，这里可以说是兵匪的聚集地。在他的生活中，充斥着杀人抢劫面不改色的士兵土匪、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挣扎于生活困苦中的醉汉、娼妓、赌棍……他所展现的真实，是亲眼所见的真实，是俯身体验的真实。也正因如此，他实现了当下生活介入诗歌的理念。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不仅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淳朴的乡土风味，而且还真实地还原了战乱时代的烙印，进而对黑暗与罪恶进行控诉，为底层生活代言。
成群结队的穷家女人
上了山又下了谷，穿过一层层树林；
她们走且谈笑，她们各带斧头和粽饭，
她们歌唱悠扬而且清脆。
——《砍柴的女郎》
……
小孩的故乡在夜色罩着的森林里小鸟声里唱起催眠歌来了。
小鸟声里的故乡呵，任然那样悠扬，慈悯！
……
——《故乡》
诗人曾长期生活在乡村中，对农村生活的自然景物和人文风俗十分熟悉。他的诗歌中出现的风土人情和山石草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诗歌中的铁匠、女郎、小孩单纯质朴，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折射出乡村老少的生活百态，充满了生活气息。在书写乡村自然景观时，也表现得细腻、温暖，似是将自己与乡间景物融为一体。
愚笨的劳动者啊！
当你承诺了一项出款或种一工作时，
在你那种牺牲的反感的情绪，和布满着血网的眼睛上，
可以看出你们十二分的勇氣；
但是你们的勇气是牺牲的。——
你们痛快淋漓的放射着牺牲的情绪。
愚笨的劳动者啊！
上帝应该加福您！……感谢你们对于敌人的厚意！
——《与愚笨的劳动者》
“他是一个歌者，也是一个农民，然后才是一个蚯蚓般在黑暗的地衣下挣扎、探索的诗人。”[2]的确，徐玉诺作为劳动者中的一员，对来自 “敌人”的压迫深有体会，所以这首诗歌极具“目击性”和“在场性”，将劳动者的现实情况真实再现。作为诗人，他从自身生活取材，直白的表达出对劳动者被压迫的生存现状的同情与无奈，也同时应用反讽的手法着重表现即使是饱受压迫，愚昧的劳苦大众也并没有奋起反抗的意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作者对于底层劳动者“哀其不幸，哀至泣血；怒其不争，怒至裂耻”的复杂心情的写照。
没有恐怖——没有哭声——
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死在火焰中了。
只有热血的喷泼，喝血者之狂叫，建筑的毁灭，岩石的崩坏，枪声、马声……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碎裂着。
没有黑夜与白昼——
只有弥漫天空的黑烟红火，翻反的尘土焦灰流荡着。
我们晕醉，东倒西歪的挣扎着……我们的脚下是死的放着热烈蒸汽的朋友，兄弟姐妹的身首；呼吸的是含着焚烧亲人的香气；我们喝的是母亲的血……
——没有诗，只有快要酸化的心底跳动——
——《火灾》
《火灾》用带有疼痛感的语言，活画出“黑暗王国”的生存百态，展现出一幅带着血和泪的现实图景。“这种疼痛感来自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和承担。”[3]作者借诗歌愤怒地揭发“喝血者”的暴行——对女性的践踏、对建筑的损毁、对生命的蔑视……同时，用各种感官描写，如在视觉上，看到身边死去的亲人朋友；呼吸中，是焚烧亲人尸体的“香气”；在味觉上，“喝的是母亲的血”。这种直观而又带有悲悯意味的描述，无一不刺痛人的神经。
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
我要提只手枪走进故乡去；
在那血烟飞溅，尸身满地，
丘八，
匪将，
或者村长手下持枪的人们中间不分彼此的
战场上，
我毁灭了他们；
或者，
他们毁灭了我！——自己
那总也是有意义的。
——《假若我不是一个弱者》
“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是离不了人的情感脉动，所以是的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是内部的情感直接的流露。”[4]作为“被生活逐到异地”的诗人，徐玉诺对于家乡的情感尤为深刻。在作者的笔下，家乡已然是：“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夜声》）残酷的现实激发了作者想与破坏者同归于尽的激情，从而哀叹自己只是一个弱者，表达出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心境。面对家国破碎而不能让自己“有意义的毁灭”，徐玉诺曾悲愤异常，痛不欲生，意欲卧轨自杀。
二
