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立春时节,在静静的清华校园,新闻与传播学院三楼｡有着招牌式灰白头发,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的曹景行,热情地接受我们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在读博士赵智敏)徒的采访｡曹景行,沉默时目光透着平静和优雅,做事时却风风火火,有着超出60多岁年纪的敏锐和效率｡从上海到香港,再至北京;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到平面媒体评论员,再到担任凤凰卫视首位“银发评论员”,曹景行完成了一系列华丽而潇洒的转行,一份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的幸运｡曹景行以其清秀儒雅的外形,简练独到的“曹氏评论”深获受众好评,其本人也被评为“中国电视时评第一人”｡
　　记者:美国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丹·拉瑟,作为“银发记者”的职业生命都很绵长｡作为开凤凰的“白头评论员”体制先河的贡献者,您如何看待年轻的俊男靓女扎堆的现行节目主持人聘用体制?
　　曹景行:市场需求决定一切,观众才是最好的伯乐｡有些媒体更喜欢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这些主持人也有一定的竞争力｡而有些栏目老头老太太主持人更适合｡这种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观众才是最好的伯乐｡另外,在官本位的影响下,有些干到中年的主持人､记者等,如没当官,或多或少就有失落感,“干而优则官”嘛｡市场决定一切｡竞争在发生变化,多元化的观众才是最好的伯乐｡
　　记者:把《时事开讲》办成凤凰卫视的品牌节目——“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您功不可没,但为何把《时事开讲》比作比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还简单的节目?
　　曹景行:1999年8月开播的《时事开讲》是凤凰卫视资讯类节目的另一个分支｡实际上是当年5月“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的产物｡连续一周以“中国人今天说不”为题,首次尝试以直播的方式把新闻播报同分析评论结合起来,观众反响强烈,以至有“欲罢不能”的感觉｡这也使我们发现,观众看了凤凰的新闻报道后,还希望对重大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它的操作很简单,目的是让节目主持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主持人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的不足又迫使主持人“另辟蹊径”,结果反而成为凤凰不可复制的优势｡对我而言,知道每天半夜时分有一群忠实的观众相伴,比什么都可贵｡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鲁豫有约》､《一虎一席谈》就由于拥有充足资金､先进技术､场地､光纤传输等,多元节目的制作成为可能｡《时事开讲》节目成本低,很简单｡不需要繁琐的机制,一个人制作机制比较灵活｡
　　记者:从《时事开讲》､《总编辑时间》到《风范大国民》､《口述历史》等,您在凤凰主持了一系列节目,从时政新闻到软新闻,您如何看待?
　　曹景行:新闻无所谓“软”､“硬”｡新闻反映的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在1月18日的节目中,我去了重庆,有一位娱乐圈的演艺人员也在重庆,我就讲述这一消息｡以软新闻反映社会现象,而且,我也在节目中谈过美国大片《越狱》｡去年年底,作为主持人和杨澜一起给获奖媒体颁发了领先风尚奖｡《广州日报》也获了奖,作为党报它也引领风尚｡
　　记者:为何花甲之年重返校园?
　　曹景行:2005年7月,我来到清华,喜欢做老师｡我与清华有缘,也算是“退休”的过渡形式｡一个人忙忙碌碌大半生,已是花甲之年,能在退休之前到大学待几年,是人生美事｡北京的秋天很舒服｡傍晚,开始变黄的树叶在夕阳下一片金黄,连吹来的风都是爽人的“金风”｡此刻,在清华园里骑车回家,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再者,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把以前在业界所做的案例在教学中加以研究｡
　　记者:我国内地的新闻体制与香港的新闻体制有极大不同,凤凰卫视作为服务“两岸三地”的媒体,由于区域环境不同,您的节目《景行长安街》搬到我国内地,节目宗旨有何变化?
　　曹景行:环境虽变,宗旨依旧｡到北京后,节目的宗旨没有变化｡凭借电脑技术,《景行长安街》以虚拟的北京长安街为背景,面向两岸三地,服务华人社会｡香港早期是最新资讯的起源地,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今天,两岸三地,包括整个亚洲的新闻重心已移到北京｡既然如此,我辈何必“固守”香港,天天咀嚼别人提供的东西,做“二手”新闻?做新闻就要到新闻发生的一线去,做新闻就是要看到新闻发生的变化,要为观众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因此,我决意移居北京,到重大新闻最多的地方去采访,去做评论节目｡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天天逼近,未来3年北京一定十分精彩｡但是节目形式没变化,宗旨也没有变化｡
　　记者:30岁回城才头一次看上电视,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却选择去做一位电视人;从纸媒到电媒,您每次转行都华丽而潇洒,积累阅历是否是您成功的试金石?
　　曹景行:过去的积累,在农村做知青,在复旦读书,家庭的熏陶,在社科院做研究员,这都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在下乡的时候看书,在大学的时候看书,在社科院的时候看书,以及在香港这几年的积累,支持了我的事业｡书是人类文明､文化､智慧的最好浓缩｡下乡的各种环境都经历过｡香港是市场经济社会,需要有竞争力的人才｡知识､经验积累和视野是在过去形成的,在过去经历中打拼的｡《时事开讲》中的9位评论员,阮次山､何亮亮等都有长期的评论经验｡可以说,通过积累和阅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记者:您在采访中曾说:“我觉得一个优秀的记者,不管他是什么记者,他一定要掌握两个工具,第一是财经历史,第二是懂外文｡一般说来,中国新闻史上张季鸾､章太炎､梁启超,要么学历史出身,要么是史学家｡您觉得史学思维对新闻工作有具体帮助吗?
　　曹景行:我做新闻很偶然｡我觉得历史､经济､英语对自己很有用,自己也感兴趣｡4年的历史系本科生活,把历史好好研究了一番｡在研究世界经济的日子里,如醉如痴｡由于频繁地查阅英文生词,我翻烂了两本英文词典｡从我个人的教育经历和新闻工作经验来看,我觉得一个优秀的记者,不论他是什么记者,他一定要掌握两个工具:第一,要懂财经､历史;第二,要懂外文｡现实是横切面,历史是纵切面｡经济利益原因､历史原因､科学原因､文化原因都对新闻事件有影响｡记者要探讨新闻事件背后的含义,分析这些含义折射的社会现象｡
　　记者: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评论节目和凤凰卫视的电视评论节目有何不同?
　　曹景行: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评论节目与凤凰卫视的电视评论节目互相冲击,互相影响｡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与央视所走的路数不同,两者的体制不同｡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等新闻专题走到一定程度,受到体制约束｡而凤凰的体制更有利于电视评论节目的方向探索｡2003年《新闻频道》就做了新的实践｡评论是一个多元化形态,凤凰也适合多元化形态的存在｡
　　记者:假如可以移植凤凰卫视到我国内地,您如何看待?
　　曹景行:不可能｡风险太大｡如果制作的节目影响到领导的前途就做不成｡香港的话语方式较少给刘长乐带来风险,而且他也不限制主持人任其发挥｡拿杨锦麟《有报天天读》为例,老杨掌勺烧出的菜,偶尔作料重一些,有人注意到了,牵牵袖子,丢个眼色,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有人投诉,老板自己出面,该解释的就解释,该表示的就表示,决不会弄得老杨在灶台边六神无主｡他做自己的节目,刘长乐为他创造话语空间｡如今,想学老杨读报纸的人不少,敢承担的主管或老板却仍然不多｡
　　(作者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硕士生)
　　编校:张红玲