在徐玉诺的现实主义诗歌中，不仅仅有从自身日常所见所闻出发的“为民众而文学”的创作，同样有“诗是人生表现”的作品。这些作品用带有浪漫色彩色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真实地展现了作者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情感，其中夹杂着对个人命运的诉说，也有对人性的叩问，甚至是对死亡的探寻。 1920年代，处于一个五四时候新旧交替的混乱而敏感的时期。上到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处于革新、重建的阶段，下到人民大众的个人思想形态被新旧交替洗礼的阶段。“旧的秩序已经动摇，但新的秩序仍未形成，人正是在这个夹缝中显示一种悖论时的生存状态。”[5]作为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徐玉诺不仅是被五四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底层生活的艰辛和兵匪的侵扰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新的形势下，徐玉诺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纠结。一方面，新的思想秩序尚未形成，个人的精神和信仰无枝可依；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凭一己之力，只能是无路可走。所以，诗人有一部分的诗歌，能够充分展现出现实带给他的苦闷，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变换也深刻地印在诗歌中。如：
前面是黑暗的；无论什么聪明的人，连他眼前一分钟也不敢断定没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立在黑暗中的是命运——他挥着死的病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和希望。
——《命运》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思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的。
——《鬼火·之二 小诗》
让你的可怜的苍白的青年们拿去吧；
我要到人类的末路去。
——《名誉》
作者在诗歌中，真实地展现出了自己当时的一种非黑非白的灰色心境，带有這浓烈的颓废意味。关于前进与后退，关于价值与精神，关于生与死，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一直在建构与消解中徘徊。现实在一点点消磨着理想，黑暗的长路、人类的末路，甚至自杀成为了有意义的存在，作者试图将自己以死亡的方式与现实切断，以达到所谓的“有意义”。对于现实的纠结以及对于未来的彷徨，作者开始无惧死亡。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再具有残酷性，而是充满了美好与礼赞。
当我把生活结算一下。发觉了死的门径时；
死的门就嘎的一声开了。
不期然的，就有个小鬼立在门后，默默的向我示意；
我立时也觉得死之美了。
——《小诗》（39）
……
你只是默默的，或带着微笑，掩盖我的尸体；因为我这是离却苦恼的开始，是可喜可贺的。
——《我告诉你》（99）
在徐玉诺的300多首诗歌中，有40多首是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事物的思考。作者常在诗中用一种十分轻松、浪漫的语调来表现死亡，同时，他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反抗现实。诗人对于生已有颇多体会，这种体验中更多的是痛苦与无奈，包含着现实的残酷。虽然死亡对于人类来说是必然结果，但还存在于世的我们并没有真正对其有所感知。既定的却又相对遥远的事物，虽然可怕，却又不得不引人幻想，此时的死亡变得有一丝温情了。并且，对于作者来说，现实生活的苦痛，需要寻求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而他恰恰选择的是死亡。
“人不可避免地深入其死亡中，他在这个实存的唯一中心内领会了生命，领会与穷尽一切可能性，一边用语言赋予生命以表达。这就是诗。当我书写死亡时，我其实在书写生命。我在我身上体验到一种精神死亡的过程，且留下了它的踪迹。”[6]同样，徐玉诺对于死亡的书写，也是对自身命运的书写。包括一些对于墓地的写作：
……
墓下的死者呵！
你们来在何时何代？
你们的床榻何等温柔，你们的枕头何等安适！
年年又为你们的同伴送出香气来。
……
为什么不宣告了同伴，大家都来到墓的世界？
春光更加绚烂，坟场更加沉寂；
我慢慢的提着足，向墓的深处走着。
——《墓地之花》
“墓地”是诗人的诗作中经常出现的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在墓地中，床榻温柔、枕头安适、香气弥漫。作者幻想着死亡、幻想着葬礼，走向墓地深处。这样的书写已经是一个厌世者的精神体验，也是一个颓废者无奈的哀叹。周作人对于这些诗，曾有言：“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7]徐玉诺所经历的悲哀不仅仅是现实带来的创伤，更有来自个人成长的经历。在他早期的人生中，经历了四位姐姐的死亡。关于死亡的书写，很多都与他的亲人离世带给他的伤痛有关，这种苦痛可以说是切肤的体会，真正是对悲哀深有阅历的人。
三
徐玉诺的诗歌大多数具有写实性，其中也不乏有一些诗歌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诗人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以另一种方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虽然会有超越现实的展现，但从未脱离现实，依然是以真实情感为纲。
象征是他运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表现手法。于作者个人来说，这些诗歌的宣泄色彩极为浓厚。但是诗人没有将情绪的传达体现为一种无病呻吟的表象上，而是将个人的现实遭遇和人生感悟用象征的手法转化为一种对人生、对命运的理性思考。
什么东西不变成鬼呢？——
但是人的鬼比
臭蒜的鬼，狗的鬼，狼的鬼更可怕；
因为我们料定
他会演出人类的愁来。
他能带着礼帽……同人一样，
并且做着人的事。
——《鬼》
《鬼》用“人的鬼”来象征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这样的“鬼”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拥有喜怒，他们本不是人，戴上了“礼帽”，就可以装作人类。通过这样的象征，诗人直击人性内心深处的黑暗面——虚伪。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鬼”本身，而是人自身。
烦恼是一条长蛇。
我走路时看见它的尾巴，
割草时看见了它红色黑斑的腰部，
当我睡觉时看见他的头了。
烦恼又是红线一般无数小蛇，
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庄村间。
开眼是他，
闭眼也是他了。
呵！他什么东西都不是！ 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
他很尽职，一刻不停的跟着我。
——《跟随者》
“蛇”一般会有阴险、冷漠、莫测等象征意味，也是邪恶的化身。诗人在这里将蛇作为烦恼的象征，一方面，蛇的表面特征与烦恼的特点是极为相似的，烦恼像蛇一般将人圈困；另一方面，烦恼又像是蛇一样冰冷、无情，将人置于现实的黑暗中。这一象征意象的出现，不仅给人以精神上的恐惧感，而且直接刺激了其他感官的反应。诗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被困于现实中不得动弹，无时无刻被像蛇一样的烦恼侵袭着大脑。
“记忆”也是徐玉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象征符号。但他总是以一种被否定的形象出现在诗人的诗歌中。
假如我沒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的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杂诗三首·之三》
我们将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记忆！
一切的将来都在我们心里；
我们将把我们的脑袋，同布一样在水中洗净，
更造个新鲜的自由的世界。
——《宣言》
在诗人的笔下，“记忆”是限制自由的东西。“记忆”代表着过去，诗人心中的“记忆”是与美好相背离的。在他的过去中，充满了饥饿贫穷、战乱匪祸、亲朋离散，他也总是被这些“记忆”困在残酷现实的“桩子”上。因此，诗中的“记忆”总是有一些不美好的印记，总是象征着诗人极力想要摆脱的过去。这里，诗人将一个“记忆”这样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过去的经历，从个人情感出发，道出了只有摆脱过去的噩梦，才能真正寻到光明。
徐玉诺的诗歌作品，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理念实践的佳品。在特定的现实状况下，他的诗歌没有流于直白明言、平淡乏味的框架中，而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将底层人民生活的“血”与“泪”真实再现，有对生存的无奈，有对黑暗的控诉，也有对不幸的哭喊。在写真实的前提下，也常常运用象征手法，诗歌的意味不再停留在表面，进而更深入的挖掘社会、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他将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巧妙的融入诗作当中，这也是他诗歌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原因。
注 释
1.《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47页。
2. 海因，史大观选编：《徐玉诺诗歌精选·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性·代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页。
3. 同上。
4.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文论第5卷），花城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5. 梁鸿：《外省笔记——二十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第267页。
6.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7. 周作人：《寻路的人——赠玉诺君》，《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